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和秦，是從前讀史的人看作古今的界線的。我們任意翻閱舊書，總可見到“三代以上”，“秦、漢以下”等辭句。前人的見解，固然不甚確實，也不會全屬虛誣；而且既有這個見解，也總有一個來歷。然則所謂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樣一個世界呢？
人，總是要維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維持生命，還要追求幸福，以擴大其生命的意義；這是人類的本性如此，無可懷疑。人類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團結，以謀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親相愛，看得他人的苦樂，和自己的苦樂一般；喜歡受到同類的嘉獎，而不願意受到其批評；到人己利害不相容時，寧可犧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即古人之所謂仁心者，和其愛自己的心，一樣的深刻。專指七尺之軀為我，或者專指一個極小的團體為我，實在是沒有這回事的。人類為要維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鬥爭。和自然鬥爭，一個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夠的，於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須分工，這都是自然的趨勢。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圍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團體的範圍，總是在日擴而大。但是人類的能力是有限的，在進行中，卻不能不形成敵對的狀態，這是為什麼呢？皇古之世，因環境的限制，把人類分做許多小團體。在一個團體之中，個個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團體以外卻不然；又因物質的慾求，不能夠都給足；團體和團體間就開始有爭鬥，有爭鬥就有勝敗，有勝敗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 “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這句話，看似迂腐，其實卻是真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報應之說去解釋這句話，自然是誣罔的，若肯博觀事實，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見得其絲毫不爽。對內競爭和對外競爭，雖競爭的對像不同，其為競爭則一。既然把對物的爭鬥，移而用之於對人，自可將對外的爭鬥，移而用之於對內。一個團體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說了。即使無之，而當其爭鬥之時，基於分工的關係，自然有一部分人，專以戰爭為事，這一部分人，自將處於特殊的地位。前此團體之中，個個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則形成對立。前此公眾的事情，是由公眾決定的，至此，則當權的一個人或少數人，漸漸不容公眾過問，漸漸要做違背公眾利益的措置，公眾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強力鎮壓，或者用手段對付。於是團體之中有了階級，而形成現代的所謂國家。以上所述，是從政治上立論的。其變遷的根源，實由於團體和團體的互相爭鬥，而團體和團體的互相爭鬥，則由於有些團體，迫於環境，以掠奪為生產的手段。所以其真正的根源，還是在於經濟上。經濟的根柢是生產方法。在古代，主要的生業是農業，農業的生產方法，是由粗而趨於精，亦即由合而趨於分的，於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個團體之中，再分為無數利害對立的小團體。從前在一個團體之內，利害即不再對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趨於崩潰了。氏族既已崩潰，則專門從事於製造，而以服務性質，無條件供給大眾使用的工業製度，亦隨之而崩潰。人，本來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時，因生活程度的增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賴愈甚，分配之法既廢，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於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商業，乃一變而行於團體之內人與人之間，使人人的利害，都處於對立的地位。於是乎人心大變。在從前，團體與團體之間，是互相嫉視的，在一個團體之內，是互視為一體的。至此時，團體之內，其互相嫉視日深。在團體與團體之間，卻因生活的互相倚賴而往來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隨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隨之而擴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響，而內部的組織，不得不隨之而起變化，各地方的風俗亦日趨於統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緣此而進行。政治上的統一，不過是順著這種趨勢推進。再徹底些說，政治上的統一，只是在當時情況之下，完成統一的一個方法。並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隨著世運的進展，井田制度破壞了。連公用的山澤，亦為私人所佔。工商業愈活躍，其剝削消費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貴族，亦因其日趨於腐敗、奢侈，而其剝削人民愈甚。習久於戰爭就養成一種特別階級，視戰鬥為壯快、征服為榮譽的心理，認為與其出汗，毋寧出血。此即孔子和其餘的先秦諸子所身逢的亂世。追想前一個時期，列國之間，戰爭還不十分劇烈。一國之內，雖然已有階級的對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時的舊組織，還有存留，而未至於破壞淨盡。秩序還不算十分惡劣，人生其間的，也還不至於十分痛苦，好像帶病延年的人，雖不能算健康，還可算一個準健康體，此即孔子所謂小康。再前一個時期，內部毫無矛盾，對外毫無競爭，則即所謂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質上的享受，或者遠不如後來，然而人類最親切的苦樂，其實不在於物質，而在於人與人間的關係，所以大同時代的境界，永存於人類記憶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諸子，亦無不如此（道家無論已，即最切實際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將皇、帝、王、霸分別治法的高下；《史記·商君列傳》亦載商君初說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說之以富國強兵之術都是）。這不是少數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數人的暗示而然的。人類生當此際，實應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徹底地加以檢討，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將現社會的組織，摧毀之而加以改造。這亦非古人所沒有想到，先秦諸子，如儒、墨、道、法諸家，就同抱著這個志願的，但其所主張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適合。道家空存想望，並沒有具體實行的方案的，不必說了。墨家不講平均分配，而專講節制消費，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復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業的跋扈；把大事業收歸官營；救濟事業亦由國家辦理，以製止富豪的重利盤剝，進步些了。然單講平均地權，本不能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兼講節制資本，又苦於沒有推行的機關。在政治上，因為民主政治，廢墜的久了，諸家雖都以民為重，卻想不出一個使人民參與政治的辦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溫情主義來撫卹人民，尊重輿論，用督責手段，以製止臣下的虐民。在國與國之間，儒家則希望有一個明王出來，能夠處理列國間的紛爭，而監督其內政；法家因為興起較後，漸抱統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統一，和貴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勢的遷流，並不能實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進一步，就沒有辦法了。在倫理上，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級服從上級，臣民該服從君主，兒子要服從父親，婦女要服從男子，少年該服從老人。他們以為上級和下級的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則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級的人受不到製裁，決不會安其分而盡其職。總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亂世發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運只能向前進，要想改革，只能順其前進的趨勢而加以指導。先秦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會前進的趨勢，然其指導亦未能全然得法。他家則都是想把世運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時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雖然如此，人類生來是避苦求樂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覺的，既然感覺了，自然要求擺脫。求擺脫，總得有個辦法，而人類憑空是想不出辦法來的。世運只有日新，今天之後，只會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於是乎想出來的辦法，總不免失之於舊，這個在今日尚然，何況古代？最好的時代是過去了，但永存於人類想望記憶之中。雖回憶之，而並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謂最好者當之。合眾人的所謂最好者，而調和折衷，造成一個大略為眾所共認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謂三代以前的世界。這個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實際，自然是無待於言的。這似乎只是一個歷史上的誤解，無甚關係，然奉此開倒車的辦法為偶像而思實踐之，就不徒不能達到希望，而且還要引起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