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八、“二次革命”只是一場退潮的革命

宋教仁遇刺後，國民黨內部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穩健派主張法律解決，激進派號召武力從事，而剛從日本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態度鮮明地站在了後者的立場，他極力主張起兵討袁，並聲稱只要有兩個師的兵力，他就親自率領向袁世凱問罪。 不過，當時的主要問題在於，國民黨連兩個師的軍隊也沒有，而輿論對“出師派”也頗為不利，因為當時“宋案”尚未完全釐清，即便國民黨人有一千個理由懷疑袁世凱，但也不宜直接認定袁世凱就是幕後元兇，此時興兵討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的造反之嫌。因此，當孫中山要求對袁世凱動武的電報發出後，國民黨的三大“實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都立刻回電錶示絕無實力獨立。

在“宋案”陷於停頓之際，袁世凱卻迅速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該借款年息5厘，期限47年，債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於只有2100萬英鎊，而到期歸還本息就要6789萬英鎊，條件不可謂不苛刻。但袁世凱憑藉多年的政治經驗，早已預料到要與革命黨人最終攤牌，因而此舉實為未雨綢繆，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預先籌措足夠的資金以應付未來的亂局，也是先招。畢竟，無論是造反或是鎮反，沒有錢總是萬萬不能的。 借款消息公佈後，黃興、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等人也都紛紛發表通電，斥責袁世凱違法借款，藐視立法機關，而袁世凱錢已到手，他也就乾脆撕下臉皮，非但不理睬國民黨籍議員的抗議，反而氣勢洶洶地斥責孫中山、黃興等國民黨人：“我現在算是看透了，孫文這些人左也是搗亂，右也是搗亂，除了搗亂，他們就沒有別的本領了。你聽聽，孫文說什麼'公今日舍辭職外，決無他策'，還說什麼'必以前次反對君主之決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孫文還想下定決心跟老子乾呢！你們可以告訴國民黨人，我袁世凱就不能聽人搗亂，他孫文若敢動槍動炮，或另行組織政府，我就發兵征伐，而絕無姑息養奸之餘地。”

總統府秘書長梁士治遲疑了一下：“大總統，這樣說是不是太直接了吧？”袁世凱氣呼呼地答道：“就說是我說的，我對這話負責！” 1913年6月9日，袁世凱先下手為強，下令免除李烈鈞的江西都督職務，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14日，又將廣東都督胡漢民免職；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職。如此一來，國民黨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凱以“不稱職”、“不孚眾望”的名義罷免。 至此，南方的國民黨人也只能丟掉幻想、起而應戰了。李烈鈞被袁世凱免職後倒沒有立即舉兵討袁，而是先通電下野並前往上海與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商議，之後秘密返回江西組織“討袁軍”並發布討袁檄文，宣布獨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發（亦稱“癸丑之役”或“贛寧之役”）。

在李烈鈞宣布獨立後，黃興趕赴南京將駐寧的第一師和第八師改編成討袁軍，隨後以江蘇都督程德全的名義通電江蘇獨立；湖南都督譚延闓也在各方的壓力下宣布獨立，並派兵前往江西支援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也隨後宣布獨立，同南京、江西構成犄角之勢；福建都督孫道仁因手下的師長許崇智宣布起義，也加入了討袁的陣營；在廣東，被免職的胡漢民和新任都督陳炯明並沒有中袁世凱的離間之計，他們也聯合起來宣布獨立；另外，川軍第三師師長熊克武也在重慶宣布獨立……表面上看，架勢有當年辛亥之氣象，但此時的袁世凱已經不是當年的袁世凱了。 早在李烈鈞宣布獨立前，北洋軍便已開始向南方各省滲透。 1912年秋，一小部分北洋軍隊應湖北都督黎元洪之邀陸續進入湖北境內；1913年5月中旬後，南北對立之勢日益明顯，北洋軍也開始大批南下，到5月底，駐紮在湖北的北洋軍已經超過2萬人。

袁世凱的戰略計劃並不復雜：北洋軍沿著京漢線和津浦線兩路分進，一路以湖北為基地，進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為前沿，並以海軍策應沿岸，向安徽和江蘇進軍。在李烈鈞於湖口宣布獨立後，北洋軍第一軍各部在李純及王占元的率領下沿著京漢鐵路南下，很快便進抵江西九江；與此同時，馮國璋、雷震春、張勛等部也沿著津浦路進兵，向南京逼近。 一年前，黃興在南京留守處裁撤整編南方革命軍的時候特別留了個心眼，他在將那些兵員素質不高的隊伍加以裁撤的同時，卻秘密吸收了其中的中下級軍官充實到另一支部隊，這就是第八師。第八師的基本部隊來自於廣西新軍（原本是會集南京準備參加北伐的），在整編後，該師的干部隊伍異常強大，從師旅長到營連長，基本都是由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或者從日本士官學校回來的同盟會員所組成；另外，該師的武器也很充足，不但充分裝備了現部隊，還有一份預存在軍械庫。

第八師是在黃興的領導下所精心保留下來的一支精銳部隊，但因為整編的緣故，中上層軍官之間不甚團結，譬如當時黃興將他的警衛團劃給了第八師，但由於團長林虎所率的部隊來自廣東，與部隊中的廣西士兵及軍官發生矛盾，這個團後來便被調到了江西（林虎與李烈鈞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成為江西戰場上與北洋軍作戰的主要力量。與林虎情況類似的是，第八師的旅長趙恆惕也因軍中矛盾而將其中的一個團帶到了湖南（這支部隊在“二次革命”中基本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北洋軍李純部在進入江西後，首先與討袁軍前鋒林虎所部發生激戰，數日後，討袁軍初戰告捷並迫使北洋軍暫時後撤。李純受挫後調集後續兵力反撲並攻陷湖口，李烈鈞率討袁軍餘部退守吳城，隨後又退守南昌。由於雙方實力相差懸殊，李烈鈞在北洋軍的圍攻之下，只好退出南昌並解散剩餘部隊，最終與林虎等人秘密流亡日本。

此時，第二軍的馮國璋、張勛、雷震春等部也進入江蘇並擺開合圍南京的架勢。黃興得訊後，隨即令駐徐州的冷遹第三師向鄰近的北洋駐軍發起進攻，又令第八師騎兵團及機關槍連、砲兵營、工兵營組成混合支隊，開赴徐州前線支援第三師，第一師第1旅也隨後跟進；第一師第2旅開赴臨淮關，協助安徽討袁軍協防北洋軍倪嗣衝部；第一師和第八師的其餘部隊，暫時駐防南京。 冷遹所部在北洋軍的優勢兵力緊逼下，不久即撤出徐州。討袁軍中的高級將領們鬥志十分消沉，坐鎮南京的黃興也是一籌莫展，整個司令部充滿了悲哀失敗的情緒。這時，逃到上海的原江蘇都督程德全發布取消江蘇獨立的電報，並密令捉拿黃興。在此情況下，黃興覺得事無可為，便在夜間乘船離開南京，一走了之。

黃興從南京不聲不響地出走後，其他高級將領洪承點、冷遹等也當即出走，局勢陷入了混亂。而在這時，革命陣營中的激烈派何海鳴、張堯卿、韓恢等人建立了“鐵血監視團”，他們在得知黃興離開南京後，急忙從上海星夜趕來，試圖挽回頹勢。如同武昌起義，在高級將領缺位的情況下，革命士兵再一次主動站了出來。在何海鳴等人的鼓動下，第一師的士兵趕走師長陳之驥（同盟會員，馮國璋之女婿），並與第八師聯合起來佔領了都督府，再次宣布獨立。 此時，張勛部前鋒已經抵達南京城外，儘管此時城內何海鳴領導的“討袁軍”連師長都無法選出，但革命士兵的戰鬥自覺性仍舊非常之高，他們每天都在街上站崗巡視，敵人一發起進攻，他們無須號令便奮身前往；即使在陣前，他們也無須指揮，便向前攻擊。這些士兵，便是黃興任南京留守處改編的第八師所殘存的部隊，而臨時領袖何海鳴也是位革命精神很強的人，他將軍中懷有異心的軍官一律剪除，頗似當年法國大革命時羅伯斯庇爾的風格。

等到馮國璋率各部北洋軍匯集南京後，雙方勢力更為懸殊，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南京保衛戰仍舊堅持了20天，這與何海鳴等人及其革命士兵艱苦卓絕的革命精神是分不開的。在這20天裡，南京守軍與北洋軍在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幕府山等地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討袁軍”並未明顯落於下風。 在此期間，安徽“討袁軍”總司令柏文蔚從蕪湖率衛隊1營及憲兵約1000多人來到南京，這給南京“討袁軍”以極大的鼓舞。但是，何海鳴、張堯卿與柏文蔚之間出現不和，柏文蔚帶領少數人從水西門出走，而他帶來的大部分人卻自願留在南京繼續作戰，足見當時城內的革命氣氛是何等的濃烈。 9月1日晨，北洋軍對南京城發起總攻擊。張勛的辮子兵在朝陽門一帶挖地道進去，用炸藥將城牆轟塌兩丈有餘（當年湘軍攻下天京也是用的這招，主要是朱元璋修的城牆實在太厚）後，辮子兵隨即蜂擁而入。這時，太平門、通濟門、神策門也相繼被攻破，何海鳴等人率領士兵們在鐘樓、內橋、鴿子橋、花牌樓等處與北洋軍展開殘酷的巷戰，戰鬥一晝夜後仍不屈服，並於次日上午在雨花台同北洋軍進行了最後的決戰，在傷亡殆盡的情況下才最終潰散，何海鳴等人在武定橋下乘小船逃走。

南京城破後，“二次革命”也就基本結束。在上海，儘管陳其美已經宣布獨立，並屢次進攻製造局，但終究因為不是正規軍而一再遭到失敗。等到袁世凱用軍艦將大批的北洋軍載來後，上海的討袁軍也就風流雲散，完全瓦解；安徽的獨立，從一開始就是“假獨立”，柏文蔚雖然是名義上的安徽討袁軍總司令，但軍隊實際上被師長胡萬泰和民政長孫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軍的倪嗣衝部及張鎮芳部大兵壓境，安徽那些搞假獨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紗、宣布擁袁，這就是柏文蔚率衛隊出走南京的原因。 至於福建，都督孫道仁本就是在師長許崇智等人的脅迫下宣布獨立的，當許崇智提議出兵援贛及北伐時，孫道仁總以餉械缺乏為由，加以拒絕。等到大局明朗，孫道仁自然發出通電，向袁世凱陳述“冤情”，宣布取消獨立。在廣東，袁世凱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僅安排了龍濟光和陸榮廷兩個楔子迫使廣東討袁力量無可動彈，還用金錢收買了廣東的將領，使得胡漢民和陳炯明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胡、陳兩人也被逼走。湖南的情況和福建差不多，在江西和南京的討袁軍失敗後，湖南都督譚延闓也就宣布取消獨立。至於四川方面，熊克武在獨立一個月後，便自己宣布解職下野了。

在各地的討袁軍相繼失敗後，袁世凱指“黃興、陳其美、鈕永建、何海鳴、岑春煊”五人為這次戰亂的一等犯，其餘如“孫中山、張繼、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緝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後，孫中山、黃興、李烈鈞、柏文蔚、陳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後亡命日本，重新開始了他們的流亡生涯。 令人遺憾的是，對於那些信念最堅定的革命黨人所發起的這次革命，當時的大部分國人似乎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時任記者的老同盟會員梁漱溟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現在很清楚擺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面。至於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卻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他們無論如何，不應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從此以後，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地增長，到現在而達極點。” 一直跟踪報導“宋案”並認定袁世凱為殺宋主謀的著名記者徐血兒，也在《民立報》上發表文章稱：“今白已為民國，苟對於民國而謀亂，即是自絕於國，罪在不赦。即政府為惡，法律與國會，終應有解決之能力，無俟謀亂，以擾蒼生。故謀亂之事，為商民所疾視，亦明達所摒棄也。” 後來在護國戰爭中大展神威的雲南都督蔡鍔，當時也毫不含糊地公開聲明：“宋案應以法律為製裁，故審判之結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試問我國現勢，弱息僅存，邦人君子方將戮力同心，相與救亡之不暇，豈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誰為禍首，即屬仇讎。萬一有人發難，當視為全國公敵。” 國民黨內的那些激烈派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行動竟然遭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直接指斥他們是以反袁為藉口，實質上是權力之爭，有人甚至罵他們用革命的名義綁架全國人民，所謂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很多人對使用武力解決“宋案”表示異議，而“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稍經理性思考後便會知道這是擺脫財政困境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由於一些雜牌小黨的加入，聲勢雖大，但成分已經不純，而且很多同盟會的老同志也認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於仕途名祿者不在少數，譬如當選為國會議員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繼續革命。 一言而蔽之，當時的形勢與辛亥革命時已大不相同，加上袁世凱的勢力比之辛亥更為壯大，除了少數人外，國民黨內部對於革命結果也大多不抱希望，黨內的軍事領袖黃興後來在南京的不辭而別，或許就是這種態度的體現。 “二次革命”爆發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及其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袁世凱也是在這種對政府普遍支持的氣氛下，以維護中央權威為藉口，最終激化了矛盾，引發民國後的第一次戰火。所幸的是，這場革命因為沒有得到大眾的擁護，所以結束得很快。 事實上，革命黨激烈分子所發起的這場革命，非但沒有給自己加分，反而給了袁世凱一個樹立權威的好機會。正如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說的，“當時的全國各省基本都被當地的土軍頭所盤據，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統統都被藉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舉債度日”。 所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社會的動盪反使得人們期待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和中央政府出現。由此，袁世凱正好成了全國入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徵。市井平民並不會主動接受什麼革命大義，他們當時最希望的是袁世凱能夠撥亂反正，盡快恢復秩序，繼續過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間的“三藩”之亂，孫中山等人在他們眼中成為“亂黨”，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說“贛寧之役”，既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南北戰爭，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場尚未完成之戰爭的繼續，但可惜的是，那隻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盡的尾聲。戰爭的最終結果是袁世凱所代表的軍政集團大獲全勝，國民黨在廣東、江西、安徽三省勢力也都被一一清除。 “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們也就噤若寒蟬，唯袁世凱之命是從了。袁世凱本就有統一全國的願望，如今孫中山號召各省獨立，豈非天賜良機？ 歷史總是充滿了諷刺，辛亥革命後，真正統一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統治下的那兩年。在列強環伺、國弱民窮的險惡局勢下，中央集權的確能給國家帶來高效率的行政，這個要求也是合乎現實需要的。由此，袁世凱在“二次革命”的時候獲得民眾的支持，他獲得正義性與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眾望所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