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穀鳥走後，柳樹空了一半；柳樹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布穀鳥走了。 ……
紅軍走後，寨子空了一半；寨子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紅軍走了。
這首動情的歌唱出了藏族人民對紅軍的懷念，唱出了藏族人民對紅軍的感情。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在藏區，那些紅軍當年留下的標語，有的仍然清晰可見，向人們訴說著曾經發生在這裡的故事。
兩河口會議後，紅一、四方面軍的部隊陸續開拔，分路北進，先後進入卓克基、黑水蘆花、毛兒蓋、阿壩等地。川西北和西康地區是藏民的聚居地，藏民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搞好同藏族人民的民族關係成為紅軍在這個地區作戰與生存的首要問題。
藏族分佈在我國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等地。當地有句俗話：“官住民，民住坡，蠻家住到山窩窩。”“蠻家”，又稱“番民”，是歷史上沿襲下來的歧視藏民的稱呼。他們大都散居在山區，從事農牧業生產，自給自足，與外界很少往來。二三十戶人家為一寨，寨子一般築在人跡罕至的高山頂上。民房用石頭砌成，一般分層，上層供佛、曬穀，中層住人、燒飯，底層圈牛、羊、馬等。
阿壩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統治者，各地分別設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統治權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軍閥交幾萬兩銀子。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頭人進貢銀錢、物品，擔負種種勞役，生活極端貧苦。此地區奴隸制盛行，每個土司頭人家裡有10個以上的“娃子”（奴隸），供剝削役使。奴隸沒有人身自由，任憑奴隸主生殺予奪。奴隸主畫個圈圈，奴隸們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畫地為牢”。
卓克基的土司宮：卓克基是前清乾隆帝勞民傷財所建造的小金川七大土司宮之一。土司宮建築在兩河的匯流點上，前臨急流，後倚峻嶺，在一塊石砌的8丈高、10丈闊的方台上，建築著4座高樓。前幢2層，左、右、後3幢均是4層，屹立於萬山環繞中，成為理番境內的一幅獨特的風景畫。該宮的1、2兩層，都是土司的廚房、貯藏室，及下人的臥室。第3、4層樓，裝飾得非常華麗，四面皆有玻璃窗，所有的房門與壁板，都有精美的雕刻。右幢數室，陳設最為精緻，沿壁都有古董架子，架內都是磁銅玉石的古玩。室內的床、書桌、板凳，都是精緻的上等木器。這大概是土司的臥室。左幢兩巨室內有木炕，一切的桌凳裝飾都是雅緻的，這大概是土司屬員的臥室。後幢樓上為大佛堂，內有佛像、佛幛、銅鼓和很多的藏經，都有條有理地放在經架上。兩壁的壁畫，因為年代久遠，已熏黑，不能辨識為哪朝的古畫。左右兩幢各有一個小佛堂，堂的兩旁，有鮮豔美麗的壁畫，雖是近代所繪，但畫中的馬象獅虎英雄甲胄等，都有生動的姿勢。在此地區內有這樣水平高的藝術珍品，實屬難得。土司的會客室內題有“蜀飾樓”三字，他的書桌上置有一部及其他漢文書籍，足見他受漢文化的影響。據說這位土司索觀瀛，曾在成都大學讀過書，與四川軍閥劉文輝等交情頗深。
藏民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廟，在街道上穿紅袍子的喇嘛隨處可見。喇嘛廟裡有維持紀律的鐵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閒逛的喇嘛們，聽見鐵棒喇嘛來了，就會嚇得四散躲避。喇嘛廟和喇嘛住宅建築都比較精美。喇嘛廟很像一間學校，喇嘛們經年累月在那裡念經。有時候喇嘛也像是一支有組織的軍隊，大多會使用武器，經常作有組織的軍事行動。喇嘛在當地居民中，無論知識和能力都較超群，人們畜牧、營建、醫病等，都得倚賴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圖克圖更是宗教政權合一的首腦。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時見到土司頭人不叩頭，只需脫帽垂目即可，而見到大小活佛則必須下跪叩頭。由此足見喇嘛教在藏族地區的地位和影響。
進入藏區時，紅軍各部第一次遇見了對他們懷有敵意的當地居民。紅軍在此地區遇到了麻煩，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損失。紅軍拿了錢，可是買不到食物；手中有槍械，可是“敵人”卻看不到。這些藏民，由於不了解情況，向後撤退，躲進了山林。他們把房子裡的東西都帶走了，把一切可以吃的東西都運走了，把牛和雞等家畜、家禽都趕到山林裡去，簡直把整個的區域都撤清了。沒有了給養，紅軍食鹽斷絕，糧秣恐慌相繼而來，每日兩餐青菜、蕎麥、洋芋都無法保證，許多部隊常常每天只吃一頓，有些部隊則每頓吃半飽。無可奈何，只好實行節省，將兩天糧食分作三天來吃。
在路的兩旁半里路開外，就是非常不安全的。許多紅軍戰士，冒險去放一隻羊吃草，就再沒回來。這些山民埋伏在深山密林裡，向前進的“侵入者”襲擊。他們爬上了高山，等紅軍排隊走過那深而狹窄的石路的時候，——那裡有時只能一個或兩個人並肩走過——藏民們就從山上
滾下大塊的圓石頭，攻打紅軍的士兵和牲口。到晚上，這些當地人又利用地形熟悉的優勢，放火燒房，打冷槍，攪得紅軍一夜不得安寧。
由於從清朝到民國，統治者實行歧視藏族的政策，使得藏漢兩族間的關係十分惡劣。那時統治西康的軍閥劉文輝，殘酷地搜刮藏人，霸占金礦、藥山等（該地區產麝香、蟲草、大黃等名藥），藏民稍有反抗，即遭武裝撻伐，甚至大批屠殺，這就造成了藏民對漢人極端仇視心理。紅軍初到藏區，無從解釋紅軍的民族政策，所以發生了上述的事情。
為了做通藏族同胞的思想工作，讓紅軍借道北上，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紅一、四方面軍都嚴格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貼出保護藏民的佈告。不任意佔用民房，不隨意動用藏民的東西，缺糧時寧可上山採摘野菜充飢。田裡的青稞麥成熟了，紅軍也不隨意收割；到了斷炊絕糧時，紅軍則先割土司頭人的麥子；萬不得已割了普通藏民的麥子，紅軍便在田裡插上木牌，上面寫明收麥數量、割麥原因，藏民可持木牌，向紅軍部隊領取麥錢。紅軍吃了藏民的糧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會如數付款，或寫個欠條，留在那裡。紅軍還把駐地打掃得乾乾淨淨，有些部隊支起被單在樹下宿營。
對當地藏民田裡麥子的收割問題，紅軍總政治部作出下列規定：
（一）部隊只有在用其他辦法不能得到糧食的時候，才許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麥子。
（二）收割麥子時，首先收割土司頭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時，才去收割番人的麥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麥子，必須將所收數量，為什麼收割麥子的原因等（照總政所發條子）用墨筆寫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來可拿這木牌向紅軍部隊領回糧錢。
（四）只割巳成熟的麥子及其他糧食，嚴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麥子及洋芋等。
（五）收割麥子時應連根拔起或用鐮刀去割，應將全丘麥田收割乾淨，嚴禁零星拔麥頭，踐踏田中麥子。 ……
偶有藏民回來，了解到具體情況後，深受感動。於是他們互相轉告，畏懼情緒逐漸消失，一些外躲的藏民也陸續回來了。後來，他們成群結隊地捧著糌粑前來慰問紅軍，還幫戰士們補鞋子。黨和紅軍在群眾中的良好影響迅速擴大了。這時，紅軍一面幫助群眾收割成熟的青稞，一面號召藏民團結起來，反對國民黨軍閥和貪官污吏的壓迫和剝削，紅軍還幫助他們組織了藏民革命政府。
藏族人民親眼所見，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是真正為勞動人民謀求解放的，他們漸漸從心眼裡擁護黨和紅軍。 8月中、下旬，紅一、四方面軍劃分為左右兩路開始進入草地，向北前進。在進入草地前需籌集糧食做好過草地的準備。於是，藏民們紛紛自動協助紅軍做籌糧、運糧等工作。
當紅軍完成籌糧任務，離開卓克基、毛兒蓋等地時，藏族人民依依不捨，前來送行。他們說：“你們真好，為什麼就走呢？你們走了，我們不曉得將來怎樣。”黨和紅軍在藏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紅軍軍紀嚴明，不徇私情。在紅軍鐵的紀律面前，王子犯法，應與庶民同罪。說到這裡，有必要提及經過藏族地區時的一件事。
賀子珍的小弟弟賀敏仁，追隨姐姐參加革命，在黃公略領導的游擊隊當戰士，“擴紅”時改為紅六軍，他在紅軍中當了個小司號兵。他像姐姐賀子珍一樣，長得十分標致，人們開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作“美人”，還戲謔地稱他是“紅軍小舅子”。小伙子聰明伶俐，但是有點自由散漫，有點驕傲自大，還可能有點因姐姐的身份而覺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圍的人相處得不十分好。
長征的時候，他在一個團當司號兵。他年紀小，政治覺悟比較低，忍受不了長征路上的艱苦，肚子餓時，愛發個牢騷。紅軍隊伍到達藏民居住地區毛兒蓋後，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守民族政策。在經過一座喇嘛廟時，紅軍戰士發現藏民逃跑時遺丟了一些銀圓和銅板，戰士們看了沒人敢動，可賀敏仁不管這些，撿起些銀圓和銅板跑了出來，他想以後可以用它來買些吃的。但此事很快被報告到團部，罪名是擅自闖進廟裡搶老百姓的錢財，並有人告發說，他竊取了1000多塊大洋。於是師部把他五花大綁，要槍斃他。賀敏仁說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個銅板，而不是1000多塊。有人說，拿100塊和拿1000塊性質同樣惡劣，必須執行鐵的紀律，不論是誰，都應嚴懲不貸。他懇求同他一起參軍的一個永新老鄉，替他寫封信給姐姐賀子珍，反映情況，救他一命。但信還沒來得及寫。當時賀敏仁所在的那個團的團長和政委主張給毛澤東發個電報，報告這件事。那時候發份電報很麻煩，要先給電池充上電才能發報，有時候充電不足還發不出去，總之，發這份電報，延誤了些時間。師部政委認為應該維護紅軍鐵的紀律，一定要馬上執行。結果，等軍委的電報回來，指示要緩期執行時，人已經被槍斃了。
紅軍鐵一般的紀律由此可見一斑。但是事情調查後，賀敏仁雖然錯誤是嚴重的，但的確沒有拿那麼多錢，也不可能拿那麼多錢。一個最壯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塊銀圓，他根本拿不走1000多塊銀圓。況且，他隨身就是一個小背包，一條小軍氈，真有那麼多銀圓也沒處放。同他一起的戰士反映，他是拿了一兩塊錢。因為拿的是銅板，一百個銅板也就值一元錢。
紅軍正是靠著不徇私情，嚴明軍紀贏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最後，爭取到藏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順利通過了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