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看起來最簡單的事在1949年卻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僅鼓舞了這座城市的百萬民眾，讓人們體會到身為城市主人的新氣象，還充分體現了新政權的效率。
1949年2月，沈勃作為中共北平地下黨成員剛剛迎接解放軍入城幾天后，被任命為北平第七區區長，著手接受國民黨地方政權。當時第七區的範圍，東起東單和崇文門，西到西單和宣武門，南到正陽門，北到長安街，天安門廣場剛好處在第七區的中心位置。
到東單進行巡查的平津衛戍區糾察總隊一分隊隊長康彭壽對這個舊北平市四大商業中心之一當時的髒亂記憶深刻，“東單廣場上垃圾堆成山。泡子河（今崇文門東城角）一帶垃圾遍地、污水橫流。街上人很少，路燈晃晃悠悠的，能見到拉洋車的，還有破舊的有軌電車。”“北平城的垃圾從日本人佔領起，就一直靠著城牆堆積，最後一直堆到天安門，有人估計，當時市內的垃圾不少於60萬噸。”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門廣場，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壽的回憶完全一致，“當時看到的廣場是坑坑洼窪的土地，裡面雜草叢生，垃圾遍地，中間有些地方的草長得比人還高。正陽門內的順城街一帶，垃圾堆得和城牆一樣高。那時候的天安門地區是一個沒人管理的地方，許多往城外運垃圾的車走到這兒就倒了。”
他們用了3個月時間才清理了垃圾。那時候沒有人知道開國大典將在這裡舉行，也還沒有定都北京的決議。到了5月，雖然還沒有建國，北平就成立了一個“都市計劃委員會”，葉劍英兼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屆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的計劃，並要求這項工程務必在9月份完成。
都市計劃委員會下設清運委員會，由黨、政、軍、民、學、商各界代表組成，第一個任務就是整理廣場。 “垃圾被清除出城市，這件事並不困難，但以前的那些政權卻沒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剛剛解放的城市中的各個階層通過這場運動進行了一個很有效的交流和溝通。”馬句說。
在沈勃印象裡，當時有上萬人次參加了這個工程，參加人來自周圍的居民，各機關幹部，各學校的學生。那時已經有傳聞說開國大典要在廣場舉行，雖然一直還沒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設人民首都”的大橫幅已經掛在了廣場北側。
作為“迎開國慶典、整修天安門廣場”決議的另一個重要部分，市規劃局接到任務，選定第一面國旗旗桿的位置。市政府責成建設局拿出修整天安門工程計劃，建設局局長趙鵬飛任總指揮。整修工程具體任務之一是在位於天安門廣場北端、天安門城樓與正陽門之間的中軸線上修建國旗桿。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董光器介紹說：“當時的負責人是陳幹，他把旗桿定在南北中軸線與丁字形廣場南牆東西相連的交接點上。因為時間倉促，也沒有很多方案來比較，旗桿也就是用四根直徑不同的自來水管焊接起來的。本來設計的旗桿高度是35米，與天安門等高，但焊接完後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匯報之後，指揮部決定就這麼高了，沒時間再改了。豎起旗桿後他發現，旗桿與天安門之間將來要過遊行隊伍的寬度不夠了，需要挪動華表和石獅子的位置，這就與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動地保護故宮一磚一瓦。他就查閱《自然辯證法》，以恩格斯關於解析幾何坐標中原點的地位的觀點，解決旗桿與周圍建築物的關係。”
“旗桿的結構設計由建設局技術負責人、天安門廣場整修工程設計施工負責人林治遠完成。”董光器回憶說，“一個月後，旗桿底座、漢白玉欄杆製作工程完畢，國旗桿也豎了起來。為了毛澤東主席能在天安門城樓上操縱升旗開關，林治遠設計從旗桿下引出一條導線，將導線通過修東西長安街道路工程埋設的鋼管橫穿過長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後順著天安門城樓東南角上升至城樓當中，與天安門城樓上安裝的開關連接。為防止升旗出現差錯，工作人員一絲不苟地檢查了升旗的各個部位。他們在旗桿下和天安門城樓上反反复復不知試驗了多少次。當認定自動升降設施運行情況正常，沒有問題時，才於9月下旬拆除了旗桿周圍的腳手架。”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決議，即日起北平改名為北京，並決議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