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五章牙山灣海戰，清軍強艦不戰而逃

1866年，在左宗棠的奏請下，由林則徐女婿沈葆楨親自負責，福州船政學堂成立了。這是一所用西式教學，為外來軍種——海軍培養軍官的學校，但不能通過科舉走仕途。學堂不僅學費、生活費全包，甚至連學生家裡的生活費都給包了（每月發4兩銀子補貼），但還是沒有多少人來報考，最終招考上來的，是來自福建、廣東等地普通百姓和家道衰落之家的孩子。 其中就有方伯謙，以及他的福建同鄉嚴宗光、劉步蟾、林泰曾、林永昇、葉祖珪、邱寶仁，以及廣東籍的鄧世昌、林國祥等人。當年他們的年齡都在12～15歲，在一間由寺廟（福州城南定光寺）暫時改成的教室裡，伴著晨鐘暮鼓、佛號樂音，學習英文單詞和海軍知識。這樣的時間一晃過去四年。 1871年，這批孩子快畢業了。他們開始登上軍艦實習，軍艦從福州出發，經香港、新加坡抵達馬六甲海峽，航行4個月，他們在軍艦上認真地操練。畢業之後，他們成為了清國第一批真正的海軍軍官。

幾年後，朝廷決定公費派遣他們出國深造。在出國前，他們都立下誓言，決心為國家海軍的強大貢獻自己的力量，鑽研技術，報效國家。 “此去西洋，背負國家之未來，取盡洋人之科學。赴七萬里長途，別祖國父母之邦，奮然無悔！” 最終，劉步蟾、林泰曾去了英國海軍學習實戰，而嚴宗光、方伯謙、林永昇、葉祖珪等人考入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在歐洲三年多的時間裡，他學會了喝咖啡，吃西餐，逛過倫敦的街道、巴黎的凱旋門、柏林的歌劇院。當然，更重要的是學習了豐富的海軍知識。除了書本理論，他們還學習實戰。劉步蟾等人作為見習生服役於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地中海艦隊，跟隨軍艦巡遊三大洋，甚至還參加了在非洲的海戰，可以說收穫了豐富的實戰經驗。

回國後，他們每個人都已經是一名有世界級眼光的軍官了。 嚴宗光始終放不下科舉的那個夢，雖然回國後的他成了天津水師學堂的校長（總辦），但他仍然很鬱悶，加上認為自己並不得志，後來抽起了鴉片，改行當作家，改名嚴復，翻譯整理出了名作《天演論》，那句著名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就出自這本書裡。而方伯謙、劉步蟾等成為北洋艦隊的艦長，他們雖然沒有科舉的功名，但經濟收入並不低，可以算得上真正的高收入人群。 清國向國際接軌新建海軍，最先接軌、也接軌得最好就是海軍軍官的收入。 按照《北洋水師章程》，北洋海軍官兵收入以4比6的比例，實行基本工資加績效工資的模式。艦隊司令丁汝昌的年收入為白銀8400兩，劉步蟾、鄧世昌這樣總兵級別的艦長年收入為3960兩，方伯謙這樣副將級別的艦長年收入為白銀3240兩。此外作為艦長每個月還可以掌握著從350兩到850兩的“行船公費”支出。

按照物價折算，當時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人民幣150元，也就是說，方伯謙的年薪在40萬以上。 7月25日7點，天已大亮，海面一片平靜，濟遠和廣乙即將駛出牙山灣航道，進入大海，此時，觀測兵突然向方伯謙報告：前方發現煤煙！然後很快確定：有三艘日本軍艦！ 這是聯合艦隊第一先鋒隊。 雙方軍艦幾乎同時褪去炮罩，砲兵就位，大砲互相指向對方！雙方距離越來越近，軍艦上的士兵都屏住呼吸，目不轉睛地盯住對方，等待著那驚天動地的一刻。 方伯謙站在濟遠號軍艦的司令塔里，他的心情十分緊張，清日兩國還沒有宣戰，他必須嚴格遵守“不能釁自我開、不開首炮”的命令。所以只要日方軍艦不首先開砲，雙方就會相安無事，就當有緣在海上會了個面。但是，如果日本人首先開砲，濟遠和廣乙就不得不反擊迎戰。以二敵三，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戰果？

方伯謙緊緊盯住對面航行在最前面的吉野，突然，他看到吉野在距離3000米處猛地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調頭就往回跑，而跟在後面的浪速號和秋津洲號也迅速向後轉而去。看到這一情況，方伯謙鬆了一口氣：不宣而戰是違背“萬國公法”的，看來日本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啊。 可是，就在方伯謙鬆了這口氣沒多久，他的那口氣又重新提上來了：吉野等軍艦又重新調頭衝過來了！它們在海上畫了一個大圈，重新擋住濟遠和廣乙的去路。 這個秘密，隱藏在雙方軍艦的特點裡。 清日兩國的國門都是被西方強國用“堅船利炮”從海上轟開的，在發展海軍的時候，這兩個國家一開始都是追求“船堅砲利”，軍艦的裝甲越厚、艦炮的口徑越大越好。但在後來，日本人的理念發生變化了。

1885年後，世界海軍興起一種戰略理論，他們認為軍艦追求重甲巨砲稱霸海洋的時代已經過去，軍艦不再講究大而堅，而是輕而快——以犧牲重武器和厚裝甲來換取高航速。日本海軍部分地吸收了這個理論。第一先鋒隊的平均航速20節，吉野更是達到了當時世界的最高航速——22.5節。 而濟遠和廣乙平均航速為15節。 以上可以看出，第一先鋒隊的平均航速要比清國艦隊快5節，但雙方最大的區別並不只在航速，而是在於：炮。 與濟遠和廣乙裝備架退炮作為艦炮不同的是，第一先鋒隊裝備的大部分為另外一種艦炮——速射砲。 架退炮和速射砲的主要區別在於發炮的速度。影響速度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速射砲的砲架有最新的液壓復位裝置，發砲後砲架能自動復原，不需要進行二次瞄準。另外，架退炮的砲彈屬於彈藥分裝式，只有一個巨大的彈頭而無彈殼，發炮時需要先將彈頭推進砲膛，然後在砲膛裡填上火藥包，點火後將彈頭推向敵人！而速射砲的砲彈是帶彈殼的新式砲彈，省去了這個環節。

所以，速射砲是快炮，而架退炮是慢炮，按照當時的參數，架退炮每10分鐘能打出砲彈33發，而速射砲每10分鐘能打出185發，炮速是前者的六倍，基本相當於步槍和機關槍的區別。但是，事情總是無法兩全的，炮速六倍並不意味著火力就是六倍，這是由於加快了發炮速度，速射砲的口徑也不得不小很多，打出去的都是小砲彈，每發砲彈的殺傷力無法跟笨重的架退炮相比。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笨重的架退炮一般安裝在艦首或者艦尾，而輕巧的速射砲安裝在軍艦兩側（舷側）。 在世界海軍興起之時，一直是堅固的鐵甲艦和大口徑架退炮主宰海洋的時代（所謂船堅砲利），而輕快的巡洋艦以及速射砲是新興產物。在戰前，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已經意識到清國軍艦必須大量加裝速射砲，他向李鴻章打報告申請，但並未批准，這個未批准的原因，我們以後會知道。

現在我們也已經明白第一先鋒隊為何要在海上劃一個圈了——它們是在等待濟遠和廣乙完全駛出牙山灣狹窄的航道，來到寬闊的海面。只有在海面上，吉野等軍艦才能發揮航速快、機動性好的優勢，也才可以充分地利用軍艦兩側的速射砲。 當吉野行駛到與濟遠差不多平行的航位時（舷側速射砲對準濟遠），吉野艦上突然下達了“開砲！”的命令，日軍砲長一陣茫然，兩國還未宣戰，而吉野也未向對方發出戰鬥警告，貿然開砲，這屬於偷襲，雖然“萬國公法”可以不必遵循，但偷襲的名聲實在不好聽啊。 在戰前，伊東佑亨曾下達了放過弱艦、尋找主力決戰的命令。為了謹慎起見，砲長連忙派士兵跑步去請示：真的要開砲嗎？得到的回答是四個字：“混蛋，開火！”

吉野艦上的第一炮打出了，可能是由於過於緊張，史料記載，吉野砲手發出的第一發是空砲。清日甲午戰爭就由這發空砲打響了。從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偷襲珍珠港，不宣而戰幾乎成了日本海軍的傳統，日本海軍也是世界上最會偷襲的一支軍隊。 空砲過後，就是真槍實彈。三艘日本軍艦將速射砲砲口全部對準濟遠猛轟，我計算了一下，濟遠每分鐘至少要受到80枚速射砲彈的攻擊。而濟遠的艦炮主要安裝在艦首和艦尾，現在即使它發炮，也很難打擊到對手！ 濟遠在海浪中左突右閃，尋找著戰位。一顆砲彈落在司令塔旁邊，濟遠大副頭部被彈片切中，腦漿和鮮血噴射而出，旁邊的方伯謙被濺滿一身。緊接著，又一發砲彈擊中艦首主砲台，槍砲大副當場成為碎片，更多的官兵紛紛倒下，濟遠艦上慘叫聲一片，血流成渠。

方伯謙被這一幕幕慘烈的景象驚呆了，他命令濟遠衝出包圍圈！但由於航速相對較慢，始終無法擺脫糾纏。看來不把濟遠擊沉，吉野等是不會罷休的。 萬分緊急的時刻，林國祥率領的廣乙出現了。 廣乙其實算不上一艘真正的軍艦，說它是一艘木船更為合適一些（在外麵包了一層鋼皮），排水量也只有可憐的1000噸，艦上有國產江南機器局製造的舊式架退炮11門。廣乙也不是北洋艦隊的軍艦，原本屬於廣東艦隊，它和廣甲、廣丙在戰前來到北洋艦隊會操而被臨時徵調使用。 戰鬥開始後，三艘日本軍艦把廣乙晾在一旁，專門對付濟遠。林國祥率領一艘木船衝入陣中，實在要佩服他的勇氣。 廣乙炮火雖然沒什麼威力，但它船小靈活，就像一條鑽進圍網中的泥鰍，在陣中左沖右撞，不時發炮。濟遠抓住空當，終於衝了出去。

濟遠是衝出去了，但方伯謙也沒管還困在陣中的廣乙，命令軍艦立即開足馬力向威海方向行駛。方伯謙雖然只是濟遠艦的艦長，但他也是這次軍艦出航行動的總負責人，廣乙是跟隨濟遠行動的，現在，廣乙救下了濟遠，而濟遠卻丟下弱小的廣乙先逃了。 見到這一幕的林國祥簡直氣得冒煙。 生氣歸生氣，林國祥必須趕緊想辦法衝出去，不然被三艘軍艦圍著打的廣乙很快就會沉沒。可是，看到前方密集的火力網，林國祥絕望了，他知道：衝出無望。 林國祥只好放棄衝出的念頭，命令廣乙急速調頭，撤回到牙山灣內出發地！ 三艘日本軍艦立即作出決定：先放過木船廣乙，合力追趕濟遠！因為他們也知道這才是一條真正的大魚。 吉野追在了最前面，濟遠中砲後一直沒有再開砲，說明它的發炮裝置已經被毀，沒有還手能力，吉野決定生擒濟遠。可是，當吉野逼近濟遠時，濟遠突然發出一髮尾炮，正中吉野，吉野不得不放慢航速，其後的浪速超車，它超過吉野，全力追趕濟遠！ 浪速艦長的想法跟吉野一樣，生擒濟遠，讓聯合艦隊再增加一艘軍艦！ 1871年，在方伯謙那一批人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即將前往英國留學深造時，日本從國內挑選了12名最優秀的海軍學員，前往英國學習海軍技術。那時候，西方世界對“亞洲黃猴”普遍看不起，所以，當清國的留學生可以進入艦隊學習實戰的時候，日本來的留學生只能被安排到商船學校學習，連軍艦的影子都看不到。 這12個人中，其中有一個不善言辭也很沉默的人，每天抱著王陽明的看。在英國，他一待就是八年，從最底層的水手做起，刻苦學習船舶建造技術和駕駛技術，回國後，他決心改變日本的海軍。 1887年，參謀本部出台《征討清國策》，要求日本在1892年之前（5年內）完成對清國作戰的所有準備。 1892年，日本軍隊開始進行主要針對指揮官的最後人事改革。日軍認為，日本在兵力、武器上都無法和清國相比，但要在指揮官上更勝一籌，指揮官必須年輕化，由掌握世界最先進作戰理論的人出任。 於是，這個已經44歲的人成了要被裁撤的對象。 但最後時刻，海軍大臣想起浪速號還缺一個艦長，於是就留下了他。 他就是東鄉平八郎。僥倖成為浪速艦長，東鄉平八郎比任何人都需要證明自己。 而在浪速艦上的東鄉平八郎突然看到了前方濟遠號上神奇的一幕。 方伯謙的濟遠艦上掛出了白旗！在交戰中，舉白旗表示放棄抵抗，一般對方也要停火。於是東鄉平八郎命令信號兵打出旗語：濟遠立即停駛！ 可是濟遠仍在全速向前，絲毫沒有要停的意思。 原來方伯謙是在耍我啊！東鄉平八郎又令浪速開足馬力追趕。雙方再一次逼近，這時，更驚奇的一幕出現了。 濟遠艦上的白旗旁邊又加掛了一面日本海軍旗！ 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個動作：加掛對方軍旗表示自動成為敵軍俘虜，連人帶艦都送給你們。 對於浪速來說，這又比較難辦了。總不能對著自己國家的海軍旗開火吧。於是信號兵又打出了要求濟遠停駛的旗語，他們認為濟遠這一次應該老實了。可是，濟遠艦仍在全速前進！ 東鄉平八郎又一次被調戲了，以前只聽說過兵不厭詐，現在，從方伯謙身上他還知道了另外一個詞語：逃不厭詐。 而這時候，前方有兩艘戰場外的船，正不緊不慢地朝戰場開過來。 大家一定還記得方伯謙在牙山灣登陸點沒有等到的最後一艘運兵船。 這艘英國籍的運兵船叫高升號，在高升號上，有1116名清國士兵以及74名船工。從遠處跟在高升號後面的，還有輜重船操江號。船上裝著20萬兩餉銀、20門大砲、3000支步槍以及成堆的彈藥。它們並不知道這裡已經發生海戰，按照既定的航線向牙山灣駛去。 高升號最先遇到的是濟遠。它看到一艘掛著日本海軍旗和白旗的軍艦朝自己的方向開來，當對方駛近的時候，突然把日本海軍旗降下，然後全速擦身而過。 方伯謙在離開牙山灣登陸地時，由於高升號還沒有到，當時曾制訂了一個計劃：如在海上遇到第三艘運兵船，必須把它攔截下來令它折返，脫離險境。可是此時濟遠上的方伯謙似乎已經把這個計劃完全忘到腦後了，他的腦子裡剩下的只有“逃出去”這三個字，為了擺脫追趕，在經過高升號旁邊時，方伯謙竟然沒有向高升號發出任何警示，只是把日本軍旗降下，繼續全速向前。 方伯謙不知道的是，他的這個動作大大地誤導了高升號。高升號是租來的英國船，並不認識濟遠艦，也不知道它是北洋艦隊的軍艦，他們莫名其妙地見一艘掛著日本海軍軍旗和白旗的軍艦衝過來，衝到面前時又把軍旗徐徐降下——以為這是一艘日本軍艦在行使海上禮節！ 於是高升號放心大膽地繼續向前航行了。危險也一步步臨近，它將遇到的是那個可怕的敵人——東鄉平八郎。 東鄉平八郎站在浪速艦上發現了高升號，也看到了甲板上密密麻麻坐著的清國士兵，他突然意識到：這是一條沒有任何武器防備的運兵船！ 浪速艦立即駛向高升號，舷側大砲全部對準高升，砲兵朝天鳴炮示警，信號兵向高升號打出旗語：“立即停駛！” 在英國船長的命令下，高升號停下來了。東鄉平八郎派出軍官乘坐小艇登上高升，說明高升號已經被日本軍艦俘虜，要求把高升號帶走，英國船長同意了。軍官回到浪速，浪速打出旗語：起錨，隨我前進！ 甲板上的清軍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他們拿起手中的步槍看管住了船長，強令駕駛員停航，不能跟日本軍艦走。 英國船長只好又向浪速號打出信號：請你們再派人來談判！於是浪速軍官又一次來到了高升號，船長轉告了清軍的意見：他們拒絕當作俘虜，也不再去牙山，要求回到原出發地大沽去——由於兩國尚未宣戰，輪船也是外國籍的，清軍的這個要求可以說比較符合國際慣例。 軍官回浪速艦匯報去了，大海上一片寧靜，所有人都在等待著那個平時沉默寡言的人——東鄉平八郎的決定。 東鄉平八郎的選擇有兩種：一是按原計劃強行將高升帶走；或者令高升號返回大沽。但東鄉平八郎做出的卻是第三種選擇——開砲！將這艘毫無還手之力的運兵船擊沉！ “這是一艘英國籍的船。”手下人提醒他。 “那麼讓歐洲人立刻離船。”東鄉平八郎平靜地回答。 “歐洲人立刻離船！”浪速艦上的信號兵向高升號打出旗語。 英國船長和外籍船員這時連哭的心都有，因為——他們離不了船。他們都已經被船上的清軍用步槍押住了。 所有人又在等著東鄉平八郎的反應。李鴻章租用英國籍的輪船運兵，就是賭日本人不會開砲，現在，輪到東鄉平八郎出牌的時候了。 “開砲。”東鄉平八郎平靜地回答。 十幾門大砲開火的同時，魚雷也飛向高升，甲板上的清兵拿起手中的步槍射擊，然而距離太遠，子彈只能在海面上打出一朵朵水花。 高升號很快進水傾斜，向海底沉去。 東鄉平八郎命手下救起落水的外國人，清軍開槍射擊阻止，日本人最終只救起了英國船長、大副以及輪機手三人。 30分鐘後，高升號全部沉入海底。 這條載有一千多人的船上，最終活下來的人只有257人，都是僥倖逃生，有的在海上漂流幾天后被路過的軍艦和輪船救起，有的遊回了岸邊，還有兩名清軍游到了附近的一座荒島上，當了40多天的野人後才獲救。 而其餘的871名清國官兵和62名船員全部葬身海底。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高升號事件”。它的悲劇是多方面的因素構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主帥李鴻章的僥倖和前線將領方伯謙的怯弱。一艘滿載千名士兵駛向前線地帶的運兵船，在兩個國家即將要打起來的時候，竟然故意沒有軍艦護航，孤零零地航行在大海，以為掛著米字旗就是護身符，而相遇的濟遠也對它不管不顧！ 高升號沉沒的同時，輜重船操江號也在秋津洲號的逼迫下束手就擒，餉銀、軍火連船帶人一起成為日軍的戰利品。 而駛回牙山灣出發地的廣乙，因艦體被砲彈損傷嚴重，在淺灘碰到礁石擱淺，林國祥只得下令放火燒掉廣乙。林國祥和士兵們從朝鮮輾轉回國，途中他們遭到日軍扣留，在寫下“永不參與清日戰爭”的保證書後，回到國內。 只有一路狂逃的濟遠安全地回到了威海基地。對於方伯謙來說，他的逃跑行為並不是從遇到日本軍艦開始的，而是在得知日軍在漢城發動政變後開始的，他扔下仍在卸兵的第二艘運兵船，開出了牙山灣，在遇到第三艘船高升號時，不僅沒有承擔護衛作用，甚至連警示信息也沒有發出。方伯謙似乎故意讓高升成為浪速新的攻擊靶子，好抓住機會逃跑。從這點來說，方伯謙不僅是一個能力上失敗的將領，還是一個人品上失敗的將領。 在戰前給李鴻章上書中，方伯謙展現了作為一個有國際眼光的謀士的功能。然而，有謀者未必有勇，好的謀士和出色的軍事將領之間，不僅不能畫等號，連約等號都畫不成。 這一切的差別，來源於兩個字：勇氣。 謀士可以誇誇其談，將領需要的卻只是抽刀一戰。在仗打起來之前，好的謀士可以滿嘴跑火車，嘴上輕言生死，真正打起來卻很可能跑得比誰都快，而好的將領卻不是這樣的。 好的將領可能臨戰而懼，卻在戰時無比勇猛，更有破釜沉舟、放手一搏的勇氣。 方伯謙無疑是屬於沒有勇氣的人。他在牙山灣海戰中展現的不是一個勇將的素質，而是一個逃跑大師的素質。 自從火器成為人類戰爭的武器之後，人們常常會問：戰場上還需要那種英勇嗎？其實無論武器如何先進，最後決定戰爭勝負的還是人，這一點和以往任何戰爭並沒有區別。 是的，無論你有多麼高深的理論、出色的戰略、高明的戰術，戰場上到最後拼的都是勇氣，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氣。 一個“勇”，便已經詮釋了軍魂的核心！ 足矣！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