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小木船顛簸在濁浪滔天的黃河上。一葉扁舟。黃河水重濁而凝滯地流淌著……
站在東渡黃河的小木船上，毛澤東深深地嘆息了——
你們藐視誰都可以，但是不能藐視黃河。藐視黃河，就是藐視我們這個民族。
把一條大河與一個民族的生存尊嚴相提並論，毛澤東無疑是賦予了這條大河以人格的力量與魅力。中華民族的精魂就凝固在偉人腳下的這條大河裡。說這句話的時候，毛澤東正進軍北平——他剛剛打敗了蔣介石的幾百萬軍隊，但他卻說，不敢藐視黃河……
雄才大略的毛澤東一生說過許多氣吞山河的話，他說人定勝天，他說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說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敢教日月換新天。但唯獨面對黃河，他說，不敢藐視……
與他同船共渡的周恩來，當然能理解領袖的憂慮。他們即將締造一個國家。締造這個國家就必鬚麵對這條母親河、也是“中國之憂患”的大河的治理。
於是僅僅才相隔了兩年，毛澤東又站在了黃河大堤上。望著濁浪排空的滔滔黃河水，毛澤東又說：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說這句話的時候，毛澤東仍然出語謹慎。不能說，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這樣一些中國當代最偉大的人物在內的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不想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問題在於，人的主觀願望在大自然的偉力面前，有時，也表現得相當乏力。當1955年夏的中南海懷仁堂裡，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向中國乃至世界宣布：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的時候，如雷般鼓掌的一千多名人民代表乃至於全體中國人無疑都真誠地相信並期盼著“黃河清”。
“黃河清，聖人出。”
這是一句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的民謠。
可以說，在古老中華民族的諸多夢幻中，治理黃河水害是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最古老的夢幻。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早期大洪水的神話或傳說，如《聖經》裡的大洪水和諾亞方舟，這些神話故事不少是說洪水毀滅了人類而僅有少數的人倖存了下來。也就是“毀滅”與“得救”的故事。並且，這些故事的重點講述的是人類的“得救”與“救贖”。也就是人類的“倖免於難”與“幸運”。洪水滔天但人類很幸運。這幾乎就是對給人類造成了災禍的水的一種禮讚。中華民族不同，世界上恐怕只有一種語言漢語——裡有“禍水”這個詞。而追究這個詞的來源，我相信，這裡的“水”毫無疑問指的就是黃河。
女媧補天的故事中說“積蘆灰以止淫水”。
又說，“淫水涸，冀州平”。
這裡的“淫水”，也是黃河。
禍水，淫水，就是我們從遠古的祖先那裡得到的對黃河的一種“別稱”。
正因為如此，黃河又被稱為“害河”——以至在我們的民族語言中有了“黃禍”、“黃患”、“黃災”這樣一些詞彙。它所凝結著的是一個民族對養育了她又禍害了她的這條大河深為恐懼的一種民族情結。這種情結是那樣的源遠流長，刻骨銘心在一個民族的情感記憶中……
由於恐懼，也由於無奈，誰能夠征服黃河，誰便是這個民族所崇拜的英雄。這便是這個民族所特有的一種“黃河情結”——黃河清和聖人出。
中國有朝代名號的歷史就是從一個治黃英雄開始的。
這個治黃英雄是大禹。
大禹治水的故事就發生在黃河的中下游地區。古籍中記載的女媧補天和黃河水氾濫有關，而中關於鯀、禹治水更是一個華夏先民與洪水搏鬥的前仆後繼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經定九州。”大禹的父親鯀因辱使命，被天帝殺於羽山腳下，鯀死而不甘，屍體拋於荒野而三年不腐，人們剖其腹而禹生。禹治黃十三年，“三過其門而不入”，終於“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禹因為治水有功，人民擁其為共主，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
這是說，禹之所以生為帝王，死為神聖，都有賴於他治黃的功績。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帝王誕生於治理黃河的偉績中，由此也不難想像，這個有著這樣一條大河的民族，心目中理想的君主應該是怎樣：他哪怕全然無所作為，只要他能夠馴服住那條桀驁不馴的黃河。於是沿著晉陝峽谷，沿著中原黃河岸邊，幾乎到處佈滿了大禹的“聖蹟”。而最能體現禹的神奇風采和獨特神韻的，則是素有“黃河天險”之稱的“人、鬼、神”三門的橫空出世。
黃河自陝西潼關以東，流經中條山和崤山之間，兩山相夾，浩浩蕩盪穿行在大峽谷中，轉而被北岸的陡崖迎頭攔住，再轉而南折，正要順石壁急轉而下，猛然間被阻於一座巨大的石山絕壁下。相傳，黃河水在此聚為大湖，湖中有烏龜精興風作浪，危害百姓。大禹治水到此，用巨斧劈山，但山石堅硬，怎麼也劈不開，他便把腳伸進剛劈開的石縫裡，使勁向南邊蹬去。於是天崩地裂，河水東流，山峰被劈開斷為三截，三股激流驚心動魄急瀉而下。這被大禹劈開的三座石島，即為“人門”、“神門”、“鬼門”。
這裡，也就是今天被人們稱之為“萬里黃河第一壩”的三門峽大壩之壩址。
當上世紀五十年代人們修建這座宏偉大壩的時候，也就是人們當時認為他們是開始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的歷史壯舉的時候，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想到，此後在半個多世紀裡，這座大壩的存在會如此深刻地影響到了與它相隔幾百公里的一座古城的命運。影響到了與這座古城相毗鄰的另一座城市的命運——以及幾十萬陝西移民的命運……
這座古城是西安。
與這座古城相毗鄰的另一座城市是渭南。
說句實在話，由於黃河的水害、水災頻仍，致使一些人叫它“害河”，在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以前，陝西人沒有過關於這方面的記憶。從古到今，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中，流經陝西境內的黃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古人又叫渭水——渭河連同流入渭河的其他支流，都是陝西人的福河、惠河、利河。成千上百年恩惠和恩澤著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留在陝西人記憶裡的都是對黃河的美好記憶。這是因為陝西位於黃河的中游，而黃河的水患水災則主要發生在黃河中下游，尤其是河南與山東境內。
與黃河在陝西境內是一條福河相關的，是這條大河催生和締造了西安——也就是古長安，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十三個王朝建都於此的輝煌歷史。並且，幾乎每一位偉大君主也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們治黃和利用黃河的偉大“聖蹟”。
這就是黃河與這座千年帝王之都的不解之緣。
也是利用黃河興修水利和漕運的輝煌歷史。
第一位偉大君王秦王嬴政和著名的鄭國渠。
後世的歷史學家相當感慨，說，如果沒有鄭國渠，中國的歷史也許需要改寫。這是因為沒有鄭國渠，恐怕就沒有秦王朝日後那麼強大。在這裡，歷史和人們所有的想像都開了一個玩笑。因為鄭國渠的發軔，並不是秦王一次自覺的施政行為，卻是源自一次政治權術和政治陰謀。事件發生在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時值戰國末期秦、齊、楚、燕、趙、魏、韓七雄爭霸。當秦國的國力強大到足以隨時吞併掉它的近鄰韓國時，韓桓王在絕望中不幸採取了身邊謀士所謂“疲秦”的策略。派韓國著名的水利工程師鄭國為間諜入秦，遊說秦國在涇河和洛河【北洛水，渭水支流】間，穿鑿一條大型灌溉渠道。以韓王的如意算盤，如此這般秦國便無力東顧……
這一年是秦王嬴政元年。本來就想發展水利的秦國，很快採納了這一誘人的建議。並立即徵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命鄭國主持、興建這一工程。在施工過程中，韓國“疲秦”的陰謀敗露，秦王大怒，要殺鄭國。鄭國說：“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漢書·溝洫志》】秦王認為鄭國說得很有道理，同時，秦國的水利技術還比較落後，在技術上也需要鄭國，所以一如既往，仍然加以重用。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人稱鄭國渠。
鄭國渠既成，不僅沒能“疲秦”反而“強秦”。 《史記》、《漢書》都說：“渠就，用注填閼【淤】之水，溉舄［xi戲］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一鍾為六石四斗，比當時黃河中游一般畝產一石半，要高出許多倍。鄭國渠修成後僅過了十多年，秦始皇就完成了統一六國的霸業和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制的秦帝國。
對韓國而言，這恐怕是世界間諜史上最為失敗的一次“用間”。
秦帝國咸陽宮建都在渭河邊上，漢帝國長安城也建在渭河邊上。只不過漢長安城已經從咸陽東移到了現在西安的西北郊。隋朝建立以後，認為漢長安城已經過於潮濕，於是從渭河北岸東移到了渭河南岸。大唐帝國建立後，在隋帝國大興城的基礎上擴建了唐長安城。
位於漢長安城之東南的渭河兩條支流——滻河和灞河，是隋唐長安城郊的兩條河流。而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建豐、鎬二京，在今西安城西的灃河兩岸。
灃河也是渭河的支流。
從歷史上看，所謂中國歷史上最鼎盛時期的周秦漢唐以及短命但卻非常重要的隋朝，全都與這條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揭開王朝與河流關係秘密的，是這些定都長安的王朝或者帝國，為了支撐其中央集權制的帝國首都政治與經濟的需要，全都需要和仰仗黃河漕運。
黃河漕運至帝都長安，也就是從黃河入渭河，黃河中游的三門峽，便成為古代東西漕運的大動脈。也是古代東西漕糧運輸的必經的要道。所謂“漕運”，主要是指由關東各地轉輸粟米接濟關中的需要。這條運輸通道，從秦王朝一直維持到唐朝的末年。秦漢兩代，奠都關中，曾通過渭河運輸關東漕糧。隋唐時期為了解決京都長安的物資供應問題，也曾大量漕運東南米粟。到唐玄宗統治的盛唐時期，最大的一項水利工程是漕運港口廣運潭的修建。這個港口曾經對唐長安經濟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廣運潭銘序》雲：“唐天寶紀元之九年，陝郡太守韋堅有請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以運山東之賦，有詔從之。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復與渭合；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舟。越二年潭成，天子臨幸嘉焉，賜名廣運。”廣運潭建成後，當年漕運量就達四百萬石，有力地鞏固了李唐王朝的統治。
唐詩略云：“秦地有吳舟，千檣渭曲頭。”可見當時渭河運務相當繁忙。
秦漢隋唐的漕運歷史說明，這些王朝的都城都在關中，關中是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但是，當時的經濟區域卻距關中相當遙遠。不論是在黃河中下游，還是在長江下游，這些區域的糧食要運到都城，就必須利用黃河。這就是說，從秦始皇開始，由關東轉運糧食時，運糧的船隻就已經通過三門峽了。
唐代以後，長安失去首都地位，渭河漕運迅速衰落。
三門峽再次和關中發生密切關係已經是千年以後。這次，既不是為了給關中進行漕運的需要，也不是如同秦始皇修鄭國渠一樣為灌溉關中良田。它的主要目的乃是為了“根治黃河水害”。這是大禹工作的不徹底性而造成的一個後世的難題。大禹雖說“鬼斧神工”開山劈路乃至於“疏通九河”，且為後人尊為“神聖”。但是大禹仍然不能算是“聖人”，因為他未能使“黃河水清”。
“黃河水清”這個理想在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也只能是個理想。
黃河仍然挾帶著大量泥沙萬古如斯地流淌著，並且暴虐地濫施著它的淫威。即使是在禹自己開創的夏朝，古文獻中記載的“商侯冥治【黃】河”，就已經記載了黃河的氾濫。夏之後的商朝都城屢次遷徙，也可能都與黃河的氾濫有關。周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有文字記載的黃河第一次氾濫，到國民黨扒開花園口的1938年，兩千五百四十年間，黃河共計潰決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次。平均三年就有兩次決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宋代開封，那繁華的大都市東京汴梁，也因黃河的改道，湮沒在七米黃土之下……
但黃河，既為我們誕生了第一個祖先黃帝，誕生了第一個王朝夏，誕生了第一個帝王大禹，賦予了我們一片黃土地、一條黃色河流，乃至於我們與生俱來的黃色皮膚、黃色人種；此外，也由於黃河，誕生了我們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圖騰崇拜：龍。我們的民族也就自稱為“龍的傳人”，那歌詞就是：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叫黃河……
黃河孕育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正如尼羅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倫文明，黃皮膚、黃色人種的中國人也與生俱來地對他的母親河、他的生命之河——黃河，充滿著癡情的熱戀和近乎崇拜的敬畏。
或許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對一條河流有著如此復雜的感情，如此地愛恨交加和如此地既依戀崇拜著她，又那麼千方百計地想要改變她！這種情感，就是龍的傳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種“黃河情結”。
宋以後政治中心東移，北宋建都大樑，江淮漕糧也就沒有必要再西運關中了，三門峽作為東西漕運的大動脈日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但黃河水患此時卻也開始直接威脅京都。為了治理愈積愈厚的黃河泥沙，保住繁華的大都市汴梁，北宋王安石曾經發明“混江龍”，在黃河水面上來回穿梭，攪起積沙，疏通河道。但那隻是一個夢而已。
真正讓三門峽重回世人視野的，不是別人，卻是因黃袍加身落了個千古罵名的袁世凱。此時，從十九世紀後半葉起，西學東漸，中國人從西方學習到了新的科學技術，以往對黃河的利用僅限於漕運或修渠灌溉，這時也發展成為修建水庫，集蓄洪、發電、灌溉為一體的綜合開發利用。 1912年民國初立，就有水利專家向當時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建議，在三門峽截黃河而根治水患。袁世凱大概也非常想在治黃問題上有所作為，建立一番千秋功業，於是成立了治黃機構，三門峽水庫工程便是其治黃的主要構想。但不幸的是，黃袍加身的袁世凱很快便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治黃的事業……
袁世凱之後，又一個想在治黃問題上大做文章的人是蔣介石。
1938年，國民黨政府為抵擋日軍侵略，掘開花園口“水攻”，一舉釀成巨禍。此舉引起黃河大改道，受災面積達54000平方公里，受災人口1250萬人，死亡89萬人。造成赤野千里，餓殍遍地，城郭破碎，滿目瘡痍。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個造成花園口大決口的始作俑者、這個千夫所指的“獨裁者”蔣介石，似乎也逃脫不了這種“黃河情結”。就在他掘開黃河大堤的前後，幹出這樁令人髮指傷天害理的醜事惡事的前後，1935年，1946年，獨裁的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先後聘請了挪威人安立森、美國人雷巴德等外國專家，先後兩度查勘黃河。安立森在實地查勘了黃河幹流的潼關至孟津段以後，向國民黨政府提交報告說：“就地勢言之，三門峽誠為一優良庫址。”建議在三門峽修建一座攔洪水庫，以控制黃河下游的洪水。據史料記載，這個挪威人，是中國近代水利史上提出修建三門峽水利樞紐的第一個外國人。
與安立森不謀而合，同樣對在三門峽修建蓄洪水庫情有獨鍾的第一個中國人是李儀祉。這位中國近代著名的水利專家時任國民政府黃委會委員長兼總工程師。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最興旺的時期，盛世興修水利，這時期國民黨政府的治黃工程又鼓譟了一陣子。李儀祉懷抱救國濟民的熱忱，辛辛苦苦地勘測黃河，繪製草圖，雄心勃勃地想要大展宏圖。可是，治黃必經山東和河南，山東軍閥韓復榘和河南的石友三，一心只在搜刮民脂民膏，擴充地方勢力，而蔣介石此時也在忙於圍剿紅軍，沒有誰的心思真正用在治理黃河上。李儀祉壯志難酬，無門報國，空對著滔滔黃河水自嘆生不逢時……
此時，故鄉人找到了他。
李儀祉是陝西蒲城縣馬湖鄉人，他的蒲城老鄉楊虎城將軍此時正主政陝西，時任國民黨陝西省主席。 1929年陝西關中發生大旱，餓殍遍野。引涇灌溉，急若燃眉……楊虎城將軍深知李儀祉的水利才能與天才，經過同是陝西同鄉的於右任先生的牽線，盛情邀請李儀祉回陝，派專人專程到河南把李儀祉請了回來，並當即任命他為陝西省政府建設廳廳長。李儀祉先生得知家鄉有難，黎民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輾轉餓死成千上萬人，既報國不成，就想惠澤鄉梓，於是臨危受命，毅然決然地挑起在鄭國渠遺址上修涇惠渠的千秋重任。在他本人的親自主持下，此渠於1930年12月破土動工，數千民工辛勞苦幹，歷時近兩年，終於修成瞭如今的涇惠渠。 1932年6月放水灌田，引水量16立方米/秒，可灌溉60萬畝土地。
除了涇惠渠，李儀祉還為陝西貢獻了至今仍在豐澤鄉梓的洛惠渠、渭惠渠等。涓涓水流在李儀祉故去半個多世紀後仍滋潤著關中的沃野千里……
歷史讓人感慨。
歷史讓人深思。
三位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陝西人，於右任、楊虎城、李儀祉，相遇在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時空中，完成了一個對陝西關中百姓而言造福千秋萬代的水利工程，譜寫了一段水利佳話。
而越過浩渺的兩千多年，在陝西，在古秦國的故土上，當年被韓王派做“間諜”的鄭國，因了彪炳史冊的鄭國渠，鄭國與李儀祉，也相遇在了歷史蔚藍色的天空上……
鄭國不說，鄭國完成了鄭國渠應當說夙願以償。秦始皇藉此強秦，完成了掃六合統一中國的偉業，鄭國已死而無憾。但李儀祉不同。李儀祉懷抱的不是強秦之夢而是強國之夢，他是要完成根治黃河水害的夢想的，對他而言，治黃才是他的屠龍之志。屠龍之志未了，李儀祉就夙願不償，終至抑鬱成疾，不幸病歿。死前，這位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水利專家都因未能根治黃河而引為恨事！
當然，李儀祉絕對沒有想到，他建議的壩址在他死後二十三年——李儀祉死於蔣介石掘開花園口大堤的1938年，三門峽大壩建成於1961年——由共產黨人替他付諸了現實。當然，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三門峽大壩的建成，會對他那麼鍾愛的關中沃野、那麼深愛著的故鄉，縱橫交錯著他的青春血脈、流淌著他殷殷血液的八百里秦川，帶來一場幾乎是大傷元氣的深刻災難——他的數以幾十萬計的故鄉人為此而飽嚐顛沛流離之苦以及深及三代人的赤貧和苦難……
李儀祉是陝西省蒲城縣馬湖鄉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我為三門峽水庫大壩而去採訪三門峽水庫移民——名稱叫“三門峽陝西庫區移民”、也就是我所稱的“黃河大移民”的移民時，到過李儀祉先生的故鄉，蒲城縣馬湖鄉。到了這裡，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馬湖”，儘管有一個美麗的字眼“湖”，卻是一個令秦地農民談虎色變的著名旱原。陝西民間流傳著一句民謠：“龍山馬湖，渴死寡婦。”民謠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了這個有著“湖”字的地方恰恰是陝西遠近聞名的最缺水的地方。當地農民告訴我，這裡十年九旱，水源極其匱乏，井深一百多米也打不出一桶即便是黏稠的黃水。要買水，得越過縣界，到毗鄰的白水縣去買，往返二十多里。要挑水，得到最近的一條河洛河去挑，往返還是二十多里。二十多里翻山越嶺買回來或挑回來的水，那是比金子還珍貴，它是活命的水，人飲尚且不夠，土地的干渴就更可想而知了。我奇怪這句民謠裡的“渴死寡婦”，為什麼偏偏渴死的就是寡婦呢？
人說，因為寡婦沒有男人去為她買水或者挑水。
龍山馬湖，“龍山”是在緊緊毗鄰著蒲城的陝西白水縣。從民謠裡得知，白水縣的龍山和蒲城縣的馬湖，那是一片著名旱原，一片黃土高坡溝壑區。誰能想到，恰恰是從這片能渴死寡婦的旱原上，走出了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水利專家！遙想當年，當李儀祉在上世紀初告別故鄉、踏上德國的土地進行深造，並且選擇了水利專業的時候，年輕的李儀祉的心里大約是裝著故鄉的那一片旱原、那一片會將寡婦渴死的干渴的土地……
我後面還將說到這片乾渴的土地。
因為我一生中一次靈魂的顫栗就發生在這裡。從前從來沒有想到、沒有見到、沒有聽說過的黃河移民的苦難故事就發生在這裡。但我還必須提前聲明，雖然沒有見到過李儀祉先生關於選址在三門峽修建水庫的報告，但後來家鄉人的苦難卻肯定和李儀祉先生無關，李儀祉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不必為自己當初的建議負疚。因為水庫和水庫概念不一樣。挪威人安立森和李儀祉建議在三門峽修建的是一座“攔洪水庫”，也就是“蓄洪水庫”，目的只是為了控制黃河下游的洪水——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區別，此水庫和日後果真建成的被譽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人最偉大工程的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三門峽水庫，有著幾乎是天壤之別！
安立森等人之後，四個美國人於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乘飛機考察了黃河流域全貌，並且隨後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了治黃方略。美國人認為，修建水庫的首要任務是控制黃河下游的泥沙和防洪，而不是發電——美國人的這個認識，可以說，和安立森、李儀祉是“英雄所見略同”。首先是防洪、蓄洪、攔洪。不是發電，也更不是後來有些人忽發奇想的所謂“航運”——在古時候，就是經過三門峽的“漕運”。美國人進一步論證說，他們認為在三門峽建庫發電，對陝西潼關以上的農田淹沒損失太大，又是日後無法彌補的。如果非要有一個急功近利的目標，在三門峽建庫發電的話，那麼，他們建議國民政府將壩址改移到三門峽以下100千米處的八里胡同，這樣就可以避免淹沒陝西的百萬畝良田。
應當說，這的確不失為一個科學的建議和方案。
這是自有民國政府以來，自袁世凱以來，第一次有人否定了選擇三門峽修建水庫大壩。也是第一次有人非常鄭重地提出了黃河泥沙問題——這個日後確實影響到三門峽大壩命運的致命的泥沙問題。
僅僅六年以後，蘇聯人來了。
蘇聯人和美國人彷彿天生是一對冤家對頭。他們爭霸於太空航天、爭霸於核武器，這時，他們又爭霸到在中國的黃河上修建一座水利大壩的純技術問題上。不過此時，中國已經是“換了人間”。中國的五十年代初葉，美國人已隨著國民黨政府的潰敗退居於台灣島一隅，退居到了中國正在發生的歷史劇目的厚重帷幕的背後。屬於帝國主義的美國在中國大陸沒有了發言權，而同屬於社會主義營壘的“偉大的盟邦蘇聯”【副總理鄧子恢報告中語】願意援建中國的三門峽工程。 1952年5月，蘇聯專家格里柯洛維奇和瓦果林等人乘坐木船自陝西潼關順流而下，來到相傳公元前21世紀夏帝大禹神斧劈開的三門峽峽谷。上溯到洪荒初開的年月裡，曾令鬼斧神工的大禹也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氣才得以劈開的堅硬石質和優良的岩床，將兩個蘇聯人的目光緊緊吸引住了。良久，兩個蘇聯人嘆道：黃河實在太偉大了！這樣好的水電站壩址，實屬舉世罕見，可建高壩大壩！
修建高壩大壩的思路，就這樣被蘇聯人提出和肯定了。
修建高壩大壩的思路，也就這樣驚世駭俗地橫空出世了。
泥沙問題呢？
蘇聯人幾乎不屑於考慮。
大禹沒能讓黃河水清。儘管如此，禹在黃河許多地方包括天險三門峽留下了許多“聖蹟”之後，最終定格為中國人的一個理想的“聖君”。蔣介石不可思議地動搖在毀黃和治黃之間，更是有大過而無大功。袁世凱更不用說，治黃對他只是曇花一現的一個夢影而已。但禹的形象至少包含了一個民族的理想，上下五千年，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念叨著“黃河清，聖人出”，無奈地嘆息著走過了幾千年……
歷史把這份光榮與夢想給予了年輕的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
一代偉人毛澤東曾說，我們一定要敢想、敢說、敢干，乾一番前人沒有乾過的偉大事業。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終於在中國人夢想了半個多世紀後的1957年破土動工了。歷史記載下了這一頁。
出版於1958年的《新知識詞典》中有關“三門峽”的詞條正好闡釋了這樣一個光榮與夢想——
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中，計劃在這裡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發電、灌溉的綜合性工程。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已在1957年4月13日正式開工了。修建中的攔河大壩高110公尺，底寬121公尺，頂寬32公尺，頂長839公尺。建成後，造成一個面積達3500平方公里，容積647億立方米的水庫，不僅可以控制中上游流下來的洪水，使下游的河水基本變清，基本上消滅下游的水災，還可以每年發電60億度，使河南、山東、河北等省4000多萬畝農田得到灌溉。一向不能通航的下游，也可以在邙山到海口間790公里長的河道上，行駛500噸的輪船。
這裡描述的庫容647億立方米、年發電量60億度等，正是按照蘇聯專家設計的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所能達到的規模和效益。但是，應當說，這個藍圖已經成為一個永久性的藍圖，成為塵封在紙頁上的一幅海市蜃樓圖。直至二十世紀末，直至二十一世紀，也不會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一個迷人的夢幻……
歷史也永遠記下了這一天——
1955年7月18日，中南海懷仁堂。
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傾聽了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所作的《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鄧子恢副總理莊重地向世界和全中國人民宣布——
只要6年，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以後，就可以看到黃河下游的河水基本變清。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鄧子恢的話音剛落，懷仁堂裡發出海嘯般的掌聲。一屆二次人大代表手臂如林舉起，一致通過了這個報告。每個人都感到他們站在中華文明史的一個新開端。的確，這事非同尋常。以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一個大型水利工程，在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上只有過兩次：三門峽和三峽。
三門峽為萬里黃河第一壩，三峽為萬里長江第一壩。這是中國版圖上的兩條真正意義上的大河。大河的治理和開發對中國的國計民生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而黃河，對中華民族的意義甚至是長江都無法比擬的；因為它自古以來都是一條“害河”。是中國的母親河，又是中國的心腹之患。
另有一個事實足以說明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對治理黃河的重視。共和國誕生伊始，百廢待興。一屆一次人大通過了共和國憲法，一屆二次人大即通過了這個治理黃河的規劃。
應當說，這是一個偉大民族向一條偉大河流的挑戰，自然偉力面對由最強健的民族靈魂凝結成的偉大人格。然而，千古不馴的黃河征服起來卻相當棘手，年輕的共和國可以勒緊褲帶，積聚起自清末以來百年戰亂銷蝕殆盡的國力財力，但科學技術的落後與不濟卻是這個自尊的民族不能不承認的痛苦現實。中國落後了，落後的中國要治理一條世界上最難治理的大河。雄心與尷尬，熱情與嚴酷，氣魄與拘囿，夢想與現實……諸般滋味交織在一個崛起的年輕巨人的心腹裡。它需要外力。以自力更生為立國之本的新生政權需要藉力於科技發達國家。域外的“偉大盟邦蘇聯”伸出了援助之手。當時正值中蘇關係的蜜月期，中蘇友好時期，幾億中國人連婦女小孩提起蘇聯人也必口稱“蘇聯老大哥”的時代。 “老大哥”慷慨援建中國156個工程項目，而在這156個項目中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是唯一的一項水利工程。蘇聯最權威的科學機構列寧格勒設計院，承擔了三門峽大壩和水電站的設計。蘇聯專家組組長柯洛略夫在回答中國同行們提出的對三門峽水庫淹沒損失太大的憂慮時，慷慨激昂地說道：
“為了解決防洪問題，想找一個既不遷移人口，而又能保證調節洪水的水庫，這是不能實現的幻想、空想，沒有必要去研究！……為了調節洪水所必需的庫容，都是用淹沒換來的。”——
這就是著名的、後來確實影響到三門峽工程命運的“用淹沒換取庫容”的觀點。這個觀點日後要接受歷史的嚴厲評判！
中國專家們沒有沉默。
他們是炎黃子孫，懂得土地對農民、對於國計民生的重要性。對他們來說，柯洛略夫用帶有捲舌音吐出來的“用淹沒換取庫容”的一連串俄語實在太沉重了！它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三門峽水庫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指水平線以上的水位高度】，淹沒農田325萬畝，淹沒區域移民87萬人！這個數字對於五十年代的中國不是一個小數字！假如淹沒的土地是貧瘠的或荒蕪的也罷，偏偏它淹沒的大部分是中國最好的土地之一。是除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膠東半島以外，號稱八百里秦川糧倉的富庶的關中平原沃野！水利學家張光斗憤然而傷心地說：“中國固然需要電，也不能以一個西瓜去換一個芝麻。”青年技術員溫善章先後致書水利部和國務院，提出三門峽水利樞紐應按低水位、少淹沒、多排沙的思想設計，水庫正常高水位335米高程足矣……在其後召開的專家討論會上，溫善章、葉永毅等頗有遠慮地預言道：
關中平原土地資源寶貴，將來可能比動力還缺乏。
對於要剜去其大片肥田沃土的陝西，陝西省的反應自然強烈。當時，朱德、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領導人到陝視察，陝西省領導直面進諫，陳情與訴說三門峽庫區淹沒損失太大，應降低水庫正常高水位。陝西列舉了兩個數據：陝西省耕地的85%是山地，平原只有1000多萬畝。陝西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為82人，而淹沒的平原高產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200人。 “用遷移70萬~80萬人口的代價，換來一個壽命只有50~70年的攔洪庫，群眾很難通過。”陝西領導人委屈地說，“另外，水庫回水末端泥沙淤積將逐漸向上游延伸，西安的重工業基地將泡鬆泡軟，甚至威脅到西安的安全……”——
威脅西安！
不少人的確倒抽一口冷氣。
1958年4月，當三門峽大壩正在修建期間，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召開了三門峽水庫現場會議。對西安這座對於中國以及世界而言意義非凡的聞名於世的古都，沒有誰能夠或敢於承擔起毀壞它和破壞它的責任。周恩來最後在總結髮言中確定一條原則：確保西安，確保下游。
實際上，這是一個悖論式的命題。
想要確保的西安和想要確保的下游本身就是一對矛盾。
但在當時，這又是一個比較折衷和比較中庸的方略。它既保留了一部分蘇聯專家的意見，又兼顧國情進行了一定範圍的修正。願望是良好的。處於上游的西安必須確保；處於下游的河南、山東等易受黃河氾濫威脅的省份地區也必須確保。然而，這的確又是一對矛盾。當洪水來犯時，蓄水位達不到一定高度，下游災情得不到控制；而蓄水位過高時，黃河水阻在了中游地區【就整個黃河流域而言，陝西位於中游】，不說淹沒關中平原大片肥田沃土，即使很想確保的西安也難確保。人類常常面臨兩難之境，“熊掌與魚”的命題之所以成為永恆其意義恐怕就在於此。
但這還不是尷尬的全部。
更大的尷尬來自黃河本身——這條流經中國腹地，流經大半個中國，因它而誕生了中華民族，也因它而使中華民族歷盡磨難的大河。這是一條世界上最古怪的河流。史稱“黃河鬥水，泥居其七”，即從黃河裡舀起一斗水，水三分，泥七分，其含沙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有資料表明，每立方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埃及的尼羅河是1公斤，蘇聯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國的科羅拉多河10公斤。這些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含沙量大的河流。而黃河在河南省陝縣竟達34公斤！更形象的一種說法，黃河年平均輸沙量為16億噸，如果用載重4噸的卡車運送，需要每天出動110萬輛車拉一年；假如將這些泥沙堆成高和寬各一米的土牆，可繞地球赤道27週！
蘇聯境內沒有這樣一條河。他們也沒有過一個民族同一條河流亙古搏鬥的悲壯史。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對一條河的感情如此復雜，熾熱的愛和熾熱的恨，熾熱的崇拜和熾熱的恐懼。它既孕育了一個民族，又禍害著一個民族。在千百萬年的歷史中持續不斷地考驗著這個民族的承受力，也持續不斷地激發著這個民族的智慧與活力。黃河，以其雄渾的自然偉力和桀驁不馴的怪僻性格向一個智慧民族提出了挑戰，這個民族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對它的征服，儘管歷史記載的是太多的失敗；當然，也記錄了一個民族不屈不撓的雄魂……
蘇聯專家肯定不理解這條河，同樣也不理解這條河與這個民族的這種“生死冤家”一樣複雜而奇特的關係。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蘇聯專家的意見卻不可能完全不聽。三門峽大壩從開始動工的1957年到基本完工的1960年，在它的施工過程中，幾經爭論，從最初蘇聯專家提出的360米高程降至350米，再降至335米——而最後的實際運用，一般只按305米到300米運用。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從360米降至335米，其高度大約八九層樓房高；而從335米再降至305米，又大約十一二層樓房高。這樣，水庫實際運用比當初蘇聯人的設計“矮”下去了將近二十層樓房高！
但黃河水確實清了。
1960年9月14日18時55分，黃河生命史上一個重要時刻到來了。
三門峽水庫開始蓄水，一天之後，一個平靜的綠色人工湖出現在了古老的中原大地上。當時，數以萬計的人看到了這個奇蹟，“黃河水清”再也不是夢想。人們歡呼雀躍，熱淚盈眶。 “黃河水清”，當然，也被大肆地宣傳報導……
從上流而來的泥沙淤在庫裡，下游河床經過沖刷，濁水漸漸變清——自古以來，中華上下五千年，中國人從來不敢夢想的奇蹟，就這樣在共和國成立十年後得以實現。被後世尊為“神聖”的大禹也沒有做到的事情，被這一代中國人做到了。 “黃河清”，實實在在地出現在了人們眼前……
倘若黃河水繼續清下去，那句中國最古老的諺語，“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怕是此後要從中國人的語彙中消失了吧？ ——變清了的黃河水又該怎樣去改寫此後的中國歷史？人們還會將“黃袍”加身的皇帝視為尊貴？還會將紫禁城的“黃色”琉璃瓦的皇宮視為神聖？還會將每個中國人生命的結束說成是“赴黃泉”？就連我們的始祖軒轅黃帝、我們的黃色皮膚、我們最古老的圖騰“龍”，後世的中國人恐怕也會感到陌生和無法解釋……
人一生中能夠有一次奇遇，人的兩眼能夠有一次看見“聖蹟”一般的神聖景象，那麼，此情此景就會終生難忘，永久地刀刻在你的記憶中。
這個“聖景”被一個叫張昌讓的當年還十分年輕的理工大學生有幸撞上了。張昌讓在時隔幾十年後寫給我的一封信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他說，那是1961年冬，在西安冶金建築學院讀大學的他從西安回山西運城老家。車到黃河古渡口風陵渡。此時呈現在他眼前的一幅人間美景即使在三十五年後、寫信給我的時候仍舊激動不已。那是一幅你無法想像的壯觀而美麗的景象。與山西芮城隔河相望的陝西潼關一帶，已呈一眼望不到邊的一片汪洋大海！ “水色湛藍，波浪不興，潼關城已盡被淹沒。未拆除的西城門樓孤露水面，如汪洋中的一座水中樓閣，景色甚美！”
沒有人會在這樣的美景面前無動於衷。
但是，這樣的美景卻只為人們存在了不過七天七夜。
我為此曾查閱了有關資料和專程採訪了事件發生時親歷此事和親睹此景的潼關老人。七天七夜的概念就是老人們講給我聽的。我這才知道，年輕大學生看到的美景，實際上是三門峽大壩的第二次蓄水。時間是1961年2月9日，最高蓄水位332.58米。請記住，記住這個“332.58米”！因為這個“332.58米”的高程，是三門峽大壩絕無僅有的歷史上最高蓄水位。從此以後，建成後的三門峽大壩再也沒有達到過這樣的高程。
“332.58米”，被永遠塵封在了人們的記憶中。
“332.58米”，也只能作為萬里黃河第一壩的三門峽大壩曾經有過的“歷史記錄”，永遠塵封在歷史檔案裡……
老潼關人那時候很興奮，他們畢竟平生頭一回看見萬古如斯流淌在家門口的混濁的黃河水變清了。潼關縣移民幹部張虎亭告訴我說，當年他曾有過一次乘坐著拖輪，犁開碧波蕩漾的黃河水游歷賞玩的難忘經歷。那時候，整個潼關城真的變成了一片碧綠的湖水，想要發展航運事業的陝西航海俱樂部喜洋洋地奔著這片湖澤而來，搬遷到了潼關新城。而潼關縣本身的航運隊此時當然也喜出望外，他們請為移民搬遷、為盤查清庫而勞苦功高的移民幹部們乘船旅遊一番。能夠乘坐二三十人的拖輪汽船響著汽笛嘟嘟發動起來，僅僅一個多小時，拖輪就把他們從潼關老縣城的南街帶到了山西的黃河古渡風陵渡，不可思議地轉眼間就從南岸到了北岸，不可思議地轉眼間兩隻腳就踏上了山西的土地！
但好景不長。
短短六七天以後——他們告訴我說，頂多也就是七天七夜——南遷二十多公里的老潼關新城居民出來一看，怎麼，綠汪汪的黃河水咋就下去了？不見了？水哪兒去了？ “清流”哪兒去了？老潼關人詫異萬分地扶老攜幼前去探訪，探訪突然有了、又突然沒了的一片湖，想要去看個究竟。
這一群人出了北門放眼望去，這一看一下驚出一身冷汗。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潼關老城幾乎被泥沙全部覆蓋！泥沙有多厚多深？最典型的就是，原先橫跨陝西潼關到山西的鐵路大橋，雖然因為修建三門峽水庫這時已經被拆毀，但橋拆了，可橋墩還在。然而現在，人們找不到橋墩了！再仔細看去，才發現原來四五米高的鐵路大橋的橋墩已經被泥沙抹平了！
老潼關人都倒抽一口冷氣：“這麼厲害！”
與老潼關人有著相似經歷的還有陝西朝邑縣、華陰縣、大荔縣，這幾個縣就是日後被稱為“三門峽陝西庫區”的地方。其中，朝邑縣因修建三門峽水庫而從陝西省的版圖上消失了，整縣制地被撤銷合併到了大荔縣。朝邑縣一個縣成為了“庫區”，而大荔縣與華陰縣的部分鄉鎮也成為了“庫區”。據老朝邑的居民回憶說，大水淹了七天七夜後，朝邑縣城淤積起來的泥沙也足足有幾米深！
朝邑人也倒吸一口冷氣，說：“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的就是泥沙的淤積。
但最厲害的淤積和最厲害的災難卻還不在這裡，而是在三門峽水庫本身和它上游的關中平原以及古城西安……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黃河三門峽水庫的興建會威脅百里之外的關中平原”【中央電視台1990年6月20日專題片《黃河三門峽》解說詞】。
從1960年9月到1962年3月，三門峽水庫首次蓄水攔沙運用。三門峽水庫蓄水僅一年半，從上流而來的泥沙淤積在庫區里達15.3億噸，93%的泥沙“只進不出”淤在庫裡。原來設計在330米高位的時候，庫容為59.5億立方米，到六二年的這個時候僅剩22億立方米。淤積之嚴重是人們始料不及的，人們開始憂心忡忡，照這樣下去，要不了多長時間，這座“黃河第一壩”就會淤廢……
以僅僅清澈了六七天的庫區水色湖光，付出的太沉重的代價是耗盡無數人力財力建成的三門峽水庫幾乎淤廢！宣傳中可以“通航”，“可以在邙山到海口間790公里長的河道上，行駛500噸輪船”的人造航道，也以這種幾乎是“神聖的荒誕”的方式僅僅存在了六七天以後，永遠消失在了地平線以外。滑稽的就是那些想要在這個航道中捕撈打魚的單位和人們。乘興而來，卻敗興而歸。原本想要在家門口養魚的華陰水產學校撤銷了。原本想要在這裡航海的陝西省航海俱樂部也偃旗息鼓地回去了。而只高興了六七天的潼關縣航運隊這時也只能垂頭喪氣搬遷出了他們盼望中的這個“港口”……
說起來這些還都是些小事情。
比起後面要發生的巨大災難，這些還都是些不足掛齒的太小的小事情。歷史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人們也完全可以權當從來沒有發生過。說心裡話，在我檢索過的全部有關三門峽水庫大壩的資料中，壓根兒就沒有過這方面的只言片語；而當我在潼關，在大荔，在我所接觸的移民和移民幹部們講給我的這些聽起來像是“歷史掌故”的事情時，我所有的感受便是“忍俊不禁”。
太有趣。
也太滑稽。
這些水產學校，這些航運，這些航海。
淤廢了三門峽水庫不得了，但比淤廢了水庫更要命的是，淤積的嚴重後果是河水倒流，向上游漫溢，即所謂“回水”。陝西境內的渭河形成“攔門沙”，泥沙不再按它千古以來的自然法則向下游流淌，潼關河床因此抬高4.5米。渭河變成懸河，一旦決堤，洪水將首當其衝直瀉古城西安！
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預感中最可怕的情形不期然降臨了。
周恩來總理夜不能寐了。他坦然告訴人們，這樣下去，淹了關中，也救不了下游……
人類的智慧彷彿在此枯竭了。難題便是，關中要保，下游要救。三門峽水庫絕不能淤廢！於是就有了三門峽水庫的兩次“大手術”，也於是便有了三門峽水庫運用方針的改變——三十多年後的1994年隆冬，當我為我們陝西幾十萬黃河三門峽移民尋找他們痛苦和不幸的源頭時，我來到了三門峽水庫。當我站在96米高的混凝土築成的宏偉大壩上時，如果不是耳邊尚能依稀聽到的移民的嚶嚶泣訴，如果不是眼前尚還晃動著移民們那些被苦難折磨的痛苦的臉龐、那些老淚縱橫的臉龐，我必須承認，這座聞名於世的黃河三門峽大壩給予我感情上的衝擊，的確是“壯觀和壯麗”。它的確是人類的一個偉岸的和偉大的作品。
站在這座黃河大壩上，呈現在你眼前的是一座煙波浩渺，水清如碧，兩岸峰巒倒映，水天相接的偌大人工湖。放眼望去，但見兇猛的黃河水，在此被攔腰斬斷，大壩左端底部的8個洩水孔和右岸山崖下的兩個隧洞，噴洩著濁流泥沙，黃霧瀰漫，水聲如雷，景色十分瑰麗壯觀。但這已經是兩次“大手術”後的三門峽大壩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局的一位總工程師告訴我說，兩次“大手術”增加的便是洩洪洞和洩洪孔，主要是要將淤在庫底的泥沙沖刷出去。毫無疑問，這都是些補救措施。也毫無疑問，兩次“大手術”肯定又投入了巨資和巨大的人力物力……
三門峽水庫沒有淤廢，且安然地走過了半個世紀。然而，當我們讚歎中華民族這一令世人驚嘆的非凡智慧和奇蹟時，卻不能不同時承認，三門峽水庫與水利工程，是一個留有遺憾的人類作品。
黃河懲罰了人類對它的輕慢和好大喜功，投入數以萬計人力和數億財力建成的三門峽水庫其運用遠沒有達到蘇聯專家的360米高程，也沒有達到“保守”一點的中國專家的335米高程。對它的實際運用，在以後的若干年裡，在建成後投入使用的近半個世紀裡，實際上都被迫採取了“限制”或“控制”。一般按305米至300米運用，最高的春灌水位也只達到324米。
但如此一來，問題又出現了。
陝西境內的所謂的“三門峽庫區”，在洪水淹沒七天七夜後，洪水退後，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庫區”。也就是說，不再是庫區淹沒區。庫區土地在短暫的淹沒後又露出了地面。土地還是土地。原先預計中的一片水泊澤國實際上仍舊是陸地。準確地說，陝西境內的百萬畝良田實際被淹沒只有很短一段時間。 ——
但為修三門峽水庫而遷走的移民呢？
一個新的問題，一個因為水利建設而引發的移民問題，悲痛而悄然地出現了。土地和移民，在此後的若干年裡，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成為了陝西省政府的心頭之痛。
為了修建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和最宏偉的高壩大壩，上世紀五十年代，1956年秋，陝西首批遠遷寧夏的青壯年先遣隊5208人上路了。這是一個下雨的日子。應當說，也是一個天在落淚的日子。以後，三十八年以後，當已經老去的先遣隊員們坐在我的面前，他們說了一句彷彿帶有讖語意味的話。他們說：“我們走的那天下著雨，奇怪得很，在我們的記憶裡，凡是和移民有關的重要日子都下雨。華山腳下共青團誓師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寧夏移民先遣隊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後，我們返回庫區的那天，還下雨……”
這似乎就是個不祥的預兆。
從1956年到1958年遠遷寧夏的有三萬多陝西移民。
移民大批遷移的1958年、1959年，正值極“左”思潮氾濫的大躍進時期。移民經費的補償標準幾經變動，愈變愈低。由於補償標準過低，土地國家既沒有徵用，也沒有給予補償費，靠土地賴以生存的農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祖祖輩輩在關中的肥田沃土，遂陷入貧困而不可自拔的境地。大躍進時代人們頭昏腦熱刮起的共產風、無視農民的土地利益，終至埋下了數十萬移民幾十年貧困的不幸種子。這枚苦果，是當時熱衷於“放衛星”的極“左”路線的執行者們始料未及的……
從1959年秋到1960年三門峽水庫蓄水前，又有15萬多移民遷出庫區。水庫蓄水後，又將黃渭洛河沿岸回水影響的近9萬人後靠安置。至此，三門峽陝西庫區共移民28萬多人。與陝西隔河相望的山西省移民4700多人。此外，7萬多河南人也離開了他們生養棲息的土地。
庫區淹沒涉及陝西省的潼關、華陰、華縣、朝邑和大荔縣。山西省的平陸、芮城和永濟縣。河南省的靈寶和陝縣。其中，以陝西省的淹沒面積最大，約佔全部三門峽庫區總受淹面積的80%。據資料表明，三門峽陝西庫區335米以下土地100萬畝。其中，耕地75萬畝。搬遷朝邑、潼關兩個縣城，21個鄉鎮，253個村莊。
現在的問題就是，如果說三門峽水庫是人類一個失敗的作品，只要是“作品”，就還可以修改。但為修建水庫而遷移出去的農民呢？遷移出去的百姓卻不可能輕易地再回到他們的家園、他們的故鄉……
距今上溯一千二百年，公元八世紀，瘦削而憂傷的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寫下了千古流傳的憂國憂民的詩篇、著名的“三吏”、“三別”。 《新安吏》的故事發生在今河南省新安縣，《潼關吏》的故事發生在今陝西省潼關縣，即古時候的桃林寨，《石壕吏》的故事則發生在今河南省陝縣東南七十里的一個小村莊，也即今三門峽大壩的所在地。潼關、陝縣、新安恰恰是當初蘇聯人選擇壩址時所勘察的潼關至孟津段黃河流經的區域，也是黃河水流湍急、在中條山和崤山的夾峙中，穿峽而過的晉陝峽谷地帶。三門峽水利樞紐建在陝縣三門峽，回水淤積影響到潼關，而在孟津以西的新安縣則也在三門峽受益地區。如此，杜甫當年看到的由於安史之亂帶給百姓的不幸和苦難，也就恰恰發生在這片黃河流域……
冥冥之中，這，又在啟發我們什麼呢？ ——
民生。
杜甫憂國憂民的是民生。
是百姓的生計，是百姓的生存。
如果說，修一座三門峽大壩要幾十萬移民付出幾代人的血淚和痛苦——截至筆者接觸和採訪三門峽陝西庫區移民的1994年，38年後，人口的自然繁衍，三門峽庫區的陝西移民已經增至45萬多人，移民已經是三代人——那麼，這樣的水利工程要它和不要它之間究竟應該做何選擇？
民生，還是民生的問題一個水利工程絕對不應該忽視的問題。
民生，百姓的疾苦，杜甫想過，說過，寫過。
我們呢？我們今天還在想，還在說，也還在寫？
……
現在，讓我們從公元八世紀下展一千多年，再從孟津《新安吏》的故事發生地順流而下至鄭州花園口，就是1938年國民黨扒開黃河大堤後受災最慘重的地方。還是在這同一區域內，1933年黃河河堤決口五十多處，淹沒六十多個縣城，受災百姓三百六十多萬，死亡一萬八千餘口，致使無數災民攜家帶口，背井離鄉，外出逃生……
在那些逃難的災民中，有一家河南花園口人。當年，十多歲的張新年隨父母和兩個妹妹逃荒要飯到了陝西，落腳在陝西境內關中東部的黃河灘上——原朝邑縣平民鄉。張新年開始給人扛長工，出苦力，母親給人洗衣做飯。漸漸地，勤勞吃苦的河南人張新年給自己掙下了幾畝土地。張新年說：“移民之前我們在黃河灘有很好的生活。”那時候，張新年耕種著十幾畝地，有著自己的一院六間房，家裡有架子車、飛鴿自行車，三四隻奶羊，一條大耕牛，還有雙鏵犁，更有一個一畝八分地的果園，園內桃李杏樹成行……1959年，作為三門峽水庫移民，張新年含淚告別了這一切。告別了富庶的家園和流淌了二十五六年血汗才養育成了肥田沃土的黃河灘……
張新年遷移到了澄城縣羅家窪鄉車蓋村。
和李儀祉先生的家鄉蒲城縣一樣，這裡也是渭北旱原溝壑區。移民到這旱原上時，張新年的六間房，只折合人民幣1600元。所有的家當，或賤賣，或丟失，變得幾乎一貧如洗。他說，搬遷上原時，他只拉了一個織布機和母親的一口棺材。需要指出的是，張新年的這種經歷在三門峽移民中相當普遍。農民的搬遷和城里人的搬家不同。農民的房屋、土地、祖墳帶不走，打的井、種的樹、石磨石碾等等都帶不走。而這些，卻是農民祖祖輩輩積累起來的家業與財富。移民一次，農民元氣大傷，許多許多移民就是如此陷入了赤貧……
這是張新年一生中的第二次遷徙。一次因黃河決口，一次因國家要修水庫。
也是1933年因黃河氾濫而逃荒到這片黃河灘的難民中還有一對山東濟寧夫婦。丈夫叫程光學，妻子叫趙玉君。這對年輕夫婦帶兩兒一女在當時的荒灘上辛勤勞作，男人下窯挖煤，女人給人紡線織布洗衣。到後來，他們也在黃河灘上過上了和張新年同樣的“很好的生活”。他們也同張新年一樣，於1959年遷移到澄城縣安里鄉高槐村。
這裡，同樣是渭北旱原溝壑區。
據朝邑縣志記載：民國二十年前後，黃河河灘東移，顯露出一片荒灘。至民國三十年前後，因河南、山東等省遭殃流落於此的難民，便在此建立家園，墾荒種地。因此，朝邑縣黃河灘居民的組成約來自十三個省份二百餘縣，其中，以河南與山東人為主。五十年代中葉，即三門峽大壩修建以前，這裡的一個勞動日值2~3元，每個勞動力平均耕地十四畝，主要農作物花生的產量佔陝西全省總產量的90%以上，家家戶戶“三轉一響”【注：當時富裕生活的標準即自行車、縫紉機、手錶和收音機】。
但1959年前後，他們卻必須搬遷了。
三門峽水庫移民分為遠遷和近移兩種方式。
1956年，陝西省將32380人集體遷安在了寧夏靠近內蒙古沙漠地帶的賀蘭、惠家、陶樂、永寧、中衛、中寧等縣。河南省則將7879人遠遷到了“春風不度玉門關”的邊塞敦煌。遷安之前，對這部分移民的政策便是，“以集體安置開墾大片荒地為主”。當我們今天檢索當年的這段歷史的時候，當從塵封的檔案中赫然入目地看到這句話的時候，說心裡話，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簡直是難以置信！這根本不像是安置為國家的水利建設作出犧牲和貢獻的水庫移民，這是墾荒啊，是發配到邊塞的一種類似於“流放”的安置方式！水庫庫區佔用了他們的土地，他們失去了土地和家園以後，這些勤勞善良的農民實際上是被集體發配到了邊塞荒漠地區屯田墾荒……
華陰縣義和村原本是一個人丁興旺的大村，原本在華陰灘上有著一大片肥沃的土地。這個村首批遷移到寧夏的先遣隊87人，全是正當年的壯勞力。他們打著鋪蓋，帶著農具，一行十五輛卡車往寧夏去。一到平吉堡，他們傻眼了。平吉堡靠著賀蘭山，沙漠邊緣一帶，半人高的茅草，無草的地方光禿禿一片；荒灘上滿是拳頭大的石頭，仔細看去，老鷹印下的爪痕還赫然在目！關中人嚇得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就在這片荒灘上，關中農民大把大把地拋灑著汗水，好不容易播種下去的麥子，兩個月以後，扒開鬆鬆軟軟的干土，一看，麥種仍原模原樣地躺在那裡！
這是一片不賜給他們糧食的陌生的土地。
1956年前後，潼關縣有個著名的勞動模範、公聯社主任李學仁。當時，潼關縣一般畝產二三百斤，李學仁試驗的試驗田糧食畝產近千斤。公聯社地處肥沃的黃河灘，原先的名字叫潼關縣高橋鄉桃林塞。杜甫的《潼關吏》，寫的就是這個桃林塞的故事。這是個著名的古塞，洛陽通往長安的咽喉。唐天寶十五年，哥舒翰二十萬大軍兵敗潼關，潼關失守而長安危急。這個在安祿山之亂時的一場大戰就發生在這裡。李學仁作為社主任兼著名勞動模範在群眾中享有極高威望，由他帶頭，全社十個自然村三百多戶遷移寧夏中衛長樂鄉，全部開墾荒地。在寧夏中衛，最困難的時候，一人一月只分給8斤口糧。移民們開始不要命地往回逃跑。到了1961年夏，移民返籍終成浪潮，幾千陝西移民守候在黃河仁群渡口三天三夜，飢寒交迫，東望長安故鄉而不得歸，淒淒悲悲的號啼幾乎蓋過了黃河的滔滔水聲……
至1962年，那個大饑荒的年代，遠遷寧夏的陝西移民和遠遷甘肅的河南移民，在以命相抗後，政府不得不進行二次安置，絕大多數人得以返回故土。
李學仁帶領的原桃林塞人又回到了原籍。但原先肥沃的黃河灘此時卻由於塌岸、河水倒灌、泥沙淤積、洪水侵害等等，變成了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荒灘地。李學仁愧對父老鄉親，從寧夏返回陝西以後見人就大哭：“咱響應政府號召去了，現在人帶不回來了！”
李學仁說的“人帶不回來了”，是說，桃林人有六十戶“絕”到了寧夏。
這個數字，當年的桃林高級社社主任李學仁說，他是“掐指算過的”。
遷寧以後的慘狀和慘景，至今讓這位七十多歲的老漢都無法忘懷。老漢說他至今沒臉見鄉親，至今提起那“帶不見了”的六十戶桃林人傷心落淚。著名的勞動模範再沒有回庫區故土，而是“隱居”到了秦嶺深處，一個叫“絕鹿嶺”的沼澤地帶……
陝西省有一個數字——當然，這個數字卻是任何一級政府都沒有考證過的。 1957、1958年，該省遠遷寧夏移民31590人，三年以後，即1961、1962年，陸續回到陝西的僅30000人。三年內人口沒有增長。三年還“短”掉了一千多人。除了“自願”留在寧夏的人以外，這些人是自然死亡？還是非自然死亡？
一切似乎都混混沌沌。
一切似乎都無法說清。
1959年，蒲城縣接納了陝西本省三門峽水庫淹沒區大荔縣和華陰縣等地移民48600人。這就是三門峽水庫移民安遷政策中的“近移”：在本縣或鄰近縣“插隊落戶”。蒲城就是著名的水利專家李儀祉先生的故鄉，移民遷移落根到這裡也就成了李儀祉的“同鄉”。但這裡的旱原溝壑對原先在素有“關中白菜心”之稱的關中東部移民來說，落差之大卻是根本無法讓他們接受的。在這個本來相對自然條件就惡劣的地方，移民們又被安置到了更加惡劣的沿山溝壑區、旱原和鹵泊灘。真正的“窮山惡水”。從前從來沒有感到過“水”是什麼問題的“白菜心”的人到了這裡，880馬力的水泵探進井裡，只抽七分鐘，沒水了。 38歲的原民辦教師王福義帶著一家大小遷移到了蒲城縣馬湖鄉——就是李儀祉先生真正的故鄉，王福義面對我時，用了“飢寒交迫”這個詞來形容他在馬湖鄉度過的二十多年移民生涯。他說，一年一人只分60多斤糧，補上紅薯，加在一起總共200多斤。這是他們的“口糧”。為了活命，飢餓的移民回到原屬於他們的土地的庫區撿拾麥子，吃牛馬吃的青草和苜蓿，人拉的屎，就像牛馬拉的糞……
王福義後來“揭竿而起”，成了遠近聞名的“返庫司令”——也就是移民鬧返庫、要求返回庫區去的“移民頭頭”。離開故土二十多年後，包括王福義等蒲城移民在內的十多萬移民，才又回到了他們當初含淚告別的故鄉的土地——三門峽陝西庫區。
而且，王福義回去的地方，就是他當初離別的地方——三門峽庫區大荔縣韋林鄉。可是，令王福義和移民們痛苦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