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軍進城了。鐵西區方向仍然不時有零星的砲聲和槍聲傳來。戰士們腳穿布鞋，表情靦腆，灰色棉軍裝有些肥大。插有紅旗的汽車隊上擠滿了歡樂的面孔，幾個女兵還解開胸前的鈕扣，讓懷抱中的嬰兒吃奶。當時正路過瀋陽“大東報社”門口的28歲的年輕人柏楊，看到了這一幕，他還看到接連駛過的坦克、吉普、大砲，“幾乎全是美國人的”。
“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毛澤東曾開玩笑地說。現在，他的話應驗了。入城部隊有東北野戰軍一、二、六縱隊，遼北獨立師。軍隊從瀋陽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進入瀋陽市區，從北面官屯入城要持有黨政軍介紹信。
毛澤東的畫像被高高地舉起。一個高聲喇叭竭力呼喊口號：“祝賀瀋陽人民獲得解放！”牆上、電線桿上到處貼著“新中國”和“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的油印傳單。蔣介石的新聞機構的刊物《新報》和《每日新聞》，一夜間變成了共產黨的《瀋陽時報》。對報紙和宣傳的重視，既是新政權對輿論的一貫態度，也體現了新政權領導者對城市的理解。在陳雲後來寫給中共中央東北局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在如何迅速恢復秩序，防止大的波動上總結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城市的人有看報習慣，不可一日無報”，“在大城市中的報紙是傳布政策的最大機關，穩定人心，主要靠報紙”。瀋陽軍管會於是事先準備了幾期報紙稿件，進城後的第三天報紙就散發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第一期《瀋陽時報》的內容和編排都很簡單，只是刊登了一些基本政策文件，有的版面一時找不到作者，就用過去登過的大文章來填充。新報紙在黨員內部反響平平，但在群眾中引起了討論。陳雲後來要求，“一切佈告，必須字斟句酌。要審閱大樣，對廣告都要過細審查。”“各種佈告和解放區一般新聞，不能一下子苛求內容生動，適合新區群眾口味，但轉載舊的文件，要有選擇。”因為接管人手的緊缺，一共只有五六個乾部負責報紙的排字和校對，而報紙大樣要由陳雲和陶鑄二人親自過目。報紙和對外報導委員會各派一人，在頭半個月經常住在軍管會參加會議。
除了報紙，軍管會還預先準備了大量用於散發的安民佈告。東北行政委員會秘書處一名叫韓華平的干事回憶，這些用鮮豔紙張書寫的佈告當時裝了整整四個大麻袋。
在最短的時間內，瀋陽紅遍了，但這座東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業中心還沒完全恢復生氣。比起戰爭前那個擁有188萬人口的大城市，1948年底只剩10萬餘人的瀋陽顯得冷清多了。自1947年冬解放軍孤立瀋陽以來，瀋陽大小兩萬餘家商店，只剩下七千家。留下來的小生意人緊閉鋪門，直到1948年11月8日解放第七天，這些商店依然沒有開門。為了調動瀋陽城的氣氛，一些年輕人組成的表演劇團開始在公開場合演出“白毛女”、“血淚仇”。和邊區的群眾不同，瀋陽人對這種形式的表演還有點陌生。
空曠的城市中，大批國民黨的遣散俘虜，三五成群，倒成為瀋陽城最顯眼的群體。陳雲和瀋陽接收人員在1948年11月2日黃昏進入瀋陽市區，就和這些穿著國民黨軍服的士兵打了照面。很多人事後都回憶起這一幕，擔任陳雲秘書的余建亭對這些敵軍散俘的印像是：“從表情上看，他們情緒消沉，但也沒有驚慌失措的感覺”。
瀋陽是作為國民黨後方基地性質的大城市，政府機關係統眾多，人員複雜。滯留在城內的國民黨後勤部隊官兵，解放軍歷次戰役後放出的歸俘，加上大量戰敗後回城的散兵，據估計人數在三萬人以上。瀋陽解放的速度超過很多人預期，接管人員事先沒有準備好可以收容散俘的幾個解放團的架子，這樣一來，儘管他們一進瀋陽，就在各區政府和衛戍司令部指定地點，花大力氣對這些散俘進行登記和檢查，但這只能規範一部分。至少五千左右的散俘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成分複雜，根本無從統計。
散俘不光是治安問題。 11月3日，解放軍入城第二天，就傳來瀋陽車站被人破壞搶劫的消息，一些沒有重兵守衛的小倉庫和國民黨官員住宅也出了亂子。據說，這些破壞事件中都有國民黨散俘的參與。另一方面，正值東北嚴寒之時，瀋陽城內被正式接收的散俘加上隨軍俘虜有五萬人之眾，需要接管人員給他們解決棉衣、糧食，這無疑是給物資奇缺的瀋陽城火上加油。最好的辦法，是把這些人先遣送到其他後方城市。但情況卻沒那麼簡單，瀋陽作為全國解放的中間城市，承擔著南北銜接的功能，短時間不僅沒法疏散人員，還有大批新俘虜陸續從長春送到瀋陽。原則上，在瀋陽解放後向平津送；平津解放後，再向南方送。
共產黨自己的部隊也同樣需要約束和管理。 “當時入城的部隊太多了。”李銳幾年後總結說，“'抓一把'現像不好管。進銀行拿錢，攤公鞋，在鐵西區倉庫搞物資，要盡力製止。”
大量部隊進入城市後，遵守紀律和相互協調的問題變得更突出。 1948年中期，毛澤東已經意識到，這支即將贏得武裝鬥爭勝利的軍隊，需要警惕在純潔思想的戰爭中倒在地上。他為此寫了《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文章。幾個月前，發生在高家堡、井陘、陽泉、石家莊的違紀事件，雖然只是軍隊中的個別現象，不足以影響整體，但多少令這支向來以紀律嚴明著稱的軍隊難堪。 1948年底，共產黨已經有300萬名黨員，250萬人的軍隊，這已是世界上五支規模最大的軍隊之一，其指揮方法和管理方法自然跟在井岡山的時候不可同日而語。
處理這些紛繁複雜的事情顯然需要大量的接管幹部，數量有限的干部應對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城市系統和不斷出現的新情況顯得力不從心。陶鑄和分管工業接收的王首道在回憶裡都提到了這個問題。 “從各地調來的干部三三五五，先來後到，參差不齊。”另外，“城市不同於農村，不能像農村那樣一攬子，幹部都下鄉搞工作團，而必須首先建立起部門工作，把領導機關充實起來。”
如何讓有限的干部發揮最大的效率？如何讓接管之初的混亂局面變得井然有序？新城市看起來需要一個既有軍事職能，又有強大行政管理職能的政權機構。瀋陽接收人員參考了三年前蘇軍和國民黨熊式輝的接收方法，即在軍管會下，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一切被接收單位只對軍管會負責，最後結束時，由軍管會派出的代表負責簽字驗收。城市軍管會主任的任命，由各中央局提出名單，然後經中央批准，軍管會成員則從軍隊和地方兩個方向挑選。軍管會是瀋陽為未來全國城市接管提供的最重要的經驗之一。
“軍管會”模式被迅速復製到其他解放城市。 1949年2月8日，“軍隊變成工作隊”的要求在毛澤東起草的複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電報中被首次提出。在電報中，毛澤東說：“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於對付國民黨反動派，善於對付資產階級，善於領導工人和組織工會，善於動員和組織青年，善於團結和訓練新區的干部，善於管理工業和商業……善於調劑城市和鄉村關係，解決糧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問題，善於處理金融和財政問題”，“現在已要求我們這樣提出任務了。如果我們還不提出此種任務，並下決心去做，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這個電報向即將進軍江南的各野戰軍司令強調：我們正在準備3.5萬名幹部隨軍南下，但是這個數目很小。佔領八九個省，佔領幾十個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幹部，數量極大，這主要依靠軍隊本身自己解決。毛澤東用他一貫的語氣說，軍隊就是一個學校，310萬野戰軍，等於幾千個大學和中學。
人民解放軍進入瀋陽的前五天，全國第一個接管城市的政權機構——瀋陽軍管會在最短的時間內成立，總共抽調了4000名幹部。這些幹部中的很多人後來專門組成了一個班子，為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軍管會除市委外，下轄經濟、財政、後勤、鐵道、政務等五個處，以及市政府、公安局、辦公室、衛戍司令部等單位。瀋陽接管工作接近尾聲時，兼任瀋陽軍管會主任的陳雲寫給中共中央東北局並轉中央的報告《關於接管瀋陽經驗簡報》中說，“依現有經驗來看，這次軍管會本身接收機構尚缺外交、軍事、社會、文化四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