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黃淮大平原上，麥子綠了黃、黃了綠，高粱綠了紅、紅了綠，年復一年，耕讀傳家的鄉村生活，不但是歷朝歷代穩定的財富基石，更是華夏民族繁衍生息的搖籃與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根系。
然而，在13世紀，當只知戰爭掠奪是財富積累唯一途徑的蒙古人征服了中原王朝後，自古至今少有變化的中國農耕文明遭遇到一場生死劫：他們攜草原文明對農耕文明的顛覆方式，把養人的耕地變為養馬的草原，然後用更多的戰馬發動更多的戰爭，掠奪更多的財富和女人。
祥和而穩定的農耕文化被顛覆著，中華文明的生死存續經歷著從未有過的嚴峻考驗。
在這危急時刻，草原雄鷹——胸怀大誌之帝王忽必烈，大膽用漢人、施漢法，以漢法治國，才使得中華文明延續，使蒙古帝國得以統治中原近百年。
忽必烈從小就接受了漢文化的熏陶，受到漢人的影響。 “思大有為於天下！”他喜歡結交儒士和釋道名流，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蹟，猶讚賞唐太宗李世民得天下治國家的業績，因此在他的成長及思想形成的過程中，始終都有著漢文化的的影子。
在這方面，對他影響最大是漢人劉秉忠。
劉秉忠，名侃，字仲晦，曾任金國小吏，後棄職出家，與雲海禪師一起入漠北講道，被忽必烈留在身邊，商議軍國大事。劉秉忠博學多能，善於出謀劃策，深受忽必烈重視。
忽必烈因劉秉忠的關係對漢族文化產生興趣，之後招來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到王府。西京懷仁趙璧與劉秉忠同年入幕。忽必烈稱他“秀才”，讓自己的妻子親自為他做衣服以示寵愛。忽必烈還讓他學習蒙古語，翻譯《大學衍義》（南宋理學家真德秀作品，發揮《大學》思想，告訴封建皇帝如何治理國家），好為忽必烈講說，馬上帳中，常年不輟。趙璧又推薦了金朝狀元王鶚。如此這般，忽必烈通過召見或者他人推薦，將許多儒生招致麾下。連隱居山林的大儒姚樞也被招來為忽必烈講帝王之道，忽必烈的兒子真金甚至作為學生從姚樞授教。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大汗位，讓忽必烈負責“漠南漢地軍國庶事”，這給忽必烈一個檢驗漢儒學說的機會。
“子聰，你不是說'治亂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嗎？這兒就有一個現成的，看看你們如何治理吧！”他叫來了這些漢儒們，把難題拋給了他們。
原來，漠南邢州地帶是巴歹、乞失里黑兩功臣的封地，1236年由窩闊台汗賜予，金時有居民八萬餘戶，兩功臣初受封時有百姓一萬五千戶，如今已經只剩五六百戶了。他們束手無策，請忽必烈幫忙。
“紙上談兵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你們說的辦法好，真的有效果嗎？那就試試吧。”他期待著這些漢儒們。
劉秉忠看出了他的疑慮。他從南到北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今見家鄉竟如此凋敝，不覺心內慘然。此處如此，天下之大，蒙古軍鐵蹄所到之處，不皆如此嗎？如果再不實行漢法，那隻能給老百姓帶來更大的災難，蒙古帝國也必然會遭到更猛烈的反抗。如果邢州治理有成效，至少在這個胸有大志的王子身上，會找到推行漢法的希望。
機會就在這兒，忽必烈尋求治理邢州之策，這正是一個推行漢法，讓漢人的法理在他思想中紮根的良機。於是，他對忽必烈說：“王爺，邢州原是貧僧的家鄉，見到此情此景，貧僧異常難過。佛家說，普度眾生，回頭是岸。如此現狀，要解決也不難。”
“不難？”忽必烈疑惑地問道，“子聰，快快說來聽聽！”
劉秉忠說道：“佛家說，萬事皆有因果。要治理好這個地方，必須先弄明白這個地方凋敝的原因是什麼。出家人不打狂語，恕貧僧直言，此處凋敝皆有蒙古軍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所擄人口盡為私奴；再加上巴歹、乞失里黑兩位功臣在此，跑馬圈地把大片良田毀做牧場，致使農戶無地可種，執妻攜子，四散逃亡，造成土地荒蕪，滿目瘡痍，民不聊生。”
忽必烈喃喃地說：“為什麼呢？就因為我們是蒙古人嗎？”
劉秉忠答道：“是的，王爺，這是事實。俗話說，'十里不同天，五里不同俗'。貧僧斗膽，蒙古大軍所到之處，動輒屠城焚屋、縱兵劫掠，還美其名曰'傳統、權力'，那樣的傳統和權力也許在草原上可以行得通，可這裡是中原！誰要想成為中原之主，就要按照中原的規矩行事！”
忽必烈點著頭，忽然，他劍眉一挑，問道：“蒙古人和漢人不能和睦相處嗎？”
“不！”劉秉忠打斷他的話，說：“有和睦相處的，而且處得很好！”
忽必烈頓時來了興趣，急切地問：“噢？你快說說，都是誰？”
劉秉忠說：“北魏是鮮卑人拓拔圭建立的，魏孝文帝為了與中原漢人和睦相處，不顧太子和守舊老臣反對，不但把國都從老家平城遷到內地洛陽，而且穿漢衣、說漢話、寫漢字，甚至連姓也由拓拔改成了漢姓元。所以，後世又稱他為魏孝文帝元宏。他的舉動，博得了中原漢人的信任和擁戴，奠定了北魏一百五十年的基業呀！”
“喔！”忽必烈顯得很激動，他很想馬上就學魏孝文帝的樣子，立即取得邢州，不，整個中華大地漢人的歡迎和擁戴呀！可是，他心裡很清楚，現在不行，自己的權利和實力也就是僅僅有這塊剛得來的封地，如果完全照搬拓跋珪這套，蒙哥汗不會答應，諸王不會答應。想到這裡，他沮喪地說：“魏孝文帝的做法確實很好，很開明。可是，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如今我們的這個難題該如何辦呢？”
劉秉忠洞悉忽必烈的難處，說：“現在當然不能那樣辦。眼下，我認為可以辦兩件事。”
忽必烈問：“哪兩件？”
劉秉忠說：“一件是選賢任能。我們應廣開幕府，招攬天下英才，隨時能為王爺您量才使用。現在邢州之地，貧僧認為，非張耕、劉肅二人不可為之。王爺當責其剋期見效，以作為四方效法的榜樣，以使天下均受到恩賜。”
“好，這個不難，我即刻向蒙哥大汗奏報，選派張耕、劉肅前往。那，第二件是什麼？”
劉秉忠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本固則國興，歷朝歷代莫過於此。漢地以農耕為主，農耕是本中之本。所以，當務之急是輕徭役，減賦稅，獎勵農耕。不利於農桑耕織的事，比如毀良田做牧場啊……，絕不能再做了。治理漢地，應當用漢法，不能用治理蒙古部族的老辦法，這樣漢人容易接受，才不會出現惶恐不安的混亂局面。”
這次忽必烈沒有說話。他低頭沉思良久，然後擔心地說：“採用漢法自然是好的，可是，蒙古王公貴戚、豪門元勳都來自漠北，習慣了多年沿用的老辦法，讓他們丟掉祖宗成法而用漢法，他們一定不會同意，肯定會竭力反對的。”
這時，姚樞插嘴對忽必烈說：“王爺，這事您不用擔心，我們在下面已經議論過了，採用漢法是長遠的目標，但不能操之過急，需一步一步慢慢來。眼下可以這樣做，一方面繼續實行祖宗舊法，一方面參照唐宋舊制，逐步變更，慢慢推行，使不合時宜的舊法越來越少，適合適宜的漢法新制越來越多。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蒙古人會漸漸習慣的。”
忽必烈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既不會激怒蒙哥大汗和親王元勳，又能消除漢人對蒙古人的隔閡、仇恨，心中極為高興，於是就說道：“好！就依你們說的辦。”
姚樞卻說：“王爺，此事還得請示蒙哥大汗恩准方能實行。這樣一方面我們有大汗的支持，不怕這地方的蒙古貴族的擾亂；另一方面也堵上了一些在蒙哥大汗身邊進讒言的人的嘴巴。”
“好！這個由郝經去辦！”忽必烈吩咐道。
於是，郝經趕忙起草奏摺，上報蒙古大汗。獲得恩准後，他選派內侍脫兀脫、牧守張耕、尚書劉肅等人為政府安撫使前往邢州，“三人至邢，協心為治，洗滌蠹弊，革除貪暴。”結果去了不到一個月，當地戶口就增加了十倍。這讓忽必烈非常高興，從此對儒生們和他們推行的漢法更加信任了。第二年，他又派楊惟中、趙璧、史天澤等，前往飽經戰亂的河南各地去整治。過了一年，又派楊惟中、商挺等去治理關中。漢儒們的整治在河南和關中也獲得了成功。
當然，忽必烈重用漢人、在漢地推行漢法的成功，使他在漢地中的聲望迅速提高，也引起了蒙古貴族和朝中大臣等守舊勢力的不滿，蒙哥便以忽必烈患有腳病需要回家休息為由，解除了他的兵權。在漢儒們的策劃下，他不但躲過了這場考驗，反而有了指揮東路滅宋的指揮權。
1259年，蒙哥大汗逝世的消息傳來。忽必烈在漢人的幫助下，1260年先發製人，在開平稱汗，並且憑藉著近十年經營漠南漢地所積聚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一舉打敗了另一個汗主——他的弟弟阿里不哥，確立了君臨天下的絕對地位。
忽必烈成為唯一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明白，如何建立一個既能保持蒙古之成法，又能適應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一整套國家機器是他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完全採用漢化，做中國的皇帝，那勢必要犧牲蒙古貴族和早先征服的部落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中原僅僅是大蒙元帝國的一小部分，他們又是最後被納入版圖的，而要讓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與文明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雖然被征服的漢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漢人）的文化已遠遠超過了他們這些游牧民族。
但是忽必烈又明白，就是這一小部分，卻代表著先進的文化，是蒙古帝國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自己要想在中原立住腳跟，要想創造出比成吉思汗還要宏偉的事業來，最終他還是要依靠這一小部分。因此，他便毫不猶豫地在建國之初就利用漢人，進行了一系列的漢化改革。
他又找到了那些推他到汗位上的漢儒們。
劉秉忠是第一個，忽必烈委託他：“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
劉秉忠們立即著手進行這項工作。他們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代製度，結合現實需要，詳細列出了條文上奏忽必烈。
首先採取了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措施就是建立年號。蒙古人原以十二生肖紀年。成吉思汗建國後，歷代大汗也沒有用過年號，忽必烈採用了劉秉忠的建議，按照中原漢王朝的傳統，稱帝建年號。建立年號一事，是忽必烈意圖按照中原王朝原有模式來建立自己的政治機構所邁出的第一步，既表示蒙古國繼承中原王朝前代之定制，也表示蒙古統治者統一全國，實現“天下一家”的意志。 1264年，他又下詔改燕京為中都，升開平為上都，並改元“至元”。至元八年，廢蒙古國號，取中的“大哉乾元”之意，新建國號為“大元”，進一步表示要“統一天下”，實現“天下一家”的願望。
第二點就是為建立穩固的政治地位，逐步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體例。許衡奏道：“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他們藉鑑宋、金制，在中央設立中書省；在地方上設置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形成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行省之下分路、府、州、縣等各級政府機構。各級官吏“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改變了過去蒙古人無俸祿，依靠掠奪自給的傳統。
第三點就是勸課農桑，發展經濟。 1261年，忽必烈建立勸農司，勸農司挑選農藝學上有造詣的人去幫助農民更好地利用他們的土地。各地嚴禁蒙古貴族圈地毀田，相反，政府還鼓勵墾荒，實行屯田、招撫流民、勸課農桑、興修水利、輕徭減負、建立學校等，這些措施的施行，有力地促進了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不到十年，就使中原部分地區得到初步治理，為忽必烈開動軍事機器準備了充足的物質保障。
當然，作為一個蒙古人，忽必烈也知道，中原文化的漢正統思想，是不會輕易讓一個外族統治的。李璮叛變、王文統的被誅，使忽必烈對漢儒們大為希望和警惕，也結束了他與漢儒的蜜月期，至死也沒有大的恢復。
應該說，忽必烈用漢人施漢法漢化治國，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大融合，也保護了中原漢民族的文化沒有被人為割斷，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一些政策和措施譬如行省制度等，至今仍被沿用，這不能不說忽必烈的政治眼光的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