在西方世界，美國是漢學家較多的國家。那裡，不少漢學家是從哈佛大學遠東中心畢業的，他們大都出於費正清的門下。
費正清在《我在中國的歲月》一書中談到，他是1932年來中國開始學習中文的，一生的工作都與中國有關。 40年代他在重慶主持過美國駐華新聞處工作，同當時的中國文化界有廣泛的交往。 1945年我在華盛頓看到他時，他正在美國新聞總署負責中國事務。戰後，他在哈佛大學創立了“遠東研究中心”。他退休後，該中心即改名為“費正清遠東研究中心”。那是“中國通”在美國的薈萃之地，是觀察中國的一個重要場所。 80年代，他應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之約，主編了長達15卷的《劍橋中國史》。在美國的漢學家中間，他肯定是最具有權威的一位。
1945年，我與楊剛重逢於舊金山。當時我正準備在採訪完“聯合國大會”之後，即繞道去東岸旅行，當然要訪問美國首都華盛頓。楊剛告訴我，在華盛頓很難訂到旅館房間，就寫了封信給費正清，介紹我去借住。抵華府後，我即去新聞總署找他。他對我說，他所住的公寓正在毒殺老鼠，他本人也只好暫時另外尋地棲身。但他還是為我找了個旅館房間。那是我們初次結識。
1979年我重訪美國之際，曾去他在波士頓的寓所便酌，並從他那裡覓到一些有關楊剛和林徽因的資料。 1983年我第三次訪美時，他託人送給我一本他的回憶錄《我在中國的歲月》。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他和梁思成、林徽因伉儷之間的一段深厚友誼。他稱這對夫婦為他畢生最要好的友人。抗戰期間，梁、林二位蟄居在四川一個叫李莊的小村。在交通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費正清還曾前往訪問並住了一個星期。書中寫道：“徽因瘦極了，但依舊那麼充滿活力，並且在操持著家務，因為什麼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飯菜一樣樣端上。然後，我們就聊起來。傍晚五點半，就得靠一支蠟燭或者一盞油燈來生活了。八點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覺。沒有電話，只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熱水瓶，可沒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沒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單，但缺少洗滌的肥皂。有筆，可沒有紙。有報紙，可都是幾天以前的。”
費正清花了不少筆墨來形容這對在學術上卓有成就的夫婦所過的清苦日子。最後慨嘆說：“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早已會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
1984年，我讀完他的《我在中國的歲月》，曾給他去一信，指出書中一些小疵。知在談到楊剛時，說那個“剛”是鋼鐵的“鋼”之類。同年8月20日，他回我一信，除了表示感謝，並對當時的美國局勢說了些憤慨的話。接著，他談起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第13卷中有一章寫“中國學術界的勃興”。
前年，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到北京寓所來看我，欣慰地告訴我，她終於把梁思成的《插圖本中國建築史》整理竣事，在美國出版了。這對夫婦如此珍重友誼，使我深深感動。
我讀過費正清的巨著《美國與中國》。在美國漢學界，那幾乎是本必讀物。
是15年來費正清在美國報刊上所發表的關於中國論文的結集，記錄了他對近、現代中國局勢的觀察及評論。不同於一般外國人的評論中國著作，他一向以歷史學家的眼光，透過中國數千年的演變，來分析、評論當前所發生的一切。這是對我國感情最深厚而成見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國學者的論著。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