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二神宗與王安石的理想

宋神宗趙頊（音xu，同須）即位後，尊生母高皇后為皇太后，尊曹太后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孫女）為皇后。這三個因為嫁給了皇帝而顯貴的女人，先後在不同時期對北宋的政局發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向氏堅持立性格輕佻的趙佶為帝，更是直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繼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時，宋朝開國已經將近百年，積弊日深，國內危機日益嚴重，邊境還面臨遼國和西夏的嚴重威脅。而宋神宗此時剛剛二十歲，年輕而富有朝氣，對此內憂外患的局面十分焦慮，想緩解危機、富國強兵。年輕的宋神宗深信要改變現狀，變法是唯一的辦法。他還是太子時，就很喜歡讀《韓非子》一類的書，有變法強國的願望。即位之初，他曾經對宰相文彥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見，改革變法並非宋神宗一時心血來潮而採取的衝動之舉。

變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遺留下來的，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黃老清靜無為的思想，與宋神宗變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幾乎不可能從現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王安石走進了宋神宗的視線。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撫州臨川人，世稱臨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擔任地方官吏期間，能夠關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 王安石年輕時即以文學才華出名，與韓愈、柳宗元、蘇軾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讀過王安石的文章後，忍不住讚歎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對王安石評價極高。

如此有名的人僅僅當一個小小的地方官，難免有埋沒人才之嫌。奇怪的是，當時推薦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歐陽修、文彥博這樣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職，也被王安石拒絕。王安石的這種行為在常人看來，是相當難以理解的。或許王安石當時的心態，有些類似當年西漢時的王莽，想以退為進，以博取更大的聲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辭無效的情況下，王安石終於被調到京城，擔任三司度支判官。兩年後，王安石被任命為同修起居注。這一官職雖然清閒，卻是要職，晉升的機會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辭，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無可奈何，最後只好派人把委任狀直接送到王安石家裡，王安石竟然躲進了廁所。迫於無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強接受了這一官職。

就是在這段在京的時間，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萬言書，系統地提出了其變法主張，要求推行富國強兵政策，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堅定的守成之君，對王安石的上書並沒有重視，王安石卻因此而聲名顯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去世，王安石離職。但他並沒有閒下來，之後的四年，他在金陵興辦書院，開始收徒講學，陸佃、龔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當時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時間，王安石名聲大噪，天下人公論說：“金陵王安石不做執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議論紛紛，王安石因此而身價倍增，成為婦孺皆知的大名人。 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眾所公認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謂；而宋神宗後，蔡確、章惇、呂惠卿、蔡京、蔡卞無不被視為北宋奸臣。可這些北宋奸臣卻都是直接或者間接靠王安石舉薦起家。之所以如此，變法是相當重要的契機。而王安石不善於識人用人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過王安石給宋仁宗上的萬言書，非常讚賞其中的見解。剛好韓維負責給宋神宗講解史書，宋神宗經常稱好。韓維也是王安石的擁護者，便趁機說：“陛下讚好的觀點，其實不是我的見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對王安石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於王安石的傳聞。宋仁宗時，有一天皇帝在宮苑中宴會群臣，並決定由大臣們自己到池塘釣魚，作為宴會的主菜。眾人都興致勃勃地釣魚去了，唯獨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著，竟然將面前盤子裡的魚餌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認為王安石是一個奸詐之人，因為不經意地誤食一粒魚餌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塗地把整盤魚餌都吃光，這實在是不合常理。還有人認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這是奸臣之相。蘇洵（蘇軾父）甚至還專門寫了一篇針對王安石的文章，題目就叫《辨姦論》。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是：洗臉換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惡之人，才會違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邊幅，吃著豬狗之食，邋遢地談詩書禮樂，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聲。王安石當時以不修邊幅出名，他很少換衣服，據說也不洗澡。

儘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後，還是決定召王安石到身邊，先是任命王安石為知江寧府，不久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儘管以張方平、蘇洵為首的大臣堅決反對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還是在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聽說王安石到達京師後，竟然如同一個孩子般興奮，立即召王安石進宮。 在這次入對中，王安石力陳富國強兵之術，提出變法理財的主張，而這主張正與宋神宗的理想相同。於是君臣二人決定為了共同的理想實行變法，由此而誕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負責變法事宜。當時的五位執政大臣有所謂的“生老病死苦”之稱。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為他正生機勃勃，大刀闊斧地準備變法。 “老”是指年歲已高的曾公亮。 “病”是指富弼，他因為反對變法而稱病不出，所以得此雅號。 “死”則是指唐介，他堅決反對變法，並為此而日夜憂憤，結果變法剛一開始，他就因憂而背上長瘡死去。 “苦”是指趙抃，他不贊成變法，但卻無力阻止，以致成天叫苦不迭。

為了表示變法的決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個主持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任命知樞密院事陳昇之和王安石同領其事，實際上都由王安石主持。變法推行新政不是一個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幫人做助手，而剛好也有一幫人要藉新政來出頭。在這樣以利益為驅動的前提下，新政未來的結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呂惠卿、章惇、曾布、韓絳、呂嘉問、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漢武帝時桑弘羊的翻版。當年桑弘羊強行推行“算緡令”。這是向商人徵收財產稅的一種法律，規定商人們都要向官府申報自己的財產數，然後根據財產徵稅，每二千錢徵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錢。但商人們為了少交稅或者不交稅，通常對自己的財產隱瞞不報或者少報。所以，不久後，漢朝廷又開始推行“告緡令”，即鼓勵老百姓告發那些不遵守“算緡”的商人。被告發的商人罰戍邊一年，資產沒收。而告發的人可以得到被告發商人財產的一半作為獎勵。 “告緡令”一下，全國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擊，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產了。漢武帝聽從桑弘羊的建議，將有鹽、鐵、酒等商品的專賣權收歸中央朝廷。這些商品有關百姓生活和國家穩定，有著巨大的利益。之後，這些商品從煮製、冶煉、釀造直到銷售，都由國家來負責經營，並製定了法令，嚴格限制私人的經營。桑弘羊沒有利用商業組織及商人資本去增進政府的功能，也沒有利用政府權威去扶助商業之發展，“算緡令”極大地抑制了商業的發展。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思想其實也是以國家壟斷經營的方式，來與民間爭利，這與西漢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轍。如此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們自然要極力反對。御史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宋神宗不聽，出呂誨知鄧州；青苗法剛一頒布，宰相富弼即稱病辭職；出判毫州翰林學士司馬光公開出來反對青苗法，與呂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辯論；開封府推官蘇軾上七千餘言的長篇奏疏，激烈反對變法；翰林學士范鎮，右正言李常、孫覺等也上書指責青苗法；元老重臣韓琦出判大名府，上書全面攻擊青苗法，曾公亮、陳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對這些壓力，宋神宗有些動搖，就詢問王安石：“現在人們到處議論變法，批評變法不怕天變，不聽輿論，不守祖宗的規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預料到變法的這些阻力了，於是坦然答道：“陛下認真處理政事，怎會發生天變？陛下經常徵詢意見，怎麼能說沒有照顧輿論呢？至於祖宗規矩，本來就是應當順應新情況加以改變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決定繼續推行新法。

傳奇的是，王安石在個人生活方面一直極為樸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堅決的反對派，也挑不出他品質上的毛病。即使他當上了宰相後，卻連自己多少俸祿都不清楚，總是一包拿回家後，交給家人隨便花銷，從來不清點數目。如此一來，更顯得王安石實行變法，既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也不是為了滿足個人野心，而是出於忠君愛國之心。這無疑讓宋神宗分外感動。所以，在新法開始推行後，儘管朝野上下反對的聲音一浪接一浪，詆毀王安石的人前仆後繼，宋神宗也一度動搖，但最後依然堅定地站在王安石一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於對王安石個人品質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對宋神宗知恩圖報，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朝廷沒收了向皇后父親的部分財產，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違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擔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攔在王安石馬前，請求說：“我們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為難我們。”卻被王安石嚴詞拒絕。

宋神宗面臨的壓力則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宮曹太后認為“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總是對宋神宗說：“王安石是在變亂天下呀！”與宋英宗和養母曹太后關係不佳不同，宋神宗與祖母感情很好。他見祖母總是為了變法一事哭泣，內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對派，經常勸阻兒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這樣，皇帝始終徘徊在理想和自責中，心中的煩悶可想而知。弟弟趙顥見宋神宗心煩意亂，便勸說兄長不如聽從曹太后的意見，廢除新法。結果宋神宗大發脾氣，說：“你們都說我是在敗壞天下，那你來干好了！”趙顥嚇得當場失聲痛哭。 湊巧的是，自從開始推行新法之後，全國各地就不斷有異常的自然現像出現，比如京東、河北突然刮起怪風，陝西華山崩裂。古人極信天象，一時間人心惶恐不安。一些反對新法的人趁機解釋這些異像是上天對變法的警告。

熙寧七年（1074年），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上書宋神宗。他認為：“從去年以來，蝗災大作，秋冬二季均無雨乾旱，致使麥苗乾枯而死，粟、麻等農作物無法播種，民情洶洶，老百姓不得不四處逃亡。而官府卻大肆聚斂錢財，全然不顧百姓的死活。而遼國卻趁機落井下石，屢屢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讓領土。這些現像都是執政大臣多行不義而造成的。”為了證明他的觀點，鄭俠還將民間老百姓賣兒賣女、典當妻子、拆毀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慘的景像畫成了一幅《流民圖》。結果，這幅真實生動的《流民圖》給宋神宗極大的震動。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過變法，使百姓安居樂業，但看到的《流民圖》中卻是百姓正在流離失所。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暫時罷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項法令。儘管這些法令不久後在呂惠卿、鄧綰等人的要求下又重新恢復，但是，宋神宗這一舉動無疑表示他對新法開始猶豫，他的一度妥協也暗示他與王安石之間開始出現了裂痕。 其後，鄭俠又再一次上書宋神宗，認為天旱久不下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並揚言只要皇帝罷黜王安石，上天必將下雨。皇室和群臣也紛紛附和，由此可見王安石的新法在當時是何等不得人心。王安石氣憤反駁說：“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是說，既然乾旱是我王安石所引起的，那麼請罷黜我王安石，但如果罷黜我十天后還不下雨，請以欺君之罪斬上書之臣於宣德門外。 宋神宗雖然沒有表態，但無論如何，在紛紛的輿論中，他開始動搖了。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王安石主動向宋神宗提出了辭呈，要求辭去宰相職務。宋神宗開始沒有同意，但王安石多次上書。宋神宗迫不得已，委派呂惠卿為代表，帶著皇帝的詔令去見王安石，讓他出任太師、太傅一類的閑職，仍然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堅決不答應，要求到外地任官。不過，王安石推薦韓絳為宰相，由呂惠卿輔佐韓絳，繼續推行變法。熙寧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任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知府。 王安石罷相後，他所推薦的韓絳、呂惠卿繼續擔任執政大臣，二人開始基本上是遵循王安石之前所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推行新法，因而時人稱韓絳為“傳法沙門”，呂惠卿為“護法善神”。 之前兩次上書的小官鄭俠又有驚人之舉，第三次上書，這次彈劾的是宰相呂惠卿。鄭俠認為呂惠卿本性奸詐，又與王安石是朋黨，建議罷黜呂惠卿，任用馮京為宰相。鄭俠還指出元絳、王介、孫永、馮京是仁義之人，可以擔任執政大臣的重任。呂惠卿對此怒不可遏，結果鄭俠被貶官汀州（今福建長汀），不許再入仕途。 此時，變法派的中堅力量為了各自的利益開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呂惠卿本是個極有野心的人，他一開始依附王安石，不過是為了個人利益，想藉新政出頭。王安石離開後，他大力提拔親戚呂升卿、呂和卿等人，想通過裙帶關係來扶植自己的勢力。最令人寒心的是，呂惠卿還打著變法的招牌，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內部的其他成員，想趁機取代之前王安石的領袖地位。呂惠卿如此肆意妄為，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滿。韓絳等人上書，強烈請求宋神宗召王安石返京復職。宋神宗也認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十個月後，重新回京復職。 王安石雖然回京了，離開相位也不滿一年，然而，情況已經變化得太多。呂惠卿再也不是當年那個積極幫助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助手了，他不但不協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處處離間，公然挑撥宋神宗與王安石的關係。宋神宗發覺了呂惠卿的陰謀，將他貶出京城，但變法派陣營已經開始分裂。雖然王安石還是想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將變法進行下去，然而，實際情況表明，他已無能為力了。最大的問題，王安石與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宋神宗此時已經將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經歷足以使曾經稚嫩的皇帝變得成熟，他對變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計劃，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既然君臣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難也是在所難免了。 熙寧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愛子王雱（音pang，同乓）病逝。王雱精明能幹，是王安石政治上有力的支持者。兒子早逝對王安石的打擊極大，加上政治上並不如意，弄得身心俱疲，王安石就此請求退休，宋神宗也順水推舟地同意了。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離開了京城。從此，他退居金陵，潛心於研究學問，再也不過問政事。 王安石回到金陵後，就收到二女兒的省親詩：“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詩中充滿戀親之情。王安石寫了一首和詩回答：“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唯有妙蓮花。”不但不讓女兒回家省親，還勸她在黃卷青燈中了卻塵緣。這並非王安石真的不近人情，而是二女兒嫁給了前宰相吳充之子，吳充剛於前年罷相，兩個罷相之家親密往來，豈不是要讓宋神宗起疑。從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王安石與宋神宗之間的關係早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王安石離開了，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並未就此放棄變法改革的理想。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的第二年，宋神宗從幕後走到前台，親自主持變法，並特意改年號為“元豐”。不過，變法並不因為是皇帝主持就一帆風順了，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異議不斷，這不免讓少有變革之志的宋神宗有了強烈的挫敗感。面對紛紛的非議和巨大的壓力，宋神宗惱怒異常，他決定拿出皇帝的權威，以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表現皇帝權威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幾個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大臣，毫不留情地予以嚴懲，以此來殺雞駭猴。而著名的大學者蘇軾剛好趕在了風口浪尖。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詩詞開豪放一派，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進士，之後才名滿天下。他資禀忠愛，議論英發，歷典州郡，所至皆有建樹。其文章政事為天下所宗仰，甚至蓋過歐陽修為文壇領袖。蘇軾的書法也極為出色，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一說蔡京）並稱北宋四大書法家，打破了晉代“二王”和唐代顏真卿、柳公權書法的嚴整格局，建立了抒發個性、縱恣疏放的書風，統領了南宋書壇並影響各代。蘇軾“自幼好書，老而不倦”，其書博取古之眾長，擅長行、楷，從《蘭亭序帖》入手，後取顏真卿之神，故其書風綿里藏針。他多用臥筆、偏鋒，筆形豐腴酣暢，筆勢在翻瀾中不失豪爽勁骨，被黃庭堅讚為“本朝善書，自當推第一”。 宋英宗在未即位前便聽說過蘇軾鼎鼎大名，十分仰慕。即位後，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慣例將蘇軾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誥職務。但宰相韓琦卻說：“蘇軾是能成大器的，今後必然會被皇帝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麼全國的文人學士都會為皇帝效勞。那時，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對此有異議了。倘若現在突然重用蘇軾，天下士大夫恐怕會懷疑他的能力，這對蘇軾是極為不利的。”宋英宗還是不甘心，又問韓琦：“讓蘇軾修起居注怎麼樣？”韓琦說：“修起居注與知制誥官職性質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適。”由於韓琦的一再阻撓，宋英宗只好任命蘇軾在史館試用。在宋神宗時，蘇軾才受重用，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等職，但不久就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貶黜出京。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調任湖州（今浙江省吳興縣）。到了湖州後，蘇軾作《湖州謝上表》。其實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之類便可以上交了。但蘇軾性格豪邁，不拘小節，興之所至，又在謝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其實就是發牢騷的意味，以此來表示對新法的不滿。 本來這種謝表送到朝廷，也不會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蘇軾文名滿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爭相一睹為快，就連蘇軾的謝表也格外為人矚目。由於“新進”是暗指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結果惹怒了一些尚在當政的新進們。他們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誹謗朝廷，發洩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 天下不滿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蘇軾這一句牢騷也不是太大的罪名。為了置蘇軾於死地，一張有預謀的羅網悄悄展開了。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彈劾蘇軾“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還專門舉出了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為了羅織更大的罪名，這些人更是處心積慮地從蘇軾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地給予定罪。如蘇軾自責的“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一句，本來是說自己沒有把法律一類的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卻被說成是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監督官吏；而蘇軾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則被指稱為影射皇帝。 “皇上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之心，莫過於此”！ 如此一來，蘇軾的罪名就大了，已經到了罪大惡極的地步，非死不可了。 儘管想要蘇軾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對蘇軾非常惱火，但他還是不願意下殺手，只同意逮捕蘇軾，而且特意要求在進京途中，不得將蘇軾關入監獄過夜。 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蘇軾。蘇軾密友王詵得知消息後，緊急派人告知蘇轍，蘇轍立即派人送信給兄長。蘇軾得知消息後，立即告假在家。皇甫遵到後，蘇軾心中恐懼，甚至不敢出來與皇甫遵見面。後來經皇甫遵反复解釋，並非前來捉拿，蘇軾才勉強出來相見。 第二回中提到：高俅未發蹟之前，流落在京師，後經朋友介紹，到蘇軾府上謀職，蘇軾又轉薦他到駙馬小王都太尉府上做了一名親隨。這個小王都太尉，就是王詵。後來王詵過生日，專請小舅端王趙佶，高俅善於蹴鞠，因而受到愛好蹴鞠的端王趙佶賞識，趙佶即位為宋徽宗後，高俅也備受寵信，位至顯貴。 在進京的路上，蘇軾聽說罪名重大，不知道此行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因此數次想跳水自殺，只是擔心自己一死，會牽連到弟弟蘇轍，這才沒有下定決心。蘇軾走後，他妻子王閏之為了避禍，將蘇軾詩文手稿全部燒毀，蘇軾的作品因此而湮沒不少。蘇軾後來在給文彥博的信中說起這事：“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黃州上文潞公書》） 到京城後，蘇軾被正式逮捕下獄，交御史台審訊。與蘇軾關係密切的親友，如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甚至已經去世的歐陽修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均受到了牽連，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台詩案”。 蘇軾下獄後，其長子蘇邁（第一任妻子王弗所生）每天都去監獄給他送飯。在等待最後朝廷判決的時候，由於父子不能見面，二人便暗中約定：蘇邁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得到判決死刑的壞消息，就改送魚，好讓蘇軾早有心理準備。湊巧的是，有一天蘇邁剛好有事，不能去給父親送飯，就委託一個朋友代勞。朋友十分熱心，特意給蘇軾準備了一條魚。結果蘇軾一見魚就大驚失色，以為朝廷已經判決自己死刑，便寫了兩首絕命詩，託人帶給弟弟蘇轍。兩首詩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