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35、民眾運動正在起變化

不管國民政府想如何“巧妙”地展開對日策略，民眾可不管那麼多，他們一以貫之並且更加激烈地要求政府直接對日本採取行動。 26日，上海學生派出劉旋天等50多人代表，赴南京向政府請願，提出以下五項要求： 一、集中兵力，驅逐日軍出境； 二、懲辦不力外交官員； 三、令張學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 四、發給各大學學生槍械，武裝全國學生； 五、實行革命外交，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 上海學生代表所提上述要求，暗示出民眾運動正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當九一八事變剛爆發、民眾運動方起之時，主要矛頭是針對日本的，那時在民眾與國民政府之間，沒有對抗的張力；可此時，民眾開始對國民政府的按兵不動失去耐心，他們開始懷疑政府對日行動的決心和能力，民眾運動的矛頭已開始指向國民政府。上海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中，條條都暗含著對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26日上海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已經不是青年學生第一次表露出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了。 25日，北平北師大的學生和教員就曾以正面這樣的電文，表達了他們對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滿： 國家養兵，願為抵禦外辱，我國兵額之多，冠於全球，而一遇外敵，輒取不抵抗政策，洵屬奇恥。此次日本入寇東省，如入無人之境，遼吉以淪陷，平津又受威脅，似此情勢，尚能持不抵抗主義乎？ 總之，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民眾，對政府不抵抗政策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們意識到自己對日本侵略者的一腔義憤，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是完全沒有用武之地的，所以他們開始轉向對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評，而且，民眾運動是很難“只動口不動手”的，與政府的對抗性行動必然出現。

但顯然，國民政府卻對民眾運動轉向的風險防範乏術。蔣介石本人對自己的領袖地位有一種強烈的、近乎偏執的使命感和優越感，他總是武斷地認為，領袖怎麼說民眾就應該怎麼做，既然領袖都抱定了以身許國甚至不惜犧牲的信念，民眾還有什麼可疑慮的呢？ 當上海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送抵蔣介石的面前時，他沒有怎麼躊躇，就作出了一一答复： 關於第一條“集中兵力，驅逐日兵出境”的要求，蔣答復道最後至無可和平之時，政府終須出兵決一死戰。其言下之意是，現在還未到和平完全絕望之時，故亦非政府決心對日用兵之機。 關於第二條“懲辦不力外交官員”的要求，蔣答復道外交過失應由政府負完全責任，並非一人之失。這種態度倒顯得很實事求是，但卻凸顯了政府的外交責任，如果按照學生“懲辦”的要求，那麼是不是政府應該總辭呢？顯然蔣的辭典中是不存在“引咎辭職”這樣的話語的，那麼，怎麼落實“外交過失應由政府負完全責任”這種承諾呢？

關於第三條“令張學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的要求，蔣答復道此點請學生代表不必過慮，中央當然須奪回土地，至於戴罪立功是將來的問題。一句“不必過慮”，就把青年學生的要求回絕得乾乾淨淨。要知道，對於中國人而言，出了事情是一定要找出責任人的，學生眼中的第一責任人——外交部長王正廷的責任，被蔣以“政府負全責”解除了，第二責任人——張學良的責任，又被蔣以“將來的問題”輕輕地卸了去。像一個練就“吸星大法”的武林高手，蔣介石面無懼色地把民眾的所有來招都一一接下，以為自己能化解這一切——他實在是高看了自己，小看了民眾。 關於第四條“發給各大學學生槍械，武裝全國學生”的要求，蔣答復道國內軍械缺乏，學生多一支槍，士兵就得少一支槍。這個要求提得很情緒化，蔣的回答也有趣得緊——全然把對這個情緒化十足的要求做正面的回顧，其答案更是實話實說，沒有點腦筋急轉彎的技巧，也是做不來的。

關於第五條“實行革命外交，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要求，蔣答復道此更為中央當然之責任，中央須以民眾之意旨為意旨，對於外交亦當絕對公開。 上海的學生代表對蔣介石的答复，顯然並不滿意。他們遷延約兩小時後，才離寧返滬。 當上海大學生們紛紛赴南京請願的同時，大學密集的北平也不會平靜。 27日，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必先與之了《為東三省事件告全國民眾書》，斥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認為政府一再強調的“請示國聯公判”的政策是“軟弱無能，坐以待斃”，主張“以群眾的力量驅逐日軍出境，取消中日間一切懸案，實行對日宣戰”。從這個宣言中透出與日本一戰以解決中日間所有爭端的情緒，也可以說這是另一個版本的“全部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恰恰是中國政府要盡力迴避的。

在主張抗日、抨擊政府不抵抗主義的民眾運動中，還不止是學生。 26日，上海800餘個團體的20萬群眾舉行抗日救國大會，王曉籟任主席。上海市民運動不像學生運動那樣激烈，但對國民政府而言可能影響力更大，任上海市民抗日救國大會主席王曉籟，在當時的黑白兩道上都是響噹噹的人物。他早期是光復會的成員，參加過反清鬥爭，秋瑾案發後，他舉家避居上海，與他人一起創辦閘北商團，這就是一個兼有經濟性質和幫派性質的組織。 1911年辛亥革命光復上海時，他就率領著商團的武裝力量參加攻占北火車站之戰。 1913年，他又助餉支援二次革命。 1930年8月任上海市商會主席後，他廣收門生，為著名“海上聞人”之一，當時上海灘上的杜月笙等人，也要稱他為大哥。由這樣的人出任上海市民運動的領導，足可見其社會基礎的廣泛性和影響力。

上海抗日救國大會最後作出決議： 電請中央限令日軍退出佔領地，否則對日宣戰；通電擁護蔣介石統一軍權抗日；電促廣州國民政府泯滅私見，一致對外；電全國永久對日經濟絕交；嚴懲奸商；嚴懲對政府外交政策失誤負有直接責任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嚴懲不抵抗的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令張學良出兵抗日，戴罪立功；實行徵兵制，確定義勇軍為永久組織。 應該說與學生的要求相比，上海抗日救國大會的要求要更理性、更實際一些。可是，這些要求竟沒有得到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似乎透露出國民政府的邏輯——會鬧的孩子有奶吃，學生們堵到國民政府的大門口了，於是不得不做答；市民們只是在上海集會了一下，大可不必管它。 同日，南昌。寧波亦舉行10萬人抗日救國大會。

總之，到了26日前後，民眾運動發生了靜悄悄的變化——由早先的以向日本抗議為重點，轉變為批評、反對政府的不抵抗主義為重點。而面對這種轉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似乎並沒有引起警覺，也似乎是並不以為然。中國向來就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古訓，民眾運動也是川，川要疏導，而不能逆勢而動、想當然地面對它。不幸的是，蔣介石就犯了這樣的錯誤。兩天后，他就不得不站出來直接面對民眾運動的衝擊，從而也將自己在相當程度上推到了民眾訴求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