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軍自衡山路一帶，合隊向東徐徐經進，紀律甚佳，秩序井然。”這是尚未被整編的《申報》特派記者於1949年5月25日凌晨4時所發的報導，這支向東的隊伍沿途並未遭遇戰鬥，清晨時，從徐家匯到南京路大小的屋簷下和衣而臥的人民解放軍給上海市民們上了第一課。
特別是對於不看報的唐薇紅而言，那天，剛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電影院，就看見路邊灰撲撲躺著的軍隊，“瞬間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覺，覺得這軍隊與以往的軍隊大不相同”。
“那時候我們哪裡看報，看報是先生的事情，太太只管管家裡的生活，剩下時間就是打麻將，跳舞，找好的裁縫縫衣服。”那時候她剛結婚，還不到20歲，已經安心地過起上海主婦的日常日子。
不過，這麻將桌也並不安生，1948年底，周圍的親戚朋友都陸續離開了上海，“我們沒走，就是覺得出國也沒好日子過”。從小她就看著南京路、淮海路上白俄流亡貴族，“他們在自己國家也都是王公貴戚，可是流亡到了上海，女的在小酒吧當招待，要不就是當舞女，男的沿街賣肥皂”。那肥皂買回去，曬曬太陽就化成了一點點，她用手比劃著大小。
現在已經82歲、但是穿著異常鮮豔的唐薇紅心目中，上海歷來是個安逸的所在，加上家庭的矛盾，使她更不願意離開上海，“我們家是個大家族，我是庶出，從小就受氣。”她對共產黨有真心的期待，“到時候人人平等，肯定比以前的社會要好”。
所以，儘管周圍有不少人張羅著買票離開，麻將搭子常常拆散重組，可她鐵了心不走，只是三天兩頭坐家裡的包車去十六鋪碼頭送人。碼頭的亂象並沒有乾擾她每次去都更換不同的旗袍。
幾個月來，從南京路到十六鋪碼頭的那段外灘成為最擁擠的地方，“甚至一向安靜的華懋飯店（現和平飯店）門口都擠滿了人”。 1948年底，美國駐滬總領事勸美國僑民小心對待時局，唐家也有不少美國朋友開始離開。到了1949年5月份，上海的5000多美國人大約只剩下1200個。 “白俄也離開了，他們成群坐著國際難民組織專門提供的輪船，據說是先到菲律賓再想辦法。猶太人去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門，有去澳大利亞的，也有回歐洲的，最多的是去美國。”
剛開始，輪船公司還提供彩帶，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各執一端，“後來就沒有了，亂哄哄的，只聽見嗡嗡的說話聲”。走的人越來越雜，甚至在碼頭上，還碰到了她經常去做衣服的南京路上鴻翔公司的幾個裁縫師傅，也離開上海乘船去香港，“因為他們的大主顧都走了，他們告訴我，未來的上海人都要穿人民裝，他們的手藝沒用了。”
碼頭的景象讓生活在安逸中的她深刻感覺到離愁別緒。外國人的急劇減少改變著上海的面貌，不過她還是安慰自己，有永安公司在，即使外國人離開了，“舶來品也不會缺多少”。多少年來，南京路上的永安等幾家商店始終緊跟時尚，“戰後美國剛有的玻璃絲襪，上海沒幾個月就流行開了”。
留在上海的中上層市民大多和她有共同的想法，儘管麻將桌上從21日開始能聽到郊區傳來的砲火聲，可是大家還是生活如常，上海市長吳國禎從1948年底就開始實行的“儲糧，儲菜”活動使很多家庭並沒有受到飢餓的威脅，唐薇紅說：“我家存的醬菜到1950年才吃完，婆婆是個很會做人家的寧波老太，那段時間很想出外去吃飯，換換口味。”國際飯店的二樓是北京菜，但是帶海派風格的北京菜，即使是在解放軍進城的那幾天，唐薇紅和丈夫還是在那裡，享受銀製的盤子上切片端出來的烤鴨。 “我印像中，像國際飯店就沒有關過門。”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5月25日唐薇紅照常出了門。 “24日，國民黨軍隊下戒嚴令，不允許出門，25日早上醒來，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了。”她還記得，那天從西藏路南京路口走過時，還聽見沐恩堂敲響了過節的鐘聲，9點過後，南京路上的大多數商店照常拉開了鐵門閘，成群結隊的市民們好奇地觀看著解放軍，紀律嚴明的、穿著布鞋的年輕戰士們和前些天國民黨的失控軍隊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走在陌生的南京路上，周圍是他們首次見到的摩天大樓和電梯。
當年28歲的陳煒也在那天清晨匆忙從南京路走過，趕往位於延安路上的一家私營電台，她不會知道，機遇選擇了她來向上海市民宣布這個城市解放的消息。
天還沒全亮。那天上海在下雨，天空灰濛蒙的，在家裡就听到街道上聲音雜沓，車輪滾滾。剛上到南京路上，她就興奮地去找站崗的解放軍握手，可是手裡拿著槍的解放軍戰士沒有理睬她這個穿著旗袍、相貌秀美的“資產階級女性”。
“其實我當時是上海廣播樂團唯一的地下黨員。”只是同團成員都還不知道她的身份，“1946年，我和音樂學院幾個同學一起組成了廣播樂團，也是因為當時80多家廣播裡面，播的基本都是靡靡之音。”
廣播樂團的6個女孩子在電台演唱中外藝術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舒伯特的”。這使她們在當時的上海顯得非常清新。她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蘇聯電影的插曲《貝加爾湖》，現在已經88歲的她突然用柔和的聲音唱了起來：“貝加爾湖是我們的母親，她溫暖著流浪者的心，為爭取自由而苦難，我流浪在貝加爾湖邊。”
那電影是講一個蘇聯大學生放棄了去美國的機會，而選擇了在西伯利亞地區教音樂的故事，“當時蘇聯給我們的印象，就像電影裡面演的這樣，是一個理想的國家”。而且在當時的上海，不少市民都是這麼想的，她們在電台裡唱完這首歌，就有很多聽眾寫信來，要求她們反复教唱，“後來我終於有機會去了貝加爾湖，第一時間湧上心頭的就是這首歌”。
1949年3月，陳煒接到黨的任務，一定要在解放軍入城的第一時間把解放軍的安民告示廣播出來，“我和另外一名同志錢乃立一直還在籌劃，怎麼才能順利播放這幾個告示，沒想到，25號那天很順利”。她還記得，那年雨水特別多，當時上海的排水系統還不夠完善，“很多時間，我們到了播音室就把鞋晾了起來，赤腳進行廣播”。那時候有個名主持叫白荷，告訴大家這群姑娘是冒雨而來，赤腳在為大家唱歌，聽眾們很感動。
那天，穿過南京路到了延安路上的上海電台，才發現電台已經被人民保安隊管轄了，這些隊員很多是南京路上的學徒和店員，“他們年齡輕，從十三四歲就到上海來學做練習生，一方面對社會不滿，另一方面又容易接受革命道理，所以地下黨在南京路的學徒中發展了很多黨員”。
沒怎麼審查，陳煒就順利地站到了關鍵的位置上，當時上海電台只有一名姓楊的副總在主持工作。 “大概清晨六七點鐘的光景，我們就去了小播音間，我拿著兩個佈告，對著話筒非常非常興奮地說：上海的市民們、朋友們、同志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已經勝利進入上海了，上海已經解放了。”
“這時廣播樂團的人也來了，我們當初也收聽延安電台的播音，他們也教歌，我們跟著學唱過《東方紅》，這時候我們一起唱起來。”許多年後，陳煒的普通話還是清脆悅耳，可以想像當年她播音的樣子。
沒多久，她們就接到蘇州河以北尚未解放的地方打來的電話，許多人平生第一次聽到《東方紅》，他們說：“我們這裡還沒有解放，聽了佈告，我們很激動，我們一定安靜地在家裡等待解放，不去擾亂。”
結束了廣播的陳煒走出電台，才發現南京路已經陷入了空間的擁擠中，儘管有警察在維持秩序，可是，這些舊警察已經沒有了威風，很多人力車夫開始恢復了蘇北鄉音，向警察愉快地挑釁：“解放了，你還管我們？”“交通規則是國民黨定的，見你的鬼去吧。”
一時間，南京路被小汽車、黃包車和三輪車堵得嚴嚴實實。 “還有些車輛上面寫的國民黨某某局，可是車上坐的明顯不是車主，大概是遺棄的車輛被他們撿了。”警察也明顯的有些畏縮，不太敢於管理。
這種局面到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後才好轉，新的公安局成立後頒布的第一個法規就是《交通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