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的武漢，不止一個組織做像劉緒貽這類教授的工作。事後人們知道，它們都屬於共產黨武漢地下市委的外圍組織。解放前這個組織的地下黨員已經擴大到500人，外圍組織成員超過2000人。劉緒貽回憶說，有一回校長周鯁生找到他半試探半打聽地問，“白崇禧說我們這兒有100來個共產黨，我不信，我覺得有二三十個共產黨了不得了”。
很少有人了解組織的結構。即使對於某個進步組織的成員而言，組織也是個有點混亂的概念。比如，就以武漢大學來說，除了共產黨武漢地下市委駐武漢大學支部外，大學裡，還有中原局組織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組”，中共江漢區黨委城工系統，還有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 “除此之外，武漢大學裡還有不少共產黨地下組織形成競爭關係的組織力量，比如遠征軍退伍復員後的人，國民政府承諾一些立過戰功的士兵可以到國立大學繼續深造，還有數量不少的國民黨三青團成員。”曾任武漢地下市委委員的劉實回憶說，“這些組織除了要爭奪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在做教師工作上也競爭得比較厲害。”
武漢作為“九省通衢”的地理環境再次展現了它的特殊性，這個城市流動人口的成分有著極為複雜的一面。 “解放前的武漢大學不是像人們想的那種校園狀態，它的人員非常龐雜。當年抗戰期間全國高校往後方撤，武漢大學在樂山時，復旦大學、中央大學、成都五大學聯誼會學生都集中在那裡，抗戰結束後，有一大批成都高校學生和復旦學生隨著武漢大學遷校來到武漢。”中共武漢大學地下黨成員、後來擔任江漢大學校長的張薇之回憶說，“武大實際上在一段時期，成了一個基地。南下找工作的人、本來要去上海因路費問題滯留武漢的人，都住在武漢大學裡。這樣，往往上海學生找上海學生、山東的找山東的，一時學校裡'同鄉會'很多。這段時期，武漢大學的幫派氣息和社會氣息很濃厚。”
拉幫結派並不被當時武漢大學的知識青年們視為陋習，相反，同鄉會幫助那些剛到陌生城市的年輕人迅速解決居住和就業問題，它也成為在學校發展社會運動的便利。但這些同鄉會依靠各自的私人關係像滾雪球一樣快速擴大，被地下黨迅速發展成為大量的外圍組織，並構成了巨大的動員能力。張薇之認為，共產黨地下組織在武漢大學開展活動，發展學生外圍組織和教師外圍組織的順利，在於地下黨充分利用了中國舊有的私人關係和社會網絡。
共產黨再一次做劉緒貽的工作也是通過他的一個老鄉關係。 “我回武漢一年後的一個暑假，武漢大學有個工學院的講師蔡心耜突然到我的單身教師宿舍找我，他帶著我的一個高中同學，說要和我一起打橋牌。我當時很奇怪，因為之前完全不認識他們兩個，那個同學跟我也只是同校而已，但他們提起我的一個很要好的同鄉朋友，說從他那儿知道我橋牌打得好，就過來一起玩玩。”劉緒貽回憶，“後來蔡心耜就常來我家，直到1948年底傳言共產黨已經決定過江的時候，他向我公開了他的身份，說自己是共產黨，問我願不願意參加一個叫'新民主主義教師協會'的組織。組織的作用，主要是將來能爭取把學校完整保存下來，防止被強行搬遷和破壞。我沒怎麼猶豫就同意了。”劉緒貽加入“新教協”後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去做校長周鯁生的工作。為了穩定週鯁生，“校教協”和“新青協”一起為這位老校長60歲的大壽組織了一場晚會。
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下設兩個支部：教授支部和講師助教支部，兩個支部下設三個小組，但彼此間沒有橫向聯繫，只對它們的上級聯繫人負責。 “新教協”在1949年二三月間的工作任務很明確，“要做好調查研究。調查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校財產和設備狀況，一是學校的組織機構和人員情況，特別是教職人員的思想狀況，以及當局核心成員的歷史和其派系關係”。劉緒貽回憶說，“這兩個支部要把各自的材料寫出來，交給蔡心耜，蔡將這兩份材料匯總，上交給武漢地下市委負責人”。
這樣的調查研究當然不只有“新教協”這一個外圍組織在做。 “綜合性調研報告”最後的詳盡和具體讓作為執行者之一劉緒貽都大為吃驚。它們最終匯總到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手上，形成一本《進城前武漢市各階層狀況》的手冊。劉緒貽後來意外看到了這份手冊，“幾乎武漢大學每個教師和職員的思想狀況都有紀錄，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後面的備註是'有點進步，有點怕'。”
在解放軍進城之前，武漢市內幾乎任何一個重要基礎設施和基站都有了共產黨可信任的人員看管，這些人員名單都出自那份“綜合性調研報告”。新政權接管武漢後，各個機關單位人事安排的人員推薦也首先參考這個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