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民族的競爭，不單是政治上的事。雖然前代的競爭，不像現代要動員全國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國政治上的趨向，無形中總是受整個社會文化的指導的。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時代中，適宜於競爭與否，就要看這一個民族，在這一個時代中文化的趨向。
在歷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它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於公元前4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6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歷時約一千年。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於4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為止，歷時約六百年。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其事起於10世紀初契丹的盛強，終於1911年中國的革命。將來的史家，亦許要把它算到現在的東北問題實際解決時為止，然為期亦必不遠了。這一期總算起來，為時亦歷千餘年。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入中國，而為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則係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經過五胡和沙陀之亂，中國也可謂受到相當的創痛了。但是以中國之大，安能不把這個看做很大的問題？在當時中國人的眼光裡，北族的侵入，還只是治化的缺陷，只要從根本上把中國整頓好了，所謂夷狄，自然不成問題。這時代先知先覺者的眼光，還是全副注重於內部，民族的利害衝突，雖不能說沒有感覺，民族主義卻未能因此而發皇。
雖然如此，在唐、宋之間，中國的文化，也確是有一個轉變的。這個轉變是怎樣呢？
中國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響以前，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先秦、兩漢時代的諸子之學。第二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玄學和佛學。第三期為宋、元、明時代的理學。這三期，恰是一個正、反、合。
怎樣說這三期的文化，是一個辯證法的進化呢？原來先秦時代的學術，是注重於矯正社會的病態的，所謂“撥亂世，反之正”，實不僅儒家，而為各家通有的思想。參看第四十一、第五十三兩章自明。王莽變法失敗以後，大家認為此路不通，而此等議論，漸趨消沉。魏晉以後，文化乃漸轉向，不向整體而向分子方面求解決。他們所討論的，不是社會的組織如何，使人生於其間，能夠獲得樂利，可以做個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壞的？用何法，把壞人改做好人，使許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會得以實現？這種動機，確和佛教相契。在這一千年中，傳統的儒家，僅僅從事於箋疏，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學和佛學一路，就是其明證。但其結果卻是怎樣呢？顯然的，從個人方面著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極小一部分，合全體而觀之，依然無濟於事。而其改善個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處，就不能不偏重於內心。工夫用在內心上的多，用在外務上的，自然少了。他們既把社會看做各個分子所構成，社會的好壞，原因在於個人的好壞，而個人的好壞，則源於其內心的好壞；如此，社會上一切問題，自然都不是根本。而他們的所謂好，則實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們最徹底的思想，是要消滅這一個世界。明知此路不通，則又一轉變而認為現在的世界就是佛國；只要心上覺悟，一切行為雖和俗人一樣，也就是聖人。這麼一來，社會已經是好的了，根本用不著改良。這兩種見解，都是和常識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憑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總只是他們所謂“戲論”，總要給大多數在常識中生活的人所反對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數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它的致命傷。物極必反，到唐朝佛學極盛時，此項矛盾，業經開始發展了，於是有韓癒的闢佛。他的議論很粗淺，不過在常識範圍中批評佛說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學上取得一個立足點。這話在第五十三章中，亦經說過。宋學從第十一世紀的中葉起，到第十七世紀的中葉止，支配中國的思想界，約六百年。他們仍把社會看做是各分子所構成的，仍以改良個人為改良社會之本；要改良個人，還是注重在內心上，這些和佛學並無疑異。所不同的，則佛家認世界的現狀，根本是壞的，若其所謂好的世界而獲實現，則現社會的組織，必徹底被破壞，宋學則認現社會的組織，根本是合理的，只因為人不能在此組織中，各處於其所當處的地位，各盡其所應盡的責任，以致不好。而其所認為合理的組織，則是一套封建社會和農業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在商業興起，廣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擴充，每一個地方自給自足的規模，業已破壞淨盡，含有自給自足性質的大家族，亦不復存在之時，早已不復適宜了。宋儒還要根據這一個時代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製成一種方案，而強人以實行，豈非削足適履？豈非等人性於杞柳，而欲以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價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則根本不可用。不過在當時，中國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諸子和玄學、佛學兩種思想中抉擇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這個結果的，而文化進化的趨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導。在君主專制政體下，政治上的綱紀所恃以維持的，就是所謂君臣之義。這種綱紀，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隨著安定，才能夠維持的。到兵荒馬亂，人人習慣於裂冠毀裳之日，就不免要動搖了。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為君，而有“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貴族，第十五章中，業經說過。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種風氣，又盛行了。於是既有歷事五朝，而自稱長樂老以鳴其得意的馮道，又有許多想藉重異族，以自便私圖的杜重威。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氣節。經宋儒提倡之後，士大夫的氣節，確實是遠勝於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養的工夫，偏於內心，而處事多疏。 （二）其持躬過於嚴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過於嚴格，而有才能之士，皆為其所排斥。 （三）又其持論過高，往往不切於實際。 （四）意氣過甚，則易陷於黨爭。黨爭最易使人動於感情，失卻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況黨爭既啟，哪有個個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飾的偽君子，不恤決裂的真小人混進去。到爭端擴大而無可收拾，是非淆亂而無從辨別時，就真有宅心公正、顧全大局的人，也苦於無從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適宜於做政治事業的。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事業，宋儒似乎很為相宜。宋儒有一個優點，他們是知道社會上要百廢俱舉，盡其相生相養之道，才能夠養生送死無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們否認“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苟簡心理，這一點，的確是他們的長處。但他們所以能如此，乃是讀了經書而然。而經書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給自足，有互助而無矛盾的社會所留遺，到封建勢力逐漸發展時，此等組織，就逐漸破壞了。宋儒不知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政治制度，正和這一種規制相反，卻要藉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達到這一個目的。其極端的，遂至要恢復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視智愚賢不肖為自然不可泯的階級。一切繁密的社會制度，還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導著實行，而其所謂組織，亦仍脫不了階級的對立。所以其結果，還是打不倒土豪劣紳，而宋學家，特如其中關學一派，所草擬的極詳密的計劃，以極大的熱心去推行，終於實現的寥若晨星，而且還是曇花一現。這時候，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於此。最需要的，是嚴肅的官僚政治，而宋學家好作誅心之論，而忽略形跡；又因黨爭而淆亂是非，則適與之相反。宋學是不適宜於競爭的，而從第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卻受其指導，那無怪其要迭招外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