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四十、段祺瑞三任總理，徐世昌就任總統

在南下進攻湖南的北洋軍中，大部分是北方的部隊，他們從幾千里之外遠征湖南，這可是一件難得的新鮮事。因此，大部分的軍官都感到興致勃勃，勁頭十足，想在這場戰爭中建功立業，拔得頭籌。 1918年2月26日，曹錕一聲令下，吳佩孚便率北洋第三師兵分兩路，直撲岳陽。第三師的前身本是袁世凱練就的北洋六鎮中的第三鎮，1906年成軍的時候，首任統制是段祺瑞，段祺瑞調任第四鎮後又由段芝貴接任過一年，從1908年後便是曹錕充當統制，素來便是北洋軍中的勁旅。 辛亥革命後，北洋第三鎮改為陸軍第三師，師長仍舊是曹錕，吳佩孚則被提拔為砲兵團團長，繼而又升為第六旅旅長。曹錕就任直隸督軍後，便讓吳佩孚代理了第三師師長一職。吳佩孚雖然是秀才出身，但卻練兵有方，在原先的北洋老部隊日顯疲態的時候，北洋第三師卻在他的訓練下虎虎有生氣，此次出征，果然大有斬獲。

在發動進攻的第二天，北洋軍便攻破了湘軍的第一道防線，並開始實行鉗形戰術，意圖截斷湘軍的後退路線。在北洋軍的逼迫下，湘軍慌忙放棄戰略要地羊樓司，撤回岳陽。吳佩孚在佔領了羊樓司後，於3月16日上午下令總攻岳陽。雖然當時的南軍兵力在數量上超過北軍，但由於連吃敗仗、內部又不統一，於是未經抵抗，便在17日棄城南逃。 在吳佩孚率軍進攻岳陽的同時，張敬堯也率所部第七師對平江發動了猛烈攻擊。平江是湖南省城長沙東面的重要屏障，儘管湘軍在此進行了頑強抵抗，但由於北洋軍實力過於強大，3月22日平江便告失守。 在岳陽和平江被北洋軍相繼攻下後，坐鎮長沙的南軍湘鄂桂聯軍主帥譚浩明卻束手無策。在岳陽失守的那天，譚帥還故作鎮定，他發出一個安民告示：“岳陽小挫乃是兵家常事，本帥坐鎮長沙，自有主張。”但剛過一周，這位號稱“自有主張”的譚帥便帶著他的桂軍從長沙溜之大吉，臨走之前，還不忘在城內大肆劫掠一番。

3月26日，吳佩孚不費一槍一彈便佔領了長沙，並南下湘潭繼續追擊。隨後，張敬堯率第七師開進長沙，並在第二天被任命為湖南督軍兼署省長。 在前方捷報頻傳的情況下，皖系的主戰派們興奮至極，他們隨後發出通電，要求段祺瑞重新出任內閣總理，以更好的完成“武力統一”。這一次，段祺瑞獲得了空前的支持，不但曹錕、張懷芝等人領銜通電，就連長江三督也在通電後列名。馮國璋見大勢所趨，也只好要求段祺瑞三度出山，重新組閣了。 馮國璋再次對段祺瑞讓步，除了前方打了勝仗和各省督軍聯名支持老段，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徐樹錚引奉軍入關所導致。在段祺瑞下台後，徐樹錚四處活動，力圖要讓老段重新出山，這一次他把籌碼壓在了奉軍張作霖身上。

在經過一番密謀後，張作霖突然以“南下參戰”的名義派出兩個混成旅揮師入關，一個旅進駐灤州，另一個旅則開進了秦皇島。奉軍此舉意欲何為呢？原來，徐樹錚事前得知在段祺瑞之前任總理時與日本秘密購買的一批軍械即將抵達秦皇島，這次他要做個順水人情，讓奉軍將此批軍械截下，以換取張作霖對段祺瑞復出的支持。 2月23日，等軍械已經到岸後，奉軍的張景惠、楊宇霆等部將軍火裝上火車，乘著前來接收軍火的人不備，將火車機車倒掛過來，隨後一溜煙的開出關外。接收大員見軍火列車突然朝著相反的方向駛去，連呼上當，但為時已晚。張作霖後來大肆擴充隊伍，這批軍械可是幫了大忙。 對於徐樹錚搞的這種小動作，段祺瑞是不贊同的，但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也只能私下將小徐訓斥了一頓了事。但對於馮國璋大總統來說，小徐這樣做就未免太傷人了。本來這批軍械是以北京政府的名義購買的，並要分配給各參戰部隊，但被小徐這麼一截，結果只便宜了張作霖一人（雖然後來他分出了一些給友軍，但大頭還是奉軍佔了）。更重要的是，奉軍開進關內並造成了逼近北京的態勢，這不但損害了馮總統和王總理的威信，也直接威脅到他們的人身安全。

在此事發生之後，王士珍很快便請假並躲到了天津，而此時皖系的主戰派又鼓譟著要讓段祺瑞出山，馮國璋還能怎麼辦？只能完全順從這些人了！ 3月29日，王士珍內閣垮台，段祺瑞被任命為國務總理，這也是他在繼1916年6月和1917年7月後的第三次出任總理。當日，段祺瑞公佈內閣成員名單如下：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錢能訓、陸軍總長段芝貴、海軍總長劉冠雄、教育總長傅增湘、司法總長朱深、農商總長田文烈、交通總長曹汝霖（同時兼任財政總長）。 在“和戰之爭”之中取得勝利的段祺瑞在第三次組閣後，更是信心滿滿，決心要趁熱打鐵，全力推行他的“武力統一”政策，一舉平定西南，為民國立一奇功。此時，前線的北洋將士也很配合，他們在長沙稍事修整後，便分三路繼續向南推進：第一路進攻衡山、衡陽；第二路進攻湘鄉、寶慶；第三路進攻醴陵、攸縣。

為了鼓舞北洋軍的士氣，段祺瑞在上任不到一個月便親自南下督戰。 4月20日，段祺瑞一行抵達了前方總指揮部所在地漢口，隨即又召開軍事會議，與會者有前線的兩位總司令曹錕和張懷芝、湖北督軍王占元、湖南督軍張敬堯、河南督軍趙倜，其他如江蘇、江西、安徽、山西、陝西、奉天六省也派有代表參加。 在會上，段祺瑞特別強調了北洋軍人的團結，並十分大度的將之前陳光遠、王汝賢、范國璋等人的處分全部取消，以鼓勵大家同心協力，共同完成武力統一大業。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前方又傳來喜訊，北洋軍在24日攻下衡陽，正在挺進湖南中部。 4月25日傍晚，段祺瑞一行興致勃勃的乘坐“楚材”艦前往九江、南京，但樂極生悲的是，由於當時江風過大，加上航速過快，結果“楚材”艦與上行的招商局客輪“江寬”號相撞，“江寬”號當場被撞沉並造成了上百人傷亡，而“楚材”艦也被撞傷，段祺瑞的養子兼親信秘書羅鳳閣在這次事故中不幸身亡，令老段感到十分痛心。

事情偏這麼巧，段祺瑞等人改乘“楚泰”艦繼續前行。老段怎麼也沒有想到，因為自己的這次南下，居然會釀成這樣一件慘案，原本高興的他，一下就沉重了起來。 也許的巧合，前線的北洋第二路軍也在次日大敗，幾乎被南軍打得潰不成軍。事情是這麼回事，張懷芝率領的第二路軍本是多支雜牌軍混合而成的，因此進軍緩慢，但他們看到吳佩孚、張敬堯等人連戰連捷後，不免也著急了起來，生怕自己去晚了就沒仗打了，因此在四月中旬後，他們又改為急行軍，簡直就是要和第一路軍賽跑。 第二路軍是由江西進入湖南東部的，在向南挺進的過程中，由於進軍太速，結果把劉建藩部湘軍撤退的後路給斷了。所謂“哀兵莫追”，北洋第二路軍的急躁行動反激發了湘軍的拼死一戰的鬥志，而剛得到喘息的桂軍馬濟部也為了防止北洋軍繼續追擊而突然掉頭，配合劉建藩部打一個反擊戰。

4月26日，南北軍在湖南新市一帶發生激戰，但蹊蹺的是，人數佔優的北洋軍卻並沒有傳說中的那般神勇，主攻部隊山東第一師甫一接戰，便如潮水般紛紛後撤，師長施從濱差點就溺水而亡，而其他部隊如張宗昌的江蘇第六混成旅、安武軍等見勢不妙，也幾乎是潰不成軍，一直從醴陵、攸縣撤到了長沙。第二路軍總司令張懷芝見自己的部隊被打得丟盔棄甲，急忙從長沙跑回了漢口。 北軍失敗的原因，一是因為過於冒進，急於貪功；二是北軍初到南方，對當地的地理形勢、飲食習慣等毫不熟悉，一時間也適應不過來。譬如攸縣，這裡是典型的丘陵地帶，到處是溝渠水塘、羊腸小徑，又多有小山小丘，松林茂密、茅竹叢生，而北洋軍通常是在寬闊平坦的北方大地上訓練演習，來到這煙霧瀰漫、地形錯綜複雜的南方後，不免昏頭昏腦、難辨方向。加上當時又是梅雨季節，天氣悶熱不堪，而道路又泥濘不堪，這些因素對北洋軍都大大的不利。

湘軍劉建藩部在追過株洲後，仍舊孤軍深入，繼續向長沙前進。由於湖南新任督軍張敬堯的第七師在佔領長沙後並沒有南下，這時便正好將湘軍截住，雙方對峙了數日。為了減輕自己的壓力，張敬堯讓張宗昌收集自己的舊部並加以重新武裝，藉以反攻湘軍。 在大敗之後，張宗昌正擔心自己部隊的番號被取消，於是這次決心冒死一攻，以求將功贖罪。後來，張宗昌親率敢死隊1200人，直插湘軍中央陣地，並四面衝擊，湘軍一時猝不及防，結果全線混亂，主將劉建藩也在慌亂當中溺水而亡（也有說是因要對部下軍法從事而反被部下刺死的）。 在這次湘東反擊戰結束後，南北方的形勢才初步穩定下來。正當段祺瑞眼巴巴的盼著北洋軍繼續南下的時候，前軍總指揮曹錕卻突然帶著他的司令部於5月29日返回了天津。原來，在得知徐樹錚引奉軍入關後，曹錕十分不滿，他認為自己在前方為北洋系拼殺，而某些人卻在自己的背後插刀子，侵占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是他無法容忍的。

6月9日，敗軍之將、第二路軍總司令張懷芝也灰溜溜的回了自己的老巢濟南，不再好意思提南征之事了。由此，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再次夭折。 6月11日，曹錕在天津召開會議，討論對南作戰問題。徐樹錚作為段祺瑞的代表趕赴天津，試圖扭轉對段祺瑞不利的政策。就在會議期間，卻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這就是前陝西督軍陸建章被害一事。 與段祺瑞等人一樣，陸建章也是小站舊人，而且一直是袁世凱的心腹親信。清廷覆滅後，陸建章擔任了右路備補軍統領（後改為警衛軍）和北京軍政執法處處長，對異己分子向來就是毫不手軟（譬如武漢首義的張振武便死於其手），因其殺人如麻，人送綽號“陸屠夫”。在民國初年的白狼之亂中，陸建章被授為陸軍第七師師長，在率兵進入陝西剿匪後擔任了督軍一職，幫袁世凱穩固了陝西的地盤。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陸建章被原陝南鎮守使陳樹藩排擠，給攆出了陝西地盤。失勢後的陸建章後來便投靠了馮國璋，並暗中為馮服務，奔走贛、鄂，為和議出力。本次他來天津，正是為了說和而來。徐樹錚對陸建章的幕後行動早有所知，心裡恨得只牙癢癢，於是在6月14日約請他到奉軍司令部（小徐此時正和張作霖打得火熱，被委為關內奉軍副司令）一談。陸建章也知道小徐不懷好意，但想自己也是段祺瑞的同輩中人，去了又有何妨。 進得營內後，徐樹錚開始還好言招待，大家言笑如初。等酒席吃到一半，徐樹錚突然對陸建章說：“後面有個花園，裡面景色極佳，我想請你進去遊玩一番，順便談點私事。”陸建章不知其中有詐，便欣然入內。不料兩人進去後，徐樹錚立刻翻臉厲聲喝斥道：“你知罪否？”陸建章大驚失色，說：“我有何罪？”徐樹錚罵道：“你為南方做走狗，成天里東奔西走，妄談和議，破壞段總理的統一政策，你還敢說自己無罪？” 陸建章冷笑道：“主和之人，又不止我一個，難道都要歸罪於我？”徐樹錚變臉道：“哼，今天恐怕容不得你說什麼了！”說罷，手一揮，令左右將陸建章綁上，陸建章見勢不妙，慌忙改口願為段總理效力，但小徐完全置之不理，掏出手槍親自把昔日威風凜凜的陸將軍給槍斃了。 小徐妄逞辣手、擅斃陸建章，此舉真可謂是石破天驚、膽大包天。消息傳出，海內震驚，就連段祺瑞得知消息後，都驚得半天沒說話，隨後便令人給陸建章的遺屬送去五千大洋，以示慰問。馮國璋還是在接到要將陸建章勳章擼去的命令時才知道此事，但人都死了，還要勳章幹什麼？不過是徐樹錚非要給陸建章一個“煽惑”之罪，以示名正言順罷了。 據說，馮國璋開始不肯給這道命令蓋印，並憤憤的對手下人說：“你看看，這有多麼荒唐！徐樹錚這麼胡鬧，難道芝泉就一點都不管麼？”最後，馮國璋又生了一會悶氣，但事已如此，也只好把印一推，了結了這段公案。 陸建章雖然被殺了，但後事還沒有完。陸建章在做右路備補軍統領的時候，原第二十鎮營官馮玉祥因“革命嫌疑”而被解送原籍，這時正好被老長官陸建章知道，於是對馮施以援手，並讓他留在左路備補軍中繼續擔任營管帶，這才有了後來的第十六混成旅。 1918年2月，受命征伐南軍的馮玉祥部開到皖鄂贛交界的武穴時，突然宣布主和，便是陸建章的主意。陸建章被殺後，馮玉祥氣憤難平，從此對段派陽奉陰違，不再服從。至於小徐，最後也是冤冤相報，這是後話，先擱下不提。 為了挽回人心，段祺瑞委派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張懷芝為援粵（當時廣東的龍濟光部被粵軍、桂軍圍攻）總司令，吳佩孚為副司令，試圖讓他們再度南下，繼續對南方作戰。但是，前線部隊大都為直系，加上徐樹錚擅斃陸建章之事的影響惡劣，這些人大多不願意再為段祺瑞賣命了。 6月15日，湖南前線的南北雙方達成停戰協議，而主將吳佩孚不斷的發出停戰議和通電，並以缺餉等藉口拒絕繼續作戰。段祺瑞雖然百折不撓，但對於這些直系部隊，他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乾著急的份……沒有自己的嫡係部隊，事情不好辦哪！ 在“武力統一”暫告一段落後，又有一件棘手的事情來了，那就是馮國璋當時是代理大總統，代理期限為一年，從1917年8月算起的話，時間將滿，必須要在法統上進行重新選舉，以確定新的大總統。 前面說到，段祺瑞拒絕恢復國會，而是搞了一個臨時參議院來替代，其理由有二：一是第一屆國會張勛復辟前已由當時的大總統黎元洪解散，斷無恢復之理，而新國會在倉促間無法產生；二是第一屆國會的組織章程等存在問題，需要重新研究修訂。 在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的幫助下，各省督軍（西南各省除外）在1917年10月底均選派參議員到京。 11月10日，臨時參議院在京開幕，原袁世凱的秘書、皖係政客王揖唐（即王賡）被選為正議長，而前清高官那彥圖則被選為副議長。 臨時參議院接到的第一項任務是對原先的國會組織法和兩院選舉法進行修改，換句話說，就是要把之前的參眾兩院的“八百羅漢”改為“五百大仙”，免得人多嘴雜，每次議事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議，徒然浪費納稅人的錢。經修改，原參議院的議員名額由274人減為168人，眾議院的則由596人減為408人，相當於每一百萬國民出一個代表。另外，參議員也不再由各省議會選出，而改組織地方選舉會選舉產生，避免各省督軍從中乾涉舞弊。作為歷史的反動（非政治之“反動”也），這一次的修改在財產、教育等方面提高了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資格，以防止出身甚低的革命黨從中搗亂，這雖然便於當時的國情，但終究是反時代潮流而行之。 1918年2月下旬到6月中旬，除西南省份外，其他各省便開始組織第二次國會選舉。這種全國性的選舉，如果把前清資政院的選舉也算進去的話，從1909年到1918年的十年間實際上搞了三次（中間那次即第一屆國會選舉），這一次按理說應該有點經驗了，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資格，但這次選舉的質量還是很差，進步不大。 說白了，無論是資政院也好，第一屆國會也罷，所謂“議員”，大多為指派或者協調產生，真正的競選是少之又少，而真正尊重選票並知道選票重要性的選民更是稀少。因此，指望這一次國會選舉有明顯的進步和改觀，顯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 不過，在這一次的選舉運動中，有一個像政黨又不像政黨的非正式組織橫空出世，翻雲覆雨，幾乎完全主導了整個選舉過程，這就是所謂的“安福俱樂部”。 安福俱樂部，得名於其所在地西單安福胡同，這裡原本是王揖唐、曾毓雋等皖係政客為了招待各地來京的參議員而租賃的一座大宅院，原名樑式堂宅。在開始的時候，這些搞政治的人不過在晚間到此坐坐，彼此閒聊，偶爾交換交換政治看法，辯論幾句，當時也無專人召集或主持。但時間長了，這裡的名氣就開始大了起來，來的人也越來越多，因此在尋常的聚會之外，又搞了一些棋牌之類的娛樂器具，這就有了俱樂部的味道了。 等到新的國會組織法和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法頒布後，這裡立刻就熱鬧起來了，那些親皖或者試圖投靠皖系的政客官僚們如同過江之鯽一般，一個個都跑到這裡來打探消息，謀求發展。在這些天裡，樑式堂宅里日日夜夜都是高朋滿座，賓客盈門，而安福胡同內也是車水馬龍，幾近人滿為患。 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曾毓雋等人在樑式堂宅開會，打算成立一個團體，以方便在隨後的選舉籌備工作開展活動。既然是個組織，就得有個好名字，大家七嘴八舌的，提了許多好聽的名字，但終究是眾口難調，沒有一個能得到全體贊同的。 議到最後，大家也乏了，這時有個人靈機一動，說：“咱們開會的地方不是叫安福胡同嗎？得，乾脆叫'安福俱樂部'得了，名字吉利，說起來也好聽。”大夥一想，這名字好啊，安福安福，安國福民，這不正是本團體的一貫宗旨嗎？好，就這麼定了！ 名字定好了，安福俱樂部便在次日……3月8日……宣告正式成立。 安福俱樂部成立之後，隨後便設立了乾事部、評議部、政務研究會等結構，而乾事部又細分為文牘、交際、會計、庶務、遊藝五課，其中又以交際、會計最為核心。有人也許會奇怪，這搞政治嘛，當然要善於“交際”，但為何“會計”也是核心業務呢？ 這個問題倒是個好問題，且容筆者慢慢解釋。所謂“安福俱樂部”，到底是個啥玩意？是政黨嗎？不是。它既沒有黨綱也沒有章程，更沒有統一的信仰體系，不過是一些親皖系的政客集合，而且它的成員又不穩定，大都以投機為主，分分合合，有利則來，無利則去，實則是王揖唐等皖系核心政客驅使的一群烏合之眾。既然是烏合之眾，那什麼讓他們聚合在一起呢？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說白了，就是一個“利”字。安福俱樂部幕後的真正老闆並不是王揖唐和曾毓雋，而是徐樹錚，王、曾不過是前台的馬仔罷了。 那徐樹錚有何等能耐，讓這些自命不凡的“政治家”們為皖系利益而上下奔走呢？對此，徐樹錚曾一語道破天機：“我用金錢讓他們做事，不擔心他們不為我效勞。這些人所希望的無非是功名利祿，我將盡力滿足其慾望，還怕他們不跟著我跑？” 功名利祿，我所欲也，是人便有慾望，有慾望就容易受制於人，這世間有幾個搞政治的能做到“無欲則剛”的地步？那些在官場上上下鑽營、四處奔波的人，無非是為了功名利祿、金錢女人，倘若欲都沒了，還搞什麼政治？所以，往安福胡同里鑽的人就跟蒼蠅一樣，趕都趕不走，天性使然耳。 那有人要問，徐樹錚的錢從何來？據統計，主要有這麼幾筆大款子，一筆是徐樹錚在做關內奉軍副司令的時候，挪用了軍餉四十萬以用於選舉運作（後被張作霖發現而鬧僵）；另外一筆則是梁大財神梁士詒資助了二百萬元……可梁士詒憑啥資助這麼多錢呢？ 原來，梁士詒本是交通系的黨魁，算得上是清末民初的第一理財高手，他所把持的交通系（交通部、交通銀行及其相關的鐵路建設投資所構成的無形體系）更是當時的大肥缺，可惜因為在洪憲帝制中表現得過於露骨而遭民國政府通緝，這時正好跳出來獻金，試圖來個鹹魚翻身。 另外，各皖系地方督軍在選舉期間對安福系的活動也多有補助，比如奉天督軍張作霖、安徽督軍倪嗣衝、黑龍江督軍鮑貴卿等人，據說各出了數十萬元。除此之外，也有人說安福系的財源還可能來自日本的西原借款，此款原為對德參戰之用，也被挪為選舉費用；再者就是說鹽稅被挪用。總而言之，有了這些錢，選舉工作就好辦了。 在徐樹錚的幕後指揮下，王揖唐、曾毓雋等人指揮著安福俱樂部的皖系黨羽走卒，由他們分持巨款，奔走各省，以圖包攬各地選舉。在這些人的暗中操縱下，各種選舉丑劇就不免以常態出現了，什麼高價買票、什麼軍警干預、什麼抽換選票，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譬如以陝西為例子，該省的參眾兩院議員定額為19人，徐樹錚提名12人，留7名給督軍陳樹藩自行把握。在選舉過程中，陳樹藩以張作霖為榜樣，非但指定人選而且派軍警現場監督，有三人未按照指定名單投票，被陳樹藩查出後將之逮捕，險遭殺身之禍。 賄選也是一大特色。據說安福系在每省的計劃是十萬元，落實到實處，則初選每票一至兩角錢，到復選階段，票價則升為百元以上，加上運動費、交通費，都是大有可觀的。既然選票已經被收買，投票的時候就未免肆無忌憚了，譬如自填自投者有之，反复投票者有之，在察哈爾多倫的投票，監督人竟自投兩千餘票。 賄選還算好的，選舉過程中有時還會出現暴力。譬如在江蘇江寧，在投票過程中竟然發生硬搶選票的事情；江蘇無錫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投票之日，突來頑民，到所便搶選舉票十張；不予則大肆毆打，毀壞器物，擾亂秩序”；安徽安慶的投票日則“有五六百人蜂擁入內，搶奪選舉票、簽名簿，且互相毆鬥，拳足交加，有楊某被打得頭破血流，一時人聲鼎沸，愈集愈眾，實難排解”，鬧到最後，“所有執事人員見勢不佳，均抱頭鼠竄而去”。 此等熱鬧場面，正如當時人寫詩諷刺的：“投票場為打架場，公民氣象本軒昂；能文能武讒人傑，姓氏還教千載香！” 不管怎麼說，選舉終究是進行了。在皖系控制的地盤，如陝西、山西、安徽、熱河、黑龍江等地，安福系果然大獲全勝，其議員席位幾無旁落。至於在直系控制的地盤如江蘇、湖北、江西等地，安福系黨徒雖然沒有那麼猖獗，但“銀彈戰術”的威力還是很大的，結果也大有斬獲，令人刮目相看。 6月29日，徐樹錚就選舉結果致電各省督軍：“各省區參、眾選舉已揭曉，其成績以奉、皖、黑、晉、熱、察、中央各部及蒙、藏為全勝，吉、豫十之九，京、綏五分之四，魯、蘇四分三，直、贛、浙三分二。以上選員得人，為國稱慶，吾兄聞之當亦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待得續報，再行奉聞”，其得意之態，溢於言表。 所謂“選員得人”，便是入選者皆為皖系囊中人也。 7月底，選舉結果全部揭曉，共選出參議員147人，眾議員325名，兩院合計472人（原定應為576人，但西南各省不參與，因而減去百人之眾）。在這些議員中，安福係人數達到330餘人，而由直系支持的研究系則只獲20餘席，可謂慘敗。 有人也許會奇怪，梁啟超的研究係不是為皖系重開國會而鞍前馬後、拼命賣力嗎，如何會落得這個結果呢？其實這也不復雜，因為研究系本身也有政治野心（他們倒還算懂點議會政治），重開國會本就夾雜自己的野心，但安福系豈能不知？因此在選舉開始後，研究系便被視為安福系的第一死敵，成為重點防堵對象，而研究系的人又不如安福系那樣財大氣粗，雖然後來及時的投靠了直系，但終究無力回天，遭遇慘敗。 選舉結束後，接著就該召開國會了，而召開國會後的重頭戲，便是選舉總統……這可是萬眾矚目的大事情，容不得一點疏忽。當時最有資格去競爭這個位置的，當然是馮國璋和段祺瑞。馮國璋是代理大總統，順勢轉正也屬名正言順，而老段正要雄心勃勃的推行他的“武力統一”大策，也是非總統不行；再說了，安福系這麼賣力的四處奔走，大把大把的銀子嘩嘩的花出去，難道是給馮國璋抬轎子麼？ 但正因為雙方爭奪太厲害了，反使得這個位置成了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我要當不成，你也別想當。馮國璋在國會選舉的初期，也是非常熱心的，他這麼個小氣的人，居然也從私囊中拿出四十萬（也有說是六十萬的）給自己的黨羽去奔走，但後來局勢的發展，馮係明顯落於下風，馮總統也開始心灰意冷了。 進入1918年後，馮國璋和皖係也算是較量了幾次，但不管是“和戰之爭”還是國會選舉，都是以馮國璋落敗而告終。對於這樣一個空頭大總統，馮國璋曾跟人說：“總統一席，有人不願我久居，我自己也實在不願再乾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脫離。我已經準備好了外面的私宅，繼任之人隨時可進府來居住。現在我無事可辦，不過是一個看守印信的人。”在安福系把持了國會選舉後，馮國璋自知無望轉正，更是多次發表談話，表示自己不願繼續擔任大總統，寧可選擇回到河間老家“耕種自活”，退出政壇。 8月12日，第二屆國會在北京正式開幕，因為這屆國會主要由安福係政客把持，歷史上又將之稱為“安福國會”。國會開幕之日，原來的臨時參議院也因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壽終正寢。 在開幕的當天，馮國璋發表通電，再次袒露自己的告退決心：“今距就職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謂統一平和，乃如夢幻泡影之杳無把握，推原其故，則國璋一人，實屍其咎……所冀國會議員，各本良心上之主張，公舉一德望兼備，足以復統一而造平和者，以副《約法》精神之所在，則國本以固，隱患以消……” 馮國璋在告退通電中的“足以復統一而造平和者”這句話，實際是將了段祺瑞一軍，也就是說，新任總統須以和平為大策，而不容許武夫當國。 段祺瑞當時也很為難，一來皖系的黨徒們非要把他推到總統這個位置上去了，不然他們豈不是白忙乎了？再說了，那些安福議員們可是拿津貼的，每個月300大洋，選舉段祺瑞出任總統一職，豈不是信手拿來，一句話的事情嗎？但是，西南各省是堅決反對段祺瑞出任總統的，他們連著安福國會都反對，指斥為“非法國會”；而馮國璋的表態也大大影響了地方上的直系軍閥，曹錕和長江三督再次聯手，反對段祺瑞出任總統，前線的大將吳佩孚更是屢發通電，聲言支持和平，明擺著是要給老段施加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段祺瑞要強行出任總統的話，不但會使得南北局勢惡化，也必然導致北洋系中直皖兩派的公開決裂。就這點而言，段祺瑞還算是一個有風度的政治家，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與馮國璋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總統的競爭。 在馮、段二人都引退的情況下，誰來繼任這個大總統職位呢？雙方的目光同時轉向了另一位大佬，那就是徐世昌徐閣老。徐世昌作為北洋元老，論資格當在馮、段之上，其權術手段更非馮、段這些武人所能比擬。在接到段祺瑞拋出的橄欖枝後，徐世昌卻欲迎還拒，玩起了欲擒故縱的把戲。 事實上，在民國成立之後，很多大事件的幕後都有徐世昌的身影，而對於大總統的職位，徐世昌自覺非他莫屬，但黎元洪、馮國璋的遭遇也讓他感到“總統雖好，風險太大”，在這個武夫當權的時代，一個不小心成了傀儡總統，自己的一世英名可就要付諸東流水了。 想到這裡，徐世昌對馮、段兩人甘願讓賢的表示反應冷淡，他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給個痛快話。這時，著急的反而是段祺瑞，他見總統難產，大局不定，只能屈尊就駕，最終將徐世昌的出山條件打探清楚：“馮段同時下台，馮段兩派人物也同時去職。” 在馮國璋的逼迫與徐世昌的要挾下，段祺瑞只得發表通電，宣布願意辭去總理一職：“……惜祺瑞襄贊無方，未能早紓國難，上負總統知人之哲……元首改任之時，即政局重新之會，祺瑞自應及時引退，遂我初服。” 有了段祺瑞的公開保證，有了各方的統一協調，徐世昌這才放心大膽出山了。 9月4日，第二屆國會舉行總統選舉會，徐世昌以425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民國第二任、第四位大總統（前三人為袁世凱、黎元洪和馮國璋）。有意思的是，在次日選舉副總統的時候，安福系議員竟然集體缺席，結果到會者只有88人，副總統選舉一事竟這樣不了了之……雖然派系之爭使然，亦甚屬荒唐。 徐世昌出任總統是一個多方妥協的產物，一來西南各省可以默許這個文官總統；二來徐世昌也可以憑藉自己的老資格，以第三方的身份在直皖派系鬥爭中起到緩衝的作用；而國會中的研究系、交通系議員也是支持徐世昌出任總統的。至於當時最具實權的人物段祺瑞，他再次以退為進，甘居幕後，繼續把持北京的政局。 10月10日，也就是中華民國的第七個國慶日，徐世昌在北京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而徐世昌上台後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將段祺瑞的內閣總理一職免去，改由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代理。由此，歷時一年有餘的“馮段體制”宣告結束。 在總統府舉行完新舊總統交接儀式後，新任總統徐世昌吩咐用總統專用的小汽車將馮國璋送回他的私宅帽兒胡同。當這場“揖讓一堂”的喜劇演出結束後，馮國璋回到家的第一句話便是：“這一回，咱們是栽給芝泉了！歇兩天，將來再看咱們的！” 這倒有可能是一句真心話。 是啊，實權派人物段祺瑞太強勢、太咄咄逼人了。他與黎元洪合不來，和老兄弟馮國璋也合不來，那這位八面玲瓏的徐閣老，又能做得長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