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1948年10月15日飛離瀋陽的時候，他覺得這個中國首屈一指的工業城市的身影正在離他遠去。
此前半年，東北的據點對國民黨來說就已經失去控制了。國民黨軍隊3月12日從吉林撤出，並用軍事上慣用的陳詞濫調解釋說，這是為了縮短運輸線。國民黨軍撤到長春，卻給當時這個被圍城市增加了極大負擔，人民解放軍封鎖了通往長春的所有食物供應路線。經過激烈爭奪，四平在失去吉林三天后就失守了，但人民解放軍此時可以向瀋陽發起進攻了。
這是這個月蔣介石第二次到瀋陽“親自”指導戰事，第一次是在10月初。他在瀋陽的日子並不愉快，除了戰爭形勢對他越來越不利，手下跟他陽奉陰違的事情也越來越多，他對幾個重要將領由此缺乏信任。東北區“剿匪”總司令代行轅主任衛立煌和他在國軍主力是否撤出瀋陽救援錦州上的分歧，令他極為光火。蔣介石隱忍憤怒，飛臨瀋陽，架空了衛立煌，直接命令新1軍、新3軍、新6軍、71軍、49軍主力和三個騎兵旅組成“西進兵團”，由廖耀湘指揮，向彰武、新立屯攻擊，切斷解放軍後勤補給線後，再向錦州前進。
由於不停地奔波，企圖把所有勢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蔣介石在1948年中得了比較嚴重的失眠症。安眠藥並沒給他帶來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覺的時間了，他大多是和戰地將領通長途電話，商討軍情。後來，蔣介石發現每晚睡覺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才能有助於他入睡。
儘管身處敗局之中，蔣介石仍然堅持每天記日記，他常在日記中夾進當天有重要時事和軍情進展的剪報。但日記上的語氣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坦率無忌了，1948年5月以後的蔣氏日記，字體也有了明顯改變，和他的心情有關。他在日記裡多次提到了“瀋陽”，但顯然極力在隱藏自己情緒的沮喪。
早在這年4月，美國軍事顧問小組頭頭大衛·G。勃爾就懇求蔣介石撤出瀋陽，放棄東北，以北平為後方。徒勞的建議當然完全沒有奏效，蔣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許他甘心一槍不打就把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拱手送人。誰都清楚東北對於全盤戰局的意義，如果國民黨佔領這一地區，將切斷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聯繫，並利用東北雄厚的工業基礎，對華東、華北、西北解放區造成南北夾擊。相反，如果共產黨控制東北，就可以改變自己薄弱的物質基礎，形成一個極俱生產力的戰略基地，擺脫長期被國民黨四麵包圍的被動局面。
1945年抗戰結束後，東北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來說都是塊難啃的“骨頭”。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承認，“抗戰勝利後，中共趕緊在關內訓練大批幹部，但東北原為戰後共產黨最難滲透的區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謀生容易，加之受日本人鐵腕統治達15年之久”。而國民黨接管東北後的形勢同樣不樂觀，蘇聯人始終是國民黨在東北的心患，長期囚禁張學良的舊怨讓東北人民對蔣介石並無好感，國民黨手上有一堆瑣碎的事情要應付：要一一接收淪陷區的政權，要處理偽軍和日本的戰犯，還要把幾百萬日本軍人和家屬遣返日本。
結果，不到兩年，國共在東北的形勢就出現了戲劇性的反差。中國共產黨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讓人民軍隊在東北獲得了巨大的群眾基礎。在“北滿”的賓縣，一個叫馬斌的縣委書記和農民親如一家，農民們川流不息地出入他的辦公室。馬斌做群眾工作的經驗被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陳雲加以總結，並推廣到全黨。 “能否發動農民是東北斗爭成敗的關鍵”，陳雲由此要求在東北的干部“大官做小事”。毛澤東在一次回答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對於“延安失守”的評價時，也自信地說，“人民戰爭不取決於一個城市的得失，而取決於怎樣解決土地問題”。
相反，為了緊緊抓住東北的控制權，蔣介石的一系列政策，卻起了適得其反的效果：他獨斷專行地將原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劃分為遼寧、遼北、安東、吉林、合江、松江、黑龍江、嫩江、興安九省，南京派來的新官員對這些剛剛劃分的地區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激化了當地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對立情緒，他們覺得初來乍到的“南方人”佔據著大部分重要職務，這簡直是“對東北的佔領”。
派系鬥爭讓瀋陽成了個鬆散、讓人頭疼的地方。作為東北的經濟中心，它的吏治腐敗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日偽時期留下的大批工廠，成為國民黨官員赴任後受賄尋租的工具，幾乎每個工廠背後都有官員的身影。
1947年受命兼任東北行轅主任的國民黨總參謀長陳誠剛上任就抱怨自己接手的“是個爛攤子”，“簡直無藥可治”，“只能死馬當活馬醫”。 “一切太不正常了。”陳誠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寫道，“東北光復後，機關林立，冗員充斥，許多人都遊手好閒，唯利是圖，以致是非、功過、勞逸均無所稽考”，“軍官放著帶兵打仗的職責不做，卻忙著開報館、辦學校、甚至開舞廳、辦工廠、走私、做生意。”
“共產黨發動了農村的全部能量，而國民黨卻被城市絆住了手腳。”當時一名國外的戰地記者評論共產黨進入東北時“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政策時說。
從軍事的角度，國民黨抓住了“點”，而共產黨卻控制了“面”。 “點”可以被孤立和包圍起來，但國民黨卻沒能掃平整個“面”，他們能做的就是通過保護“線”（鐵路線和公路線）把這些“點”連接起來，結果使他們數量有限的軍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潰的邊緣。而對國民黨而言，更致命之處在於：全國100%的煤炭資源、80%以上的小麥產區、80%以上的棉花產區都在“面”上，共產黨成功地用農村掐住了城市的命脈。在東北，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正掌握主動權，而且從此再也沒有失去它。
速度驚人的通貨膨脹加速了國民黨在城市中民心的流失。幾天之內，美元與法幣的兌換率由1：200萬漲到1：400萬。幾星期後，非官方兌換率達到1：800萬，法幣又減值了一半。 8月份，比率又上漲到1：1100萬，高得令人難以置信。
為了應對這種崩潰式的經濟危機，蔣介石在1948年8月19日發布總統令，發行一種新的國家貨幣金圓券。那時候，舊貨幣價值實際上已降到了零。這天，蔣氏夫婦在廬山避暑，蔣介石還信心滿滿地把對金圓券上市成效的展望記在了他的日記上：“昨夜決定改革幣制與管制經濟日期。餘注重於輔幣之兌現，以增加新幣之信用，或可延長新幣之命運也。”國民黨政府想在經濟空虛時進行經濟改革，這種做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減少開支，也不能增加生產。沒多久，金圓券市值快速下跌，物價又開始螺旋上漲。那些對政府的公告信以為真、拿家中的美元去兌換金圓券的人倒了大霉。到1949年7月，惡名昭著的金圓券10個月之間貶值超過兩萬倍。
瀋陽陷入了不戰而亂的困境，混亂和蕭條充斥這個大城市的角落。瀋陽的平均物價指數五個月內上漲了三到四倍，糧食則漲了九倍。公營企業中大約七萬完全發貨幣工資的工人實際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們的薪水根本買不到日常用品。這個舊時都市街頭的人數一天比一天減少。
抗日戰爭結束以後，戰爭前景不明，很多瀋陽人想方設法離開這座動蕩的城市，最先逃亡的是一些國民黨官吏和富商，後來是一些公司企業的老闆和職員，再後來是四處找門路托關係的普通老百姓。為了搭上離開瀋陽的飛機，很多人變賣了家當。內戰最後兩年，設在北平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僱傭民航公司的飛機，把大量的軍糧和武器運往東北，飛機空艙回程時，瀋陽的很多單位就利用空艙，疏散他們的員工。當員工疏散得差不多後，一些投機商人開始包下空艙，向市民出售機票，賺取佣金。票務既是私人生意，也受到瀋陽國民黨政府的管制，不管誰申請買票，都要“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的批准，所以，仍有一些國民黨基層官吏在倒賣路條的生意裡鑽了空子發了財。
1948年春季的幾次重大戰役後，在多數人看來，戰爭的勝負已經沒有什麼懸念了。歷史潮流已經轉向。現在的懸念倒是：蔣介石留下的一個通貨膨脹、生產蕭條的城市，能否在新政權的手中一掃頹氣，重拾生機？對於贏得武裝鬥爭勝利的共產黨來說，這是一場新的考試。
“前方打了勝仗，輪到我們去接收。這不是開玩笑，或者是去玩一玩，是擔負著很大的擔心。接收的任務責任重大。”在接管瀋陽的動員大會上，陳雲說，“經過兩三年，有超過半數的新幹部和我們一同去接收瀋陽，這表明我們在東北有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