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十二、章太炎：才子，“瘋子”，大師

1936年章太炎去世的時候，追悼會上前來弔唁的竟不滿百人，情狀甚為落寞。為此，魯迅先生還寫文章為之抱不平：“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歎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魯迅先生這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亦有瑕疵，那就是孫傳芳確實請過章太炎參加“投壺”，但章太炎並沒有出席，而魯迅先生將這個傳言當作了既成事實並認為這是章太炎“漸入頹唐”的“晚節之玷”，卻是誤會了。 “投壺”亦稱射壺，與現在的投圈、射飛標有類似之處，這既是古代的一種傳統遊戲，也是《禮記》中記載的一種禮儀。軍閥時期，“五省聯帥”孫傳芳為倡導尊孔復禮而拉攏一些知名學者行“投壺”之事，因孫傳芳為北伐軍的敵人，因而參與者在北伐勝利後難免遭受非議。不過，章太炎確實是沒有參加，後來的《魯迅全集》中也在註釋中做了說明。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初名學乘，字枚叔，後因為仰慕明末的兩位大學者顧炎武（名絳）、黃宗羲（字太衝）而改名章絳，別號太炎，後以“章太炎”一名聞天下。章太炎生於1869年，家鄉浙江餘杭，其父章浚曾任縣學訓導，章太炎從小接受過系統的儒家教育，十六歲那年參加縣試，不料突發癲癇病而棄考，後來便遠離了科考場上的搏殺。

雖未取得過任何功名，但章太炎從小便頗具悟性，後尊父命進入由經學大師俞樾主持的杭州詁經精舍學習七年，學問大進，成為同遊中的佼佼者，很受俞樾的賞識。二十八歲那年，甲午戰爭中的慘敗給了中國士人們一個極大的刺激，原本“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章太炎也帶著一腔的怒氣北上，後來還寄出十六銀元會費，加入康有為在滬設立的上海強學會。 1896年，章太炎不顧老師俞樾的勸阻，赴任上海維新派開辦的《時務報》主筆，但在次年，章因與康氏門人衝突而退出《時務報》，轉杭州任《經世報》、《實學報》主筆，1898年後又受張之洞之邀赴武漢籌辦《正學報》，但未及一月即離去。當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擔任《昌言報》主筆。

戊戌年的夏天，北京風雲突變，康樑等維新黨亡命海外，而在維新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緝名單，最後慌不擇路，避禍台灣，不久又轉赴日本。章太炎最初是改良主義者，他與康有為的關係也不壞，在台灣時期兩人還通過信，彼此景仰了一番。但庚子國變後，章太炎對清廷徹底絕望，由此走上了激進之路。 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並參與了唐才常組織的中國議會，但在製定章程時，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認清政府，一方面又請光緒皇帝復位，章太炎認為其自相矛盾，憤而當眾剪辮脫衣，聲明退會。俞樾得知此事後，大罵其“訟言革命是不忠，遠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曲園無是弟子”，章太炎被師門開除。

雖被逐出曲園，但章太炎畢竟在俞樾的指導下浸潤七年之久，其後來的學術成就均奠基於此而非自立門戶。在這一年，章太炎刻印了自己的首部著作《訄書》，其書厚積薄發，文筆古奧，徵引廣博，因其難讀而不為今人所知，就連其同時代人讀來也頗為費解。此後，章太炎文筆滔滔，一發而不可收拾，其中最出名的一篇文章莫過於1903年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其文雄渾有力，傳播最廣，其在表明與康梁改良派分道揚鑣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牢獄之災。 在那篇文章中，章太炎劈頭罵道：“載湉小丑，不辨菽麥”，非但把康樑等人藉以自重的光緒皇帝掀倒在地，也將清廷的威嚴一掃而空，令當權派極為惱怒，最後向租界當局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必欲去之而後快。章太炎在得知了抓捕的消息後，卻效仿譚嗣同，說清廷要抓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麼！巡捕來了，他迎上去，說：“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當局最後判了章炳麟三年、鄒容兩年的拘禁。要說起來，章太炎服了三年的苦刑也還合算，因為清廷的損失更大，一個大逆不道的罪犯居然只判了三年囚禁，王朝的尊嚴何以為堪？在專制時代，皇權是神聖而不容侵犯的，一旦撤下這遮羞布，那就沒有什麼神聖可言了。

後來，鄒容因病先死，章太炎頗為悲痛，寫詩悼念道：“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翦刀除辮，幹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1906年6月，章太炎光榮出獄，隨即東渡日本找到革命組織，並當上了《民報》的主編。 章太炎與孫中山的關係原本是不錯的，1902年他到日本的時候，孫中山曾將橫濱幾十名義士召集起來為章太炎接風洗塵，極其器重。在這次聚會上，章太炎自稱喝了七十餘杯而不醉，興致之高，可見一斑。在接任《民報》主編的這段時期裡，章太炎除了腦病發作改由張繼、陶成章編輯三期外，其餘各期的所有編務和發行，都是由他一人擔當的。 章太炎的才氣與性格，決定了他與任何人都不能相處太久。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壓力下，贈送孫中山5000元促其離境，日商鈴木久五郎也向其饋贈了一萬元。孫中山接受了這兩筆錢之後，也沒有和同盟會本部商議，便留下2000元做《民報》的經費，然後帶著胡漢民和汪精衛等人離開日本，去西南邊境搞革命去了。

章太炎在得知孫中山得了兩筆款子卻只給《民報》留了2000元後，立刻嚷嚷了起來，同盟會本部也炸開了鍋，革命義士們一個個拍桌摔凳。張繼說：“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錢幹什麼！真是丟人！”劉師培則罵道：“孫文受賄！”章太炎更是火氣沖天，他上前一把撕下孫中山的相片，然後批上了“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數字。這還不解氣，他以為孫中山在同盟會香港分會，於是又將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會東京本部鬧成一團的時候，孫中山卻在西南地區連續策動了三次起義，但都以失敗而告終。消息傳到東京後，“反孫”聲浪更是進一步高漲，張繼、章太炎、劉師培、譚人鳳等人紛紛要求主持同盟會本部工作的劉揆一召開大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改選黃興繼任。張繼等人聲稱：“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劉揆一不同意這些人的意見，於是張繼便和劉睽一互相扭打起來；章太炎則意氣用事，他以明碼電報洩露孫中山購買槍彈準備武裝起義的軍事秘密，以至於起義無法發動。章太炎的理由是，以日本奸商所賣的窳劣武器發動起義，無異於讓革命義士白白送命。

在與革命同道們鬧翻後，章太炎一度萌生去印度做和尚的念頭。 1908年4月27日的廣州《國民報》上，革命同志給章太炎編了一則名叫《章炳麟出家》的活劇曲藉以勸誡：“（同志掃板唱）章炳麟拋卻了、平生抱負；（慢板）眼見得漢人中、少個幫扶；披袈裟，坐蒲團，不顧宗祖；縱不念、眾同胞，該念妻孥；況且是、我支那，蹉跎國步。望同志，抱熱心，休作浮屠。” “（章炳麟中板唱）……除卻了三千苦惱，逼著我請個高僧來到東京披剃頭毛。我非是、主持厭世遁入空門愛棲淨土，我國人莫予肯服故把禪逃，從今後理亂不聞興亡不顧，入沙門、參佛祖做貝葉工夫。” 1908年10月，《民報》（第二十四號）被日本政府封禁，章太炎因為支撐《民報》事務而費盡心機，吃盡苦頭，加上與黃興、宋教仁不合，於是憤而辭去社長一職，並“聲稱不再與聞《民報》之事”。一年後，汪精衛來東京恢復《民報》，原編委陶成章、章太炎被排除在外，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風波。

章太炎憤怒之下，發表《偽民報檢舉狀》，而陶成章也作《佈告同志書》一冊，兩人合力痛斥孫中山“乾沒巨款”、“借革命為新騙術”，“直言孫文種種之非”；最後，他們乾脆公然與同盟會分裂並在東京恢復了光復會的名號。在一邊看熱鬧的保皇派們大樂，也紛紛大事鼓譟，藉以打擊革命氣焰。作為反擊，革命黨則將章太炎致劉師培賣身求助的信函加以公佈。原來，章太炎在想去印度當和尚期間，苦於缺乏經費，便向已投靠兩江總督端方的革命前友劉師培寫信，提請端方資助，但事未辦成反遭革命黨登報譏諷，於是章太炎與革命陣營也就愈走愈遠。 清帝退位後，革命大功告成，章太炎公開聲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要求將原來秘密的革命黨組織改為合法組織，開展公開的政治活動。 1912年後，在“革命黨消”的呼聲中，一場熱火朝天的組黨運動也開始在全國各大城市相繼上演，並在1913年國會選舉前形成高潮。

作為當時的風頭人物，章太炎成為了民初組黨運動的急先鋒。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聯合江蘇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華民國聯合會，章太炎自任會長，程德全為副，原清末立憲派中的名流張謇、熊希齡、唐文治等人都成為了會中骨幹。不久，章太炎的同道、光復會領袖陶成章被陳其美派人刺死，章太炎將中華民國聯合會改組為統一黨，並更加激烈地指責和斥罵同盟會。在他看來，同盟會是一個有嚴重暴力傾向的組織，這些人置國家利益與民族大義於不顧，在和議已成的情況下還想繼續搗亂（革命），倘若這些人僥倖獲得了國家政權，必定要排斥異己，血流成河，搞一黨專制無疑。 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談話和通信中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另搞其他政黨就是針對同盟會的，而這一時期他指責孫中山乃至公開謾罵黃興、陳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幾乎是家常便飯、張口就來。在“漢冶萍借款”、“遷都”、“善後大借款”等問題上，章太炎處處與孫中山等人為難。對於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會的人也憤而反擊，他們在報紙上大罵章太炎是個“瘋子”，並放出流言說章太炎要拿槍打國務總理唐紹儀，他才具有嚴重的暴力傾向。

說到“瘋”字，章太炎確實有間歇性的癲癇症狀，但被人稱為“章瘋子”，則是因為其生平喜歡特立獨行，好做驚人之語。對於這個綽號，章太炎非但不以為忤，反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帶點神經病。他曾在東京發表演說：“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精神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精神病。近來傳說某某有精神病，某某也有精神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出現的時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 《宋書·袁粲傳》中說：“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王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魯迅也曾在他的文章中回憶說，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京期間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他人，常常被貶的一群人便給他起了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即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是沒有價值的人。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發表，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第二天報上報導時，那題目卻成了：“章瘋子居然不瘋！” 章太炎的“瘋”，還影響到他的婚姻。章太炎早年曾發過癲癇病，加上滿嘴的反動言論，當地人無人敢將女兒嫁給他，沒辦法，他母親只好將自己的陪嫁丫頭王氏許配給了他。這種婚姻，按當時習俗不能算正式婚儀而只能算“納妾”，王氏為章太炎生了三個子女後在1903年不幸去世。在之後的十年間，章太炎為革命而奔波流亡，一直未娶。 坊間傳聞，章太炎曾在北京《順天時報》上登了《徵婚告白》，其中提了五個條件：一是要湖北人；二要大家閨秀，性情開放；三要通文墨，精詩賦；四是雙方平等，互相平等；五是夫死可嫁，亦可離婚。這在當時可算是石破天驚，毫無結果也就理所當然。革命勝利後，章太炎再次徵婚並提出如下擇偶標準：“人之娶妻當飯吃，我之娶妻當藥用。兩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適合者為北方女子，廣東女子言語不通，如外國人，那是最不敢當的！” 曾為愛國學社同事的蔡元培先生聽說後，他將女才子、《神州女報》創辦人湯國梨女士介紹給了章太炎，結果兩人還真成了夫唱婦隨的如意眷屬。不過，湯國梨並非湘妹子，也非鄂女子，而是浙江同鄉（烏鎮人），章太炎偏情與兩湖女子，亦不知何故也。 “二次革命”後，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合組為“進步黨”，以對抗當時在國會中的第一大黨“國民黨”，但重組後的“進步黨”勢力仍然過弱，所以有人主張將知名度很高且與“國民黨”關係鬧僵的章太炎引入。章太炎來京後，住在前門內大化石橋的原“共和黨”本部，誰知他到的第一天，門前已佈滿軍警，名為保護，實則監視。原來，章太炎“持論侃侃，好為詆訶”，加上又是個老革命黨，袁世凱對其頗為忌憚，“天堂有路爾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章太炎居然送上門來了。 章太炎的弟子錢玄同等人前來探視，見老師極為鬱憤，便找到時為農商總長的張謇為之設法。張謇向袁世凱提議設立一個“弘文館”，讓章太炎領一些弟子去編字典，搞搞研究，袁世凱說：“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館之設，自可照辦，此不成問題也。”袁世凱還當場答應撥給數千元作為開辦費，以後每月固定撥給若干。 事情雖然已經說好了，但辦事機構的效率卻奇低，時間一晃就到了民國三年（1914年）的元旦，章太炎等得極不耐煩，憤憤地說：“袁世凱欺人，居心叵測，這裡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先去天津，再由天津南下。”錢玄同等人說：“弘文館的事已有成議，老師何不再等等？”章太炎哼了一聲，道：“袁世凱只能騙爾等，豈能騙我！你以為他真的肯撥款辦弘文館嗎！”次日，章太炎去火車站，但很快便被軍警們截留，於是便有了“章太炎大鬧總統府”的趣聞。 民國小說《紀念碑》曾對此做了精彩描述：“民國三年的新年節，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時候，總統府新華門內，忽聽見吵嚷的聲音，隨後數十兵士，即擁著一人出來，將那一人推至馬車中，前後左右，皆有兵士團團地圍著，押至憲兵教練所去了……及細細詢問起來，才知道獲住的……是個瘋子……他老先生這一天忽然高興起來，於清晨八時徑赴總統府，請謁見總統。他身穿一領油烘烘的羊毛皮襖，腳踏著土埋了似的一對破緞靴，手擎著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揮來揮去；又有光華華的一件東西，叫做什麼勳章，不在胸襟上懸著，卻在拿扇子那一隻手大指上提著……歪歪斜斜地坐在總統府招待室裡頭一張大椅子上，那一種倨傲的樣子，無論什麼人他都看不到眼裡。 “列位想一想，總統府是何等尊嚴的地方，凡請見總統的人，是何等禮服禮帽，畢恭畢敬的樣子，嘗看見那些進總統府的官吏們，皆是躡手躡腳的，連鼻子氣兒也不敢出，往來的人雖多，一種肅靜無嘩的光景，就像沒有一個人一樣，哪見過這個瘋子，這個樣兒怪物呢！不消說傳事的人一回報，袁總統自然是拒不見的了。這個瘋子真是有點古怪，越說不見他，他是偏要請見。 “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還要搬鋪蓋進來，在此處值宿，適聽見傳事的人報大總統延見向次長瑞琨，他發起怒來道：'向瑞琨一個小孩子，可以見得，難道我見不得嗎？'他自言自語，越說越有氣，索性大罵起來。衛兵請他低聲些，他即怒衛兵無禮，摔碎茶碗，即向衛兵投去。起初衛兵見他提著一個光華華的東西，思量著他許有些來歷，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幾碗乾飯，也不敢較量，只得由他去鬧。隨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一個命令，如此如此，衛兵們就把他拿小雞子似的從招待室裡頭拿出來，並拿進馬車裡去，一溜煙就送到一個地方，把他入了囚籠了。 “原來，他姓章號太炎，浙江餘杭人，講起舊學來，無人不佩服他，不過因他舉動離奇，一般人叫他章瘋子。自此以後，章瘋子囚犯的時代甚長，由憲兵教練處移囚至龍泉寺，又由龍泉寺移囚至徐醫生家，俱是後話。且說章瘋子被囚後，也有許多營救他的。有一人轉求袁總統最親信的張秘書，為他緩頰道：'袁總統挾有精兵十萬，何畏懼一書生，不使恢復其自由呢！'袁瞠目答道：'太炎的文筆，可橫掃千軍，亦是可怕的東西！'所以太炎被囚了，人人斷其無釋放的希望。這是深明白當道的意思的……” 章太炎被移拘外城龍泉寺後，惱怒異常，他憤而拒絕官廳供給，平日生活所需只依靠自己來京時所帶的旅費，以示“義不食袁粟”。不久，旅費全部用光，章太炎便開始絕食。袁世凱知道後，也不想背上逼死國學大師的罵名，因而特地將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召來，讓他妥為設法勸導處置，千萬不要讓章太炎真的絕食死了。 吳炳湘隨後找到官醫院長徐某，讓他出具一報告書，說章太炎患病，龍泉寺與其病體不相宜，應遷地療養，於是便將章太炎移居到東城本司胡同徐某的寓中，以便隨時調護治療，章太炎的絕食之舉也就無形中有所轉圜。徐某除了要防止章太炎絕食外，還暗地負有勸服章太炎的任務。有一次錢玄同等弟子去見章太炎，便聽到他在眾人面前演說：“你們老師是大有學問的人，不但我們佩服，就是袁大總統也很是器重。如果你們老師明白大總統的好意，彼此相投，大總統定然另眼看待，決不虧負于他。可是大總統的火性也是厲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觸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會翻臉不認人。'撲通'一聲（言至此，作槍擊之勢），你們老師的性命難保了！你們總要常勸勸他才好！”當時徐某的表演可謂是聲容並茂，錢玄同等人也無話可說，章太炎聽後不過微微冷笑。 章太炎在徐寓住下後，袁世凱仍舊不許其出京，只答應供給其在京之費用，即按月付500元，作為“高等囚糧”之用。但是，這500元並不是直接交給章太炎，而是由徐某經手，因此章太炎實際所得只有300元。後來不知何故，章太炎又鬧起了絕食，徐某勸說無效下，不免大怒斥責道：“袁大總統每月白送你500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無端絕食，真不知好歹！”言畢，徐某冷笑而去。徐某當時只顧發怒，不慎將500元之真相洩出，而這話被在場的錢玄同等弟子聽到後，於是大家一起去找徐某，說：“你以經手人之資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說出500元；要是今後還只付300元，章先生必以見欺而益憤，後果你承擔得起嗎？”經此一番交涉，徐某這才將500元如數給予。 被軟禁期間，章太炎每日大書“袁賊”二字，喝酒必佐以花生米，曰：“殺袁皇帝的頭！”小人們將章太炎的悖逆言行告到袁世凱那裡，並建議將章太炎殺頭，袁世凱卻淡淡地說，一個瘋子，我何必與之較真！ 軟禁歸軟禁，章太炎的學問沒耽擱，在此期間，他重新修訂了《訄書》、《國學論衡》等著作，也算是得袁所賜。 1916年，袁世凱稱帝敗亡後，章太炎重獲自由，但一個新的時代撲面而來，無意之中，章太炎已經成為新人物、新思潮所批判的“古董級”人物了。 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的傳統學術被橫掃，令章太炎頗為不適應。美國留洋回來的胡適博士寫了一本《中國哲學史大綱》（系中國最早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書籍）。因受益章太炎的思想頗多，因而胡適在出版之後特地送了一本給章太炎，封面裡寫了“太炎先生指謬”幾個字，章太炎看到自己名字旁畫了黑線後，大怒道：“何物胡適！敢在我名上胡抹亂畫！”繼而看到“胡適敬贈”的“胡適”兩字旁邊也畫一黑線，這才轉嗔為喜，笑道：“他名字邊也有線，就彼此抵消了。”（之前的標點符號規則中，人名、地名等往往標線加以區別） 章太炎是“革命舊人”不假，但他同時也是一個革命異端，之前與孫中山發生嚴重的衝突不說，在五四運動後，更是跟不上形勢了。在這段時期，章太炎不但反對聯俄赤化、主張聯省自治，而且對北伐後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予認同，極為格格不入。章太炎的批蔣言論也令當局十分不滿，他一度被列為“反動學閥”而遭通緝，幸好有老友們從中疏通轉圜，方逃脫緝拿，自罰閉門思過。 1928年後，章太炎開始隱居不出，專心學問。據章太炎的私淑弟子、上海名醫陳存仁說，當時章太炎處境頗為困窘，唯一的收入，只靠賣字（多賣給朵雲軒）；因為他常年患有鼻竇炎，每天所吃的無非是腐乳、花生醬、鹹魚、鹹蛋等；常年衣衫不過三四套，從未見他換過新衫；因為常與人交惡，拜訪他的人也很少…… 陳存仁是醫生，章太炎對中醫也有很深的造詣，尤其對《傷寒論》文獻的研究，更有獨到之處。章太炎著有《霍亂論》、《猝病新論》、《章太炎先生論傷寒》等醫學書，曾有人問他：“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章太炎答：“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 據陳存仁說，某年春間他與另一名弟子章次公陪同章太炎夫婦去杭州，在那裡待了數月而歸。到杭州的第二天，章太炎一大早就去原曲園拜祭老師俞樾，不料此時已經物是人非，主人也已數易其主，竟不知此為俞樾故居。又一日，章太炎去樓外樓飯店吃飯，吃完後為樓外樓主人寫一首極長的張蒼水絕命詩，這時蔣介石夫婦由杭州市長周象賢陪同，也簡裝輕行地來到樓外樓吃飯，雙方因為互不相識，也就未打招呼。 蔣介石夫婦吃飯很快，在臨行之前，週象賢低聲對蔣介石說，對面那個寫字的就是章太炎。蔣介石聽後立刻過來招呼說：“太炎先生你好嗎？”章太炎說“很好很好”，蔣介石又問他近況如何，章太炎說“靠一支筆騙飯吃”。蔣介石說：“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麼事可以隨時關照象賢。” 章太炎頻說“用不到，用不到”，並堅持不肯坐車。蔣介石沒辦法，只好將自己的手杖送給了章太炎，作為紀念。章太炎對這根手杖倒是頗為滿意，稱謝握手而別。 次日，杭州各大報大登“章太炎'杖國杖朝'、蔣主席關心故舊”的新聞。其實，在章太炎的眼裡，蔣介石不過是個革命晚輩，何況他還親自帶人刺殺了同道陶成章，“故舊”一說，實難成立。而且，章太炎終身與蔣介石交惡，從無善言，這則故事的真偽，尚不得而知。 章太炎晚年居住在上海時，常鬧笑話。有一次他出門買書，叫人力車送去，看了半天，一本沒買，然後又施施然地出來，坐上另一輛人力車，車夫問他去哪裡，他不記得自家地址，只說往西走。人家拉了他半天，問他到底住在哪裡。章太炎說：“我是章太炎，人稱章瘋子，上海灘人人知道我的住址，難道你不知道嗎？”車夫連連搖頭，只好自認倒霉。 後來，章太炎稍微有了點錢，便在蘇州買了棟房子，搬到那裡定居。在蘇州期間，章太炎辦了國學講習會，傳授《小學略說》、《經學略說》、《史學略說》、《諸子學略說》等，收徒甚眾，為保存國學做了很大的貢獻。章太炎一生著作頗多，約有400餘萬字，其在文學、史學、語言學、醫學、詩詞、書法等方面均有成就，所著《國學概論》、《國學論衡》等著作可稱得上民國時期的儒學經典。章太炎由才子到“瘋子”、由革命家到國學大師，其一生並未虛度。 1936年夏，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給學生講完《尚書》後，於6月14日在蘇州病逝（病因應系鼻竇癌），時年六十八歲。去世前，章太炎只留下一句話，“設有異族入主中原，世世子孫勿食其官祿”，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今後的中國將發生什麼危險。 鑑於章太炎“革命元勳”、“國學泰斗”的身份，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舉行國葬。但後來因為抗戰爆發，時值亂世，章太炎遺骨一直未能安葬而是暫厝於蘇州錦帆路寓所，直到解放後，浙江方面才按其遺願，將其安葬於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遺臣張蒼水墓旁。 章太炎的一生都很矛盾，他既要革命，又想保留國粹；既要共和，又反對代議制政府；既是個儒者，又嚮往佛教……據陳存仁說，章太炎嫉惡如仇，凡人有不善，必面加呵斥，不稍留餘地。到了晚年，只要是他不喜歡看見的人，絕不接見；即使見了，也不多說話，默爾顧他，不做灌夫之罵。章太炎晚年的志趣與早年迥然相異，日趨平實，其涵養功力日漸深邃，他曾給人寫條幅，自嘲曰：“少年氣盛，立說好異人，由今觀之，多穿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數年，或可以無大過。” 從突破傳統到最後回歸傳統，章太炎最終從鬥爭中得到心靈的解脫。但不幸的是，他生活的那個年代，思潮越來越偏激、越來越激烈，他最終跟不上時代的潮流而被“革命”所拋棄，而他晚年在著作中表現出來的“瘋”，何嘗不是一種返璞歸真的“孤憤”！所幸的是，在閉門不出、專心學術後，章太炎並沒有辜負他的才華與早年的學術訓練，終成一代國學大師；而與他同時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在百年“革命潮”過去之後，早已湮沒無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