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09、重光葵的艱難使命

這一天，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呈遞國書。呈遞國書是一種很隆重的外交禮儀，儘管可能缺少實質性的內涵。在那個中日關係緊張得如懸一發的年代，重光葵公使的使命是艱難的。 早年，重光葵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律系——日本近代政治家的搖籃，通過考試進入日本外務省，成為一名職業的外交官。那個時代，日本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極端的軍國主義。後來，重光葵在日本與許多國家交惡的背景下擔任過駐華公使、駐蘇公使和駐英公使，他如同一個救火隊員，日本與哪個國家關係緊張了，就派他出任駐該國的使節，他也總是竭盡所能地為緩和與該國的緊張關係而努力，但卻都收效甚微。中國汪偽政權建立後，他第二次出任“駐華大使”，因反對日本最高當局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戰略而辭職。

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重光葵主張日本不要動輒用武力干涉別國內政，他所奉行的，是所謂的“幣原外交”，它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幣原喜重郎。幣原先後在第一次若內閣、濱口雄幸內閣和第二次若內閣期間擔任外相。 1925年，幣原這樣解釋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依據與合理性： 當今世界人心之趨向是，普遍排斥狹隘排他之利己政策，反對濫用兵力，否認侵略主義，主張一切國際問題通過列國間之諒解與合作來處理。 …… 作為以上趨勢之自然結果，近年來國際會議次數顯著增加。去年，我國參加之各種國際會議達四十多次。在會議這議題中，很少對帝國自身無直接重要和利害關係。我國已不能孤立於遠東一隅，閉鎖門戶，局限於自己單獨生存之範圍內。 ……

世界已不能以一國為中心而旋轉。大凡一個國家，無論其國力如何強大，財力如何雄厚，若恃之在列國間專橫霸道，終將悲慘地失敗，此為歷史所證明。國家之真正且長遠之利益，可以通過列國相互立場協調而得到確保。我們期待基於此一信念來調整對於列國的外交關係。 日本著名史學家井上清把幣原外交概括為：以與英美的協調為基軸，在對日本來說最為重要的中國政策上，對於中國各個軍閥之間的爭奪，盡可能避免給予任何一方以武力支援或出兵干涉之類的粗暴做法，主要謀求經濟權益的擴張。 在當時，幣原外交在日本可以算做一種新思維，它的直接背景和思想資源，均來自於1921至1922年跨年度召開的華盛頓會議。 華盛頓會議是一戰後世界大國對國際秩序進行重新調整的重要會議。它由美國倡導召開，主題是討論遠東及裁軍問題，中國問題也是它的重要議題，由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等9個國家參加。這次國際會議開了近三個月，產生了三個重要成果：第一個是《九國公約》，該公約聲稱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行政的完整，確立各國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第二個是由美、英、日、法這四個世界一等強國簽訂的《四國公約》，該公約規定，簽約的四國中任意兩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任何問題上發生爭執，則全體簽字國應當舉行共同會議協商解決；第三個是《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美國從中受益頗大，而和中國沒什麼直接關係。總之，華盛頓會議的召開標誌著日本獨占中國利益的時代過去了。此前，日本之所以能在中國獲得獨占性的利益，有兩個重要的基礎，一個是與英國間傳統的聯盟關係，另一個是一戰中歐洲列強的暫時無暇東顧。現在，這兩個基礎都不復存在，一個更符合美國利益的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得到伸張。

既然不能獨占在華利益了，那麼就得根據國際關係的新態勢調整對華政策——這就是以協調外交為基礎，以一系列中日條約為準則，以獲取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的幣原外交的實質。 幣原外交的黃金時代是20世紀20年代。 1931年4月若禮次郎第二次組閣後，幣原又出任外相一職，擔任駐中國公使的重光葵，是幣原外交的積極推動者。但幣原外交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政府中的溫和派路線在與軍界中的強硬派路線的角力中，處於明顯的劣勢。 1921年華盛頓九國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 1921年日本的軍費為7.3億日元，1930年則裁減到5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可是大規模裁軍卻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對於職業軍人來說，除了軍事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特長，裁軍等於砸他們的飯碗。此外，裁軍以前職業軍人是日本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軍人是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後，不少職業軍人一下變成社會上多餘的人，最好的學生不再報考軍事院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連公共汽車上也很少有人再給軍人讓座了。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沒有仗打，皇軍昔日的光榮與輝煌將永不再來，日本的軍官們對此十分明白。所以，主張不要動輒發動戰爭的幣原外交，與帝國軍人們重新崛起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日本的軍人在叫囂著戰爭，而當時日本國內的民眾輿論，也十分狂熱。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的學生髮起了大規模的“愛國運動”。他們組織捐款、義演等活動，酬慰滿洲前線的“愛國將士”。日本的社會輿論界也倒向關東軍一方，稱讚關東軍的“愛國行為”，指責日本政府的“軟弱”政策。本來日本並不是沒有反侵略的聲音，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曾有日本學者提出放棄台灣、朝鮮等國外殖民地，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小日本主義”；日本共產黨更是堅決支持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可是這些反侵略的聲音，到頭來全部湮沒在一片“忠君愛國”的輿論之下。 1931年底，由於無法解決日軍在中國東北發動的戰爭而引發的一系列政治後果，若內閣倒台，犬養毅新內閣成立。犬養毅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對對華關係十分關注，曾對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等人多方關照，和國民政府的很多上層人物都有很好的私人關係，連一代圍棋宗師吳清源的東渡東瀛，也與他的支持有關。犬養毅打算通過和平手段來解決當時的滿洲危機，他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與中國政府高層會談。但首相的秘密和談工作被曝光，激怒了軍隊內的激進派。 1932年3月1日，在關東軍的策劃下，“滿洲國”宣告成立，但犬養內閣卻打算不予承認，這更激怒了激進派軍人。 1932年5月15日，一夥狂熱軍人居然明火執仗地闖入首相官邸將犬養首相殺害。而在當時日本的社會輿論中，同情兇手的也大有人在，他們認為狂熱軍人的兵變是出於“高尚的愛國主義獻身精神”，“愛國無罪”，發起了一個全國簽名運動為凶手們開脫減刑。甚至一些少女寫信要嫁給那些殺人兇手。

後來日本人在反思為什麼日本會走向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時，認為當時的輿論界應負相當的責任。 1928年6月，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上校在沒有向上級匯報的情況下，就貿然在皇姑屯製造爆炸事件，致使張作霖一命嗚呼。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對關東軍少壯軍官的膽大妄為十分惱火，下決心要來個殺一儆百。一天，田中向天皇報告說：“這次謀殺張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國軍人的參與，現正在調查中，一定要對肇事者依法嚴加懲處。”天皇說：“請嚴格維持國軍的軍紀。”但當田中準備對河本進行處分時，軍內卻出現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聲稱“家醜不能外揚”，公開處分河本會損害皇軍在世界上的形象。在軍隊的強大壓力下，田中首相無法實現他對天皇做出的嚴懲肇事者的保證，只好向天皇匯報說：“經調查此事與帝國軍人無關。”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話怎麼和上次完全不一樣呢？你不用再解釋了，我也不想再聽了。”田中被天皇斥責，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見天皇，天皇不見，田中絕望地宣布辭職。田中是日本歷史上惟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滿而辭職的首相。可見，日本軍方勢力在與內閣的爭鬥中，已佔據了明顯的優勢。

狂熱的民族情緒、狂熱的戰爭叫囂，軍閥集團已經成為事實上左右日本對外政策的最大力量。在這種形勢下，重光葵這樣的職業外交官所肩負的使命，注定是非常艱難的。 當然，重光葵所奉行的幣原外交，也絕不是要對中國實行什麼“睦鄰友好”。幣原自己就講：“帝國外交方針之根本，在於維護和增進我國之正當權益。”所謂“正當權益”，是指以中日間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依據的權益，其中，也包括那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他還主張，當這些權益受到中國的“侵害”時，則當“訴諸一切正當手段加以維護”，幣原所說的“正當手段”，當然也不排斥武力。 但畢竟，對於國民政府而言，日本政府透過其外交管道所表現出的對華政策，有著更多的“親和性”和迴旋餘地，國民政府也“合乎邏輯地”一直把日本外交部門，作為處理中日兩國關係的主要管道。可是，日本外交部門乃至日本內閣，根本就不知道也管不了日本軍方在華的實際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