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工商三者，並稱實業，而三者之中，農為尤要。必有農，然後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國從前，稱農為本業，工商為末業，若除去其輕視工商，幾乎視為分利之意，而單就本末兩字的本義立論，其見解是不錯的。所以農業的發達，實在是人類劃時代的進步。有農業，然後人類的食物，乃能為無限制的擴充，人口的增加，才無限制。人類才必須定居。一切物質文明，乃有基礎。精神文化，亦就漸次發達了。人類至此，剩餘的財產才多，成為掠奪的目的。勞力亦更形寶貴，相互間的戰爭，自此頻繁，社會內部的組織，亦更形複雜了。世界上的文明，起源於幾個特別肥沃的地點。比較正確的歷史，亦是自此開始的。這和農業有極深切的關係，而中國亦是其中之一。
在農業開始以前，遊獵的階段，很為普遍。在第三十七章中，業經提及。漁獵之民，視其所居之地，或進為畜牧，或進為農耕。中國古代，似乎是自漁獵徑進於農耕的。傳說中的三皇：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傷害腸胃，顯然是漁獵時代的酋長。伏羲，亦作庖犧。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為“取犧牲以供庖廚”（《禮記·月令疏》引），實為望文生義。 《白虎通義·號篇》雲：“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則羲字與化字同義，所稱頌的乃其德業。至於其時的生業，則《易·繫辭傳》明言其“為網罟以田以漁”，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亦無疑義。伏羲之後為神農。 “斫木為耜，揉木為耒”，就正式進入農業時代，我國文明的歷史，從此開始了。三皇之後為五帝。顓頊、帝嚳，可考的事蹟很少。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神農戰，似乎是游牧部落的酋長。然這不過是一種荒怪的傳說，《五帝本紀》同時亦言其“藝五種”，而除此之外，亦絕無黃帝為游牧民族的證據。 《堯典》則有命羲和“歷像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之文。 《堯典》固然是後人所作，並非當時史官的記錄。然後人所作，亦不能謂其全無根據。殷周之祖，是略與堯舜同時的。中的《生民》、《公劉》，乃週人自述其祖宗之事，當不致全屬子虛。 《書經》中的《無逸》，乃周公誥誡成王之語，述殷周的歷史，亦必比較可信。 《無逸》中述殷之祖甲雲：“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祖甲實即太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正指其為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雲：“舊勞於外，爰暨小人。”皆顯見其為農業時代的賢君。週之先世，如太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論了。古書的記載，誠多未可偏信。然合全體而觀之，自五帝以來，社會的組織，和政治上的鬥爭，必與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游牧或漁獵部族所能有。然則自神農氏以後，我國久已成為農業發達的民族了。古史年代，雖難確考，然孟子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盡心下篇》）和韓非子所謂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顯學篇》）；樂毅《報燕惠王書》所謂“收八百歲之畜積”（謂齊自周初建國，至為昭王所破時），大致都相合的，決不會是臆造。然則自堯舜至週末，當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統一天下至民國紀元，相距2132年。自堯舜追溯農業發達之時，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國農業發達，總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
中國的農業，是如何進化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粗耕進於精耕。古代有爰田之法。爰田即係換田。據《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是因為地有美惡，“肥饒不得獨樂，磽確不得獨苦”，所以“三年一換主易居”。據《周官》大司徒：則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之地，是年年可種的。一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一年。再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兩年。授田時：不易之地，一家給一百畝。一易之地，給二百畝。再易之地，給三百畝。古代的田畝，固然較今日為小。然一夫百畝，實遠較今日農夫所耕為大。而其成績，則據《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制》所說：是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較諸現在，並不見得佳良，可見其耕作之法，不及今人了。漢朝有個大農業家趙過，能為代田之法。把一畝分做三個甽，播種於其中。甽以外的高處謂之隴。苗生葉以後，要勤除隴上之草，因而把隴上的土，傾頹下來，使其附著苗根。如此逐漸為之，到盛暑，則“隴盡而根深”，能夠“耐風與旱”。甽和隴，是年年更換的，所以謂之代田（見《漢書·食貸志》）。後來又有區田之法。把田分為一塊一塊的，謂之區。隔一區，種一區。其鋤草和頹土，亦與代田相同。 《齊民要術》（見下）極稱之。後世言農業的人，亦多稱道其法。但據近代研究農業的人說：則“代田區田之法，不外乎所耕者少，而耕作則精。近世江南的農耕，較諸古人所謂代田區田，其精勤實無多讓。其田並不番休，而地力亦不見其竭。則其施肥及更換所種穀物之法，亦必有精意存乎其間。”這許多，都是農業自然的進步。總而言之：農業有大農制和小農制。大農制的長處，在於資本的節約，能夠使用機械，及人工的分配得宜。小農制的長處，則在以人盡其勞，使地盡其力。所以就一個人的勞力，論其所得的多少，是大農制為長。就土地同一的面積，論其所得的多少，則小農制為勝。中國農夫的技能，在小農制中，總可算首屈一指了。這都是長時間自然的進化。
中國農業進化的阻力，約有三端：（一）為講究農學的人太少。即使有之，亦和農民隔絕，學問不能見諸實用。古代有許多教稼的官。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於邑閭”。這些事，都是後世所沒有的。李兆洛《鳳臺縣志》說，鳳臺縣人所種的地，平均是一人十六畝。窮苦異常，往往不夠本，一到荒年，就要無衣無食。縣人有一個喚做鄭念祖的，僱傭了一個兗州人。問他：你能種多少園地？他說兩畝，還要雇一個人幫忙。問他要用多少肥料？他說一畝田的肥料，要值到兩千個銅錢。間壁的農人聽了大笑，說：我種十畝地，只花一千個銅錢的肥料，收穫的結果，還往往不夠本呢？鄭念祖對於這個兗州人，也是將信將疑。且依著他的話試試看呢，因其用力之勤，施肥之厚，人家的作物，都沒有成熟，他的先就成熟了，而且長得很好。爭先入市，獲利甚多。到人家蔬果等上市時，他和人家一塊賣的，所得的都是贏利了。李兆洛據此一例，很想募江南的農民為農師，以開水田。這不過是一個例。其餘類乎此的情形，不知凡幾。使農民互相師，已可使農業獲有很大的進步，何況益之以士大夫？何況使士大夫與農民互相師，以學理經驗，交相補足呢？ （二）古代土地公有，所以溝洫阡陌等，都井井有條。後世則不然。土地變為私有，寸寸割裂。凡水旱蓄洩等事，總是要費掉一部分土地的，誰肯犧牲？凡一切公共事業的規劃，其根源，實即公共財產的規劃。所以土地公有之世，不必講地方自治，而自治自無不舉。土地既已私有，公共的事務，先已無存。間有少數非聯合不能舉辦的，則公益和私益，多少有些衝突。於是公益的舉措，固有的蕩然無存，當興的闕而莫舉；而違反公益之事，且日出不窮。如濫伐林木，破壞堤防，壅塞溝渠等都是。而農田遂大受其害。其最為顯著的，就是水利。 （三）土地既然私有了，人民誰不愛護其私產？但必使其俯仰有餘，且勤勞所得，可以為其所有，農民才肯盡力。如其一飽且不可得，又偶有贏餘，即為強有力者剝削以去，人民安得不苟偷呢？然封建勢力和高利貸的巧取豪奪，則正是和這原則相反的。這也是農田的一個致命傷。職是故，農業有其進化的方面，而亦有其退化的方面。進退相消，遂成為現在的狀況。
中國現在農業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農制。而要推行大農制，則必須先有大農制所使用的器具。民國十七年春，俄國國營農場經理馬克維次（Markevich），有多餘不用的機犁百架，召集附近村落的農民，許租給他們使用，而以他們所有的土地，共同耕種為條件。當時加入的農民，其耕地，共計九千餘畝。到秋天，增至二萬四千餘畝。事為共產黨所聞，於是增制機犁，並建造使用機犁的動力場。至明年，遂推行其法於全國。是為蘇俄集合農場的起源（據張君勱《史泰林治下之蘇俄》。再生雜誌社本）。天下事口說不如實做。瘏口嘵音，說了半天的話，人家還是不信。實在的行動當前，利害較然可見，就無待煩言了。普通的議論，都說農民是最頑固的、守舊的。其實這是農民的生活，使其如此。現在為機器時代。使用舊式的器具，決不足以與之相敵。而全國最多數的農民，因其生活，而滯留於私有製度下自私自利的思想，亦實為文化進步的障礙。感化之法，單靠空言啟牖，是無用的。生活變則思想變；生產的方法變，則生活變。 “牖民孔易”，製造出耕作用的機械來，便是化除農民私見的方法。並不是要待農民私見化除了，機械才可使用。
中國的農學，最古的，自然是《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農家。其所著錄先秦的農書，今已不存。先秦農家之說，存於今的，只有《管子》中的《地員》，《呂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審時》數篇。漢代農家所著之書，亦俱亡佚。諸家徵引，以氾勝之書為最多。據《周官》草人疏說，這是漢代農書中最佳的，未知信否。古人著述，流傳到現在的，以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為最早。後世官修的巨著，有如元代的《農桑輯要》，清代的《授時通考》；私家的巨著，有如元王楨的《農書》；明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均在子部農家中。此項農書，所包頗廣。種植而外，蠶桑、蘋果、樹木、藥草、孳畜等，都包括其中。田制、勸課、救荒之法，亦均論及，尚有茶經、酒史、食譜、花譜、相牛經、相馬經等，前代亦隸農家，清四庫書目改入譜錄類。獸醫之書，則屬子部醫家。這些，都是和農業有關係的。舊時種植之法，未必都能適用於今。然要研究農業歷史的人，則不可以不讀。
蠶桑之業，起於黃帝元妃嫘祖，語出《淮南·蠶經》（《農政全書》引），自不足信。 《易·繫辭傳》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雲：“以前衣皮，其製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製長大，故云垂衣裳也。”亦近附會。但我國的蠶業，發達是極早的。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梁惠王上篇》）久已成為農家婦女普遍的職業了。古代蠶利，盛於北方。中說及蠶桑的地方就很多。 《禹貢》兗州說桑土既蠶，青州說厥篚檿絲。檿是山桑，這就是現在的野蠶絲了。齊紈、魯縞，漢世最為著名。南北朝、隋、唐貨幣都通用布帛。唐朝的調法，亦兼收絲麻織品。元朝還有五戶絲及二戶絲。可見北方蠶桑之業，在元代，尚非不振，然自明以後，其利就漸限於東南了。唐甄《潛書》說：“蠶桑之利，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通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為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此以盛衰言之，並非謂絕對無有，不可拘泥）。甚矣民之惰也。”大概中國文化，各地不齊，農民愚陋，只會蹈常習故。便是士和工商亦然。所以全國各地，風氣有大相懸殊的。說：“華陰王宏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又引《鹽鐵論》說：“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夏不釋褐，冬不離窟。”崔寔《政論》說：“僕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顧氏說：“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可見有許多地方，荒陋的情形，竟是古今一轍。此等情形，昔人多欲以補救之法，責之官吏，間亦有能行之的。如清乾隆時，陳宏謀做陝西巡撫。曾在西安、三原、鳳翔設蠶館、織局，招南方機匠為師。又教民種桑。桑葉、繭絲，官家都許收買，使民節節得利，可以踴躍從事，即其一例。但究不能普遍。今後交通便利，資本的流通，遍及窮鄉僻壤，此等情形，必將漸漸改變了。
林政：愈到後世而愈壞。古代的山林，本是公有的，使用有一定的規則，如《禮記·王制》說“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是。亦或設官管理，如《周官》的林衡是。又古代列國並立，務於設險，平地也有人造的森林，如《周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為阻固是。後世此等事都沒有了。造林之事極少，只是靠天然的使用。所以愈開闢則林木愈少。如《漢書·地理志》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人民都住在板屋裡。又如近代，內地的木材，出於四川、江西、貴州，而吉、黑二省，為全國最大的森林區域，都是比較上少開闢的地方。林木的缺乏，積極方面，由於國家不知保護森林，更不知造林之法。如清朝梅曾亮，有《書棚民事》一篇。他說當他替安徽巡撫董文恪做行狀時，遍覽其奏議，見其請準棚民開山的奏摺，說棚民能攻苦食淡於崇山峻嶺，人跡不通之處，開種旱谷，有裨民食，和他告訐的人，都是溺於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田，保一棺之土的，其說必不可聽。梅氏說：“予覽其說而是之。”又說：“及予來宣城，問諸鄉人，則說：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緩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灌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其情形就大不然了。”梅氏說：“予亦聞其說而是之。”又說：“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決。而當時或不之知，或作依違之論。可見昔人對於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澈。自然不知保護，更說不到造林；歷代雖有課民種桑棗等法令，亦多成為具文了。消極方面，則最大的為兵燹的摧殘，而如前述開墾時的濫伐，甚至有放火焚毀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
漁獵畜牧，從農業興起以後，就不被視為主要的事業。其中惟因獵，因和武事有關，還按時舉行，藉為閱習之用。漁業，則被視為鄙事，為人君所弗親。觀《左傳》隱公五年所載臧僖伯諫觀漁之辭可見。牧業，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養的，亦僅以供祭祀之用。只有馬，是和軍事、交通，都有關係的，歷代視之最重，常設“苑”、“監”等機關，擇適宜之地，設官管理。其中如唐朝的張萬歲等，亦頗有成績。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營立論。至於民間，規模較大的，亦恆在緣邊之地。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畜牧為天下饒。又如《後漢書·馬援傳》說，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屬數百家。轉遊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万斛是。內地民家，勢不能有大規模的畜牧。然苟能家家畜養，其數亦必不少。如《史記·平準書》說，武帝初年，“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元朔六年，衛青、霍去病出塞，私負從馬至十四萬匹（《漢書·匈奴列傳》。顏師古《注》：“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實在是後世所少見的。民業雖由人民自營，然和國家的政令，亦有相當的關係。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复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明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據《日知錄·馬政》條）然則像漢朝，不但無畜馬之禁，且有馬復令者（有車騎馬一匹者，复卒三人，見《食貨志》），民間的畜牧，自然要興盛了。但這只能藏富於民，大規模的畜牧，還是要在邊地加以提倡的。 《遼史·食貨志》述太祖時畜牧之盛，“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又說：“自太宗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万群，群不下千匹。”此等盛況，各個北族盛時，怕都是這樣的，不過不能都有翔實的記載罷了。此其緣由：（一）由於天時地利的適宜。 （二）亦由其地尚未開闢，可充牧場之地較多。分業應根據地理。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系域外，今則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設法振興，不可不極端努力了。
漁稅，歷代視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關於漁業的記載亦較少。然古代庶人，實以魚鱉為常食（見第四十九章）。 《史記·貨殖列傳》說：太公封於齊，地潟鹵，人民寡，太公實以通魚鹽為致富的一策。這或是後來人的託辭，然春秋戰國時，齊國漁業的興盛，則可想見了。 《左傳》昭公三年，晏子說陳氏厚施於國，“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謂不封禁或收其稅）。漢耿壽昌為大司農，增加海租三倍（見《漢書·食貨志》）。可見緣海河川，漁業皆自古即盛。此等盛況，蓋歷代皆然。不過“業漁者類為窮海、荒島、河上、澤畔居民，任其自然為生。內地池畜魚類，一池一沼，只供文人學士之倘佯，為詩酒閒談之助。所以自秦漢至明，無興革可言，亦無記述可見”罷了（採李士豪、屈若搴《中國漁業史》說，商務印書館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計之，賴此為生的，何止千萬？組織漁業公司，以新法捕魚，並團結漁民，加以指導保護等，均起於清季。國民政府對此尤為註意。並曾豁免漁稅，然成效尚未大著。領海之內，時時受人侵漁。二十六年，中日戰事起後，沿海多遭封鎖，漁場受侵奪，漁業遭破壞的尤多。
狹義的農業，但指種植而言。廣義的，則凡一切取得物質的方法，都包括在內，礦業，無疑的也是廣義農業的一部分了。 《管子·地數篇》說：“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製之，以為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製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我們據此，還可想見礦業初興，所採取的，只是流露地表的自然金屬。然《管子》又說：“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榮即今所謂礦苗，則作《管子》書時，已知道察勘礦苗之法了。近代機器發明以來，煤和鐵同為生產的重要因素。在前世，則鐵較重於煤。至古代，因為技術所限，銅尤要於鐵。然在古代，銅的使用，除造兵器以外，多以造寶鼎等作為玩好奢侈之品，所以《淮南子·本經篇》說：“衰世鐫山石，金玉，蚌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將銅鐵和金玉、蚌蜃（謂採珠）同視。然社會進化，鐵器遂日形重要。 《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可見是時的兵器，還以南方為利。兵器在後漢以前，多數是用銅造的（參看《日知錄·銅》條）。然鹽鐵，《管子》書已並視為國家重要的財源（見第四十四章），而《漢書·地理志》說，江南之俗，還是“火耕水耨”。可見南方的農業，遠不如北方的發達。古代礦業的發明，一定是南先於北。所以蚩尤屍作兵之名。然到後來，南方的文明程度，轉落北方之後，則實以農業進步遲速之故。南方善造銅兵，北方重視鐵鑄的農器，正可為其代表。管子雖有鹽鐵國營之議，然鐵礦和冶鑄，仍入私人之手。只看漢世所謂“鹽鐵”者（此所謂鹽鐵，指經營鹽鐵事業的人而言），聲勢極盛，而自先秦時代殘留下來的鹽官、鐵官，則奄奄無生氣可知。後世也還是如此。國家自己開的礦，是很少的。民間所開，大抵以金屬之礦為多。採珠南海有之。玉多來自西域。
工業：在古代，簡單的是人人能做的。其較繁難的，則有專司其事的人。此等人，大抵由於性之所近，有特別的技巧。後來承襲的人，則或由社會地位關係，或由其性之所近。 《考工記》所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此等專門技術，各部族的門類，各有不同。在這一部族，是普通的事，人人會做的，在別一部族，可以成為專門之技。所以《考工記》說：“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謂無專制此物之人）又說：“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言非無鎛其物），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說亦同。此等規模，該是古代公產部族，相傳下來的。後世的國家沿襲之，則為工官。 《考工記》的工官有兩種：一種稱某人，一種稱某氏。稱某人的，當是技術傳習，不以氏族為限的，稱某氏的則不然。工用高曾之規矩，古人傳為美談。此由（一）古人生活恬淡，不甚喜矜奇鬥巧。 （二）又古代社會，範圍窄狹，一切知識技能，得之於並時觀摩者少，得之於先世遺留者多，所以崇古之情，特別深厚。 （三）到公產社會專司一事的人，變成國家的工官，則工業成為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不能廢督責，督責只能以舊式為標準。司製造的人，遂事事依照程式，以求免過（《禮記·月令》說：“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中庸》說：“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可見古代對於工業督責之嚴）。 （四）封建時代，人的生活是有等級的，也是有規範的。競造新奇之物，此二者均將被破壞。所以《禮記·月令》說：“毋或作為淫巧，以盪上心。”《荀子·王制》說：“雕琢文采，不敢造於家。”而《禮記·王制》竟說：“作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此等製度，後人必將議其阻礙工業的進步，然在保障生活的規範，使有權力和財力的人，不能任意享用，而使其餘的人，（甲）看了起不平之念；（乙）或者不顧財力，互相追逐，致以社會之生活程度衡之，不免流於奢侈，是有相當價值的，亦不可以不知道。即謂專就技巧方面立論，此等製度阻礙進步也是冤枉的。為什麼呢？
社會的組織，暗中日日變遷，而人所設立的機關，不能與之相應，有用的逐漸變為無用，而逐漸破壞。這在各方面皆然，工官自亦非例外。 （一）社會的情形變化了，而工官未曾擴充，則所造之物，或不足以給民用。 （二）又或民間已發明新器，而工官則仍守舊規，則私家之業漸盛。 （三）又封建制度破壞，被滅之國，被亡之家，所設立之機關，或隨其國家之滅亡而被廢，技術人員也流落了。如此，古代的工官制度，就破壞無餘了。 《史記·貨殖列傳》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漢書·地理志》所載，至漢代尚存的工官，寥寥無幾，都代表這一事實。 《漢書·宣帝紀贊》，稱讚他“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技巧工匠，自元成間鮮能及之”。陳壽《上諸葛氏集表》，亦稱其“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三國蜀志·諸葛亮傳》），實在只是一部分官制官用之物罷了，和廣大的社會工業的進退，是沒有關係的。當這時代，工業的進化安在呢？世人每舉歷史上幾個特別智巧的人，幾件特別奇異之器，指為工業的進化，其實是不相干的。公輸子能削竹木以為，飛之三日不下（見《墨子·魯門篇》、《淮南子·齊俗訓》），這自然是瞎說，《論衡·儒增篇》，業經駁斥他了。然如後漢的張衡、曹魏的馬鈞、南齊的祖沖之、元朝的郭守敬（馬鈞事見《三國魏志·杜夔傳》《注》，餘皆見各史本傳），則其事蹟決不是瞎說的。他們所發明的東西安在呢？崇古的人說：“失傳了。這只是後人的不克負荷，並非中國人的智巧，不及他國人。”喜新的人不服，用滑稽的語調說道：“我將來學問夠了，要做一部中國學術失傳史。”（見從前北京大學所出的《新潮雜誌》）其實都不是這一回事。一種工藝的發達，是有其社會條件的。指南針，世界公認是中國人發明的。古代曾用以駕車，現在為什麼沒有？還有那且走且測量路線長短的記裡鼓車，又到什麼地方去了？諸葛亮改良連弩，馬鈞說：我還可以再改良，後來卻不曾實行，連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不久也失傳了。假使不在征戰之世，諸葛亮的心思，也未必用之於連弩。假使當時魏蜀的爭戰，再劇烈些，別方面的勢力，再均平些，竟要靠連弩以決勝負，魏國也未必有馬鈞而不用。假使魏晉以後，在商業上，有運巴蜀之粟，以給關中的必要，木牛流馬，自然會大量製造，成為社會上的交通用具的。不然，誰會來保存它？同理：一時代著名的器物，如明朝宣德、成化，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瓷器，為什麼現在沒有了？這都是工業發達的社會條件。還有技術方面，也不是能單獨發達的。一器之成，必有互相連帶的事物。如公輸子以竹木為，飛之三日，固然是瞎說。王莽時用兵，募有奇技的人。有人自言能飛。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飛數百步而墜（見《漢書·王莽傳》），卻決不是瞎說的，其人亦不可謂之不巧。假使生在現在，斷不能謂其不能發明飛機。然在當日，現今飛機上所用種種機械，一些沒有，自然不能憑空造成飛行器具。所以社會條件不備具，技術的發展，而不依著一定的順序，發明是不會憑空出現的。即使出現了，也只等於曇花一現。以為只要消費自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工藝自然會不斷的進步，只是一個淺見。
工官制度破壞後，中國工業的情形，大概是這樣的：根於運輸的情形，尋常日用的器具，往往合若干地方，自成一個供求的區域。各區域之間，製造的方法，和其所用的原料等，不必相同。所以各地方的物品，各有其特色。 （一）此等工人，其智識，本來是蹈常習故的。 （二）加以交換制度之下，商品的生產，實受銷場的支配，而專司銷售的商人，其見解，往往是陳舊的。因為舊的東西，銷路若干，略有一定，新的就沒有把握了。因此，商人不歡迎新的東西，工人亦愈無改良的機會。 （三）社會上的風氣，也是蹈常習故的人居其多數。所以其進步是比較遲滯的。至於特別著名的工業品，行銷全國的，亦非沒有。則或因（一）天產的特殊，而製造不能不限於其地。 （二）或因運輸的方便，別地方的出品，不能與之競爭。 （三）亦或因歷史上技術的流傳，限於一地。如湖筆、徽墨、湘繡等，即其一例。
近代的新式工業，是以機製品為主的。自非舊式的手工業所能與之競爭。經營新式工業，既須人才，又須資本，中外初通時的工商家，自不足以語此，自非賴官力提倡不可。然官家的提倡，亦殊不得法。同治初年，製造局、造船廠等的設立，全是為軍事起見，不足以語於實業。光緒以後所辦的開平煤礦、甘肅羊毛廠、湖北鐵廠、紗廠等，亦因辦理不得其法，成效甚少。外貨既滔滔輸入，外人又欲在通商口岸，設廠製造，利用我低廉的勞力，且省去運輸之費。自咸豐戊午、庚申兩約定後，各國次第與我訂約，多提出此項要求。中國始終堅持未許。到光緒甲午，和日本戰敗，訂立《馬關條約》，才不得已而許之。我國工業所受的壓迫，遂更深一層，想掙扎更難了。然中國的民智，卻於甲午之後漸開，經營的能力，自亦隨之而俱進。近數十年來，新興的工業，亦非少數，惜乎興起之初，未有通盤計劃，而任企業之家，人自為戰，大多數都偏於沿江沿海。二十六年，海。二十六年，戰事起後，被破壞的，竟達百分之七十。這亦是一個很大的創傷。然因此而（一）內地的寶藏，獲得開發，交通逐漸便利。 （二）全盤的企業，可獲得一整個的計劃，非複枝枝節節而為之。 （三）而政治上對於實業的保障，如關稅壁壘等，亦將於戰後獲得一條出路。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就要看我們怎樣盡力奮鬥了。
商業當興起時，和後來的情形，大不相同。 《老子》說：“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到後來，文化逐漸進步，這種孤立狀況，也就逐漸打破了。然此時的商人，並非各自將本求利，乃係為其部族做交易。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夥友，盈虧都由部族擔負，商人只是替公眾服務而已。此時的生意，是很難做的。 （一）我們所要的東西，哪一方面有？哪一方面價格低廉？ （二）與人交換的東西，哪一方面要？哪一方面價格高昂？都非如後世的易於知道。 （三）而重載往來，道途上且須負擔危險。商人竭其智力，為公眾服務，實在是很可敬佩的。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別高。如鄭國的弦高，能卻秦師，即其一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此等情形，直到東西周之世，還有留遺。 《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國的子產，對晉國的韓宣子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開國之初，所以要帶著一個商人走，乃是因為草創之際，必要的物品，難免缺乏，庚財（見第四十一章）、乞糴，都是不可必得的。在這時候，就非有商人以濟其窮不可了。衛為狄滅，文公立國之後，要注意於通商（《左傳》閔公二年），亦同此理。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朋友。然因社會組織的變遷，無形之中，卻逐漸變做他們的敵人而不自知了。因為交換的日漸繁盛，各部族舊有的經濟組織，遂不復合理，而逐漸的遭遇破壞。舊組織既破壞，而無新組織起而代之。人遂不復能更受社會的保障，其作業，亦非為社會而作，於是私產製度興起了。在私產製度之下，各個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設法的。然必不能物物皆自為而後用之。要用他人所生產的東西，只有（一）掠奪和（二）交換兩種方法。掠奪之法，是不可以久的。於是交易大盛。然此時的交易，非複如從前行之於團體與團體之間，而是行之於團體之內的。人人直接交易，未免不便，乃漸次產生居間的人。一方面買進，一方面賣出，遂成為現在的所謂商業。非交易不能生活，非藉居間的人不能交易，而商業遂隱操社會經濟的機鍵。在私產製度之下，人人的損益，都是要自己打算的。各人盡量尋求自己的利益。而生產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產者極難，商人卻處於可進可退的地位，得以最低價（只要生產者肯忍痛賣）買進，最高價（只要消費者能夠忍痛買）賣出，生產者和消費者，都無如之何。所以在近代工業資本興起以前，商人在社會上，始終是一個優勝的階級。
商業初興之時，只有現在所謂定期貿易。 《易經·繫辭傳》說：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指示這一事實的。此等定期貿易，大約行之於農隙之時，收成之後。所以《書經·酒誥》說：農功既畢，“肇牽車牛遠服賈”。 《禮記·郊特牲》說：“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蠟乃通”（蠟祭是行於十二月的。因此，舉行定期貿易）。然不久，經濟愈形進步，交易益見頻繁，就有常年設肆的必要了。此等商肆，大者設於國中，即《考工記》所說“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小者則在野田墟落之間，隨意陳列貨物求售，此即《公羊》何《注》所謂“因井田而為市”（宣公十五年）。 《孟子》所謂“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亦即此類，其說已見第四十四章了。 《管子·乘馬篇》說：“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可見商業和人民的關係，已密接而不可分離了。古代的大商人，國家管理之頗嚴，《管子·揆度篇》說：“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也是如此。這是規定設市的地點的。 《禮記·王制》列舉許多不鬻於市的東西。如（一）圭璧金璋，（二）命服命車，（三）宗廟之器，（四）犧牲，（五）錦文珠玉成器，是所以維持等級制度的。 （六）姦色亂正色，（七）衣服飲食，是所以矯正人民的生活規範的。 （八）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廣狹不中量，（九）五穀不時，（十）果實未熟，（十一）木不中伐，（十二）禽獸魚鱉不中殺，是所以維持社會的經濟制度，並保障消費人的利益的。總之，商人的交易，受著干涉的地方很多。 《周官》司市以下各官，則是所以維持市面上的秩序的。我們可想見，在封建制度之下，商人並不十分自由。封建政體破壞了，此等規則，雖然不能維持，但市總還有一定的區域。像現在通衢僻巷，到處可以自由設肆的事，是沒有的。北魏胡靈後時，稅入市者人一錢，即其明證。 《唐書·百官志》說：“市皆建標築土為候。凡市日，擊鼓三百以會眾，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則市之聚集，仍有定期，更無論非市區了。現在設肆並無定地，交易亦無定時，這種情形，大約是唐中葉以後，逐漸興起的。看宋朝人所著的《東京夢華錄》（孟元老著）、《武林舊事》（周密著）等書可見。到這地步，零售商逐漸增多，商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亦就更形密切了。
商業初興時，所運銷的，還多數是奢侈品，所以專與王公貴人為緣。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史記·貨殖列傳》）。晁錯說漢朝的商人，“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漢書·食貨志》），即由於此。此等商人，看似勢力雄厚，其實和社會的關係，是比較淺的。其廁身民眾之間，做屯積和販賣的工作的，則看似低微，而其和社會的關係，反較密切。因為這才真正是社會經濟的機鍵。至於古代的賤視商人，則（一）因封建時代的人，重視掠奪，而賤視平和的生產事業。 （二）因當時的商業，多使賤人為之。如刁間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是（《史記·貨殖列傳》）。此等風氣，以兩漢時代為最甚。後世社會階級，漸漸平夷，輕視商人，亦就不如此之甚了。抑商則另是一事。輕商是賤視其人，抑商則敵視其業。因為古人視商業為末業，以為不能生利。又因其在社會上是剝削階級，然抑商的政令，在事實上，並不能減削商人的勢力。
國際間的貿易，自古即極興盛。因為兩國或兩民族，地理不同，生產技術不同，其需要交易，實較同國同族人為尤甚。試觀《史記·貨殖列傳》所載，凡和異國異族接境之處，商務無不興盛（如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巴、蜀、上谷至遼東等），便可知道。漢朝尚絕未知西域為何地，而邛竹杖、蜀布，即已遠至其地，商人的輾轉販運，其能力亦可驚異了。 《貨殖傳》又說：番禺為珠璣、瑇瑁、果、布之湊。這許多，都是後來和外洋互市的商品（布當即棉布），可知海路的商業，發達亦極早。中國和西域的交通，當分海、陸兩路。以陸路論：《漢書·西域傳》載杜欽諫止遣使報送罽賓使者的話，說得西域的路，阻礙危險，不可勝言，而其商人，竟能冒險而來。以海路論：《漢書·地理志》載中國人當時的海外航線，係自廣東的徐聞出發。所經歷的地方，雖難悉考，其終點黃支國，據近人所考證，即係印度的建志補羅（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上編第一章）。其後大秦王安敦，自日南徼外，遣使通中國，為中歐正式交通之始。兩晉南北朝之世，中國雖然喪亂，然河西、交、廣，都使用金銀。當時的中國，是並不以金銀為貨幣的，獨此兩地，金銀獲有貨幣的資格，即由於與外國通商之故。可見當中國喪亂時，中外的貿易，依然維持著。承平之世，特別如唐朝、元朝等，疆域擴張，聲威遠播之時，更不必說了。但此時所販運的總帶有奢侈品性質（如香藥、寶貨便是，參看第四十四章），對於普通人民的生活，關係並不深切。到近代產業革命以後，情形就全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