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朱聯章的“福利皮貨店”在現在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亞皮草店的位置上開張，“那時是用30根金條頂下來的店面，那是個好地方，從國際飯店開車過來，我這裡是第一家皮貨店，外國人買的特別多”。櫥窗裡堆積著黃狼和灰背做的皮裘，下面是中國製造的皮包皮箱，“都是頂尖的奢侈品”。
朱聯章那時候不過20出頭，之所以有這麼多錢，“抗戰勝利後從美國兵那裡賺了不少，他們把雪茄、鋼筆拿來讓我們轉手，又從當時我工作的大中華皮貨公司買大量的皮包和絲綢”。美國人走了，生意並沒有清淡，“當時社會流行穿皮貨，不少電影明星來我的小店，買黃狼皮的大衣，兩根金條一件。周圍的舞廳的舞女也跟風來買，不過她們買不起最好的，只能買一般的皮貨”。店裡的裁縫就雇了四個。
朱聯章本來以為生意會越做越大，沒想到，“1949年初就不行了，解放後更不行”。皮草作為奢侈品，是最受環境影響的服裝，“有時候開張一整天，一個上門的人都沒有”。南京路石門路一帶本來是皮草店眾多的地方，“1949年下半年，街道兩邊的店老闆基本上是面面相覷，不知道生意怎麼做。從前的大主顧要么去了台灣，要么即使還留在上海，也不敢再穿皮革”。朱還記得，他還想像以前那樣，去大主顧家推銷新到的皮貨，“像榮家、貝家都是我的主顧，從前都是我們主動上門”。可是這時候去了，基本見不到主人。
腦筋靈活的朱聯章終於想出了新點子，把皮子吊在裡面，外面罩上了樸素的人民裝，這一招，使他的皮貨店又開始有了生意，“不過還是不能和以前比，門面房的價格也直線下降，我用30根金條頂下來的，解放後沒多久，就只值10根金條了”。
直到蘇聯專家來華後，“我們的生意才好轉一點，他們有錢，也不怕輿論影響，照舊穿皮貨”。
可是，南京路上別的商店就沒有朱聯章那麼幸運，即使是像永安公司這樣巨大的百貨公司，解放後的生意也開始一落千丈。
以往任何統治者都沒有做到的消除犯罪和色情行業、重振社會道德的龐大計劃，在共產黨執政後開始全面展開了。
南京路作為一條光怪陸離的商業街首當其衝受到了整頓，沒多久，唐薇紅這樣的跳舞迷很快就發現，南京路上依此排開的20多家舞廳迅速減少，有著眾多舞女的舞廳成為重點改造對象，即使還開放的也被限定了開放時間，“很多是下午兩點到四點，晚上改為說書的地方，不能跳舞”。沒有舞台的舞廳，改為書場最為便捷。
解放前，南京路上的舞廳盛極一時，唐薇紅說：“我最喜歡去仙樂斯，那家的菲律賓樂隊非常棒，小號手叫羅比。”這家舞廳據說是跛足的沙遜三世在百樂門受了冷遇而新建的，規模氣勢都不比百樂門差。而且，這家舞廳收費貴，跳舞的基本上都是中上階層，適合唐薇紅這樣的女性去。
“結婚後進舞廳比較麻煩，不能和陌生男人跳，也不可能和女伴跳，兩個女人一起跳，就會被人誤會是舞女。”丈夫下班後經常被她拖去舞廳，“那是我們的主要娛樂方式”。
後來麻煩來了，丈夫在海關被留用，下班後兩人再去舞廳，“可那個時間段已經不能跳舞了，當時我們倆年輕，沒耐心坐下來聽說書，但從前的很多朋友都在這個階段瘋狂地迷上了聽書，那時候這是大家最主要的娛樂方式了”。
彈詞名家陳希安先生14歲來上海，正是太平洋戰爭開始那一年，可是他很快就和搭檔周雲瑞紅遍了上海灘。 “我們說的《珍珠塔》，書本身就出名，那時候又是評彈的天下，上海的幾十家電台裡每天要播幾百小時的評彈。”抗戰勝利後，評彈達到鼎盛階段，“一天要唱幾家書場，幾家電台。沒想到解放前後比那時還要發達”。
他和搭檔是當時的“七煞檔”，“四響檔”，前面一個稱號略帶貶義，是說他們如凶煞，書場都是他們的天下，導致別的說書先生沒飯吃——任何大書場都以請到他們為榮。 1948年下半年開始，上海的市面開始蕭條，可是書場沒蕭條，陳希安記得，那時候南京路依次排列了20多家書場，許多開設在最繁華的百貨公司上的，說書先生們坐著黃包車，一家家的趕場子。
當時就有舞廳開始開闢為書場的，“並不是解放後的發明創造，當時的南京路最好的舞廳經常把一些下午的零散時段開闢成書場，這點和解放後正好相反，不過解放前這種書場都是給有鈔票的朋友進的”。
他還記得南京路上幾家舞廳改的書場甚至比先施、大新等百貨公司裡面的書場還要高級，“進去有種外國劇院的感覺，這種書場裡面聽客以大學教授、公司職員居多。當然，像大資本家、大流氓還是不會來，他們會把我們請到家裡唱長包書，我就去過杜月笙家好多次”。
說書先生引領著南京路上的部分時髦，“我們穿什麼，聽客就穿什麼。當時說書先生很有錢，冬天扎皮袍子，裡面穿紡綢襯衫，下面穿白底的緞子鞋，一去書場，前面幾排的觀眾全部穿得和我一樣，甚至連挽袖口的方式都一樣”。大冷天，陳希安他們也穿仿綢的單褲，為的是在台上看起來漂亮，結果“觀眾也和我們一起挨凍”。
儘管即將解放，可是陳希安他們並沒有過多的擔心，“上海人總覺得任何戰爭都不會毀掉上海”。 1949年的農曆正月二十四，他還在南京路上的新仙林書場舉行了結婚儀式，“那個書場很大，當天來了1000多名賀喜的聽眾”。
閒下來，幾個人議論最多的是，“要是有閒階層都去了香港，我們是不是就沒聽客了？聽說共產黨要把有閒的人都趕去做工，消滅這一階層”。可是看著那麼多聽客在台下，他們又覺得自己擔心很多餘。
另一名評彈名家王柏蔭的回憶和陳希安一致，他當時和蔣月泉拼檔說《玉蜻蜓》，也是四響檔之一，“這份生活很愜意，又自由，收入又高，又沒老闆管著，當時最紅的說書先生，一天能說到一兩黃金”。 20出頭的他一天要趕10個場子，坐著長包車在南京路上趕場子，車上放著羊毛毯子，比一般的黃包車高級，人家看見這種車來了，就知道是評彈的名角來了，會自動讓路。
他用自己說書的收入在南京路青海路的地段頂下了鳴玉坊的幾間房住家，花了幾兩金子，“是個好地段”，旁邊住的都是大老闆。王柏蔭那時候一個人說書，養活全家九口人，還帶一個保姆和一個奶媽。
即使在解放軍進城的那幾天裡，南京路的書場也沒有停止營業，陳希安的家就安在南京路上梅龍鎮對面，“25日早上一起來，發現街道上睡滿了軍人”。他前段日子在江蘇太倉說書的時候，和國民黨的傷兵爭執過，後來是躲在鄉下的一家工廠裡才了結此難，看見這些睡在馬路上的紀律嚴明的軍人，“心裡突然覺得很安慰”。
關於舞廳的禁令越來越多，說書先生們也越來越忙，最大的舞廳像“新仙林”那些，能坐近一千人。這時候沒有人敢於開堂會了，都來書場聽書，台下大學老師和小店員擠著坐，“還有交際花，穿得很摩登，但是很氣派，一點也不暴露”。有錢人坐的是長包席，一買就買一個月的票。
每天下午，舞女們下台就是說書先生們上台的時候。有位說書的小先生18歲就結婚了，是因為他從鄉下來的父親看見了混亂的後台場面，舞女們旁若無人地在小先生的臉上捏兩把，“父親看那樣子，哪裡行，逼著他早早完了婚”。
很多說書先生在國際飯店長包了公司餐。 “解放初那段時間，我們掙的錢比很多小公司老闆要多得多，也覺得堂堂正正，也就是我們敢於在外面吃吃喝喝，當時很多資本家都收斂起來。”
6月初，街道上散亂的倒買倒賣銀元的“銀牛”也幾乎在一夜間就消失了，陳希安說：“我們看報紙才知道，南京路上巨大的交易所一天之間就被解放軍給解決了，解放軍分了五組人迅速佔領了交易所，接著就解決銀元販子。”
人民幣成為唯一合法流通的貨幣，當時頻頻趕場子的說書先生們一個月能掙上千元，“可是我們也知道，這種日子不會很長了”。
“那一段真是評彈演員的盛世。”他們去了香港演出，“純粹是為了賺錢，那時候哪有覺悟？”他們沒想到，再過若干年，“文革”初，評彈團裡挖出了“香港特務”成為轟動上海的新聞。
剛解放的時候，上海去香港還很容易，只要去公安局申請就可以。 “當時上海去香港的人多，有個逃到香港的老闆答應給我們每人每月十兩黃金的包銀。我們就去了，還去了杜月笙家唱堂會，在那裡還碰到了馬連良和張君秋。當時有個台灣的老大問我們共產黨怎麼樣啊，還讓我們去台灣去演出兩場，嚇得我們都不敢說話，還是杜月笙發了話，說，他們還要回去的，這才把我們救了。”
演出收入並不理想，剛逃去香港的上海人手頭緊張，很少有觀眾，“我們自己降低了酬勞。覺得還是要在上海尋生活”。
王柏蔭他們開始說《水滸》，“覺得這是反抗統治階級的，是革命的，可是我們自己不會寫本子，要找人來寫，結果又花了很多錢”。
陳希安他們直覺，在新社會裡，老書不能再說了，“那時候還真沒人來禁止我們，就是我們自己覺得新社會肯定要說新書”。可是新書要創作，創作就要耽誤演出，他們去了軍管局文藝處，要求成立評彈團，由國家發工資把他們養起來，他們可以安心創作新書。王柏蔭說：“我們要求的工資收入比起當時我們掙的錢差多了，可是第一次去沒人理睬我們。”
第二次去文藝處，再打報告，這次有人管了，上海評彈團終於成立。演員們先去淮河工地進行創作，回來後第一出新書，陳希安他們四個人理著平頭，穿著中山裝，演唱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因為他們去創作了很久，觀眾們很期待這批名角的出場，結果儘管是上海人感到陌生的主題，也一說說了三個月。
去軍隊演出，他們還用了普通話唱評彈，“這大概也是評彈歷史上的頭一次”。還新編了地下黨的故事來唱，而且越來越不敢放噱頭，怕放錯了有政治問題。幸虧酷愛評彈的陳雲對此發表了看法，說是噱頭一定要放，否則就不叫評彈了。
舞廳越來越少，南京路上的閒雜人員也越來越少，新成立的民政局負責對付遊民和妓女問題，他們成立了幾個建築大隊，專門收納以往南京路街頭的乞討者和流氓，還把一些人送到周圍省份去墾荒，而且，人民政府還專門撥款18萬給妓女治療性病。
王柏蔭他們現在進出不再乘坐包車，不過他們有了另外的滿足，他們是國家幹部了，拿固定薪水，而且還可以經常表演給陳雲等領導同志聽。他家的牆上現在還掛了陳雲寫給他的一幅字，稱讚他的書藝。
唐薇紅發現自己逐漸找不到跳舞的地方，直到蘇聯專家大量來華的階段，她才重新在蘇聯專傢俱樂部找到了舞廳，她和俱樂部的管理者很熟悉，“那是解放後我們唯一有機會穿晚禮服的場合，解放後我漸漸把那些金色、銀色的旗袍都收拾起來了，沒想到這時候又翻了出來。俱樂部很嚴格，女賓穿褲裝都不能進去”。
她還記得跳完舞後，和蘇聯專家們去南京路上的“凱司令”吃夜宵，當時吃西餐的地方也在減少中，“結果有便衣跟上了我們，後來看我們是良家婦女才不跟踪了。”不過這件事對她影響很大，“至少穿的衣服更正規了，即使是旗袍，也不再大鑲大滾，只鑲一道細邊了事”。
另一方面，麻將作為一種資產階級的娛樂方式也不為新社會所提倡，特別是賭博行為。唐薇紅請了幾個朋友來家裡打梭哈，她自己給每個朋友錢，大家打著玩，結果還是被家里人所製止，“因為新社會不提倡這種不道德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