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九章戊戌變法：光緒和慈禧的權力博弈

變法是得到慈禧首肯的，由於光緒已經“親政”，變法的具體事情就交給他去辦，讓他牛刀小試。自從“親政”以來，一直被慈禧實際控制的光緒，終於有了一個證明自己和挑戰自己的機會！ 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了變法詔書，由中央政府主導、從國家層面上開始的變法正式開始。 朝廷和國家又一次有了機會，百姓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走向光明或者墮入黑暗，上天堂或者下地獄，所有人都在期待這個開局，也等待這個結局。 來吧，好戲即將開始！ 6月15日，變法開始後的第四天，慈禧以“太后懿旨”的形式一口氣發布了四道命令。 第一道：變法期間及以後，凡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須到頤和園慈禧太后處謝恩。目的：仍然緊緊把控朝廷高級官員的人事任免權。

第二道：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三個目的：第一是讓心腹榮祿接替曾經的心腹李鴻章為自己守衛京畿，掌控京畿穩定，變法是在朝廷進行的，只要首都不亂，其他地方也亂不起來；第二是讓榮祿成為北洋大臣看守國門，在關鍵時刻成為與洋人溝通的窗口；最後，成為袁世凱的直接上司。 第三道：太后和皇帝於本年秋到天津檢閱軍隊，命榮祿預備一切。目的：為了預防將來有可能出現的動亂，榮祿可以藉著為準備閱兵的名義調動軍隊以及做其他軍事方面的部署。 第四道：免去帝師翁同龢的一切職務，命其立即離京，回家養老去。 從分析來看，慈禧的前三道殺著已經夠厲害了，基本把將來該想的事情都想到了，而最後一道命令也是最厲害的一著。

不是慈禧看翁同龢不爽，這個命令是慈禧在深思熟慮後發出的，它出於慈禧的一個需要——平衡權力。 前面我們說過，慈禧是後黨集團的帶頭人，但同時她也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她必須為朝政的穩定處處操心，這是她的責任，也是她無法逃避的事情。事實上一個最高領導人看誰都不會特別爽，也不會特別不爽，但是，在慈禧看來，她在那個時候必須解除翁同龢的權力。 清日戰後，李鴻章在朝中沒有了一切職務，只保留了一個大學士的榮譽稱號，自從李鴻章失勢後，慈禧看到翁同龢就彆扭了。翁同龢的官職和權勢並不比李鴻章低多少，除了與洋人打交道和做實業，某些方面甚至還超過了李鴻章。在慈禧的眼裡，翁、李二人的存在就是互相制衡、互相牽制的，避免一方獨大。現在，李鴻章走了，翁同龢大人也必須走。

對手啊，托起成功的另外一隻手。有時候我們之所以存在，並不是因為自己有多牛，而是因為有個死對頭，就這麼簡單，特別是對於官場。 而慈禧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這個考慮就是：幫助光緒。 在慈禧的眼裡，變法是由光緒主導的，必須而且只能由光緒來主導。翁同龢這個人慈禧還是比較清楚的，他曾經也是慈禧的心腹，在光緒親政前後，才仗著自己是帝師轉向支持光緒。清日之戰中，翁同龢發動了一批清流言官，極力拆李鴻章的台，戰後又極力主張變法，每一次的理由都很堂皇，什麼頭可斷血可流、外敵不可侵，什麼為了國家自強。不過老狐狸慈禧比他更清楚，這老頭所做的一切也只不過是為了他的權力。對於任何一個已身居高位而又極具野心的人，無論他是李鴻章還是翁同龢，慈禧都不得不防。在慈禧看來，光緒畢竟還年輕，太嫩，沒有李鴻章的製約，老狐狸翁同龢難免不會將野心之手伸得更長，而免去翁同龢職務後，變法就只能真正由光緒來主導了。

這就是說，雖然光緒是慈禧潛在的政治對手，但好歹也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帶“皇”的，家天下嘛，不是兒子坐天下就是老子坐天下，變法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還能保證權力在皇家手裡。 可憐的翁同龢，他喊了多少年的變法，最後關頭卻發現自己一直是個拉拉隊員，連上場的資格都沒有。為誰辛苦為誰忙呢，他只有收拾好行李，跟皇宮說再見，一個人默默地回常熟。李鴻章在清日戰爭中焦頭爛額時，翁同龢一再鼓動彈劾李鴻章，並且成功地將李鴻章從高位上拉下馬。見到李鴻章罷官，翁同龢曾十分開心，和李鴻章鬥了這麼多年，現在李鴻章終於垮了，他就可以平步青云了，現在，他終於明白了對手的意義。 皇宮裡的慈禧平靜地接到了翁同龢離京的消息，她的心裡也不好受，不是為了翁同龢或李鴻章，而是為了變法。下了這麼多命令，都是源於她內心裡的秘密。

在變法進入實際程序後，問題可以說是千頭萬緒。但誰是變法的真正支持者，誰是變法的繼續觀望者，這才是變法的首要問題。 而在這其中，慈禧的真實心態是最重要的。皇宮裡的光緒也許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畢竟一個退休老女人的心理和心情有什麼值得去關注的，但是，“人治”社會的特色，很多時候，就是看心情。 我大姨媽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要分析或者回答這個問題是比較有難度的。但是，從慈禧一連發布的四道命令來看，我們還是可以分析個大概，這就是破解一個人內心秘密的根本方法——聽其言觀其行。 慈禧的第一個心態是矛盾。在她內心的最深處，她是不願意變法的，“維護社會穩定”才是她的第一需求，社會穩定，也就意味著權力穩定，現有的權力平衡就不會被打破，她就能繼續做老大，這一點慈禧比誰都清楚。

但是，作為政治家或者國家最高領導人，慈禧更加意識到變法勢在必行，原因前面我們已經說了，誰也無法阻擋這個潮流，不僅阻擋不了，還要拿出切實行動，不然各地只怕要造反，自己的統治也不會長久。所以我們說，慈禧是在極大的矛盾心態中“不得不首肯”了變法。 第一心態引出了第二心態：旁觀。變法的事情由光緒來幹，名義上是光緒已經親政了，而實際上是老女人並不想幹。雖然由她這個掌握著朝廷最高權力並且有著最廣泛權力基礎的人來主導變法，辦起事情來方便一些，政令出紫禁城也快一些，下面的官兒也聽話一些，但慈禧既沒有那個心情，也沒那個能力，更不想去折騰——最重要的是：她不想承擔這個風險。 幾千年以來的事實無數次證明，對於政治團體來說，變法雖然有很大的利益，但有更大的風險。實際上風險才是第一位的，被五馬分屍的商鞅肯定同意這一句。對於慈禧來說，她已經掌控了最高權力，實在沒必要再去冒這個風險，所以對於這一場變法，她寧願躲在幕後。一句話：要變你們去變，我是不會去變的。我是唐僧，你們當孫猴子。

她的第三個心態是等待，或者叫靜觀其變。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質就是經得起等待，在這漫長而糾結的等待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預判事務，在那個最後的結果到來之前，慈禧不會認定變法一定會成功，也不會認定就一定會失敗。她在平靜地等待這個結果，但不會被動地接受這個結果，她要做的就是躲在幕後，隔岸觀火，將來變法成功了，大家高興，此時她出來領功，宣布一下大家辛苦；如果不成功，那也不怕，她就會出來收拾殘局。 她的最後一個心態就是擔憂。而慈禧最大的擔憂，並不是變法成功或者失敗，而是權力平衡是否會被打破。作為權謀家，第一位的永遠是權力，而變法才是第二位的。她希望變法最後能夠取得成功，讓政權得以延續，但她更希望所有的變法都是在她的權威下進行的，睡幾覺醒來，法變了，而大權仍然在她的手上。儘管已經清除了翁同龢，但她仍然比較擔憂是否有人會渾水摸魚，威脅到她的權力！

那四道命令就是一系列老練的殺著，是為了保障權力安全設置的防範措施，慈禧自信，有了這些作保障，可以永保大權在手，將來萬一出現不利情況時，能夠迅速收拾殘局，恢復“穩定”！ 好吧，遊戲的大幕已經拉開了。走掉了翁同龢，光緒必須親自出馬，但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由他去幹，他最需要的是一批人，一批能為他衝鋒陷陣、將變法推行下去的人——幫手。 光緒要去找幫手了，等到真正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才發現這是一件有難度的事，天子富有四海，四海之內皆同志，但當光緒把目光投向龐大的官僚系統時，他最想說的一句話估計是：同志們，你們在哪裡啊？ 60年前，光緒的爺爺道光皇帝也曾碰到這樣的難題。 當時廣東鴉片為患，道光皇帝每天都要接到來自兩廣總督的八百里加急，此時朝廷已經三令五申禁煙，道光硃批的禁煙令發了一道又一道，而鴉片屢禁不止。在京廣之間的道路上，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一邊是廣州發來的報告煙患的八百里加急，一邊是紫禁城發出的禁煙聖旨，傳遞文件的人經常在半路上遇見。送來送去，都是這個結果。

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鴉片並不是只有洋商在賣，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然後從中分紅。有的官員在煙行中有股份，膽大的甚至自己當老闆，在幕後指揮販賣。從表面上看，這些官員與商人勾結，實際上，官員之間形成了互相保護——官官相衛。所以，中央的政策（聖旨）下來了，總是上有好政策，下有好對策。 洋商們開始公開嘲笑：“你們連自己基層的地方官員都管不住，又如何能管住外國人？” 這種情況下，林則徐出場了。他手持尚方寶劍，代表道光去把鴉片一把火燒光。 經過60多年的發展，這一支基層官僚隊伍更加腐敗了。大小官員早已習慣了自己角色的利益定位，他們雖然“同情”變法，但要讓他們自己去做是比較沒空的，比較有空的是撈銀子。

而光緒連自己的欽差大臣都沒得派，宮廷權力一直是慈禧把持的，光緒在朝廷中並沒有權力基礎，在中高層很難獲得實質上的支持。 不過，變法畢竟是朝廷的大事，太后也是點了頭的。於是有幾個人表示要支持變法，我們來認識下這幾個人： 禮部副部長（禮部侍郎）徐致靖徐大人； 財政部副部長（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張大人； 禮部處級幹部（主事）王照王大人； 監察御史楊深秀楊大人。 當然，他們也不會比其他在繼續觀望的官員們傻，他們要的工作是向光緒推薦合適的人，也就是說，做“獵頭”的工作。 對於變法來說，什麼是合適的人？ 這是有要求的。 首先，他們必須是在行政系統之內，能保證基本可靠並有基本的行政才幹；其次老官僚不要，必須是新人，最好是什麼候補官員之類，他們還沒有受到官場的腐蝕，也沒有受到利益集團的拉攏，比較能放開手腳，激起鬥志；另外，由於不是某個利益集團中的一員，讓他們出面辦事也不至於引發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直接對抗。 找個人是很難的啊。同志們！而這才剛剛開始。 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光緒的是徐致靖。 禮部相當於今天部分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主要掌管教育考試、外交禮賓等事項，這是一個容易出書呆子的部委。徐致靖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其他封疆大吏、省部級高官都在手搭涼棚觀望的時候，徐致靖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表態支持變法，然後他上了一個折子。 在《密保人才折》裡，徐致靖共向光緒推薦了五位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在徐致靖的帶頭下，內閣候補文員（侍讀）楊銳、公安部候補處級幹部（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秘書（中書）林旭等人先後受到推薦。 從年齡和身份上看，這些人完全符合理想人選，他們都很年輕（最小的林旭才22歲），又都是多少有點行政經驗的省部級機構裡的候補官員，有利於變法工作的開展，也有利於光緒建立自己的嫡系隊伍。光緒親自接見了他們，一番交談了解後，光緒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統統轉正，提拔為四品“軍機章京上行走”。 軍機就是軍機處，章京相當於大臣的秘書，所謂行走，是朝廷中不專門設置的官職，屬於臨時抽調來幫忙的性質。也就是說，這四個人一下子成為了朝廷最核心的權力部門——軍機處的兼職秘書。 如果不是因為變法，這些人的級別是永遠不夠見皇帝一面的，更別說讓皇帝給他們轉正升職了。而在徐致靖等“獵頭”推薦的人裡，有一個人，雖然他的名頭很大，雖然人們對他的期望很高，但他在受到光緒的接見和交談後，並沒有升職，他就是：建設部候補處級幹部（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 在入宮見到光緒之前，康有為的經歷可以說是——十分複雜。 廣東人康有為出生於讀書世家，和別人一樣，早年他一頭扎進八股文的迷宮裡。孔孟之道、四書五經都是他攻讀的內容。他夢想著有朝一日能高中狀元，光宗耀祖，封妻蔭子，紫禁城跑馬，八抬大轎進家門。 那個年代讀書是唯一能改變命運的道路，正是因為這是所有人的唯一，所以所有人才覺得艱難。科舉考試分三級，第一級為院試，院試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參加的，讀書人必須先通過知縣老爺主持的縣試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試，取得“童生”的身份，才能參加院試。院試由每省的學政主持，院試通過後，你就是朝廷的學生了——稱為生員。當然，它還有一個著名的稱號叫秀才，以及另外一個更著名的稱號——相公。 成為相公就有名額限制了，三年考兩次，每次全國錄取2.5萬名，這聽起來不少，實際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 考上相公後，就可以考舉人，這個級別的考試叫鄉試，在各省的省會舉行，三年一次。而舉人的名額更少，全國每次約錄取1400人。可見考舉人比考秀才難度又增加了許多，考中舉人後雖然不是正式的國家公務員，但已經納入了公務員系統，有了做官的資格，或者成為候補官員，所以這對讀書人的刺激也更大，具體事例參見《范進中舉》。 最後一級考試就是會試和殿試，也就是常說的“進京趕考”，全國的舉人每三年集中到北京參考，錄取名額為300人左右，錄取者稱為貢士。貢士最後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這是最後定名次的，選取“天子門生”。一甲三人，狀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編修這樣大有前途的職位；二甲、三甲經簡單的學習培訓後也包分配，留在中央的，可以進入翰林院當庶吉士、六部主事和內閣中書，分到地方的可以去做知縣。 朝廷之所以嚴格控制科考的流程和名額，實際上是為了控制一樣每個人都嚮往的東西——機會。行政體係就這麼大，官員的名額就這麼多，當官的機會也就這麼多，需要百萬計的讀書人去爭。所以，如果在某一年，皇帝因為大婚或者大壽或者心情很好，允許多增加一次科舉考試，這就是給所有讀書人的一個恩賜的機會——恩科。 康有為同學天賦不能說不高，不能說不勤奮，但他的秀才連考了三次才考上，考上舉人的時間更是可觀——用了20年，六考六落榜。在這20年中，有一次考舉人的經歷對康有為來說是比較特別的，這一年康有為來到了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雖然順天鄉試的機會相對比較多，可這一次鄉試，康有為仍然名落孫山。 這一年是1888年，康有為先生已經31歲了——過了而立之年。這一年正是袁世凱在朝鮮給他當時的領導李鴻章寫回國報告的那一年。如果康有為知道有袁世凱這麼一個人，他肯定不會同情袁世凱，而是會相當的氣憤，這個連秀才都考不過的傢伙，竟然已經是朝廷的三品官員了，而自己還在這裡擠破腦袋參加什麼鳥鄉試。京城滿大街上都是出身王公之家的八旗子弟，他們遛鳥狎妓，玩物喪志，級別卻比袁世凱還高，這更讓考得兩眼冒星的康有為十分憤怒。 我只要機會平等。每個人生下來，不論他們出生在貧窮之家還是富有之家，不論他們出生在城市還是鄉下，不論他是否有一個富爸爸或者貴爸爸，在面對進入國家行政系統這樣的機會的時候，在面對原本應該公平競爭的時候，他無法說我爸是誰，只能說我是誰。 王侯將相，決於爸乎？ 和袁世凱一樣，此時的康有為也是一個奮發向上的有志好青年，他也盼望著人生和事業的突圍。多年的科舉之路使他對人生對社會有了這些不一樣的認識，他即將把這種認識轉化成行動！ 在北京破落的小旅館裡，康有為奮筆疾書——他給光緒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康有為委婉地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個讀書人對機會不均等的不滿，而造成機會不均等的原因就在於朝廷的政治體制，希望朝廷能夠變法維新，萬一要變法，也別忘了他老康，他是願意並且可以為朝廷去做點事情的。 康有為想像著這封信到達光緒的案頭，光緒看完後萬分激動，一掌震飛了禦桌上的筆筒，大叫一聲“快宣此人覲見”。於是，有兩匹快馬來到旅館門前，說求見康先生，康先生大搖大擺地出來，去了紫禁城。 可是，在旅館裡盛裝打扮等待召見的康有為最終失望了，門口不僅沒有馬，連驢都沒有，倒是有幾個賣火燒的。 這封信並沒有到達光緒的案頭，它的去向不明，最終也許是躺在某個衙門的垃圾箱裡，甚至可能沒有人拆開過。康有為回到了廣東。這一年的冬天蕭瑟，南方雖然看不到雪，但康有為的心裡比雪後的泥街更加淒涼。 這是康有為一生中的第一次“上書”。 回到老家後，康有為仍然要復習準備考試，但畢竟已經是30多歲的人了，還需要找點事幹，於是他以秀才的身份在家鄉開了一間私塾，教教學生，順便收點學費，康有為也變成了“康師傅”。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廣東人梁啟超，在科舉系統內，梁啟超的級別比康有為還高——他已經是舉人了，而康有為還是秀才。但是梁啟超仍然拜倒在康有為的門下，因為康有為在業餘時間還寫了幾本書，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新銳作家和言論家。 而科舉之路還在繼續。 1893年，36歲的老秀才康有為在廣東鄉試中，終於戰勝了那些年輕的相公，高中舉人。從16歲成為秀才開始，20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這20年只是為了獲得一個做官的資格——舉人文憑。康有為的故事也夠精彩的，絕對可以寫一篇《有為中舉》了。 兩年後（1895年），康有為來到北京會試，這次又老當益壯，運氣比較好，高中進士，被任命為工部候補主事（六品）。雖然沒有一舉中狀元，也算是光耀門楣了。 當夢想實現的時候，康有為卻並不怎麼興奮，幾十年的科舉之路，他已經乏了、厭了，他認識到科舉其實並不是自己的人生方向，自己的人生方向應該是另外一條道路。 這就是社會活動。 1895年正是清日戰爭結束的時間，清國慘敗，朝廷正準備簽下《馬關條約》，消息傳來，全國的讀書人都激動了，群情憤慨。康有為又想起了他的那個老行當——給皇帝寫信。 北京破落的小旅館裡，康有為又一次奮筆疾書，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將上書寫好了，全文一萬多字，名字叫《上今上皇帝書》，主要內容仍然是呼籲朝廷改變現狀，變法維新。和幾年前相比，“這個國家需要變一變”已經成為了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共識，很多人即使無法說清楚他的觀點，也有這樣的感覺。既然已是社會輿論，和之前上書相比，康有為的語氣激憤了很多。他冒死警告光緒皇帝，如果再不改變，到時候您別說做皇帝，只怕做一個普通百姓都不可能（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 幾年的教學、出書、上書已經讓康有為積累了豐富的社會活動經驗。這一次，他學聰明了，不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聯合全國18個省的舉人共同簽名，然後發動這些舉人在京城裡到處找大官們投遞，以示這是天下讀書人的心願。 投遞的結果是，有些大官收了，有些大官沒收。這都在康有為的預料之中，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沒有想到的，那就是——媒體報導。 親愛的媒體工作者們應該都知道，康有為發動這樣的事情是很受媒體歡迎的，因為它伸張的是“民意”，而媒體就是表達民意的。於是某份報紙在報導京城舉人投遞上書的時候，用了一個後來我們熟悉的標題——公車上書。 如果我是這份報紙的總編，我一定會誇獎想出這個標題的編輯：你幹得很好！ 自古以來，基本上每一個朝代的皇帝都是比較禮遇讀書人的，這不是因為他們尊敬讀書人，而是知道讀書人不好惹。 要知道讀書人是喜歡發牢騷的，而讀書人的牢騷又並不只是發發而已的，搞得不好，它會成為社會動亂的源頭，甚至是農民起義的理論指導，對社會穩定危害極大。事實上即使不影響穩定，這種牢騷也很恐怖，因為它比唐僧念的經還要堅韌，一有機會就會在你耳邊嗡嗡叫，所以自古的皇帝們都很敬畏讀書人的那張嘴。為了在源頭上消滅這張嘴的非正常運動，皇宮會派出一輛輛牛車馳騁於城廓鄉間，專門收集讀書人的意見，由於這種牛車有專門的經費供養，所以叫公車，由此產生的消費叫公車消費，後來，“公車”也能代指關心天下大事的讀書人。 可見“公車上書”這個詞語做標題，很有古香古色的味道，文筆很好。 媒體熱炒，在康有為看來，這自然是他的功勞。文章是他寫的，花了一個晚上，他不僅是作者，還是“領銜公車上書”的人，康氏成為了“公車上書”的代名詞，後來康有為和梁啟超寫回憶錄的時候，不斷地強調這一點，很多的歷史書也強調這一點，但這種看法在歷史上是存在疑義的。 因為當時的媒體著重報導的是“公車上書”這種現象，而不是發起人康有為。簽署《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全國都震動了，當時除了康有為的上書，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其他舉人們的上書達到了十幾起，更厲害的是，還有官員參與上書，“公車上書”指的就是這個現象，而不是單指康有為版本。後來人們一說到“公車上書”認為說的就是康有為，這個說法來自於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回憶錄，是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甚至還有一種史料認為，就連康有為版本的“公車上書”，康有為也沒有最後參與。正當他寫完文章後的那一天，他聽到了自己已經考中進士的消息，而帶頭搞這樣影響社會穩定的上書很可能對將來的仕途不利，所以康有為雖然起草了文章，但最終沒有在文章後面簽下自己的名字。 總之，“公車上書”強調的並不是康有為，此時的康師傅絕對是一位熱血青年，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宣傳康有為的需要，就只採用他回憶錄裡的說法，對歷史人物需要尊重，而尊重的方法就是把真相還給他們以及讀歷史的人。 雖然經過了媒體的報導，康有為這次的上書仍然沒有到達光緒的案頭，康師傅辛苦一夜，光緒隻字未見。 媒體報導之後，“公車上書”甚至沒有在官方引起轟動。當時官方就在醞釀變法，原因前面講述過，清日戰爭的慘敗對朝廷打擊太大，首先做出反應的並不是讀書人和民間，而是整個官場，大家都清楚，再這麼爛下去，總有一天會徹底爛掉。由於官員們有了變法的“共識”，“公車上書”雖然很熱，但在朝廷看來，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民間正常反應，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法是要變的，但變法不可能由這些毫無行政經驗、無實權又不懂得體制運作的讀書人去完成，即使政府相信他們，老百姓也不會相信他們（無權威）。可以肯定的是，“公車上書”事件雖然很特別，對康有為對整個清國都算是一件大事，但並不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造成了1898年的變法，變法是朝廷的主動選擇。 但是對於康有為來說，“公車上書”事件對他的影響並沒有完，決心要搞搞社會活動的他已經靈敏地發現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東西——媒體。 必須利用好媒體！康有為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這個想法在現在是一點都不奇怪的，所謂信息社會，幹什麼都要發布一下，炒作一下，對於立志成為社會名人的人來說，結個婚，生個崽，上個床，下個床，都是需要曝光的。但在那時的清國，雖然北京、上海等地已經有了報紙，但總體來說還是稀罕之物，能夠意識到“筆桿子”力量的人還不多，而康有為發現了這一點。 他自掏腰包，將沒有傳遞到光緒手中的上書自費刊登在上海的一家報紙上。要知道，康師傅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個傳播平台，因為他的文章是很不錯的，激情四射，憂國憂民，敢直接質問皇帝。這一招果然很靈，康有為幾乎一炮打響，一夜之間，他成了大家共同的“老師”、民間著名的“意見領袖”以及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甚至連“康聖人”的名號都喊出來了。 最早的炒作達人，看來非康有為莫屬啊。 在接下來的三年裡（1895—1898年），康有為越戰越勇，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奔走於各大城市，寫寫文章，搞搞演講，走走穴，不斷在媒體上曝光，名頭越來越響。 1895年之後，朝廷對民間結社管控稍微鬆懈，康有為抓住大好時機，成立了一個打著學術名號的政治團體——強學會。 康有為的名頭終於更響了，通過一系列的動作，官場不得不注意到他，很多高官們都明里暗裡表態支持康有為，這實際上是支持他們自己，因為這三年中朝廷高層一直在醞釀變法，官場的下一個主題就是“變法”二字，一些人親自加入了強學會，就連李鴻章也想加入，卻被狂妄的康有為拒絕（李是“賣國賊”）。老到的袁世凱雖然沒有親自入會（他還在觀察朝廷風向），卻向強學會捐了自己半個月的工資——500兩銀子。而當康門弟子梁啟超到武昌時，湖廣總督張之洞打開總督府所有的大門，還準備放禮炮迎接梁啟超，這原本是地方大員迎接欽差大臣時才使用的禮儀，梁啟超真是受寵若驚。 在做著這些社會活動工作的同時，康有為並沒有放棄他的老本行——上書。他又連續給光緒寫了兩封信，結果仍然是石沉大海。與皇帝搭上線，這是古往今來多少讀書人的夢想，以為影響了皇帝就能改變天下，康有為也不例外。但是天抬頭可見，天子卻只有一個，想讓皇帝認識你，並不容易。 就在康有為苦惱著如何才能去影響皇帝的時候，徐致靖注意到了他，在密摺裡向光緒推薦。 對於康有為來說，這是真正的人生曙光，之前他搞了那麼多次上書，就是因為沒有一個中間人，沒有一個介紹人，現在由一個部級領導向皇帝推薦，這才是打通通向皇宮的道路！ 光緒決定召見康有為。 康有為終於實現了他的夢想了。他可以見到皇帝，親自闡述他的觀點，去“影響皇帝”。從而立之年給皇帝上書開始，他如今已經走到了不惑之年，到了這個歲數，人生真正“立”起來的事情似乎很少，真正“惑”的事情似乎也越來越少，不是它們不存在，而是沒有心情沒有興趣再去探究明白。當年的熱血和衝動已經變成了一種滄桑，中年的大叔不過是在滄桑中，為了那個埋藏在心裡不再說出來的夢想，繼續向前行走。 康有為來到了紫禁城外，他抬頭仰望了一下天空，再想了一遍與光緒可能出現的對答，練習了一下臉上的笑容。等這些準備工作都做好之後，康有為整了整衣服，進入皇宮。 這次會談並沒有在宮廷檔案中留下任何記錄，所以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康有為後來的回憶錄記錄了這次談話的內容，但由於是“孤證”，把老康自己為自己貼金的這些對話搬上來是沒有意思的。可以肯定的是，儘管這次召見的時間比較長（兩人密談兩小時十五分鐘），但在召見後，光緒並沒有重用康有為。 召見之後，光緒任命康有為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也就是說光緒把康有為從建設部的候補處長調到外交部秘書處去兼職，康有為的級別也並沒有提升，還是六品。這跟譚嗣同等其他四人受召見後任命為“軍機章京上行走”是不同的，“軍機章京上行走”是四品。這就意味著以後康有為在公開場合見到皇帝以及上折子的權力都沒有得到——朝廷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上朝。 看來，在徐致靖等密薦的人中，康有為並沒有受到光緒的重用。 對於這個結果，康有為很是想不通。原本以為憑著他的名氣和“社會影響力”，光緒一定會把領導變法的重任交給他，讓老康在官場叱吒風雲。但光緒卻並沒有這麼做，沒給康有為相應的權力，也沒給康有為相應的平台，這是驕傲的康有為不能接受的。 而令康有為更想不通的是，光緒不僅這次沒有重用他，以後也沒有。在“獵頭”們推薦的人裡，康有為是最早受到召見的人，卻也是最沒有受到重用的人，這是康有為第一次見到光緒，竟然也是最後一次！自此之後，他再也沒有受到任何召見。 而康有為無法想明白的秘密，隱藏在另外一次有記錄的談話裡。 這是康有為和榮祿先生的談話。 榮祿是慈禧絕對的心腹，是被慈禧剛剛任命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當榮祿見到康有為時，兩個人談起了變法。 榮祿是慈禧的人，老康是知道的。他知道跟榮祿說話也就相當於在跟慈禧說話，榮祿一定會把他們的談話去告訴慈禧的。老康想當然地把榮祿和慈禧當成了反對變法的人，卻不知道變法是經過慈禧首肯的，也是榮祿等“頑固派”大員關心之事（要不然就不會來問了）。在潛在的反對者面前，老康決定抓住機會，慷慨陳詞，一定要說服他。 “時事維艱，不變法不行啊！”老康說道。 榮祿顯然不想听這樣的廢話，誰都知道法要變，問題是怎麼變。 “法是要變，不過幾千年的祖宗之法不是一下子就能變過來的吧？”榮祿問道。 實事求是地說，榮祿這句話說的是實情，是一種從實際情況出發的憂患考慮。榮祿先生的這句話並不是要反對變法，而是詢問他老康有什麼辦法，希望康有為能給出一個建設性的意見。 康有為知道真正厲害的問題來了，這個問題如果回答不好，那些“頑固派”們就會見不到變法派堅定的意志和決心，必須拿出一點雷霆萬鈞的手段讓他們瞧瞧！ 於是，康有為大手一揮，用慷慨激昂的語氣說道：“這有何難？殺幾個一品大員法不就變了？” 四周一片安靜，康有為突然察覺有什麼不對，但具體哪裡不對他也不知道。榮祿並沒有再說什麼，他內心一定在翻江倒海，但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榮祿“嘿嘿”乾笑兩聲，說了句“康大人請”，然後轉身走了。走的同時摸了摸自己頭上的頂戴。 康有為說出這句話是很平常的，就跟以前在很多的演講集會場合對粉絲們說的一樣，意氣風發，正義凜然，一腔熱血，說完之後場下歡聲雷動。但是，康有為忘記了，這是在皇宮。 這樣的談話如果正式一點，就相當於朝廷高官在就如何變法問題，向老康這個“專家”來請教，是政府高官和智囊之間的座談會，而康有為給出了這個答案。 很顯然，康有為嘴下的一品大員就是指貪腐的高官，出於對腐敗官僚的憎恨，人們常常會發洩情緒，以為殺貪就能正道，這是可以理解的。 “殺幾個貪官就能變法”，這正是那些不懂變法的人才會說的話。如果變法真的只是殺貪就好，那歷史上的那些變法就不會無比艱難和反復了，大家去磨刀就好了。 別人說說這話還是可以理解，而從康有為你這個“專家”嘴裡說出來，就顯得淺薄了。不僅淺薄，簡直是太過書生氣和器量狹小。 像變法這樣的大事難事，當它還在發起和鼓吹階段時，確實需要用熱血去鼓吹，用慷慨激昂去鼓勁，這並沒有錯。但是，當它已經進入馬上要實際操作的階段之時，它需要的不再是這些，而是另外的一些東西。 這就是政治家的現實精神。具體來說是兩個方面——冷靜，堅忍。 唯有冷靜，才能思考並製訂出完整可行的方案。 唯有堅忍，才能戰勝苦難，朝這個目標努力，實現這個方案。 康有為先生沒有意識到這些，這是因為他恰恰缺少一個最致命的條件：做官的經歷。 康有為雖然是工部候補主事，後來又被光緒帝調到總理衙門，但他一直忙著社會活動，努力打造“公知”形象，從來沒有去政府上過一天班，甚至連去工部和總理衙門報個到都沒有做。他一直在進行他的社會活動，處於官場的邊緣。這樣的人不僅無法了解朝廷高官真正的心理狀態，對如何通過體制內的力量去辦事也一無所知。 變法就是要通過體制內力量去辦事，要去爭取人心，這時候的人心不僅包括民心，還包括“官心”——特別是當民心的力量還不足夠強大的時候，需要爭取盡量多的“官心”，把他們對變法脆弱的“共識”轉化為實際支持。比如榮祿大人，這也是需要爭取的，從北京皇宮開始的變法，將來無論如何也需要榮祿這個直隸總督的支持。 當然，爭取也是很難的。這個世界上最艱難的一件事情莫過於建立統一戰線了。首先要做的是取得信任，而取得對方信任也很難，如果一時不能取得信任，那麼至少要打消對方的顧忌。不能讓人家以為你是仇視這個政權，一上來就準備拿他們開刀的，要知道他們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啊。 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從來不預設敵人。但老康你在喊殺一品大員，人家又剛剛成為一品大員，你要別人說什麼才好呢？ 貪官是應該殺的，但也要經過公正的審判後去殺，變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強制度建設和法治，避免官官相衛，也避免政治迫害，如果還是喊殺就殺，那跟過去有什麼區別，還需要變什麼法？再說了，即使可殺，誰來殺呢？你殺嗎？你自己還是個六品呢！並且，既然殺幾個一品大員就好了，那麼就先殺你吧，你不就是未來的一品大員嗎？ 老康啊老康！ 這大概是榮祿第一次對康有為有了“亂黨”的印象。即使不是“亂黨”，也是無實學，書生氣，不可用。而且，千萬不能讓這種人在日後掌了大權！ 所謂書生氣，就是很容易拿想像去替代真實，越簡單的東西越容易被弄得複雜。看似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實際上離實質越來越遠。 所謂書生氣，就是一個人的腦子裡很容易出現“別人不對、現實不對、就我最正確”的浮華或者悲壯，很容易認為靠嘴上標籤就能打敗一切。 所謂書生氣，就是只具聰明而不具智慧。一個聰明但不具智慧的人常犯的錯誤就是處處只為自己著想，只顧自己的感受。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最重要的才能之一，是在關鍵性的第一次見面時，有能讓對手或者敵人快速了解自己長處的方法和技巧，從而讓對手甚至敵人一下子喜歡上自己。比如歷史上著名的張儀先生、蘇秦先生、李斯先生。他們總能習慣性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解決問題——也就是常說的換位思考，不僅有很高的智商，還有突出的情商。 而康有為顯然不是這樣的人。在我看來，康有為不會換位思考的原因恰恰是他沒有經歷過以上幾位的磨難，缺乏做官的經歷，缺乏在體制內的磨煉。老康成名過巧，成名後又勢頭太猛，他需要的不是換位思考，而是需要思考換位——去實現自己的野心。儘管去影響朝廷高層和皇帝一直是他的夢想，但是當他終於迎來和朝廷高層對話的機會時，他以為還是如往常那樣去鼓動粉絲，而無法真正把握這樣的機會。 由於不了解“體制內思維”，不清楚朝廷高官說一套做一套、喜怒不形於色、真實想法藏在笑臉背後的特色，這樣的失誤，會給以後的老康和整個變法派陣營帶來更大的災難！ 而謎底也解開了。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光緒召見康有為密談的具體內容，但從他與榮祿談話的內容來看，康有為也注定不會給光緒留下什麼好印象。如果他老康只是在喋喋不休地慷慨陳詞，這在光緒看來並沒什麼新的東西，這些東西他早就從不同的渠道得到了，聽得耳朵起繭。光緒需要得到的是切實而理性的答案，這跟榮祿先生“問計”於康有為的初衷是一樣的，而不再是感情用事的口頭狂言。 把康有為調到總理衙門，也許正是在面談之後，光緒只認為康有為這個人的活動能力很強，就讓他去總理衙門搞外交，也算是識才。 出師不利，康有為只好自我安慰。他告訴他的粉絲：皇上雖然沒給我升官，但給了我“密摺專奏”的權力！今後我就可以隨時給皇帝傳紙條了。 老康的這句話又是吹牛。宮廷檔案和記錄中並沒有老康的“密摺專奏”。事實上康有為所有的奏摺都是找人幫忙“代奏”給光緒的，不是通過部委衙門，就是通過官場朋友代奏的，最多的是通過能直接上書皇帝的那批人，比如監察御史宋伯魯和楊深秀。 而光緒雖然沒有重用康有為，卻拋出了康有為之前上過的一個折子。 在這個折子中，康有為提出了那個著名的設置“制度局”的建議。 按照老康的設想，所謂制度局，這是一個設在朝廷總攬一切變法事宜的機構，幫助皇帝來決策，是皇帝專門的諮詢機構。跟制度局一起設立的，還有法律、鐵路、農商、郵政等12個局，制度局決定的事情，交給這12個局分別去執行。 至於進入製度局的人，不能用原有的舊官僚，全部起用新人——那麼原來的舊官僚怎麼辦呢？康有為的辦法是給他們朝廷散卿（散學士）的名號，可以給他們加薪晉爵，但沒有實權。 誰都能看出來，“制度局”涉及的是人事改革，制度局一旦成立，是絕對的“另立中央”，奪軍機處之權和六部之權，排擠掉了舊官僚，基本就相當於另外一個軍機處，12個分局就相當於12個新的部委。 老康的這道折子當時是通過總理衙門代奏的，而光緒反應迅速，當天就做了批示。現在，他又把這件事情重提，催促大臣們快點給出反饋意見。 很明顯，光緒對設立制度局很重視，甚至要大過對康有為的重視。康有為實在很聰明，他抓住了光緒真正的難題。 光緒一直無法真正實現親政，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軍權一直被慈禧把控。淮軍是李鴻章的，也就是慈禧的，滿族王爺也團結在慈禧周圍，八旗軍也是慈禧的。對於光緒來說，清日戰爭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通過戰爭抓軍權的機會，但是，不說帝黨系的軍隊戰鬥力比淮軍還爛，就算他們能打，慈禧也比光緒更老謀深算，在關鍵時刻讓李鴻章出面簽署《馬關條約》中止了戰爭，清日戰爭沒有變成持久戰，光緒也就再也沒有用戰爭抓軍權的機會。 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系統中人事任免權也一直被慈禧把控，變法開始後，二品以上高官的任免還是必須經過她點頭的。光緒沒有人事任免權，也就無法建立自己的嫡系隊伍，無法在朝中形成權力基礎。從大的方面來說，他也無法組建自己的變法班子，解決“幫手”很少的難題。 而製度局一設立，光緒就有機會提拔大把大把的新人。什麼建立嫡系隊伍，什麼形成權力基礎，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 所以光緒的真正用意是：借康有為的折子，將官員人事制度改革的繡球拋出來，試探大臣們的反應！ 光緒很著急，已經有些迫不及待了。而大臣們的反應出奇一致：觀望。 如果說光緒等來了什麼，那就是一陣謠言。京城裡謠言散開，議論紛紛，說他受到了康有為的蠱惑，設置“制度局”是康黨一夥別有用心的想法。康有為這個傢伙野心一直很大，一直在折騰，因為他明白，只有折騰，他才有機會。朝廷的哪個高官不是在官場上小心翼翼、辛辛苦苦一步步爬上去的？康有為卻幻想通過制度局，坐直升飛機入閣拜相，一步登天。 從事實上說，這些話並非完全造謠，老康一直是個不太安分的傢伙。本來按照他的級別，是不夠陪伴在皇帝身邊的，而設置制度局後，他和他的朋友們都有機會成為朝廷新貴、“制度局裡的人”，不必走官場的傳統路徑，直接圍繞在皇帝周圍，進入宮廷權力中心！但是，對於這個被舊有官僚形成的利益集團把持得鐵板一塊的國家，到底要不要嘗試著去做某些改變，哪些改變是好的、可行的，如果不好、不可行，要不要拿來討論一下，沒有人真正關心了。反正大家只記得一句話：千萬不能讓自己吃虧！ 光緒失望了，他備受打擊。但打擊歸打擊，此時的光緒還必須硬著頭皮把事情幹下去，他下了一道命令：令康有為前往上海，督辦《時務報》。 光緒下這道命令正是向大臣們妥協，把康有為趕出京城，向大臣們表明：官員人事制度改革是我的意見，並不是受康有為這些“公知明星”的影響！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嚴重出乎光緒的意料了。 康有為沒有遵辦這道聖旨。按照規矩，皇帝下達旨意後，臣工必須上個“謝恩折”，然後不折不扣地去執行。但康有為既沒有上“謝恩折”，也沒有離開北京。半個月後總算上了一道“謝恩折”，但還是沒有離開北京。 康有為又一次極其想不通。 《時務報》只是一張有朝廷背景的小小的報紙（當時“官報”之一），讓他去當一份報紙的總編輯，未免也大材小用了吧？想我老康，一直是媒體筆下的變法“總設計師”和“總操盤手”，皇上我好不容易混到紫禁城，見了您，您既然讓大小臣工討論我的折子，重視我的意見，現在變法到了這樣關鍵的時刻，您怎麼能讓我離開變法的中心？皇上您是不是糊塗了啊？ 康有為仍然無法面對這樣的現實：他可以是為變法鼓吹的一面旗幟，但實際工作是無法交給他去做的，也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只能處於變法的邊緣——造勢和出點子。對於光緒來說，他確實需要幫手，但光緒很清楚他真正的幫手只有兩批人，一批就是前面提到的部級高官張蔭桓、徐致靖甚至包括王照等人，他們擔任“獵頭”工作，在幕後為光緒出謀劃策，相當於軍師；另一批就是新提拔的譚嗣同等四人，他們是實際辦事的人。 當然，對於老康，光緒還是抱著“用”的態度，畢竟這也是個人才。讓他去上海辦報，除了要變相地將他趕出京城，緩解一下官僚集團和變法之間的衝突，另外一個方面其實也是看中老康的活動能力強，筆桿子突出，沒事可以組織一些活動，寫幾篇文章，用激情四射的文字為變法製造一個良好的輿論氛圍，這樣一來，康有為也是光緒的一個重要幫手。可惜康有為並不明白光緒的這番苦心。 光緒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聖旨大臣們不聽，連康有為也不聽。 “這真是個徹頭徹尾的書生啊！”光緒在皇宮裡感嘆。 老康這樣的舉動要是放在平時，絕對是可以殺頭的大罪，抗旨不遵嘛，殺了你一點脾氣都沒有。但是對於這種書生式的舉動，光緒也懶得再去計較了。 光緒要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去對付那些大臣。在下旨令康有為離京後，光緒希望大臣們能有所反應，把他之前交代的事給認真辦一辦。 結果再一次令光緒失望了。高官們緊密團結，高度默契，集體沉默，無聲反擊。 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在意料之中，他們都是之前慈禧提拔起來的，當官當得好好的，銀子有，豪宅也有，為什麼要改？ 好吧，既然你們這些大臣沒有反應，那我就去找你們的下屬。光緒再一次下聖旨，將討論範圍擴大到中層和基層官員，命令大小臣工各抒己見，各部院的基層官員有上奏的，由各部部長（堂官）代奏，普通讀書人和老百姓有上書的，可以到督察院呈遞。光緒嚴格規定：無論是官還是民的上奏，必須直達御案，各級機構不得有任何阻撓（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 可是，光緒等了等，仍然沒有什麼反應。 於是，光緒只好再一次下旨，這一次他以情動人，聲明變法是“不得已”之苦衷，為了朝廷，為了國家，希望諸位大臣體諒和理解。 然而光緒又一次失望了。大臣們看來是要反抗到底了，甚至連個折中的方案都沒有提出。 光緒終於遇到了變法以來的最大難題。他曾以為最大的難題是沒有幫手，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現在看來，沒有幫手的原因正是因為有一個怪物在從頭到尾跟他作對，準確地說來是一個組織，一個強大的組織。 所有人都無法感覺到這個組織的存在，它從來沒有什麼明確的組織架構，也沒有具體的組織綱領，更沒有清晰的標籤，但一旦“有變”（有損其利益），它的成員又能通過利益紐帶迅速聯接，心照不宣地統一行動，相互呼應，堪稱最神奇的組織。 它生命力最強，殺傷力也最強，化道於無常，殺人於無形，你看不見它的陰影，它卻能吞掉陽光。它一直存而不倒，打而不死，頑強地存在。一次次的農民起義，朝代改名換姓，但它總是存在，陰魂不散，簡直是牛皮糖。 它僵化度最高但也存活力最強，最頑固也最靈活，它總能找到對自己有益的地方，然後在那個地方生根發芽，發展壯大。無論朝廷是變法還是守成，是開放還是保守，這個組織的成員都能跟隨權勢的走向而迅速調整方向，成為最“適應新形勢”的熟練的技術能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才是最與時俱進的，利益在哪裡，他們就在哪裡，這一點是毫不含糊的。 這就是官僚集團。在王朝的統治過程中，它悄無聲息地形成了，不動聲色地壯大了，成為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統治者對它的態度是既恨又愛，恨它把持著利益，官員們貪污腐化，撈銀子不作為，長此以往損害著朝廷的長治久安；而另一方面，又離不開他們——專制統治，不是皇帝一個人的專制，而是整個體制的專制，專制王朝之所以能維持專制，也是因為有官僚集團啊。 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與官僚集團作對的打虎英雄——朱元璋。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對官僚集團十分警惕，為了打擊官僚集團，他絞盡腦汁，耗費巨大的心血。他曾經以為丞相是官僚集團的頭領，所以他廢除了丞相制度，換來了每天加班加點，別人都睡了，他還在看折子，然後不惜成立監視官僚集團的監察組織和特務組織。 但最後他驚奇地發現，原本監視官僚集團的組織也迅速變成官僚集團的一部分，成為了既得利益的保護者和分享者——只要去收點“保護費”。這樣，官僚集團不僅沒有縮小陣地，反而擴大了領土。一生南征北戰、所向披靡的朱元璋在官僚集團面前，突然發現自己是多麼的渺小！ 光緒會有新的辦法嗎？ 光緒終於失去了耐心了。他終於明白，這場變法雖然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同意”，形成了“廣泛共識”，但這種共識是脆弱的，只能停留在口頭上。大小官員都希望去變別人，不希望來變自己，掌握某種利益的利益集團也只希望自己的利益蛋糕不要被割去，一旦情況不對，什麼無聲反抗，什麼陽奉陰違，什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都是他們的辦法。光緒原本希望通過官僚系統裡的“群眾運動”來收回自己的權力，建立自己的權威，擴大變法陣營，推進變法大業，但在一再地試探之後，這個如意算盤落空了。 那麼，這順序是不是該對調一下？只有先運用權威，才能發動官員和群眾，推動變法？ ——因為你本來就是皇上啊。 必須拿出殺手鐧！ 朝廷最重要也最有權的三位總督——直隸、兩江和兩廣總督全部撞到槍口上。光緒下旨對他們一頓大罵（嚴加斥責）。第二天，光緒再一次下旨，這一次除了繼續罵，還要求各地方督撫對交代的事情，每日請示匯報（以前交辦各事，必須迅速奏議；以後交辦各事，必須依限趕辦，並每日請示匯報）。 但大臣們仍然把光緒的命令當成了耳邊風，看來不見棺材不掉淚。 光緒行動了，他下旨：一、在中央裁撤詹事府、光祿寺等六個閒散衙門；二、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省督撫同城的巡撫；三、裁撤不辦漕運任務的省份的糧道；四、諭令各省在一個月內擬出其餘應下崗的閒散地方官員，嚴加裁汰。 這些措施仍然圍繞著一個中心：人事制度改革。先吐故，後納新，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光緒雷厲風行，鐵面無私，此時被裁撤的湖北巡撫，還是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 然而，官僚系統的反應仍然是冷淡的。特別有代表性的是兩廣總督譚鍾麟，他被罵了一頓之後，竟然連光緒以後的聖旨都不看，而且在他的兩廣總督府裡不許談論變法。當有人問起：“你辦得如何？”他回答：“啥變法？我不知道啊！” 光緒不得不拿他開刀了。但是，要拿這種總督級別的大臣開刀，總要找個動刀子的人，光緒找到了一匹“黑馬”，他就是朝廷馬匹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太僕寺少卿）岑春煊，光緒提拔他為廣東省副省長（布政使），安插在譚鍾麟身邊。 在拿地方大員開刀的同時，光緒的幫手、一直躲在幕後的禮部主事王照也在朝廷出手了。他寫好了一道奏摺，交給本部的部長懷塔布同志，請他代為轉奏皇帝。 按照光緒之前下達的“各部院官員如有上奏，由各部堂官代奏”的聖旨，王照的程序沒有錯。而光緒在下達那道聖旨的同時，也加了一條：任何人都不得阻撓上奏，看來懷塔布只能把這份奏摺交上去了。 而懷塔布同志在看完這道奏摺後，驚得大汗淋漓，他是萬萬不能交上去的，只能扣下來。 王照的這份奏摺圍繞的是如何變法，主體內容基本上誇誇其談，沒什麼新意。問題是他還有一個補充建議，其中提到：為了更好地變法，建議太后和皇上走出國門，去國外參觀訪問，實地考察了解各國政治經濟體制（請皇上奉皇太后聖駕巡幸中外）。 這個建議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非常好的。不過在當時，這不僅是對慈禧的大不敬，甚至還帶有戲弄的成分。要知道慈禧同志雖然是最高領導，但歸根結底還是個女人，當時，女人是不能拋頭露面的，她連在朝堂上聽政都要掛個簾子，又怎麼可能出國，在洋人面前拋頭露面？奏摺如果遞上去，慈禧如果追究，這就是懷塔布這個做部長的責任，所以在跟其他副部長商量後，懷塔布私自做主將這份奏摺壓下來。 私扣奏摺的事很快暴露了，光緒勃然大怒，將禮部的全部領導——六位部長和副部長統統撤職，王照升官，賞三品銜。 光緒以抗旨之罪對懷塔布的撤職光明正大，但是在官場看來，這更像是光緒和王照聯合起來，給懷塔布下的一個套。因為懷塔布的身份並不簡單。 懷塔布是慈禧的心腹，後黨的中堅人物，說起來他跟慈禧還有點親戚關係，算是慈禧的表親。懷塔布的老婆更是慈禧的閨蜜，沒事就陪慈禧逛園子吃飯，聊天解悶。 在撤職事件後，光緒的殺手鐧並沒有停止。三天后，他再一次下旨令李鴻章今後“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也就是免去李鴻章的這個職務。正是從這一天起，李鴻章失去了在朝廷中的一切官職，只剩下一個“文華殿大學士”的榮譽稱號——曾經權傾朝野的李鴻章，如今只是朝廷的榮譽公務員了。 你不是收回了二品以上高級官員的任命權麼，那我撤職總可以吧？光緒反擊的套路已經漸漸清晰了：他沒有任命提拔的權力，卻有撤職的權力。 光緒的這些行動是十分迅速而斬釘截鐵的，他使出了組合拳，拳拳指向慈禧！雖然是拿六部中分量相對較輕的禮部和政治地位本來一落千丈的李鴻章來做試探，但懷塔布和李鴻章的倒台象徵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皇上要拿太后的心腹開刀了！ 一場人事大戰即將來臨。 就在免去懷塔布職務的第二天，光緒提拔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為四品官，任“軍機章京上行走”。 任命四品官，光緒是有自主權的，不需要驚動慈禧她老人家。在京城，四品官是一個不起眼的官職，但光緒提拔他們並不簡單。 因為這四個人全部進了軍機處。軍機處對朝廷的作用，就相當於現在的軍委加國務院，軍、政最高權力中心非它莫屬。軍機處裡的辦事人員分為軍機大臣（大軍機）和軍機章京（小軍機），在級別和權限上，軍機章京是軍機大臣下屬（相當於秘書），雖然光緒特意說明“四小軍機”在辦公程序上要尊重原有的軍機大臣，並特意交代“四小軍機”要和原來的軍機大臣搞好團結，但是，這四個人是光緒親自提拔起來的，光緒是把他們當親信看待的，四人奉特旨籌辦變法事宜，所有到軍機處的奏摺，都先由這四個人先看；凡是光緒要下達的聖旨，都由四人擬稿。 光緒的全面反擊開始了！ 他先是裁撤了慈禧的人，然後升了自己的人。光緒並沒有給四位新人二品以上的官銜，所以也就不需要經過慈禧的同意，但卻讓他們做著一品大員才能做的事：可以閱讀奏摺和擬旨。光緒就用這四個人架空軍機處，他們名義上為軍機大臣秘書，實際上卻是替光緒掌控軍機處的“四人幫”，難怪連梁啟超都評價他們“名為章京，實為宰相”（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 聽到這個消息，最鬱悶的當屬一個人——頤和園裡的慈禧。 老人家的鼻子只怕都會氣歪。很明顯，這一招就是專門針對她之前發的懿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原來這一招連皇上也會用啊。 然而慈禧並沒有發作，雖然光緒的行為讓她很不爽，雖然懷塔布被撤後，他的老婆也整天來頤和園哭哭啼啼，哭著喊著太后不能不管自己的親戚和嫡系。但慈禧遲遲沒有表態，也沒有乾涉光緒，變法畢竟是得到了她首肯的，按照我們之前的心理分析，她也希望能有一個好結果。為了朝廷，為了大清，為了自己，我且忍忍吧！ 在慈禧十分鬱悶和難受的時候，另一個人卻興奮得手舞足蹈了。他是康有為。皇帝命令一下，康有為的住所南海會館裡就響起一片大笑之聲，老康笑得尤為開心。在康有為看來，“四人幫”不僅在皇帝的掌控之中，也可以是在他老康的掌控之中。 四個人當中，有兩個跟康有為關係緊密。林旭是他的弟子，譚嗣同雖然沒有拜過師，但他很崇拜康有為，自願認作康門弟子（私淑弟子），更重要的是譚嗣同幾乎算得上康有為的精神知己，對康有為交代的事情幾乎都遵照辦理。劉光第曾經是康有為在強學會後辦的另外一個組織——強國會（保國會）的會員，算得上康有為的人。楊銳的情況復雜一點，他曾經擔任過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是張之洞的得意門生，但他也曾經加入過保國會，對康師傅也很尊敬。 朝廷最有權勢的四個人都把我當作“老師”，看來我康師傅真可以指點江山啊。 而興奮的康有為並不知道，危險已經悄悄向他臨近了。 朝中的明槍暗箭已經全部對準了康有為。他們認為，正是因為康有為提出的設立什麼“制度局”，光緒才如此冒進，用“四小軍機”變相地成立了一個“制度局”。大夥兒對皇帝是不敢明目張膽地去反對的，但打擊康有為是能夠做到的，上次造謠沒有讓他離開北京，現在要拿出更厲害的一招。打擊康師傅，也就是讓皇上知難而退啊。 這一招就是：寫奏摺。 他們很快弄到了一個奏摺，這篇奏摺既不是談贊成變法，也不是談反對變法，目的只有一個：彈劾康師傅和弟子梁啟超。而且罪名比較嚴重：謀反。 謀反是殺頭大罪，搞不好還要株連九族。這樣的大罪，經常是被用來冤枉別人的，但這封奏摺裡說的，卻是事實。 故事還得從上一年（1897年）說起，那時梁啟超受聘於湖南一家新式學校——時務學堂，擔任中文總教習。而老梁在批改學生的作文時寫下了一些批語：百姓們納稅，只要它（政府）為百姓們辦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會怨恨啊，但如果不為百姓辦事，哪怕你的賦稅很輕，人民也會怨恨的。 還有一條更厲害，梁啟超以《揚州十日記》提到的當年清軍入關後的屠城行為，直接指出“這是獨夫民賊的做法”。 真是太反動了，如果說第一條是在罵朝廷，第二條就是連朝廷的祖宗都罵了。看來說圖謀不軌一點都沒冤枉他。那時候康有為和梁啟超根本沒想到自己還有能為皇上做事的這一天，所以在社會上的言論都比較反動，以此來吸引粉絲，沒想到卻留下了把柄。 變法開始後，光緒的工作流程仍然是“事前請示和事後匯報”制度，重大的事情，需要先請慈禧的懿旨，而一般的事情也要事後匯報，匯報的方式就是將光緒批復過的奏摺送往頤和園處。變法開始後，光緒皇帝看上去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