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34、蘇聯政策的明暗兩面

9月25日的《真理報》在論及九一八事變時，有這樣一篇社論： 只有一種力量能夠結束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東北的強暴行為——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贏得中國工農革命的勝利。 ……當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鎮壓中國人民時，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奮起保衛中國革命。蘇聯的勞動者極其認真地關注中國的鬥爭，他們的同情心在中國人民一邊。 社論以極高的調子肯定了中國工農革命鬥爭，認為它才是惟一可以戰胜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大力量，並充分錶明蘇聯人民滿懷同情心地關注著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調子高則高矣，但免不了不著邊際之感。這篇社論與9月20日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發表的宣言頗為類似：方向是正確的，旗幟是鮮明的，但對形勢的分析和判斷並沒有切中要害，因而現實性不強。但無論怎麼說，這篇社論畢竟表明了對中國人民反日鬥爭的嚴正支持。

《真理報》作為蘇共中央的機關報，在事變之後表現對中國人民的支持已不止一次了。早在9月21日，它就嚴厲譴責了日本對中國的野蠻侵略，並辛辣地諷刺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的縱容說：“發起非戰公約各國對日本帝國主義之舉動，無隻字反對，故對於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國聯爲和平工具的價值何在。”10月29日，《真理報》針對日本首相若禮次郎對美國記者的兩次談話評論說：“若向美國記者談話，指滿洲事件由於中國對日侵略結果所激起，並苦訴中國之對日經濟抑制，其意殆圖掩飾時局，一若中國為佔領滿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勞動界皆目擊日本帝國主義者毫無羞惡之心，劫掠中國。”11月5日，《真理報》進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滿洲者，無非欲在太平洋上爭得霸權。”事變發生後，蘇聯人民也多次舉行集會和遊行，抗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與輿論相一致，蘇聯政府也多次通過公開的外交場合，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並表明對中國的支持的態度。 9月23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致電中國政府說：“日軍在東三省行為之擴大，實出蘇聯意料之外，蘇聯對於中國甚是同情。”24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李維諾夫發表聲明，表示“蘇聯在道義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國，並願作一切的必要的幫助。”10月19日，李維諾夫再一次發表聲明說：“蘇聯所奉行的主義與國際侵略行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蘇聯決不允許與帝國主義者合作以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蘇聯人民極盼中國從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來製裁日本在滿蒙的陰謀。”當日軍佔領遼寧、吉林多個重鎮，並繼續沿中東路北上擴大侵略時，蘇聯政府於9月23日向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提出強烈抗議，表示“日本侵略中東路權利時，蘇聯在相當範圍內不得不取防止手段。”這一警告雖顯然更多地是出於對中東路特權的考慮，但客觀上畢竟阻滯了日軍沿中東路的北上。

蘇聯政府的態度，在一片西方國家言辭閃爍甚至包庇縱容的態度中，更顯得突出而銳利，對當時處於孤立無援的中國而言，是很重要的道義支援。 但蘇聯報紙的態度尤其是政府的聲明，又總顯得話中有話。其報紙很少切中要害地言及日本侵華所造成的實際損害，而總是強調全世界勞動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支持，總是強調蘇聯是世界和平的倡導者，總是在經意與不經意間充滿了空泛的高調。在蘇聯政府的聲明中，聽到最多的就是對中國的“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但是，最終還是希望中國人民依靠自己“巨大”的力量戰胜日本帝國主義。 在明地裡譴責日本、支持中國的同時，蘇聯政策中的確存在“暗”的一面——這裡所說的“暗”，已不是完全的“暗中”的意思，因為它的許多內容，是蘇聯官方在正式或公開的場合所表明的；之所以說它是“暗”，是說它是蘇聯政策中更為實質的東西，而這個東西，又是蘇聯政府不大意願叫得那麼響、說得那麼白的。

九一八事變後，蘇聯採取了事實上的中立立場。 10月28日，蘇聯以官方的形式向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聲明，蘇聯對滿洲事變採取嚴正的不干涉立場。而在10天后的十月革命紀念日上，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演講中，公開重申了上述立場。蘇聯對其“嚴正的中立”立場最清楚的表述出現在11月2日，這一天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再次向廣田弘毅重申了蘇聯的立場： 蘇聯政府在同其他國家的一切關係中一貫嚴格執行和平與和睦的政策。它認為，維護和加強同日本的現有關係具有很大的意義。它嚴格遵守不干涉各國之間衝突的政策。蘇聯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維護兩國間的現存關係，並將在其所有活動和決定中考慮在違背蘇聯的利益。 蘇聯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1931年12月底，李維諾夫在會見途經莫斯科回國即將出任新一屆內閣——犬養毅內閣的外相的芳澤謙吉時，提議締結蘇日互不侵犯條約。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二戰爆發前夕蘇聯與德國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1932年初，蘇聯又多次向日本暗示有意轉讓中東鐵路。當偽滿洲國建立後，蘇聯甚至與日本暗通款曲，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作為回報蘇聯準備承認偽滿洲國。而偽滿洲國，最終連國聯也沒有承認它。為嚴守中立立場，蘇聯不允許中國從歐洲各國購得的武器途經蘇聯。

蘇聯政策中暗的一面，把其政策中明的一面對中國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要說蘇聯對中國東北抗日最大的支持，就得算當1932年東北抗日聯軍極端困難被迫退入蘇聯境內時，蘇聯不但拒絕了日本的“引渡”要求，還熱情接待了中國東北的抗日英雄。不過，這是後話了。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出於其意識形態的考慮，對於當時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國家，它當然要表示同情和支持，在它們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侮和侵略時，就更是如此。但是，在蘇聯對外政策中更具決定性因素的，還是蘇聯的國家利益。 自從建國後，社會主義的蘇聯就處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所以對於中國這個與自己毗鄰的大國的關係，開始時蘇聯是十分重視的。自從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出台後，蘇聯與國民政府的關係進入了一個蜜月期。當時共產國際不僅指示作為它的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讓中國共產黨員可以私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從而為國共第一次合作解決了組織上的難題，蘇聯還在黃埔軍校的籌建過程中，給予中國國民黨大力的支持。它不但為孫中山政府提供了250萬盧布，用做軍校的開辦費用，而且還先後向廣州派出有經驗有理論的軍事顧問50多人，指導軍校的軍事、政治和訓練工作。蘇聯政府還分若干次為軍校運來了包括步槍、子彈、機槍、彈帶、火砲、砲彈和軍刀在內的大批槍砲彈藥，總價值約合1061萬盧布。所以，可以說是蘇聯紅軍的人才和裝備，最早為國民革命軍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所尊奉的是德國普魯士式的軍事系統，而看不上蘇聯紅軍的那一套，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於共產主義抱有深深的敵意。於是在完成排共、清共的同時，他也把蘇聯的軍事顧問們也趕出了軍隊。所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中蘇關係就已經惡化了。 1929年7月中國東北當局和南京國民政府為收回中東鐵路全線的路權，與蘇聯進一步交惡，雙方還爆發了局部性的戰爭，這就是所謂的“中東路事件”。此事件後，蘇聯政府正式宣布與南京國民政府絕交。 至此，中國由一個被蘇聯所積極爭取的友好鄰國，最終成為交惡的鄰國。為了一個與自己斷了交的鄰國，蘇聯值得和日本撕破臉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此，當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除了在道義上的支持外，中國不可能寄期望於從蘇聯那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