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居，亦因氣候地勢的不同，而分為巢居、穴居兩種。 《禮運》說：“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見上章）《孟子》亦說：“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滕文公下篇》）大抵溫熱之地為巢。幹寒之地，則為營窟。巢居，現在的野蠻人，猶有其製。乃將大樹的枝葉，接連起來，使其上可以容人，而將樹幹鑿成一級一級的，以便上下。亦有會造梯的。人走過後，便將梯收藏起來。 《淮南子·本經訓》所謂“托嬰兒於巢上”，當即如此。後來會把樹木砍伐下來，隨意植立，再於其上橫架著許多木材，就成為屋子的骨幹。穴居又分穴兩種：（一）最初當是就天然的洞窟，匿居其中的。 （二）後來進步了，則能於地上鑿成一個窟窿，而居其中，此之謂穴。古代管建設的官，名為司空，即由於此。 （三）更進，能在地面上把土堆積起來，堆得像土窯一般，而於其上開一個窟窿，是之謂，亦作复。再進化而能版築，就成為牆的起源了。以棟樑為骨骼，以牆為肌肉，即成所謂宮室。所以直至現在，還稱建築為土木工程。
中國民族，最初大約是湖居的。 （一）水中可居之處稱洲，人所聚居之地稱州，州洲雖然異文，實為一語，顯而易見（古州島同音，洲字即島字）。 （二）古代有所謂明堂，其性質極為神秘。一切政令，都自此而出（讀惠棟《明堂大道錄》可見）。阮元說：這是由於古代簡陋，一切典禮，皆行於天子之居，後乃禮備而地分（《揅經室集明堂說》），這是不錯的。 《史記·封禪書》載公玉帶上《明堂圖》，水環宮垣，上有樓，從西南入，名為崑崙，正是島居的遺象。明堂即是大學，亦稱辟雍。闢壁同字，正謂水環宮垣。雍即今之壅字，壅塞、培壅，都指土之增高而言，正像湖中島嶼。 （三）泰卦上六爻辭，“城復於隍”。 《爾雅·釋言》：“隍，壑也。”壑乃無水的低地。意思還和環水是一樣的。然則不但最初的建築如明堂者，取法於湖居，即後來的造城，必環繞之以濠溝，還是從湖居的遺制，蛻化而出的。
文化進步以後，不藉水為防衛，則能居於大陸之上。斯時藉山以為險阻。讀第四十、第四十四、第四十五三章，可見。章炳麟《太炎文集》有《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可以參考。再進步，則城須造在較平坦之地，而藉其四周的山水以為衛，四周的山水，是不會周匝無缺的，乃用人工造成土牆，於其平夷無險之處，加以補足，是之謂郭。郭之專於一面的，即為長城。城是堅實可守的，郭則工程並不堅實，而且其占地太大，必不能守。所以古代只有守城，絕無守郭之事。即長城亦是如此。中國歷代，修造長城，有幾個時期。 （一）為戰國以前。齊國在其南邊，造有長城，秦、趙、燕三國，亦在北邊造有長城。後來秦始皇把它連接起來，就是俗話所稱為萬里長城的。此時南方的淮夷、北方的匈奴，都是小部落。到漢朝，匈奴強大了，入塞的動輒千騎萬騎，斷非長城所能禦；而前後兩呼韓邪以後，匈奴又賓服了，所以終兩漢四百年，不聞修造長城。魏晉時，北方喪亂，自然講不到什麼遠大的防禦規模。拓跋魏時，則於北邊設六鎮，藉兵力以為防衛，亦沒有修造長城的必要，（二）然至其末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隋代遂屢有修築。此為修造長城的第二時期。隋末，突厥強大了，又非長城所能禦。後來的回紇、契丹亦然。所以唐朝又無修築長城之事。 （三）契丹亡後，北方的游牧部族，不能統一，又成小小打搶的局面。所以金朝又要修造一道邊牆，從靜州起，迤邐東北行，達女真舊地。此為修造長城的第三時期。元朝自然無庸修造長城。 （四）明時，既未能將蒙古征服，而蒙古一時亦不能統一。從元朝的漢統斷絕以後，至達延汗興起以前，蒙古對中國，並無侵犯，而只有盜塞的性質，所以明朝又修長城，以為防衛。現代的長城，大概是明朝遺留下來的。總而言之，小小的寇盜，屯兵防之，未免勞費，無以防之又不可。造長城，實在是最經濟的方法。從前讀史的人，有的稱秦始皇造長城，能立萬世夷夏之防，固然是夢話。有的議論他勞民傷財，也是胡說的。晁錯說秦朝北攻胡貉，置塞河上，只是指秦始皇時使蒙恬新闢之土。至於其餘的長城，因戰國時秦、趙、燕三國之舊，繕修起來的，卻並沒有費甚麼工力。所以能在短時間之內，即行成功。不然，秦始皇再暴虐，也無法於短時間之內，造成延袤萬餘里的長城的。漢代的人，攻擊秦朝暴虐的很多，未免言過其實，然亦很少提及長城的，就是一個證據。
古代的房屋，有平民之居和士大夫之居兩種。士大夫之居，前為堂，後為室。室之左右為房。堂只是行禮之地，人是居於室中的（室之戶在東南，牖在西南，北面亦有牖，謂之北牖。室之西南隅，即牖下，地最深隱，尊者居之，謂之奧。西北隅為光線射入之地，謂之屋漏。東北隅稱宦。宦養也，為飲食所藏。東南隅稱窔，亦深隱之義。室之中央，謂之中霤，為雨水所溜入。此乃穴居時代，洞穴開口在上的遺象。古之牖即今之窗，是開在牆上的。其所謂窗，開在屋頂上，今人謂之天窗）平民之居，據晁錯《移民塞下疏》說：“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漢書》注引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此即今三開間的屋。據此，則平民之居，較之士大夫之居，就是少了一個堂。這個到現在還是如此。士大夫之家，前有廳事，即古人所謂堂。平民之家無有。以中間的一間屋，行禮待客，左右兩間供住居，即是一堂二內之製。簡而言之，就是以室為堂，以房為室罷了。古總稱一所屋子謂之宮。 《禮記·內則》說：“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一對成年的夫妻，就有一所獨立的屋子。後世則不然。一所屋子，往往包含著許多進的堂和內，而前面只有一個廳事。這就是許多房和室，合用一個堂、包含在一個宮內，較古代經濟多了。這大約因為古代地曠人希，地皮不甚值錢，後世則不然之故。又古代建築，技術的關係淺，人人可以自為，士大夫之家，又可役民為之。後世則建築日益專門，非僱人為之不可（《論衡·量知篇》：“能斫削柱樑，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坎，謂之土匠。”則在漢代，民間建築，亦已有專門的人）這亦是造屋的人，要謀節省的一個原因。
古人造樓的技術，似乎是很拙的。所以要求眺望之所，就只得於城闕之上。闕是門旁牆上的小屋。天子諸侯的宮門上，也是有的。因其可以登高眺遠，所以亦謂之觀。 《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即指此。古所謂縣法像魏者，亦即其地。魏與巍同字，大概因其建築高，所以稱之為魏。象字當本指法像言，與建築無涉。因魏為縣法之地，單音字變為複音詞時，就稱其地為像魏了。 《爾雅·釋宮》：“四方而高曰台。有木者謂之榭。陝而修曲曰樓。”（陝同狹）《注》雲：“台，積土為之。”榭是在土台之上，再造四方的木屋。樓乃榭之別名，不過其形狀有正方修曲之異而已，這都是供遊觀眺望之所，並不是可以住人的。 《孟子·盡心下篇》：“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注》說：“上宮，樓也。”這句話恐未必確。因為造樓之技甚拙，所以中國的建築，是向平面發展，而不是向空中發展的。所謂大房屋，只是地盤大，屋子多，將許多屋連結而成，而兩層、三層的高樓很少。這個和建築所用的材料，亦有關係。因為中國的建築，用石材很少，所用的全是土木，木的支持力固不大，土尤易於傾圮。煉熟的土，即磚瓦，要好些，然其發達似甚晚。 《爾雅·釋宮》：“瓴甋謂之甓。”“廟中路謂之唐”。甓即磚。 《詩經·陳風》說“中唐有甓”，則磚僅用以鋪路。其牆，大抵是用土造的。土牆不好看，所以富者要被以文錦。我們現在婚、喪、生日等事，以綢緞等物送人，謂之幛，還是這個遺俗；而紙糊牆壁，也是從此蛻化而來的。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說他蒸土以築統萬城，可見當時磚尚甚少。不然，何不用磚砌，而要臨時蒸土呢？無怪古代的富者，造屋只能用土牆了。建築材料，多用土木，和古代建築的不能保存，也有關係。因為其不如石材的能持久。而用木材太多，又易於引起火患。前代的杭州，近代的漢口，即其殷鑑。
建築在中國，是算不得發達的。固然，研究起世界建築史來，中國亦是其中的一系（東洋建築，有三大系統：（一）中國，（二）印度，（三）回教，見伊東忠太《中國建築史》，商務印書館本）。歷代著名的建築，如秦之阿房宮，漢之建章宮，陳後主的臨春、結綺、望春三閣，隋煬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嶽，清朝的圓明園、頤和園，以及私家的園林等，講究的亦屬不少。然以中國之大言之，究系滄海一粟。建築的技術，詳見宋朝的《營造法式》，明朝的《天工開物》等書。雖然亦有可觀，然把別種文明比例起來，則亦無足稱道。此其所以然：（一）因（甲）古代的造屋，乃係役民為之，濫用民力，是件暴虐的事。 （乙）又古代最講究禮，生活有一定的規範，苟非無道之君，即物力有餘，亦不敢過於奢侈。所以政治上相傳，以卑宮室為美談，事土木為大戒。 （二）崇閎壯麗的建築，必與迷信為緣。中國人對於宗教的迷信，是不深的。祭神只是臨時設壇或除地，根本便沒有建築。對於祖宗的祭祀，雖然看得隆重，然廟寢之製，大略相同。後世立家廟等，亦受古禮的限制，不能任意奢侈。佛教東來，是不受古禮限制的，而且其教義，很能誘致人，使其布施財物。道家因之，亦從事於模仿寺觀，遂成為有名的建築，印度的建築術，亦因此而輸入中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一時亦呈相當的盛況。然此等迷信，宋學興起以後，又漸漸的淡了。現在佛寺、道觀雖多，較之緬甸、日本等國，尚且不逮。十分崇閎壯麗的建築，亦復很少，不過因其多在名山勝地，所以為人所讚賞罷了。 （三）遊樂之處，古代謂之苑囿。苑是只有草木的，囿是兼有禽獸的。均係將天然的地方，劃出一區來，施以禁禦，而於其中射獵以為娛，收其果實等以為利，根本沒有什麼建築物。所以其大可至於方數十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見《孟子·梁惠王下篇》）。至於私家的園林，則其源起於園。園乃種果樹之地，因於其間疊石穿池，造幾間房屋，以資休憩，亦不是甚麼奢侈的事。後來雖有踵事增華，刻意經營的人，究竟為數亦不多，而且其規模亦不大。以上均係中國建築不甚發達的原因。揆厥由來，乃由於（一）政治的比較清明，（二）迷信的比較不深，（三）經濟的比較平等。以物質文明言，固然較之別國，不免有愧色，以文化論，倒是足以自豪的。
朱熹說：“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個人的為學如是，社會的文化亦然。奢侈之弊，中國雖比較好些，然又失之簡陋了。 《日知錄·館舍》條說：“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亭林的足跡，所至甚多，而且是極留心觀察的人，其言當極可信。此等簡陋苟且，是不能藉口於節儉的。其原因安在呢？亭林說：是由於“國家取州縣之財，纖豪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這固然是一個原因。我以為（一）役法漸廢，公共的建築，不能征工，而必須僱工。 （二）唐以前古市政的規制猶存，宋以後逐漸破壞（如第十一章所述，唐設市還有定地，開市還有定期，宋以後漸漸不然，亦其一證），亦是重要的原因。
從西歐文明輸入後，建築之術，較之昔日，可謂大有進步了；所用的材料亦不同；這確是文明進步之賜。惟住居與衣食，關係民生，同樣重要。處處須顧及大多數人的安適，而不容少數人恃其財力，任意橫行，和別種事情，也是一樣的。古代的居民，本來有一定的規劃。 《王制》所謂“司空執度以度地，居民山川沮澤（看地形），時四時（看氣候）。”即其遺制。其大要，在於“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地就是田。有多少田，要多少人種，就建築多少人守衛所要的城邑，和居住所需的房屋。據此看來，現在大都市中的擁擠，就是一件無法度而不該放任的事情了。宮室的等級和限制，歷代都是有的（可參看《明史·輿服志》所載宮室制度）。依等級而設限制，現在雖不容仿效，然限制還是該有的。對外的觀瞻，也並不繫於建築的侈儉。若因外使來游，而拆毀貧民住居的房子，這種行為，就要成為隋煬帝第二了。
講宮室既畢，請再略講室中的器用。室中的器用，最緊要的，就是桌椅床榻等。這亦是所以供人居處，與宮室同其功的。古人都席地而坐。其坐，略似今日的跪，不過腰不伸直。腰伸直便是跪，頓下便是坐。所以古禮跪而行之之時頗多。因為較直立反覺便利。其憑藉則用幾，據阮諶《禮圖》，長五尺，廣一尺，高一尺二寸（《禮記·曾子問》疏引）。較現在的凳還低，寢則有床。所以說：“乃生男子，載寢之床。”後來坐亦用床。所以《高士傳》說：管寧居遼東，坐一木榻，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當膝處皆穿（《三國魏志》本傳《注》引）。觀此，知其坐亦是跪坐。現在的垂足而坐，是胡人之習。從西域輸入的。所坐的床，亦謂之胡床。從胡床輸入後，桌椅等物，就漸漸興起了。古人室中，亦生火以取暖。 《漢書·食貨志》說：“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顏師古說：“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這種火，大約是煴火，是貧民之家的樣子。 《左氏》昭公十年說，宋元公（為太子時），惡寺人柳，欲殺之。到元公的父親死了，元公繼位為君，柳伺候元公將到之處，先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到葬時，又有寵。又定公三年，說邾子自投於床，廢於爐炭（《注》“廢，墮也”），遂卒。則貴族室中取暖皆用炭，從沒有用炕的。說：“《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則此俗源於東北夷。大約隨女真輸入中國北方的，實不合於衛生。
論居處及所用的器物既竟，還要略論歷代的葬埋。古代的葬有兩種：孟子所謂“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滕文公上篇》）蓋田獵之民所行。 《易經·繫辭傳》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則農耕之民之俗。一個貴族，有其公共的葬地。一個都邑，亦有其指定卜葬的區域。 《周官》塚人掌公墓之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是其製。後世的人說：古人重神不重形。其理由：是古不墓祭。然孟子說齊有東郭墦間之祭者（《離婁下篇》），即是墓祭。又說孔子死後，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滕文公上篇》），此即後世之廬墓。 《禮記·曲禮》：“大夫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檀弓》：“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又說：“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週。”則古人視墳墓，實不為不重。大概知識程度愈低，則愈相信虛無之事。愈高，則愈必耳聞目見，而後肯信。所以隨著社會的開化，對於靈魂的迷信，日益動搖，對於體魄的重視，卻日益加甚。 《檀弓》說：“延陵季子適齊。比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這很足以表示重視精神，輕視體魄的見解，怕反是吳國開化較晚，才如此的。如此，富貴之家，有權力的，遂盡力於厚葬。厚葬之意，不徒愛護死者，又包含著一種誇耀生人的心思，而發掘墳墓之事，亦即隨之而起。讀《呂覽·節喪》、《安死》兩篇可知。當時墨家主張薄葬，儒家反對他，然儒家的葬禮，較之流俗，亦止可謂之薄葬了。學者的主張，到底不能挽回流俗的波靡。自漢以後，厚葬之事，還書不勝書。且將死者的葬埋，牽涉到生人的禍福，而有所謂風水的迷信。死者無終極（漢劉向《諫成帝起昌陵疏》語），人人要保存其棺槨，至於無窮，其勢是決不能行的。佛教東來，火葬之俗，曾一時盛行（見《日知錄·火葬》條），實在最為合理。惜乎宋以後，受理學的反對，又漸漸的式微了。現在有一部分地方，設立公墓。又有提倡深葬的。然公墓究仍不免佔地，深葬費人力過多，似仍不如火葬之為得。不過風俗是守舊的，斷非一時所能改變罷了。
交通、通信，向來不加區別。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交通是所以運輸人身，通信則所以運輸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後人的意思，可以離其身體而獨行，於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節省。又自電報發明後，意思的傳達，可以速於人身的運輸，於時間方面，節省尤大。
交通的發達，是要看地勢的。水陸是其大別。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遠洋的航行，又有區別。即陸地，亦因其為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蠻時代，各部族之間，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時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頗險峻的。對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嶇的小路，異部族的人，很難於發現使用。 《莊子·馬蹄篇》說：古代“山無徯隧，澤無舟梁”。所指的，便是這時代。到人智稍進，能夠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漸和往昔不同了。
中國的文化，是導源於東南，而發達於西北的。東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較北方為發達。西北多陸，所以陸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觀。陸路交通的發達，主要的是由牛馬的使用和車的發明。此二者，都是大可節省人力的。 《易經·繫辭傳》說“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雖不能確定其在何時，然其文承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見黃帝、堯、舜時，車的使用，必已很為普遍了。車有兩種：一種是大車，用牛牽曳的，用以運輸。一種是小車，即兵車，人行亦乘之，駕以馬。用人力推曳的謂之輦。 《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說夏時稱為餘車，共用二十人，殷時稱胡奴車，用十人，週時稱為輜輦，用十五人。這是供戰時運輸用的，所以其人甚多。 《說文》：“輦，挽車也。從車。”訓並行，雖不必定是兩人，然其人數必不能甚多。這是民間運輸用的。貴族在宮中，亦有時乘坐。 《周官》巾車，王后的五路，有一種喚做輦車，即其物。此制在後世仍通行。
道路：在都邑之中，頗為修整。 《考工記》：匠人，國中經塗九軌。野塗亦九軌。環塗（環城之道）七軌。 《禮記·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俱可見其寬廣。古代的路，有一種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謂之馳道。非馳道則不能盡平。國中之道，應當都是馳道。野外則不然。古代田間之路，謂之阡陌，與溝洫相輔而行。所以《禮記·月令》《注》說：“古者溝上有路。”溝洫阡陌之製，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說，是佔地頗多的。雖亦要因自然的地勢，未必盡合乎準繩，然亦必較為平直。不過書上所說的，是理想中的製度，事實上未必盡能如此。 《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行闢重（使載重之車讓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見驛路上還不能並行兩車。 《儀禮·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注》雲：“道有低仰傾虧，則以佈為左右抑揚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禮記·曲禮》：“送葬不避塗潦”，可見其路之不盡平坦。後人誇稱古代的道路，如何寬平，恐未必盡合於事實了。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術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時時要修治。不修治，就“道茀不可行”。
水路：初有船的時候，只是現在所謂獨木舟。 《易經·繫辭傳》說“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淮南子·說山訓》說“古人見窾木而知舟”，所指的都是此物。稍進，乃知集板以為舟。說：“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雲：“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又引《注》雲：“舟謂集版，如今船，空大木為之曰虛，總名皆曰舟。”按方、旁、比、並等字，古代同音通用。名舟為方，正因其比木為之之故。此即後世的舫字。能聚集許多木版，以成一舟，其進步就容易了。渡水之法，大抵狹小的水，可以乘其淺落時架橋。橋亦以木為之。即《孟子》所說的“歲十一月徒槓成，十二月輿梁成”（《離婁下篇》）《爾雅·釋宮》：“石槓謂之倚。”又說：“堤謂之梁。”《注》雲：“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為梁，見《詩傳》。”則後來亦用石了。較闊的水，則接連了許多船渡過去。此即《爾雅》所說的“天子造舟”，後世謂之浮橋。亦有用船渡過去的，則所說的“誰謂河廣，一葦杭之”。然徒涉的仍不少。觀《禮記·祭義》、謂孝子“道而不徑，舟而不遊”可見。航行的技術，南方是勝於北方的。觀《左氏》所載，北方只有僖公十三年，晉飢，乞糶於秦，秦輸之粟，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為自水路運輸，此外泛舟之事極少。南方則吳楚屢有水戰，而哀公十年，吳徐承且率舟師自海道伐齊。可見不但內河，就沿海交通，亦已經開始了。 《禹貢》九州貢路，都有水道。 《禹貢》當是戰國時書，可以窺見當時交通的狀況。
從平地發展到山地，這是陸地交通的一個進步，可以騎馬的發達為徵。古書不甚見騎馬之事。後人因謂古人不騎馬，只用以駕車。 《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疏》引劉炫說，以為是騎馬之漸。這是錯誤的。古書所以不甚見騎馬，（一）因其所載多貴族之事，貴族多是乘車的。 （二）則因其時的交通，僅及於平地。說：“春秋之世，戎狄雜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狄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此雖論兵事、交通的情形，亦可以藉鑑而明。總而言之，交通所至之地愈廣，而道路大抵失修，用車自不如乘馬之便。騎乘的事，就日盛一日了。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性是流動的，雖然能阻礙人，使其不得過去，你只要能利用他，他卻可以幫你活動，節省你的勞力。山卻不然，會多費你的抵抗力的。所以到後世，水路的交通，遠較陸路交通為發達。長江流域的文明，本落黃河流域之後，後來卻反超過其上，即由於此。唐朝的劉晏說：“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來，昧旦水日。”可以見其盛況了。 《唐語林補遺》說：“凡東南都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盡於江西。編蒲為帆，大者八十餘幅。江湖語曰：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明朝鄭和航海的船，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共有六十二隻。可以見其規模的弘大了。
因為水路交通利益之大，所以歷代開鑿的運河極多，長在一千里以下的運河，幾乎數不著他。中國的大川，都是自西向東的，南北的水路交通，很覺得不便。大運河的開鑿，多以彌補這缺憾為目的。 《左氏》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即今日的淮南運河。 《史記·河渠書》說：“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鴻溝的遺跡，雖不可悉考，然其性質，則極似現在的賈魯河，乃是所以溝通河淮兩流域的。至後漢明帝時：則有從滎陽通至千乘的汴渠。此因當時的富力，多在山東，所以急圖東方運輸的便利。南北朝以後，富力集中於江淮，則運輸之路亦一變。隋開通濟渠，自東都引谷洛淮水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溝。自江以南，則自京口達餘杭，開江南河八百里。此即今日的江南運河。唐朝江淮漕轉；二月發揚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到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因有三門之險，乃陸運以入於謂。宋朝建都汴京，有東西南北四河。東河通江淮（亦稱里河），西河通懷、孟。南河通潁、壽（亦稱外河。現在的惠民河，是其遺跡），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東河之利最大。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之貨，都自此入汴京。嶺表的金銀香藥，亦陸運至虔州入江。陝西的貨，有從西河入汴的，亦有出劍門，和四川的貨，同至江陵入江的。宋史說東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靠江淮等自然的動脈，運河連接之功，亦不可沒的。元朝建都北平，交通之目的又異。乃引汶水分流南北，而現在的大運河告成。
海路的交通，已略見第十一章。唐咸通時，用兵交阯，湖南、江西，運輸甚苦，潤州人陳磻石創議海運。從揚子江經閩、廣到交阯。大船一艘，可運千石。軍需賴以無缺。是為國家由海道運糧之始。元、明、清三代，雖有運河，仍與海運並行。海運所費，且較河運為省。近代輪船未行以前，南北海道的運輸，亦是很盛的。就到現在，南如寧波，北如營口，帆船來往的仍甚多。
水道的交通，雖極發達，陸路的交通，卻是頗為腐敗的。說當時的情形：“塗潦遍於郊關，污穢鐘於輦轂。”（《街道》條）又說：“古者列樹以表道。”“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官樹》條）。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樑三，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樑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境。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為利。潞河舟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註》：“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沍，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為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為禁止，從之。”）況於邊陲之境，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橋樑》條）觀此，知路政之不修，亦以宋以後為甚。其原因，實與建築之頹敗相同。前清末年，才把北京道路，加以修理。前此是與顧氏所謂“塗潦遍於郊關，污穢鐘於輦轂”，如出一轍的。全國除新開的商埠外，街道比較整齊寬闊的，沒有幾處。南方多走水道，北方旱路較多，亦無不崎嶇傾仄。間有石路，亦多年久失修。路政之壞，無怪全國富庶之區，都偏於沿江沿海了。
因路政之壞，交通乃不能利用動物之力而多用人力。 《史記·夏本紀》：“山行乘”，《河渠書》作“山行即橋”。按禹乘四載，又見《呂覽·慎勢》，《淮南·齊俗訓》、《修務訓》，《漢書·溝洫志》。又《史記集解》引《尸子》及徐廣說，所作字皆互異。山行與橋外，又作梮，作蔂，作樏，作欙，蔂、樏、欙，系一字，顯而易見。梮字見《玉篇》，雲“輿，食器也。又土轝也。”雷浚《說文外編》雲：“土轝之字，《左傳》作梮（按見襄公九年）。《漢書·五行志》引作，《說文》：“，大車駕馬也。 ”按《孟子》：“反蘽梩而掩之。 ”《趙注》雲：“蘽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 ”蔂、樏、欙並即蘽梩，與梮並為取土之器，駕馬則稱為，亦以音借而作橋。後又為之專造轎字，則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所謂“輿轎而踰嶺”。其物本亦車屬，後因用諸山行，乃以人舁之。所以韋昭說：“梮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 ”此物在古代只用諸山行，後乃漸用之平地。王安石終身不乘肩輿，可見北宋時用者尚少，南渡以後，臨安街道，日益狹窄，乘坐的人，就漸漸的多了（《明史·輿服志》：宋中興以後，以征伐道路險阻，詔百官乘轎，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
行旅之人不論在路途上，以及到達地頭之後，均須有歇宿之所。古代交通未盛，其事率由官營。 《周官》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都是所以供給行旅的。到達之後，則“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儀禮·覲禮》）。此即《禮記·曾子問》所謂“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另有“公宮與公所為”，謂之公館。當時的農民，大概無甚往來，所以只有卿士大夫和工商之家，從事於招待，但到後來，農民出外的也多了。新旅客的增加，必非舊式的招待所能普遍應付，就有藉此以圖利的，是為逆旅。 《商君書·墾令篇》說：“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這只是陳舊的見解。 《晉書·潘岳傳》說，當時的人，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之人，多所依湊。要把他廢掉。十里置一官，使老弱貧戶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錢。以逆旅為逐末廢農，就是商君的見解。 《左氏》僖公二年，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說“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見晉初的人，說逆旅使姦淫亡命，多所依湊，也是有的。但以大體言之，則逆旅之設，實所以供商賈之用，乃是隨商業之盛而興起的。看潘岳的駁議，便可明白。無法廢絕商業，就無法廢除逆旅。若要改為官辦，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權，一定要弊餘於利的。潘岳之言，亦極有理。總而言之：（一）交通既已興盛，必然無法遏絕，且亦不宜遏絕。 （二）官吏經營事業，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兩句話，就足以說明逆旅興起的原因了。漢代的亭，還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時沒有住屋，而藉居其中的（見《漢書·息夫躬傳》）。魏晉以後，私人所營的逆旅，日益興盛，此等官家的事業，就愈益廢墜，而浸至於滅絕了。
接力賽跑，一定較諸獨走長途，所至者要遠些，此為郵驛設置的原理。 《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是專以通信為職的。驛則所以供人物之往來。二者設置均甚早。人物的往來，並不真要靠驛站。官家的通信，卻非有驛站不可。在郵政電報開辦以前，官家公文的傳遞，實利賴之。其設置遍於全國。元代疆域廣大，藩封之地，亦均設立，以與大汗直轄之地相連接。規模不可謂不大。惜乎歷代郵驛之用，都止於投遞公文，未能推廣之以成今日的郵政。民間寄書，除遣專使外，就須展轉託人，極為不便。到清代，人民乃有自營的信局。其事起於寧波，逐漸推廣，幾於遍及全國。而且推及南洋。其經營的能力，亦不可謂之不偉大了。
鐵路、輪船、摩托車、有線、無線電報的發明，誠足使交通、通信煥然改觀。這個，誠然是文明進步之賜，然亦看用之如何。此等文明利器，能用以開發世界上尚未開發的地方，誠足為人類造福。若只在現社會機構之下，為私人所有，用以為其圖利的手段，則其為禍為福，誠未易斷言，現代的物質文明，有人歌誦他，有人咒詛他。其實物質文明的本身，是不會構禍的，就看我們用之是否得當。中國現在的開發西南、西北，在歷史上，將會成為一大事。交通起於陸地，進及河川、沿海，再進及於大洋，回過來再到陸地，這是世界開發必然的程序。世界上最大最未開發的地方，就是亞洲的中央高原，其中又分為兩區：（一）為蒙古、新疆等沙漠地帶，（二）為西康、青海、西藏等高原。中國現在、開發西南、西北，就是觸著這兩大塊未開闢之地。我們現在還不覺得，將來，這兩件事的成功，會使世界煥然改觀，成為另一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