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十三、新內閣危機重重，唐紹儀負氣出走

1912年4月1日，唐紹儀內閣成立。正當國人們都在為戰爭的和平解決而歡呼、為共和的勝利和國家的統一而感到興高采烈，民國的起步卻從一開始便顯得不是那麼的順利。 危機首先在內閣中爆發。在唐紹儀組建內閣後，部分內閣成員對職位安排並不滿意，他們紛紛向唐紹儀提出辭職。譬如農林總長宋教仁，這位30歲剛出頭的年輕人，他認為當前有著更重要的事情要辦，這小小的農林總長，完全滿足不了他的雄心（他要自己組閣！）。因此，宋教仁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辭職，弄得唐紹儀非常難堪。 內閣中的另一位同盟會員陳其美，他認為給他的工商總長職位不過是調虎離山，因此他根本就沒有去北京上任，只是委託了王正廷作為次長前往北京代替他處理事務。財政總長熊希齡本是介於袁世凱勢力和南方革命黨之間的統一黨成員（原為清末立憲派），他鑑於當時的財政問題極其困難，加上內閣中派系複雜，因此也打起退堂鼓，再三向唐紹儀請辭。

按約定，南方的國務員們在組閣之後應當即時前往北京就任，但在這種情況下，唐紹儀在發佈內閣任命後只能一直滯留南京，百般勸說宋教仁等人，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早日北上。眼看首屆內閣難產，袁世凱也非常著急，他通過電報不斷地對各方進行疏通，以求事態得以圓滿解決。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還是南北雙方的互不信任。由於南方革命黨和袁世凱的北洋軍曾經交戰過，加上不久前北京又發生兵變，因此南方革命黨擔心北上會有危險，主張派兵護送國務員北上。這種做法，顯然是將南北矛盾提前激化。 這時，身在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站了出來，他一封接著一封地給南京發電報，勸告國務員們盡快北上。在電報裡，黎元洪幾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勸說道：“民國初建，國本未定，民心動搖。即使大家群策群力，尚難圖存，何況各部虛懸？各位要是以滅種為旁觀，以覆邦為快事，那我黎元洪寧願垂手待斃，也無怨言！如果各位還看得起我，還請大家按照約定儘早就職，在北京的總長可以先行籌辦，在南京的總長還望輕車簡從，迅速啟行！如果各位北上招致危險，請殺我黎元洪以謝天下！要是各位擁兵自重，以致禍端，那也當罪諸位以謝天下！要是五日之內各位還在延宕觀望，那國民必認為諸位是有意棄我民國，如何得了？”

在輿論的壓力下，南京的國務員們也只好勉為其難的前往北京就職。 4月15日，蔡元培、宋教仁及其部分參議員隨同唐紹儀一起赴京。由於當時津浦路尚未通車，一行人首先從上海坐輪船到天津，然後由天津轉乘火車進京。 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南京的臨時參議院也宣布休會，並隨之北遷。 4月29日，參議院在北京隆重舉行開院儀式，國務總理唐紹儀和各部總長及中外各界人士紛紛出席觀禮，連袁總統也親自前來祝賀並發表演說。不過，這是袁世凱第一次到參議院，也是唯一的一次。說句實話，議會到底是乾什麼的、有什麼樣的權力和地位，恐怕袁世凱當時也不甚了了。在潛意識裡，他可能還是將參議院看成是前清的資政院，不過諮詢襄助罷了。 儘管有各種矛盾和衝突，但在南北雙方的協調與合作下，民國初步的政治構架總算是搭了起來。到1912年四月底，距清帝退位才兩個多月（離武昌起義也不過半年），民國已經初具規模，參議院、內閣、大總統都已確定（雖然它們前面都還掛著“臨時”二字）。這種民主嘗試，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絕無僅有、毫無先例，而中間不過短短的兩三個月，其速度不可謂不快，其成績不可謂不大。但所謂“欲速則不達”，這民國元年的氣象看起來雖說是奼紫嫣紅，頗有欣欣向榮之勢，但其內部隱藏的各種洶湧潛流也絕不容小視。

最根本的一個問題，也是前面所提到的《臨時約法》關於總統與總理的權限劃分問題。按《臨時約法》的規定，臨時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過國務總理副署方能生效，這規定的本意，原是要從制度上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擴張，但可惜的是，設想看起來雖然很美，但在現實中卻是行不通的。作為一個有兩千多年專制傳統的國家，陡然從原來的威權體系轉換到一個全新的共和民主體制，其中的障礙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甚至非數十年不能完成這個轉換過程。梁啟超曾說，即使清帝退位，當時最適合中國的仍舊是開明專制，這話說來不合時宜，卻未必沒有道理，最糟糕的是，就連開明專制也不可得，那無辜的老百姓就要遭大殃了。 就拿袁世凱與唐紹儀的關係來說，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唐紹儀便一直追隨袁世凱，其僚屬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凱發布命令還需要唐紹儀來副署，非經唐總理的簽署不能生效，這叫袁世凱如何接受得了？再者，以唐紹儀的身份地位和能力才幹，如果沒有袁世凱的支持，他豈能掌控當時如此復雜的局勢？倘若唐紹儀從屬於袁世凱，局面可能會好一點，但《臨時約法》中規定的責任內閣制度想用總理去箝制大總統，特別是中外所看好的袁世凱，那就是書生之見甚至是出於私心了。事實上，在清帝退位後，沒有一個人能夠代替袁世凱，假如袁世凱那次真的被刺死，那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提前上演，應是定局。

可惜的是，唐紹儀雖然追隨袁世凱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裡卻還是個書生。在清帝退位前，唐紹儀受命前去南北談判時，他登上南下的火車後便剪去了腦後的長辮，貌似利於談判，實則是已與清廷決裂。在南北談判和南京組閣過程中，唐紹儀與南方的革命黨相處甚歡，這就不得不引起袁世凱的懷疑與猜忌了。 按袁世凱最初的想法，他舉薦唐紹儀為內閣總理，最初可能是希望唐紹儀作為自己的副手幫助處理政務，而如今唐紹儀與革命黨過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邊的勢力與自己對抗之嫌了。從事實上來說，唐紹儀雖然與革命黨關係密切，但實際上仍是袁派中人，不過是因為責任內閣起見，為政見而屢屢與袁世凱相爭。可問題是，袁世凱是舊派人物，哪裡懂得什麼總統、總理、責任內閣相互牽制的道理？在他看來，唐紹儀實在是小人得志，無禮至極，難以忍受。

就連總統府的人，每次見了唐總理前來商討政事，都私下里憤憤不平的說：“今日唐總理，又來欺負我們總統麼？”下人的觀念尚且如此，身為大總統的袁世凱，他的角色如何轉換得過來？現實畢竟是現實，不能用想像來代替。 有一次，唐總理因為某事與袁總統起了爭執，老袁聽得不耐煩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現在已經老朽了（其實袁世凱就比唐紹儀大一歲），你來做這個總統，可好麼？”唐總理驟然聽得這麼一句，當場就被嚇得冷汗直流——這多年的僚屬在官長面前，終究是硬氣不起來。 由於與唐紹儀之間的抵牾過多，袁世凱乾脆就撇開這個國務總理，直接指揮趙秉鈞、段祺瑞等人。有了袁世凱的撐腰，原本就對袁世凱言聽計從的趙、段等人更是不把這新官上任的唐紹儀放在眼裡。弄到最後，趙秉鈞這些人連國務會議都不去參加。如此一來，唐紹儀這個總理怎麼做得下去？

譬如內閣各部人員的安排問題上，唐紹儀主張南北兼顧，但袁世凱直接命令各部仍按之前的委任，只做微調而已。在陸軍部，總長段祺瑞先是推薦自己的心腹徐樹錚為次長，但由於南方革命黨人的不滿，唐紹儀改任了原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次長蔣作賓為新陸軍次長，並委託蔣物色幾個司長、部員人選隨同入京，但還沒有等到蔣作賓進京，段祺瑞已經安排了五個司長，以至於蔣作賓帶來的人根本沒有位子可以安置，結果引起了一場大風波，最後唐紹儀只得用增加司長職位的辦法來擺平這事。 至於其他部的人員安排，情況也大抵如此。當時的內閣明顯分為兩派，袁世凱的勢力與南方革命黨明爭暗鬥得不亦樂乎，而唐紹儀本是袁派中人，立場卻又接近南方革命黨，當時被夾在中間又無法調和雙方的矛盾，實在是苦不堪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之內閣，乃背包內閣，多任總理一日，即多負罪一日！”

人員安排還是小事情，當時最困擾新內閣的是財政問題。中國的古話說得好，“一分錢難倒英雄漢”，沒有錢，再美好的藍圖，你說得天花亂墜、天女散花，哪怕是說破了喉嚨，那也是白搭，最終什麼事情也乾不成。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作為新任內閣總理的唐紹儀同樣遇到沒錢這個問題，而他當時最重要的任務莫過於去搞錢了。也許有人會問，堂堂一個中華民國，怎麼會沒錢呢？豈不荒唐！ 但現實是殘酷的，當時的情況是的確沒錢……要是有錢，袁世凱豈能善罷甘休、革命黨又豈會妥協退讓？要知道，被專制思想熏陶了幾千年的中國人，在權力鬥爭上向來就愛走極端，勝王敗寇，你死我活，從來也不懂得什麼叫有風度的對抗，而辛亥革命達成清帝退位、實現共和這種皆大歡喜的結果，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呢。

財政上的困窘並不會因為建立了民國而有所改善，相反，由於朝代更替，原本應繳納的稅收大都沒有正常收取；就是正常收取了，在局勢未定的情況下，各級地方也不肯主動解送給中央啊！因此，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唐紹儀的北京內閣，其實都是一貧如洗的窮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錢來。 當時還有個救急的辦法，那就是向洋大人們藉款。那有人要問，洋大人們為什麼要發善心，借給中國錢呢？道理很簡單，各位想，西方列強搞了上百年的資本主義，財富積累豐厚，而資本的天性是逐利的，中國當時有接近五萬萬人，那該是一個多大的市場？哪怕從每個中國人身上賺到一兩銀子，那就有五億的利潤，簡直是不得了的數字。再者，如果拿到中國的政府項目，譬如修建鐵路或者直接借款，那利潤是十分可觀的。

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一直混亂不堪的話，外國的資本也就賺不到錢了。因此，他們需要一個人出來穩定局勢……眾裡尋他千百度，很顯然，這個人就是袁世凱了。 由此，等到袁世凱當上了民國的臨時大總統，洋大人們便組成了一個四國銀行團（即英國的匯豐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及美國的花旗銀行），他們主動找上門來，表示可以藉給巨款（利息當然不是小數字），但要求給予他們優先權。袁世凱正愁沒錢辦事，這送上門來的豈有拒絕之理，於是便欣然同意，並要求四國銀行團先墊付四十萬英鎊。四國銀行團財大氣粗，四十萬英鎊當然不在話下，次日便予以交付。 隨後，袁世凱又指示唐紹儀繼續與四國銀行團商談善後大借款的事宜。唐總理在同四國銀行團的談判中，心情很不愉快，因為洋大人們不僅條件苛刻，而且還動輒要安插人手進行財務監督、要求抵押擔保等，於是他轉頭一想，便用起了當年老領導李鴻章“以夷制夷”那套招數，並暗中找了比利時銀行借得一百萬英鎊的墊款。

有了這筆借款，唐紹儀這才信心滿滿的前往南京組閣，在武昌、南京和上海花掉數百萬兩銀子後方才欣然返京。但還沒有等到他向袁總統報功，四國公使卻發來一個照會，抗議唐總理無視四國銀行團的優先權，擅自向他家借得巨款云云。 袁世凱見此照會，也知道自己理虧在先，只得推說不知此事，將責任推到唐總理的身上。唐總理正要辯解，袁總統卻教了他一個方法，讓美國公使從中斡旋調停，屆時退掉比利時銀行的借款而只從四國銀行團告貸。四國銀行團本都是些見利忘義的商人，見唐紹儀答應退掉比款，便也不再追究，雙方繼續進行善後大借款的談判。比利時銀行人微言輕，總歸是乾不過四國銀行團，只好忍氣吞聲的將本金和利息索回了事。 在同四國銀行團隨後的談判中，唐紹儀按袁總統的指示，要求借七千五百萬兩的巨款，比之前提出的數額多出數倍。四國銀行團的洋大人也很是吃了一驚，問唐總理借款將作何用途，唐總理未經思考便隨口答道：“無非是遣散軍隊等用處。”洋大人接口問道：“遣散軍隊到底要多少款項？” 唐總理一時也沒有具體測算，只說至少要三千萬兩。洋大人聽後便露出一副很不信任的樣子，稱借款可以，但必須要派人監督借款用途，不然就不肯出借。唐紹儀聽後方知事態重大……那四川的保路運動不就是因為大借款引起？ 正當借款談判陷入困境時，內閣的財政總長熊希齡正好來到北京上任，唐紹儀也就趁勢將這個借款重擔推給了熊財長。熊希齡是湖南鳳凰廳（今鳳凰縣）人，人稱“熊鳳凰”，其人從小就天資聰慧，14歲中秀才，18歲中舉人，25歲中進士，少年新秀，思想新潮，在戊戌變法期間，曾參與湖南新政，後來又隨同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由此青雲直上。 1909年，熊希齡受命前往奉天省（今遼寧）整理地方財政稅收，一時脫穎而出，被譽為朝中的理財高手。 辛亥革命後，熊希齡因贊成共和，便辭官回到上海並參加了章太炎組織的統一黨（後合併為共和黨）。在被唐總理提名為內閣財政總長後，熊希齡開始加以婉謝，但後來也是盛情難卻，只得答應就任。不過，他沒有立即前往北京，而是先在南京幫黃興解決民軍的軍餉問題，之後才赴北京。 離開南京時，熊希齡也十分清楚南京那些民軍缺乏軍餉的窘狀及其潛在的兵變危險，於是他上任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籌集一筆借款先給黃興，用以裁撤部隊。這位新上任的財政總長的確有幾分本事，他不但善於理財，而且口才很好（這點比唐總理強），硬是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將整個借款計劃、用途及其歸還方式等說得是頭頭是道，洋大人們也聽得心悅誠服，當即便答應先墊款三百萬兩，隨後再議善後大借款的具體事宜。 等到熊希齡興致勃勃的要將好消息告訴黃興時，南京方面卻發來一紙電文，稱：“墊款章程不但要監督中國財政，還要監督我國軍隊，是可忍孰不可忍？軍隊乃是國防之命脈，豈能容許外國人干涉到這種地步？熊財長難道忘記保路運動是怎麼發生的嗎？難道不知道埃及借債亡國的教訓了嗎？這二十年來，無數中華志士赴湯蹈火，不惜一死，方換得民國的今天，難道為了區區三百萬的墊款就要將民國葬送？我們這些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絕不會承認這亡國的借款條件，請熊財長務必取締借款”云云。 熊希齡被這麼大義凜然的電報一嚇，慌忙看這落款是誰，卻見電報下角清清楚楚的寫著“黃興”及南京諸多民軍將領的大名。熊希齡這下被氣得是脊梁後背幾乎要冒出火來……我這麼辛辛苦苦的去和洋人們周旋，好不容易借得三百萬銀子，圖的啥？不就是為了給你黃興解燃眉之急嗎？這下好，你倒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難道你忘了當初在電報裡又是如何急吼吼催款的嗎？ 一怒之下，熊希齡便將黃興催款的電報公之於眾，並將南京民軍因為缺餉而可能譁變的危險及其自己的委曲求全添油加醋的敘述了一番。不僅如此，熊希齡還在電報中諷刺黃興缺乏政治經驗，不懂經濟，說要是黃興在位的話，非得將民國葬送不可。 革命元勳黃興與新任財長熊希齡的電報戰，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各地的都督、議員、報紙等等，紛紛各抒己見，有指責熊希齡軟弱外交的、有大罵財長賣國的，也有批評黃興不顧大局的，不一而足。 在輿論聲浪的喧囂中，臨時參議院也來干涉，一些議員要求唐紹儀及其閣員前往參議院說明情況。在會議上，年輕氣盛的議員們對唐紹儀群起責問，他們不但追問比利時銀行借款的用途，還指責唐總理失信於國民、見嫌於鄰國，甚至有人大罵唐紹儀是“亡國總理”。 唐紹儀哪裡見過這般架勢（這下知道民主的厲害了吧），竟在會場疲於應付，到後來乾脆就失去反應，在那里呆若木雞，一言不發。而熊希齡得知墊款一事已經泡湯之後，乾脆就賭氣不去部裡上班，政務陷於停頓。 唐紹儀無端受了參議院的這番逼迫之後，也是氣得無處發洩，當天晚上就向袁總統提請辭職。袁世凱雖然對唐紹儀不滿，但他也不想讓首任內閣這麼快就垮台，只好溫言挽留，勸唐紹儀稍安勿躁，姑且忍耐一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一事暫時擱下不提，直隸都督的人選問題又起波瀾。原來，在辛亥革命後，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擔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鈞督贛等，當時直隸一些議員如穀鍾秀等人便提議由王芝祥擔任直隸都督。 王芝祥，直隸通縣人，原為廣西布政使並兼巡防營統領，在辛亥革命中反正參加革命，後來由於陸榮廷出任廣西都督，王芝祥在廣西立足不住，便率部前往南京準備參加北伐。可惜北伐未果，南方革命黨便想讓他出任直隸都督，以擴大革命黨的勢力。 各位想，直隸是北洋軍的心腹地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因此，袁世凱對南方革命黨的提議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張錫鑾出任直隸都督。唐紹儀在南京組閣期間，試圖調和南北矛盾，當時也附和了南方革命黨的要求，並向袁世凱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袁世凱雖然心中不快，口頭上卻不作反對，只說讓王芝祥先來北京。唐紹儀以為袁世凱已經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於是興沖衝的給王芝祥發電報讓他來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紹儀請求袁世凱發布任命書的時候，袁世凱卻拿出幾份電報，卻是直隸五路軍界反對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電。唐紹儀看後極為氣憤，說：“大總統前面已經答應，如何能失信於人？何況，軍人干涉政治，恐怕非民國之福。” 袁世凱哼了一聲，說：“之前那是你答應的，我何曾答應？王芝祥是革命黨人，他要是來做直隸都督，豈不是引狼入室？”唐紹儀忿忿然道：“任命不任命那是內閣的職權，豈能因軍人干涉就隨意改變？再者，王芝祥已經到京，叫我這個內閣總理如何交代？”袁世凱掀須一笑，道：“這卻不難，老夫自有辦法。” 要說這民主社會，軍人即當保持中立，不該干涉國內政治，但說起來容易，實際上卻極難做到。在民國期間，軍人干政幾乎是稀鬆平常之事，之前的北京兵變、這次的五路軍界通電與登峰造極的軍閥政治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唐紹儀在年輕的時候親身感受過美國的民主政治，他也意識到軍人干政問題的嚴重性，但他手頭沒有槍桿子，又能奈何？倘若他有槍桿子，那豈不也是軍人干政？這似乎是個奇特的悖論，而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始終無法跳出這個怪圈。 正當唐紹儀被弄得十分被動、不知道如何向王芝祥解釋的時候，袁世凱卻單獨召見了王芝祥，答應給他一筆豐厚的經費，讓他改任南方軍隊宣慰使，回南京協助江蘇都督程德全遣散軍隊。唐總理的面子畢竟不如袁總統的大，而王芝祥原本也是個見風使舵的官僚，他在得到袁世凱的保證後，竟對朋友的支持置之不顧，一口答應了袁世凱的新任命。 等到王芝祥拿著任命書到了唐紹儀那裡要他副署時，唐總理竟然完全蒙在鼓裡，絲毫不知道這回事。等唐紹儀回過神來，這才知道他被上司袁總統和朋友王芝祥雙雙出賣！憤懣之下，唐紹儀斷然拒絕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卻是個很在乎官位的人，他竟然拿著沒有內閣總理副署的任命書，徑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當天晚上，唐紹儀一夜未眠，徬徨終夜。此時的他，想起就任總理一個多月來的種種挫辱和非難，心中彷彿打翻了百味瓶，傷心、憤懣、孤獨、無奈，真是百感交集，一時俱來。獨坐寒窗臨孤月，唐紹儀不免自言自語道：“民主共和，乃《臨時約法》所定。既然大總統的命令不需要內閣副署，我這個總理還當它做甚？” 言畢，唐紹儀心意已定，待到天色漸亮，他就收拾行囊，攜家眷直接奔火車站往天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