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佔據市場獲得發言權，解決了新政權最緊迫的財政危機，但由此帶來通脹的負面效果也顯而易見。處理不當，共產黨在上海就會陷入和國民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過打擊投機，來樹立新幣威信，解決財政困境，結果新幣的氾濫急劇擴充了社會上的游資規模，它讓更嚴重的投機捲土重來。
至少從1949年6月銀元之戰結束後來看，情況並不妙。財政赤字仍然在擴大，而包括收購大量物資（主要是棉花）在內的開支也絲毫沒有縮減的勢頭，在沒有稅收來源的情況下，繼續增發貨幣是唯一出路。據楊仲文統計，從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關內貨幣發行額已經從185億元增加到4851億元，增加了25倍。他說，“中財委當時算了筆賬：估計8至12月的財政赤字為6700億元，收購棉花等物資約需4000億元，合計共需1萬億元，除8月份已發行的2000億元外，還鬚髮行8000億元，即在4個月內發行數額尚須增加兩倍。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停止物價上漲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個讓新政權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財委在上海召開第一個全國財經會議之前，人民幣的發行是由各大區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區客觀上都有多發鈔票的衝動。但各大區發出去的票子自己會走路，常常是由新區發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區，衝擊老區的物價。上海解放後，中央調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充分地體現出來。
共產黨現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緊縮銀根，從金融市場上吸乾游資和可以調動的頭寸。這就需要統一全國人民幣發行，所有收入匯入中央金庫，由中央各部統收統支。
抽緊銀根的辦法有兩個主幹渠道：一是徵收稅款，二是發行公債。 “我們還要求資本家給工人按時發工資，以避免他們停產將資金轉移到投機上去。國務院緊急通過了《現金管理辦法》，規定國家機關、團體、企業只准留三天的現金開支，其他的錢都必須存入人民銀行，公家之間不許用現金付款，只准用轉賬支付，而且不允許存入私人銀行和錢莊，不允許資金越過銀行實行體外循環。到1949年底，我們已經吸收了8000億元存款，基本上把社會游資吸乾了。”冀朝鼎在回憶中說，“鈔票從銀行出去，當月就能回銀行，貨幣回籠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轉能達到十二三次，從而大大地減少了貨幣發行數和市場貨幣流通量。”
緊縮銀根的過程，伴隨著又一輪投機高潮的展開。投機商大量囤積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上海的棉紗價格上漲了3。8倍，棉布上漲了3.5倍，由此帶動了其他物價和其他區域物價跟著上漲。但是，“客觀說，此輪物價上漲的威脅性已經大大降低，中央經過半年左右的佈局，對貨幣和物資已處於高度控盤狀態，因為流動性已經在暗中被大大抽緊，投機者的反撲實際上脆弱不堪”。楊仲文說，“這段時間，中央同時在華北和上海等地頻繁調配物資，上海準備棉布110萬匹，棉紗2.8萬件。”
剩下的就是什麼時候“收網”了。後來被稱為“米棉之戰”的行動事實上已經完全不再具有對抗意味，而充滿了對投機者的懲戒色彩。
在市場物價達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這些國家儲備物資開始在全國集中拋售。楊仲文回憶：“剛開市時，上海投機商看到有棉紗售出，即拿出全部資金爭相購入，社會游資已經並不豐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貸。當時，上海的借貸甚至出現了以日計息的現象，上海人稱為'日拆'，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投機商根據他們過去的經驗，計算紗布價格一天之內漲好幾次，吃進紗布後，當天轉手，不但可以應付日拆，還可以獲高利。但他們發現，上海等地的國營花紗佈公司，源源不斷地拋售紗布，而且一邊拋售，一邊降低牌價。為了避免血本無歸，投機者只有隨行就市，拋售手中的紗布，但他們拋得越多，市場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機以極低的價格買進了大量的棉紗。”
中財委委員、新中國首任糧食部部長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憶，章乃器後來對陳雲對時局控制的游刃有餘極為欽佩。 “父親最初曾經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壓，但陳雲一直按兵不動。事實證明，陳雲依據通貨膨脹數量和物資數量的對比選擇了最精確的出擊點。以五福佈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萬元，比較10月31日的5.5萬元，已經漲起一倍多。那就是說，倘使這場反攻提早半個月，兩匹布吸收貨幣回籠的能力，也抵不了半個月以後的一匹。”
一個月後中財委如法炮製了對糧食投機商的懲罰。當囤積者積攢了幾個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糧食市場“紅盤”大撈一筆的時候，中央已經在上海周圍完成了杭嘉湖、蘇錫常一線，江蘇、浙江、安徽急速運糧，東北、華中、四川組織搶運三道防線的佈置。這幾道防線合在一起，政府手裡掌握的周轉糧大約有十幾億斤，足夠上海周轉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