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29講養心新政

雍正帝有一方壽山石閒章，上面刻著“為君難”三個篆字。壽山石因最早產自福建福州壽山地區而得名，是中國特有的名貴彩石，被譽為我國傳統“四大印章石”之一。雍正帝這方“為君難”章，既道出其皇位得來之難，也道出其坐穩皇位之難，還道出其治國理政之難。總之，告訴人們一個信息，就是“為君難”！雍正帝衝破為君之難，推行改元新政，刮起吏治風暴。 整頓吏治雍正改元，政治一新。雍正帝在皇父死後七天，禦太和殿，頒布即位詔書，正式行使皇帝職權，隨後搬到養心殿居住。當時雍正帝四十五歲，正是人生的壯年，同時他學識廣博、經歷豐富，又性格堅毅、勤政任事，決心以剛猛的手段，振刷先皇六十餘年積累的頹風。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日，皇帝沒有休假，不搞慶賀大典，卻在養心殿一連發出十一道治吏諭旨：一諭總督，二諭巡撫，三諭督學，四諭提督，五諭總兵官，六諭布政司，七諭按察司，八諭道員，九諭副將、參將、游擊，十諭知府，十一諭知州、知縣，從省到縣各級官員，告誡他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固邦本者，首在吏治。警告所有官員：民脂民膏，朘（juan）剝何堪！蔑視憲典，三尺具在！ （《清世宗實錄》卷三）“三尺”是什麼意思呢？有兩種解釋：一是指法律，“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二是指刑具，“三尺木之刑”，就是夾棍，為最重之刑。雍正帝告誡官員：如果違法亂紀，有法律在，有嚴刑在！

其一，諭總督、巡撫：應以實心、行實政，但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今或以逢迎意旨為能，以沽名市譽為賢（就是作秀），甚至暗通賄賂，私受請託；樸素無華，敦尚實治者，反抑而不伸。藩庫錢糧虧空，多至數十餘萬。屬員缺出，巡撫操其權，下屬鑽營囑託，以缺之美惡，定酬賂之重輕，情同行劫。而告休歸田之官員，反徇私吹索，藉端陵踐。吏治不清，民何由安？ 其二，諭布政司、按察司、督學：今錢糧火耗，日漸加增，重者每兩加至四五錢，民脂民膏，朘剝何堪！各省庫虧空，動盈千萬，是侵是挪，總無完補。州縣案件，多鍛煉口供。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戕人之命，破人之家，以潤屋奉身。今官員們名實兼收：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

其三，諭提督、總兵官、副將等官：當茲海宇承平，士卒狃於宴安，不以兵革為事，相沿日久，營伍漸弛。虛名冒餉，侵漁扣克，久懸兵缺，以恣侵漁；克減額糧，以肥囊槖（tuo）。不肖將弁，不勤訓練，冒虛糧而兵無實數，克月糧而兵有怨心，上虧天家之糧餉，下朘窮卒之脂膏。國法森嚴，不爾貸也！ 其四，諭道員：各地專司道員，首當潔己惠民。糧道，扣克運費，苦累運丁，營私煩擾，貽害百姓，何所底止！河道，而於工程，漠不經意，一遇坍潰，誰之咎耶！鹽道，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驛道，凡驛遞馬匹，假冒開銷；歲修船隻，虛浮不實——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 其五，諭知府、知州、知縣：漢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也。”近聞州縣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民之脂膏，飽貪吏之溪壑。州縣官賢，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民先受其害。恃才而多事，諂媚上司以貪位，任縱胥吏以擾民！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王法森嚴，決難輕貸！

雍正帝在新年元旦發出的十一道諭旨，標誌著雍正朝出現新君新元新政的新局面。雍正帝還聲明：他不能像皇父那樣寬容，他要向貪官污吏開戰，甚至對主持會考府的愛弟怡親王允祥說：“爾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選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親自查出。”雍正帝推行新政的決心，躍然紙上，鏗鏘有聲。明清公文形式，主要有：（1）題本，向皇帝奏事的文書，通過通政使司進呈後，先經內閣擬出處理意見，如“該部知道”、“知道了”，經皇帝允准；內閣以紅筆批於題本表面，各遵照執行。明中後期，此事漸由太監掌握，以致危及皇權，清末改題本為奏本，此制遂廢。 （2）奏本，明代規定：各衙門凡公事用題本，蓋官印；個人私事用奏本，不蓋印。清乾隆時奏本與題本合一。 （3）奏摺，始於康熙初，因文件用折疊形式上奏，故稱奏摺。有資格上奏摺的官員開始人數很少，後大體省部級、軍隊軍級、日講起居注官、科道言官等才有資格。 “奏摺從繕寫、裝匣、傳遞、批閱、發還、回交，都有一定的程序。奏摺寫好後，裝入封套，外包黃紙，置於匣內，匣外加銅鎖，鎖口貼封條；或置於奏夾內，奏夾兩端係以細繩，再以黃綾包袱包裹；其折匣、銅鎖、鑰匙、奏夾、包袱等，均由內廷頒賜。”（馮明珠《清宮檔案叢談》）。由本官或差家人等直送奏事處，再由內奏事處太監進呈皇帝。皇帝閱後，做出紅色批示即硃批奏摺，交本官或有關機構辦理。

追查虧空，雷厲風行。在中央特設專門衙門——會考府。這項清查，既不“以驛傳諭旨而落實諭旨”，也不“以宣示諭旨而落實諭旨”，卻是動真格的。雍正帝命怡親王允祥等先從中央掌管財政和稅務的戶部查起，發現該部庫銀虧空二百五十餘萬兩。 （《清世宗實錄》卷二十六）雍正帝令以前歷任尚書、侍郎、司官、堂官，賠償一百五十萬兩，另一百萬兩則由戶部逐年彌補。在清查中發現有貴冑如康熙帝第十子敦郡王允，康熙帝第十二子、履郡王允祹也涉及虧空案，雍正帝均不予寬貸，用變賣或充公他們家產來作賠償，半點也不手軟。 地方虧空，嚴肅清查。命將責任官員革職抄家補賠。命貪官不得留任原職分期補還虧空，因為這樣他們會更加搜刮民脂民膏。命不准地方官與百姓代貪官清償虧空，為防止貪官與紳衿勾結，等貪官復職後再合夥科斂。命將自殺身亡的貪官，由其子弟家人賠補，不能讓貪官“以貪婪橫取之貲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否則：“國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由於雍正帝的嚴猛作風，各衙門虧空逐漸補足。

對內務府的稽查與監督，雍正四年（1726年），在內務府設監察御史，職責是稽查內務府所屬七司三院暨上三旗佐領管下的事務。 （《雍正大清會典》卷二百二十三）對內務府這個直屬皇帝的特殊機構的特殊人員，加大督查力度，每月末都要進行奏報。該衙門設在西苑陟山門（今北海公園東門外）。 雍正帝對粉飾太平、拍馬逢迎的官員加以指責。甘肅巡撫石文焯在旱災期間偶逢小雨就上奏說“可望豐收，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之所致”云云；硃批道：“經此一旱，何得可望豐收？似此粉飾之過言，朕實厭觀！” 顯著效果上述十一道諭旨，有氣勢，有新意，有膽量，有魄力，可謂雷厲風行，震耳欲聵。頒布之後，所有官員，有所警醒，有所震動，一時吏風，敬謹勤慎，貪腐惡習，大為收斂。突出表現在：

第一，政治上，康熙帝晚期，強調做仁君，行仁政。但是，官員懶散，工作拖沓，不求進取，但求無過。這種頹風，得到扭轉。 第二，財政上，扭轉康熙晚期財政虧空局面，財政大有結餘，為乾隆前期發展，打下很好基礎。 第三，吏治上，雍正帝整飭官風，從朝廷到地方，從總督到知縣，都不敢掉以輕心。 歷史遺憾雍正帝十一道諭旨，主要指向地方官吏，這是正確的、及時的，但缺憾的是，雍正帝沒有對王公大臣，沒有對軍機大臣，沒有對內閣六部，沒有對八旗官員，發布嚴諭，加以整飭。這給後來上層昏庸腐敗，留下一道縫隙。而後，乾隆朝出現和珅，晚清出現奕劻，清朝政權從根上爛了，無藥可醫，走向死亡。 雍正帝在養心殿理政，設立了一個重要機構，即軍機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