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已經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長達一年零三個月之久。
長征前，設在瑞金的中革軍委無線電總台由於功率不夠大，只能藉助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電台進行中轉，間接地與共產國際聯絡。 1934年8月16日，上海中央局給瑞金的中共中央發了最後一份電報，之後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和電台都遭到了破壞，中共中央因此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
遵義會議後，為了將遵義會議的詳細情況報告給共產國際，中共中央決定派潘漢年為聯絡員，轉道上海去莫斯科匯報。 1935年6月初，紅軍佔領瀘定橋後，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派陳雲等人作為中央代表攜帶電台密碼到上海恢復黨在白區的工作，重新建立起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
1936年11月的一天，張聞天在瓦窯堡突然接到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的電話：剛才遠在幾百里之外的甘肅定邊縣黨組織發來電報，說那裡有一個穿著羊皮大衣、挑著貨郎擔的小商人，名叫張浩，要求會見黨和紅軍的領導。郭洪濤不知張浩是何許人也。張聞天聽了，也感覺納悶，他也不知道這個張浩是誰，但他感到此人定有來歷。他把李維漢等人找來商量，大家都在猜測：這個神秘的“張浩”很有可能是從共產國際回來的同志。於是，他們發電報給定邊縣黨組織，要他們好好照顧這個叫“張浩”的人。
11月中旬，這個叫“張浩”的人在定邊縣赤衛隊的護送下，安全到達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張聞天一見到他，馬上迎了上去，倆人緊緊地擁抱著，激動得好一陣子說不出一句話來。原來這位神秘的共產國際代表不是別人，正是大家所熟悉的林育英，林彪（原名林育容）的堂兄。
林育英的一生充滿了傳奇。
林育英，1897年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林家染鋪灣，是我國工人運動卓越的領導人之一。
1922年2月，林育英經惲代英和他的弟弟林育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工人黨員之一。林育英等人集資在武昌創辦了利群毛巾廠。這個廠成了中國共產黨在武漢的聯絡地點。
1925年五卅運動後，林育英結束了在蘇聯東方大學的學習，回到上海領導工人運動。 1925年12月6日下午，在上海閘北區青雲路東方大學門前的廣場，工人、學生、市民舉行萬人集會，聲援首都革命。突然幾百名全副武裝的士兵、警察包圍了會場。會議決定，舉行萬人大遊行。林育英率領滬東區的工人走在隊伍的最前面，衝出了軍警的包圍。氣急敗壞之下的軍警開了槍，林育英鎮定自若地指揮工人奪下軍警的槍支。身先士卒的他，頭頂被敵人的刺刀挑開了一寸多寬的口子，血流如注。為了避免遊行隊伍被沖散，林育英掙扎著走上主席台，振臂高呼：“衝！衝！衝！……”話未講完，就暈倒了。群眾抬著滿頭是血的林育英向軍警衝去，軍警們嚇得手足無措，步步後退。遊行的隊伍衝出了軍警的包圍，浩浩蕩盪行進在上海的大街上，“打倒段祺瑞政府！”“召集國民大會！”的口號聲震撼了全上海。
林育英被送到醫院搶救才脫了險，但從此落下病根，時常頭疼。
1928年，黨中央又派林育英到安源與賀昌、滕代遠一起組建湖南省委。他任省委常委、職工委員會書記。 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了平江起義。省委多數同志離開了湖南，只留下林育英繼續在安源負責聯絡工作。大批敵人軍警前來搜查，機敏的林育英把自己的頭髮剃掉，跑到廟裡做了和尚。廟中的老和尚知道這個假和尚是共產黨員，在敵人前來搜查時，老和尚把林育英藏在瓜棚下，從而躲過了敵人的搜捕。接著老和尚又掩護林育英安全地離開了安源。身無分文的林育英裝扮成苦行僧，一路上化緣乞討。經過一個多月的艱難跋涉，終於到了上海。
1930年，林育英在東北領導工人運動。為了聯繫群眾和應付敵人，他用煤灰把臉弄黑，和工人一塊勞動。因叛徒出賣，林育英等34人被關進了日本侵略者的監獄。日本人認定他是領頭的共產黨員，想從他這裡打開缺口，對他使用了種種酷刑。在非人的折磨下，林育英已是骨瘦如柴，生命垂危。但他絲毫不動搖自己的革命信念，嚴守著黨的秘密。
1932年林育英出獄，回到上海，在全國總工會工作。
1933年，林育英被派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統一陣線。林育英參加了大會，並參與了策略路線的製定。他是中共《八一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1935年8月，陳雲到了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情況。為了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並恢復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繫，共產國際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一位同志回國。經過慎重挑選，林育英成了完成這一重任的最佳人選。為了安全起見，林育英給自己起了“張浩”這個化名。回國途中，林育英裝扮成從蒙古回來的小商人，忍飢挨餓，風餐露宿，跨越沙漠，於11月到達了陝甘邊區。
在瓦窯堡，林育英見到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博古、劉少奇、李維漢等人。當有人問林育英是怎麼回來的，不喜張揚的林育英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有車坐車，沒車走路”，絲毫不提萬里跋涉的艱難。林育英究竟是如何穿越茫茫的千里沙漠，現在已無從查考了。
12月8日，周恩來回到瓦窯堡，與林育英做了長談。剛剛指揮完直羅鎮戰役的毛澤東聽說林育英來了，非常高興地致電中央，要求在直羅鎮與瓦窯堡之間的安塞與林育英見面。毛澤東心急，先到了安塞，發現林育英他們還沒到，迫不及待的他又急奔瓦窯堡。誰知，他一走，張聞天、林育英就趕到了安塞。得知情況後，他們二人又連夜騎馬趕回了瓦窯堡。
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講述了《八一宣言》的製定經過。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工農共和國”的口號。同時會議還確定，鑑於林育英帶回了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繫的密碼，“準備以六個月(2月至7月）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瓦窯堡會議的召開，預示著中國革命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決定，由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來做張國燾的工作，爭取他北上。林育英的“電報攻勢”由此展開。 12月16日前後，林育英向朱德、張國燾發出第一封電報，告知他到達陝北的消息。
接到林育英的電報，正被南下失利折磨得焦頭爛額的張國燾有些欣喜若狂。他對林育英非常熟悉，他們是老朋友、老同事。早在1922年，他們就一起領導工人運動。張國燾認為，終於找到一個向共產國際告狀的機會。於是他以“黨中央”的名義回了電報，向林育英數落了中共中央的六大“罪狀”。林育英看了張國燾這封回電，深感事態嚴重，黨內的矛盾和分歧遠遠超出了他原來的想像。
12月22日，林育英復電張國燾，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策略，電文中對張國燾說：“關於你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當轉交代表團及國際。我想這些問題在國際及七次大會上自能圓滿解決。”他提議：第一，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尖銳化。第二，張國燾可以仿效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等，或者直屬中央，或者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管。
林育英的來電在紅四方面軍中影響甚大，張國燾不得不放鬆對朱德的約束和控制。 12月30日，朱德給林育英發了電報，呼籲紅一、四方面軍加強聯繫，尤其是加大情報互換的力度。這是自草地分裂以來，朱德以個人名義發出的第一封電報。毛澤東閱電後很興奮，1936年元旦給朱德回了電：我們這裡不但與北方局、上海局發生了聯繫，而且與共產國際也聯繫上了；你們的發展方針應該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准；對於黨內過去的爭論，可以由共產國際和黨的七大解決，但組織上決不可逾越軌道。
張國燾對毛澤東的電報很不滿意。 1936年1月6日，他又以“黨中央”名義給林育英發了一封批判毛澤東等人所謂的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電報，誣衊毛澤東等人分裂了黨。
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見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很少；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你們如有什麼電報要交國際，我可以代為傳遞；還有，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有了新的意見，準備向你們轉達。
然而，張國燾卻堅持錯誤主張，他在復電中說，遵義會議決議不應當承認，取消的不應當是他的第二“中央”，而應當是中共中央這個“假冒中央”。原則必須堅持，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命令張國燾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放棄一切反黨傾向，並決定在黨內公佈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1月23日，林育英給張國燾、朱德發出一份分量很重的電報：
這封電報對張國燾來說，無異於當頭棒喝。電報的意思很清楚：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中央”，否定張國燾對中央所謂逃跑主張的指責，肯定中央紅軍長征勝利了，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同時，也給張國燾一個台階下，暫時可不由中央直接管。紅四方面軍的官兵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中央北上方針的正確性，連陳昌浩也開始轉變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處於南下的窮途末路之中的張國燾知道，再這樣僵持下去，他將面臨四面楚歌，無法收拾的局面。
1936年1月底，張國燾主持召開了任家壩會議。與會者紛紛擁護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張國燾不得不表示，贊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與此同時，他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百般的狡辯。會後，張國燾給四川軍閥寫信，要和他們搞統一戰線，但四川軍閥不理睬他。
1月27日，張國燾給中共中央連發兩封電報，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決議，並提出幾條補充意見，還說：“對兄處中央委員同樣表示尊重態度，對外仍用毛主席名義。”這時的他勉強承認了中共中央，已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了。
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聯名發電報給朱德、張國燾：“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中央就紅四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提供了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第一個方案為北上陝甘，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共同北進，第二個方案為就地發展，第三個方案為南下轉戰，並認為第一個方案是上策。
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立即開會研究，一致贊同北上陝甘的方案。張國燾南下碰壁，又見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靠近蘇聯，可以取得蘇聯的先進武器，自然順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
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電報攻勢”可謂成效顯著。 1936年6月3日，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先頭部隊在理塘附近會合。 6月6日，在爐霍壽靈寺，張國燾不得不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卓木碉“黃袍加身”的鬧劇終於收了場。
抗日戰爭爆發後，林育英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因他過度勞累，體力不支，黨中央決定調他回延安，做職工運動工作，由鄧小平接任一二九師政委。
1940年，林育英突發腦溢血。臨終前，林育英要求將他葬在延安桃花嶺。桃花嶺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辦公所在地——楊家嶺隔河相望。林育英深情地說：“我要天天望著黨中央、毛主席。”中央同意了他的請求，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讓張浩同志天天監督我們。”1942年3月6日，林育英病逝。 3月9日，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徐特立等中央領導親自為林育英同志抬棺，執紼，將他葬於桃花嶺山頂。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給人抬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