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戰結束後，有大量投入到社會活動中的學生都暫緩了他們的就業，新中國一建立，這些多年積攢下來的年輕知識分子被大量吸引進入政府機關和各個基層企業單位。
“我從武漢大學動員了上百名學生進入基層，這裡面理工科的學生後來有一部分回校唸書了，文科學生絕大部分留在各個工廠配合軍管會工作人員和後來政府乾部展開恢復生產的工作。”劉實回憶，“除此之外，武漢一解放，中南局就從北京、天津這些北方城市組織大量學生南下支援武漢。”年輕知識分子成為這個城市基層幹部的來源和主要儲備。
這對城市面臨第一輪建設的展開無疑是有利的，但它帶來了一個顯著的問題：地方政府職員的數量隨之而來出現了巨大的增長。以武漢為例，政府各個機關的文職人員從1948年的2萬多人擴充到了1949年底的5萬多人。在相當長時間實行供給制，意味著這些新增崗位的飯碗必須要由地方政府自行解決。這對尚未成熟的地方財政系統和原本就緊張的財政基礎構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事實上，這個問題對於新政權有普遍性的意義。
最直接的解決辦法是從企業頭上收稅。政府部門在稅收問題上態度強硬，執行不留餘地，結果引起了武漢多數工商業企業和大小資本家的“反彈”。客觀說，新政權在武漢開展稅收面對的挑戰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存在著大量的小業主，二是從國民黨政權手中接管過來的脆弱的稅收徵集能力。對國家控制下的少量大企業徵稅要比對無數小業主徵稅容易得多。然而，直到1953年，武漢的國有企業才達到532家，公私合營的企業不過31家，合作企業也只有幾百家。 “1949年年底武漢的私營企業有18701家，其中2629家是工廠。這些企業小而分散。”張薇之說，“另外，他們對最基本意義上的賬簿都不了解，常常把盈利、支出和借貸混在一起，稅收機構很難從中確定它們的總收入和淨盈利情況。”
徵稅人員的能力和誠信度也是個困擾新政權的問題。 “1949年5月，接管武漢之前，武漢有19家徵稅機構，分別隸屬於中央、省和市級政府。每個稅收系統都獨自徵稅，而且這3套體系的所屬機構也常相互衝突。這3個稅收系統總計有1622個僱員。新建立的共產黨政權保留了這些僱員中的580人。其中，116人是國民黨員，60人是三青團成員，這些僱員的家庭背景大多不是無產階級。由於在國民黨時代，接受賄賂以及默許逃稅行為在武漢稅收系統司空見慣，該稅收系統中很多人仍舊是積習難改。”張薇之說，“在稅收領域，缺少專業知識的工農幹部無法應付。”大批需要就業的大學生在這個時候幫了大忙，大約180名來自學生組織的知識青年在解放後加入到稅收機構，並擔任領導職務。
“武漢大學當時有以楊端六先生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專家，全部被吸收到中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中來，這在全國都是得天獨厚的條件。”張薇之回憶，“這批智囊對武漢工商業和政府財稅狀況的迅速改觀功不可沒。”
楊端六給新政權的一個重要建議是，充分利用舊社會現存的行會組織。解放武漢三鎮時，漢口有181個行會，武昌有87個，漢陽大約有30個。每個行會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成員企業。行會可以分成兩類：工業行會和商業行會。同時，武漢三鎮各自設有自己的工業協會和商業協會，統管本地的工業和商業企業。
1949年6月到1950年5月，武漢市政府發起了4次集中的運動，其目的是徵收營業稅和所得稅。在這4次運動中，行會組織都扮演協助徵稅的角色。例如，開始於1949年6月20日的第一次運動，其目的是實現到7月15日徵收12.8萬元的目標。武漢市政府實行了配額制度，漢口負擔12萬元，武昌負擔7000元，漢陽負擔1000元。於是，每個地區的工業和商業協會不得不相互協商如何分擔他們的配額。
一旦某個協會確定了它所負擔的配額，它就進一步把任務向它所管轄的下一級行會分派，各個行會又進而把任務向該行會的成員公司進行分配。這種程序涉及多輪的討價還價，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也可能是唯一能夠確定納稅者的方法。
“通過向工業和商業社團徵稅，而不是向每一個公司徵稅，政府把確定納稅者的任務留給了行會。這是武漢經濟恢復時期的一大創造。”張薇之說。稅收配額作為整體分派給行會後，剩下的問題就是行會如何向它的成員公司分配任務了。如果某個公司不履行納稅任務，那麼其他公司就不得不負擔更多的任務。這種直接的利益衝突使得行會自動地確定出在該行業所有從事經營的公司，這種徵稅方法相當有效。 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政府在漢口徵收最後一次所得稅時，只有135個行會的11632個公司交稅，我們進行的第一次徵稅運動則有179個行會的19488個公司交稅。到了第三次徵稅運動（從1949年11月27日到12月18日），增加到207個行會的23313個公司交納了所得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