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三○、唐紹儀自毀前程慘遭“斧劈”

唐紹儀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其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一度風光顯赫，但民國成立未及一年便憤而掛冠而去，其中緣由，頗值一嘆。 唐紹儀，字少川，出生於1862年（比袁世凱小三歲），廣東香山人，與孫中山是地道的老鄉。唐紹儀的父親系上海經營茶葉的買辦，其族叔唐廷樞曾在李鴻章門下幫辦洋務，後來做過上海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的總辦。由於家族的緣故，唐紹儀在十二歲的時候成為清廷第三批留美幼童，並在美國學習生活過7年之久（當時已入讀哥倫比亞大學），後來因為國內頑固派們的阻擾和責難，這些留美學生在未完成學業的情況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紹儀回國的時候只有十九歲。 由於學業未成，李鴻章覺得這批半拉子“海歸”閒置可惜，於是便將這批人分別送到天津的各洋務學堂回爐再造，唐紹儀不久即進入天津稅務衙門任職，後又被派往朝鮮協辦稅務，由此與駐朝鮮商務代表袁世凱結下不解之緣。

在朝鮮的時候，唐紹儀是袁世凱的書記官，也可以說是袁世凱最早的部下，憑藉這層關係，唐紹儀也隨同袁世凱的升遷而水漲船高，他先後做過天津海關道員、外務部侍郎、奉天巡撫和郵傳部尚書等職，直到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踢下台，唐紹儀才因此而賦閒。 武昌起義後，袁世凱再度出山，唐紹儀應召入幕並被派往南方與革命黨談判。在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後，唐紹儀則被提名為首任內閣總理，成為僅次於袁世凱的第二號人物。有意思的是，在南北議和及南京組閣過程中，唐紹儀與南方革命黨人頗有共同語言，而且在孫中山與黃興的介紹下欣然加入了同盟會。這件事，在唐紹儀看來，可能是想藉此調和南北矛盾，但在袁世凱眼裡，唐紹儀未免與革命黨人走得太近。由此，唐紹儀也與袁世凱埋下了不和的禍根。

民國初年政壇的混亂，主要問題出在總統和總理的權限上，其中以總理的副署權最為棘手。就拿袁世凱與唐紹儀的關係來說，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唐紹儀便一直追隨袁世凱，其僚屬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凱發布命令還需要唐紹儀來副署，非經唐總理的簽署不能生效，這叫袁世凱如何接受得了。 唐紹儀雖然追隨袁世凱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裡卻還是個書生。在清帝退位前，唐紹儀受命前去南北談判時，他登上南下的火車後便剪去了腦後的長辮，這貌似有利於談判，實則是與清廷決裂。在南北談判和南京組閣過程中，唐紹儀與南方的革命黨相處甚歡，這就不得不引起袁世凱的懷疑與猜忌了。 按袁世凱最初的想法，他本是希望老友徐世昌出任總理的，但徐世昌顧及名節，不願擔“貳臣”之名而退隱青島，袁世凱這才退而求其次，舉薦唐紹儀為內閣總理。袁世凱的最初想法，可能是希望唐紹儀作為自己的副手幫助處理政務，而如今唐紹儀與革命黨過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邊的勢力與自己對抗之嫌了。

不過，唐紹儀雖然與革命黨關係密切，但實際上仍是袁派中人，只是因為責任內閣起見，為政見而屢屢與袁世凱相爭。袁世凱系舊派人物，他對總統、總理、責任內閣相互牽制的道理既不理解也不認同，在他看來，唐紹儀未免書生意氣甚至是以下凌上了。唐紹儀的作為，當時就連總統府的人也在私下里憤憤不平地說：“今日唐總理，又來欺負我們總統嗎？”（下人的觀念尚且如此，身為大總統的袁世凱，他的角色如何轉換得過來？） 某次，唐總理因為某事與袁總統起了爭執，老袁聽得不耐煩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現在已經老朽了，你來做這個總統，可好嗎？”唐紹儀驟然聽得這麼一句，當場就被嚇得冷汗直流，這多年的僚屬在官長面前，腰桿子終究是硬不起來。

由於與唐紹儀之間的抵牾過多，袁世凱後來乾脆就撇開他這個國務總理，直接指揮各部總長趙秉鈞、段祺瑞等人。趙、段等人，原本就對袁言聽計從，現在又有袁世凱撐腰，他們凡事繞開唐紹儀，弄到後來，連國務會議都不去參加。如此一來，唐紹儀這個總理就難過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之內閣，乃背包內閣，多任總理一日，即多負罪一日！” 唐總理不但和總統府的關係搞得很僵，連國會也時時刁難他。由於民國初年財政收入毫無保障，唐紹儀曾自作主張，向外國借了幾筆貸款，但一些議員隨即要求唐紹儀前往參議院說明情況。在會議上，年輕氣盛的議員們對唐紹儀群起責問，他們不但追問借款的用途，還指責唐總理失信於國民、見嫌於鄰國，甚至有人大罵唐紹儀是“亡國總理”。

唐紹儀哪裡見過這般架勢（這下知道民主的厲害了吧），在會場疲於應付之餘，到後來他乾脆就失去反應，坐在那里呆若木雞，一言不發。在無端受了參議院的這番逼迫之後，唐紹儀也是氣得無處發洩，當天晚上就向袁總統提請辭職。袁世凱雖然對唐紹儀不滿，但他也不想讓首任內閣這麼快就垮台，只好溫言挽留，勸唐紹儀少安毋躁，姑且忍耐一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隸都督的人選問題又起波瀾。原來，在辛亥革命後，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擔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鈞督贛等，當時直隸一些議員如穀鍾秀等人便提議由王芝祥擔任直隸都督。王芝祥是直隸通縣人，原為廣西布政使並兼巡防營統領，在辛亥革命時反正，後因陸榮廷出任廣西都督，王芝祥立足不住，於是率部前往南京準備參加北伐。後來北伐未果，南方革命黨便想讓他出任直隸都督，以擴大革命黨的勢力。

但是，直隸乃北洋軍的心腹地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因此，袁世凱對南方革命黨的提議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張錫鑾出任直隸都督。唐紹儀在南京組閣期間，試圖調和南北矛盾，當時也附和了南方革命黨的要求，並向袁世凱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袁世凱雖然心中不快，口頭上卻不作反對，只說讓王芝祥先來北京。唐紹儀以為袁世凱已經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於是便邀王芝祥來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紹儀請求袁世凱發布任命書的時候，袁世凱卻拿出直隸五路軍界反對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電，唐紹儀看後極為氣憤，說：“大總統前面已經答應，如何能失信於人？何況，軍人干涉政治，恐怕非民國之福。” 袁世凱對此並不認賬：“我何曾答應？王芝祥是革命黨，他要是來做直隸都督，豈不是引狼入室？”唐紹儀忿忿然道：“任命不任命那是內閣的職權，豈能因軍人干涉就隨意改變？再者，王芝祥已經到京，叫我這個內閣總理如何交代？”袁世凱掀須一笑：“這卻不難，老夫自有辦法。”

隨後，袁世凱單獨召見了王芝祥，並答應給他一筆豐厚的經費，讓他改任南方軍隊宣慰使，回南京協助江蘇都督程德全遣散軍隊。唐總理的面子畢竟不如袁總統的大，王芝祥原本也是個見風使舵的官僚，他在得到袁世凱的保證後，竟對朋友的支持置之不顧，一口答應了袁世凱的新任命。 等到王芝祥拿著任命書到了唐紹儀那裡要他副署時，唐總理竟然完全蒙在鼓裡，絲毫不知道這回事。在得知自己被上司袁總統和朋友王芝祥雙雙出賣後，唐紹儀憤懣之下斷然拒絕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竟然拿著沒有內閣總理副署的任命書，徑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當天晚上，唐紹儀一夜未眠，徬徨終夜。此時的他，想起就任總理一個多月來的種種挫辱和非難，心中彷彿打翻了百味瓶，傷心、憤慰、孤獨、無奈，真是百感交集，都上心頭。獨坐寒窗，唐紹儀不免自言自語道：“民主共和，乃《臨時約法》所定。既然大總統的命令不需要內閣副署，我這個總理還當它做甚？”言畢，唐紹儀心意已定，待到天色漸亮，他就收拾行囊，攜家眷直接奔火車站往天津去了。

唐紹儀的不辭而別，看起來是個偶然事件引起（即王芝祥任命書的副署問題），但實際上卻隱含著權力體系構建與現實情況衝突的基礎性問題，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臨時約法》中不切實際的規定所引發的。如果從遵守法律、遵守《臨時約法》的角度出發，唐紹儀的辭職是一件值得讚揚的事情，因為他用自己的個人犧牲挽救了法律的尊嚴，而不至於使責任內閣制陷於袁世凱的淫威之下。但從功利主義角度出發的話，唐紹儀的辭職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民國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穩定，而當時唯一具有號召力的莫過於大總統袁世凱，可惜的是，唐紹儀的第一任內閣未及三個月便以這種鬧劇收場，這也實在是出人意料的。 唐紹儀可能沒有想到，他這一辭職，後來就再沒有獲得與他之前的經歷相匹配的職務。在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組閣，原擬提名唐紹儀為外交總長，但北洋軍人認為唐紹儀已經叛出北洋系、投靠了革命黨，因而對此堅決反對，唐紹儀也最終未能就任。直到1919年南北議和時，唐紹儀被任命為議和總代表，不過，在清末那次他是代表北方，而這一次則代表的是南方。

南北和談開始後，由於各派系矛盾紛繁複雜，談判毫無進展，而期間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這更是給和談增加了不少的變數。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會議上，唐紹儀在未告知其他南方代表的情況下提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八項條件，最終導致和談破裂，這也是唐紹儀在民國政治上最後的驚人之舉（其做事之毛糙，可見一斑）。 在接下來的歲月裡，唐紹儀淡出政壇，成為了民國的點綴和看客。蔣介石上台後，作為黨國元老的唐紹儀也只是擔任一些閑職，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蔣介石聘他為高級顧問，他也並不到任。在平日里，唐紹儀或遊山玩水，或閉門吟詩，似乎已經過上了遠離政治的生活。 直到1931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唐紹儀突然春心萌動，做上了家鄉香山縣（已改名為中山縣）的縣長。唐紹儀此舉，的確令眾人大跌眼鏡，人家官是越做越大，唐紹儀卻由清末的道台、巡撫、尚書，再到民國的內閣總理、護法政府七總裁，最後越做越小，做起七品芝麻官來了！話雖如此，唐縣長倒也認真負責，芝麻官做得有板有眼，絕不糊弄。

不過，好景不長，唐紹儀後來得罪了兩廣實力派人物陳濟棠，最後被排擠出廣東，連小小的縣長也做不成了。爾後，毛澤東曾在文章中戲稱，（做官）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內閣總理，下能當中山縣長，所指非他，唐公紹儀也。 卸下公職的唐紹儀，後來遷到上海並在法租界福開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園洋房裡做起了寓公，過起了平靜的生活。但抗戰爆發後，上海淪陷，日軍當局打起了唐紹儀的主意，即所謂“南唐北吳計劃”，主要內容是“起用唐紹儀及吳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權”，以取代蔣介石為“談判”對手。 當國民黨在上海的黨政要員紛紛外逃香港時，唐紹儀此時卻仍舊遲遲不動，這很快引起了軍統特務的注意，特別是日本人及“下水”的漢奸陳中孚、溫宗堯等人拉攏唐紹儀的活動被戴笠的特務所偵悉後，唐紹儀可能出任偽職的傳聞在一定程度上被散播了開來，這令蔣介石十分不悅，隨後便派人對唐紹儀進行勸誡，如孔祥熙就派人傳話，“少老如有所需，擬請隨時電告”；唐紹儀的女婿諸昌年也受命來滬，勸其早日脫離日偽包圍，移居香港，如果肯去武漢的話，當委以外交委員會主席之職；特務頭子戴笠也請杜月笙從香港寫信給唐紹儀，勸他离滬赴港，免遭不測之虞。 以唐紹儀多年的政治經驗，他應當知道自己身處孤島的險境，儘管他向各方來人表示自己不會當漢奸並一定要去香港，但他又藉口要料理一些家務事而沒有馬上動身的意思。唐紹儀這種曖昧不明的態度，非但引起了各方的揣測，也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由於唐紹儀遲遲未見動靜，戴笠在綜合各方面情報後，認為唐紹儀可能會出任日偽維持會之職，於是向蔣介石匯報後發出了刺殺令，以防今後出現被動。由於唐紹儀喜好收藏古董，刺殺行動小組也以此為切入口，由謝志磐假扮成古董掮客，在取得唐紹儀的信任後，謝與唐約定某日帶一古董商人上門交易，殊不知，這正是軍統特務的行動之機。 1938年9月30日，謝志磐帶著一個古董商人、兩名僕役來到唐宅，假扮商人的是老牌軍統特務趙理君，兩名僕役則是軍統殺手王興國、李阿大，他們提著一個裝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內藏有一隻南宋御製大花瓶，另有古玩數件，而在大花瓶中，則提前預備了一把鋒利的小鋼斧。 唐紹儀對古董十分入迷，他在鑑定時十分專注，往往要屏退僕役，關緊房門，不讓外人窺見，而這正是特務下手的好機會。謝志磐等人到後，寒暄一番便請唐紹儀鑑定古玩，而趙理君假裝抽煙找火柴，正好客廳裡沒有，唐紹儀便讓室內的佣人去找。等到傭人離開後，趙理君見時機已到，他先請唐紹儀鑑定花瓶，趁著他低頭細看的時候，趙理君向身邊的“僕役”一使眼色，所謂“圖窮匕見、瓶露斧出”，只見寒光一閃，軍統殺手迅速從瓶中抽出小斧頭，照著唐紹儀的頭部猛然吹去，可憐唐紹儀這位“三朝元老”，尚未來得及哼一聲便腦漿飛濺，當場身亡。 軍統特務見行動完成，隨後便迅速撤離，在退出房門時，趙理君與謝志磐還煞有介事地假裝客套：“唐老太爺不必送了，請留步，請留步。等有好的，我們再送來。”說完，還替唐紹儀輕輕地帶上房門，隨後便不緊不慢地走出唐宅，鑽進汽車，一溜煙地跑了。唐家的佣人見事態平和，開始不以為意，等到發現唐紹儀已倒在血泊中時，這幾個人早跑沒影了。 次日，唐紹儀被殺的消息很快傳遍全國，一些人已經猜到是軍統特務所為。為了遮蓋自己的嫌疑，蔣介石故作大度，他一邊致電唐紹儀家屬表示慰問，另一邊又由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並撥發治喪費5000元，隨後又令將唐紹儀的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讓其身後哀榮體體面面，“漢奸”嫌疑一事，也就絕口不提。 曾經在清末民初政壇上風光無限的唐紹儀，其晚節究竟失與未失，就如同其被殺之謎一般，早因“斯人已去、死者為大”的種種糾葛而不便為人所知。而同遭此等命運的，並非唐紹儀一人，張敬堯、周鳳岐等也是與日偽有所來往而遭殺身之禍，軍統“鋤奸”，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