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寺廟裡召開高級幹部會議，會上，張國燾一面攻擊中共中央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一面要仿效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成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公然打出了分裂主義的旗幟。由於張另立“中央”的事來得太突然，會上有些幹部都傻了眼，就連其主要的追隨者陳昌浩，似乎也無思想準備，沒有立即表態，徐向前更是如此。會場上的氣氛異常沉悶，誰也不開口。
張國燾要朱德表態，朱德對這種做法根本就不贊成，他重申道：“我們不能反對中央，要接受中央的領導。現在，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張又讓劉伯承表態，劉伯承旗幟鮮明地站在朱德一邊。張見朱、劉等人不支持，臉色一沉，但不好發作。就直接宣布了早已備好的“臨時中央”名單，並以多數通過的名義，形成《決議》。 《決議》中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並下令通緝”，“臨時中央”總書記自然由張國燾擔任，張的反黨行為，此刻已發展到了頂峰。
此次會議所作出的決議，引起原紅一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的強烈不滿，就連四方面軍的許多同志，都覺得荒謬。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會上沒有發言，也沒有舉手錶決，因為他對眼前發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會後，張國燾曾找到他談話，想取得徐向前的支持。徐向前明確表示不贊成這種做法，他說：“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的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麼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
五軍副軍長（原三十三軍軍長）羅南輝同志就曾私下講過：“這樣的搞法是錯誤的，他（張國燾）搞兩個中央，不是分裂是什麼？共產黨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同志沒有出席此次會議，事後即找到徐向前、陳昌浩明確表示：“我們現在有中央，為什麼還要另立中央？一國不能有二主嘛。”李先念對此事不理解，他下面的八十八師政委鄭維山更覺得荒唐，他對李先念說：“政委，這成立個中央，怎麼比我們成立個支部還簡單。”
李無奈地搖搖頭，叮囑鄭維山道：“要注意教育部隊，掌握部隊，要對黨員對乾部進行加強團結的教育。”
1935年11月，張國燾為貫徹實施他的南下方針，打開通往天全、蘆山的通道，實現在川康邊創建根據地的計劃。立即以“中革軍委主席”的名義，發布了《綏崇丹懋戰役計劃》。該計劃將紅四方面軍八萬餘人分成左、右兩個縱隊，先後向大小金川沿岸進發。大小金川地區，地形複雜，易守難攻。沿途皆深山絕壁，峽谷激流，不便大部隊展開作戰。這次戰役一開始，紅軍就顯得十分被動，而川軍則爆發出驚人的戰力。兩過草地的紅軍指戰員不怕疲勞、困難，英勇頑強地同敵人戰鬥。共擊潰敵川軍六個旅，斃俘敵三千餘人。但自身也傷亡慘重，得不償失。
張國燾以前一直對南下作戰抱樂觀估計，1932年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退入四川時，與數倍於己的川軍交手從未嚐到敗績，在短短兩年時間，隊伍從當初的一萬餘人發展到十萬之眾，建立了僅次於中央蘇區的第二大根據地。是什麼原因促使四川各路軍閥不惜血本，空前的團結起來，與紅軍作拼死一戰呢？原來，在紅軍尚未入川前，總攬四川大權的軍閥劉湘受到蔣介石的接見，在臨行前，劉湘已打定主意，那就是：與紅軍作戰，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打勝了，是幫老蔣的忙；打敗了，老蔣要奪我的權，防蔣遠甚於防共。
而現在，八萬南下紅軍的矛頭是直指成都，要端掉他的老巢。這才迫使一直與蔣介石貌合神離的劉湘清醒過來，因為張國燾的南下進攻，危及到了四川各路軍閥的根本利益，一句話，就是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了。
接著，紅四方面軍又發動了《天蘆名雅邛戰役》，此役共擊斃、俘敵一萬餘人，且擊落敵機一架。南下初期的勝利，使蔣介石極為震動，立即調薛岳部增援，並令其空軍頻繁出動配合。川軍主力王瓚緒、唐式遵、范紹曾等部也星夜馳援。雲集於此的敵人兵力已達八十餘個團。 11月19日，雙方在百丈關展開了一場血戰。敵人十幾個旅在飛機、大砲的掩護下，從東、南、北三個方向向百丈地區的紅軍陣地發起了猛烈進攻。僅這一天，我四軍、九軍、三十一軍相繼全部投入戰鬥，其激烈程度，堪稱空前。廣大紅軍指戰員忍著飢餓，不畏嚴寒。與川軍血戰七天七夜，我軍共斃傷敵一萬五千多人，自身也傷亡近萬人。敵我雙方都已打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而敵人的援兵還在源源不斷開來。在這種情況下，紅四方面軍總部不得不決定撤出百丈地區，由進攻轉入防禦。此時，正值隆冬季節，氣候寒冷，風雪連綿。這對於處在困境中的紅軍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紅軍被敵人壓迫於川西山區，南下東出均不可能，十分被動。
南下以來的嚴酷現實，深深地教育著廣大紅軍指戰員，在他們中間，日益增長著對張國燾南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 12月，敵薜岳部憑藉優勢火力和兵力，又向紅軍節節逼近，紅軍邊打邊撤，又退至天全、紫石關一帶，戰線才相對穩定下來。
正當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南下碰壁，處境艱難的時候，中共中央率紅一、三軍已勝利到達陝北，並很快打開了局面。現實對比，張國燾異常苦惱。 12月24日，張浩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致電張國燾要求張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中共西南局，直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電後，張國燾在任家壩召集會議，討論中共瓦窯堡會議決議和張浩傳達的共產國際的指示。會上，朱德、徐向前、周純全、傅鍾等一致擁護中共中央的決議。在此情況下，張國燾也只能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部隊開始陸續北進，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再次翻躍夾金山、黨嶺山。這些雪山都是海撥幾千米的大山，又正值寒冬季節，飢餓、疲勞、寒冷、疾病，使紅軍大量減員。至此，張國燾的南下方針可謂徹底失敗了，廣大紅軍指戰員對張的行徑日益不滿。
當部隊歷經千難萬險到達甘孜時，四方面軍由當初的8萬餘人已銳減到4萬餘人，這其中還包括原一方面軍的五軍和三十二軍。張國燾此時沮喪至極，他明顯地感覺到以往那種一手遮天的權威正逐漸消失。英勇的紅四方面軍由於執行了他的南下戰略，不到半年，損兵一半達四萬餘人，以前毛澤東曾在他面前講過：“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北上是紅軍唯一的選擇！”，想到這裡，張國燾不由地長嘆一聲。
1936年6月，張國燾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不久，紅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七月五日，中革軍委下達關於組建紅二方面軍及領導人任職的命令。該命令如下：
決以二軍、六軍、三十二軍組織二方面軍，並任命賀龍為總指揮兼二軍軍長，任弼時為政委兼二軍政委，蕭克為副總指揮，關向英為副政委，陳伯鈞為六軍軍長，王震為政委，即分別就職。
按照中革軍委的電令，紅二方面正式成立。原紅六軍團參謀長李達調任二方面軍參謀長。兩軍會師後，在甘孜召開了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任弼時率先在會議上朝張國燾開了一炮，批評他離開鄂豫皖和川陝根據地沒有向黨中央報告是不對的，以後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和率部南下更是不對，違背了中央在毛兒蓋會議的決定。賀龍、關向應以及時任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張琴秋也逐個發言，都是同一論調。再加上與會同志的咐和，孤獨的張國燾無可奈何地同意了北上方針。
二、四方面軍各部開始積極準備，紅五軍也不例外，軍長董振堂近日里異常興奮，一掃往日憂愁的面容。加之前不久整編，原四方面軍三十三軍編入紅五軍（原紅五軍部隊編為第十三師，轄第三十七、三十九兩個團；原紅三十三軍部隊編為第十五師，轄第四十三、四十五兩個團。），五軍力量倍增。現在，就要過草地北上奔赴抗日戰場了，就要與黨中央及一方面軍會師了，董振堂加緊部署全軍幹部戰士籌足糧食，準備第三次過草地。正巧二方面軍參謀長李達帶著一袋犛牛肉乾來看望他，董振堂興奮地上前緊緊握住李達的手說：“咱們當年的學兵連長，現在可是大名鼎鼎的二方面軍參謀長啦！”
李達也異常高興，他深情地說道：“總指揮，您過獎了，分別已有四年，您可消瘦多了！”董振堂苦笑了一聲道：“哪能不瘦呀！跟著張國燾折騰來折騰去，三過雪山和草地。好在現在思想統一啦！現在全軍上下乾勁十足，你們那怎麼樣？我記得當初調到湘贛蘇區工作的同志不少啊！”
李達思考片刻，然後沉重地說道：“我們在湘贛蘇區打了不少勝仗，隊伍發展了，根據地也擴大了，可他們卻一個接一個犧牲了。戰略轉移一路征戰吃了不少苦，犧牲了不少好同志。但是不管千難萬險，我們還是挺過來了……”
董振堂仔細地聽著，隨後講道：“你們沒有走過草地，不知道那裡的艱難險阻。我們是有經驗的，但還是有不少戰士掉隊犧牲。依我看，你們每人至少要準備好三十幾斤糧食才行，還有就是走出草地後，要告誡所有的同志，吃東西要有節制。我們這裡就發生過，吃東西猛撐，直到不經意地撐病了，甚至撐死了，你可要注意這些不該發生的事情。”
李達認真地聽著，董振堂又講到：“就要和黨中央會師了，咱們從根據地出發至今，損失很大，作為全軍的後衛，經常被敵人緊緊咬住，不分晝夜的邊打邊撤，吃不好，睡不好，補充不上，經常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過湘江還丟掉了整整一個建制師。”說到這裡，董振堂眼眶一熱，再也說不下去了。李達動情地安慰道：“老首長，不要難過啦！犧牲是免不了的，再說責任也不在你，三十四師五千餘將士血灑湘江，換來了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安全轉移，保存了紅一方面軍的實力，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捍衛了中國革命，他們的血沒有白流。想當初我們都是在您的帶領下參加寧都起義，義無反顧的投入到革命隊伍當中來，走上了一條真正救國、救民的道路。現在，剩下來的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骨幹，我們一定會發展和壯大的。回去後我會按照您的話認真準備，過完草地咱們再見！總指揮，我要走了，您可要多保重！”
和老首長道別後，李達跨上戰馬，返回二方面軍總部。他哪裡知道，這次相見，竟是和董振堂的訣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