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六、韓非：治國還須庶人劍
跟莊子和墨子一樣，韓非也是既反對仁愛，又反對禮樂的。只不過，莊子喜歡講故事，墨子喜歡講邏輯，韓非則既講故事又講邏輯。
韓非講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這故事說，有個楚國人，賣矛又賣盾。他先說自己的盾什麼矛都擋得住，又說自己的矛什麼盾都戳得穿。有人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
這就是“矛盾”一詞的來歷。
韓非，是矛盾論者。
但，這跟仁愛、禮樂，有什麼關係？
也有兩個故事，一個叫“秦伯嫁女”，一個叫“買櫝還珠”。第一個故事說，秦國的國君嫁女兒，送了七十個盛裝打扮的丫環作陪嫁。結果，晉公子喜歡丫環，不喜歡公主。第二個故事說，楚國的商人賣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還要“熏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結果鄭國人買了盒子，退回珍珠。
結論很簡單：內容與形式是一對矛盾。
仁愛與禮樂，正是這樣的關係。仁為禮之本，故仁愛就是內容，禮樂就是形式。一個人，不能賣矛又賣盾。因此，不能既要仁愛，又要禮樂。
那麼，仁愛和禮樂，哪個好？
都不好。
韓非說，“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為什麼？用不著！這就叫“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相反，如果必須裝飾，就說明它本質有問題。一個人長得醜，才要化妝；魚蝦不新鮮，才放佐料。這就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
結論又很簡單：如果仁愛很好，何必要有禮樂？
所以，仁愛不是好東西。
仁愛不好，禮樂更加要不得，因為禮樂是用來給仁愛遮醜的。這樣虛假騙人的玩意，怎麼會是好東西？何況仁愛越是需要禮樂來裝飾，豈非越是證明仁愛有問題？禮樂越是漂亮，則仁愛豈非越是醜陋？
虛假的美掩飾著真實的醜，這就是韓非眼中的禮樂與仁愛。於是，韓非就這樣用他內容與形式的矛盾論，邏輯地同時否定了仁愛與禮樂。
可惜這個邏輯前提是韓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論者。在他看來，沒有內容，形式就沒有必要；沒有形式，內容也無法表現。子貢就說，內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個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與狗皮羊皮，又有什麼區別？
儒家與法家，簡直雞同鴨講。
不過，如果墨子再世，卻會同意韓非。事實上墨法兩家雖然根本對立，卻相互同情，因為他們都是功利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只不過，墨子講“天下之利”，韓非講“軍國之利”；墨子講“庶民之用”，韓非講“君主之用”。但主張講功利，講實用，則是一樣的。
那麼，墨子為什麼主張兼愛？
因為墨子認為兼愛管用。墨子說，只要做到“兼相愛，交相利”，諸侯之間就不戰爭，大夫之間就不掠奪，庶民之間就不殘害，天下也就太平。
所以，兼愛是必需的，禮樂則沒有用。
韓非則認為，兼愛、仁愛、禮樂，都沒有用。韓非說，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愛民如子。然而怎麼樣呢？人民照樣犯罪，君王也照樣殺人。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經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愛嗎？為什麼還要犯罪？可見愛不管用。你愛他也好，不愛他也罷，他該犯罪，還犯罪。既然如此，那你愛他幹什麼？
愛不但沒用，還誤國。
韓非說，楚國有個良民，父親偷了羊，他去官府舉報，結果被官員殺死，罪名是“不孝”。魯國有個孝子，因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貪生怕死，結果孔子推薦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國那個人，是忠於國家的，卻背叛了父親。魯國那個人，是孝順父親的，卻背叛了國家。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國之忠臣，卻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卻為國之叛徒。仁愛孝悌，能要嗎？不能！
何況仁愛也未必能夠培養孝子。韓非說，一個浪子不成器，父母、鄉親、師長，愛他也好，訓他也罷，他都置若罔聞。只有官府來抓他，他才乖了。為什麼？害怕。讓人害怕，比兼愛和仁愛都管用。
還有一個故事，也能證明這一點。
這故事說，伍子胥逃出楚國，被守關的官吏捕獲。子胥說，大王通緝我，是想要我一顆寶貴的珍珠，不過現在已經丟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國，大王問起來，我只好說珍珠被你私吞，你看著辦吧！
結果，那守關之吏把伍子胥放了。
由此可見，管用的不是什麼愛，而是威脅利誘，嚴刑峻法。這就是韓非的劍。
毫無疑問，這是庶人劍。
韓非舉起庶人劍，是一點都不奇怪的。因為韓非之所處，已是戰國晚期。這時，歷史已經從貴族和君子的時代，變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時代。理想主義成為絕響，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才是主旋律。從商鞅到韓非，法家後來居上成為新時代的代言人，正是時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義從來就不可或缺。事實上，正是這些未必能夠實現的理想，保證了中華文明不至於像亞述文明和羅馬文明那樣，隨著帝國的崩潰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楊朱、老子和莊子代表的道家，社會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韓非代表的法家主張，凝聚了華夏民族的集體智慧，體現出中華文明中的共同價值。這是極其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非常值得我們去追尋，去探討。
那麼，怎樣的社會才是好的？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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