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07、張學良要調查中村事件
人們通常會用河流來形容歷史。是的，在絕大的程度上講，歷史的進程的確像一條流淌的河流，有時她會在一個地方打個彎，甚至徘徊一下，捲起幾個水花來，但是歸根結底，她還是要滾滾東流的，這就恰似一個時代的主題，一定會決定那個時代的歷史走向一樣。
1931年9月的中國歷史也在打了幾個彎後，又回到了她的主題：衝突不斷、危機四伏的中日關係。
9月13日，據《申報》報導，張學良談及中村事件，認為如調查屬實，對肇事軍隊及帶領長官定將嚴懲。同日，東北憲兵司令陳興亞接到張學良的命令，率隨員20餘人前往興安屯區調查中村事件。
這是張學良第一次透過媒體，對鬧得沸沸揚揚的中村事件表態。
此時擔任國民革命軍陸海空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在北平。與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不同，張學良有著更宏大和更富愛國精神的政治抱負。青年時代的張學良就參加過反對二十一條的學生運動，而根本不去顧及作為老爸後台的日本人的感受。他更希望能夠催生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央政府，好幫助他對抗日本越來越嚴厲的壓力。正是有了這種思想，他才背著日本人決然地實現了東北易幟，也才在中原大戰打得天昏地暗、勝負難分時，果敢地表示了對蔣介石南京政權的支持。
參與關內的政治鬥爭，給張學良帶來了榮譽、權力和利益。 1930年，當張學良第一次前往南京時，國民政府的高官們幾乎傾巢而出，渡江到浦口機場來迎接他，以表達對他的尊敬和感謝。 5月5日，國民會議在南京召開。張學良依舊是眾目睽睽的風雲人物。國民會議提議年前發行“中華民國統一紀念郵票”，圖案為品字型的三人像，中為孫中山，右為蔣介石，左面即是年方31歲的少帥。張學良還被選為主席團成員。 5月9日，擔任會議執行主席的張學良說，今天是五九紀念日，是日本逼我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日子，為了不忘國恥，應該靜默三分鐘。代表們肅立之後，繼續討論修改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問題。
這次，他在南京逗留了20天，5月20日早上9時，他乘飛機離開。蔣介石親自到機場歡送，倚重之情不減。
所以此時面對中村事件發生後日本步步緊逼的少帥，他所要考慮的，已不是東北的地區利益，而是要站在中國國家利益的高度，來審慎地研判日本人的企圖。
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是被東北屯墾軍秘密處決的。在處決中村後，關玉衡要求官兵嚴格保密，可還是讓在東北浸淫多年，幾乎已是無孔不入的日本特務打探著了消息。從8月17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向遼寧省主席臧式毅遞交關於中村事件的備忘錄開始，日本外交當局共向中國政府提出十四五次交涉，而且態度越來越強硬。更令人擔心的是，日本軍方強勢介入此事，他們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心比日本政府更堅決。在日本國內，贊同陸軍動武的人也越來越多，而主張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的石原喜重郎外相日益孤立。
中村事件出乎張學良的意料，9月6日，張學良在致坐鎮瀋陽的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等人的電報說：“對日人，無論其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給駐守北大營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的電報稱：“中日關係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准衝突，以免事端。”但是，中村事件還是發生了。
日本人想藉中村事件做文章，這一點，張學良看得真切。但這篇文章究竟要做得多大？他的心中並沒有底。
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張學良派人探聽日本的意圖，並對他的日本顧問柴山表示：“我打算公正地處理中村事件，日本方面所指出的犯人即使不供認，但如果證據確鑿，我也打算根據證據處以重刑”。 9月13日北平的另一家報紙《世界日報》，對張學良的態度作了同樣的解讀：此時張學良感到日本軍方在東北有異動，益感形勢嚴峻，因此電囑在東北主事的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和東北軍總參謀長榮臻，令二人“早日調查，以期圓滿解決。”顯然，張學良流露出這樣的態度——給日本人一個滿意的結果，以求息事寧人。
日後，張學良曾對日本NHK的記者說過這樣一段話：
當時我願意與日本人和平，何必要挑釁呢？我在這個地方又要說了，日本軍人實在是無能哪，實在是狂妄！我當時想，他們這樣做，不但對我們中國不利，對日本也是不利的。假使我是日本人，我絕不這樣做，因為這樣做的後果，一定是對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會這樣做。
張學良的這段話，是針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說的，但可以看出一點，就是當時他並不認為日本會乘機發動戰爭，因為那樣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在東北經營得那麼久了，領事館、滿鐵、關東軍……林林總總那麼一大堆的勢力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甚至連一個河本大校都能在沒有請示高層的前提下，搞一個爆炸事件就把不可一世的東北王張作霖除掉了——在這種無以復加的勢力和巨大的實惠面前，用戰爭得來的會比這個更多嗎？
張學良是一個從大風大浪中走出來的人，多年來在身處劣勢的情況下，他巧妙地與日本人周旋，並沒有處於下風。
當年日本人在皇姑屯把張作霖炸成重傷並致死時，張學良遠在蘭州，幾十萬東北軍群龍無首，日本人虎視眈眈，局勢萬分危急。張學良日後回憶說：
當時我知道日軍的部署，尤其是過山海關（指乘火車返回奉天時經過山海關——作者註）以後，都是日本軍隊。我跟著我們的軍隊上了火車，化裝成一個伙夫，誰也沒有看出來，連我們的人也不知道我在火車上。等我回到了家中，他們都認不出我是誰來了！當時誰也不知道我回到了奉天。我會模仿寫我父親的字，那時候對外還沒有宣布我父親已死，所以，以我父親的名義下的所有命令都是我寫的。等到把事情都安置好了，我們才宣布我父親死了。
說到易幟，張學良同樣認為自己“涮”了日本人一把：
我說日本人當時自己覺得很聰明，什麼事情都對我們中國偵察得很詳細。但是，我當時掛青天白日旗，日本就不知道，不但是掛一面青天白日旗，全東北都掛青天白日旗。我把青天白日旗全預備好了，日本人一點也不知道。所以，我認為日本把辦諜報的錢都白花了，都扔到廢紙簍裡去了。我下令後只有三天工夫，各省被服廠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了。我當年做事情，部下都怕我。我很嚴格，我要說做的事就得做，做不了是不行的。
在以上這兩段話中，少帥對自己處變不驚、沉著鎮定的膽識與韜略的自得，溢於言表。
總之，張學良認為當時日本發動戰爭，並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加之多年在與日本人的周旋中，少帥總是棋高一著，也多多少少地使他看輕了日本人，認為會叫的狗到什麼時候都是不咬人的。另外，從現實的層面講，張學良當時的政治著力點已移到關內，他的東北軍的主力也已調到關內，所以從主觀層面上講，他也不想與日本人做最後的攤牌。
1931年6月，當石原莞爾中校這個時刻不忘思考帝國命運問題的中級軍官，得知中村被處死的事件後，興奮之情不能自已，認為這是帝國在中國東北發動戰事的天賜良機。他懷著激動的心情，向日本陸軍省軍事課課長，也是日本鷹派軍官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永田鐵山寫信力陳己見。但日本軍事高層認為準備不足，應該再等一等，而未予採納。從九一八事變中南京國民政府和東北當局所抱定的堅決的不抵抗政策來看，日本就是早三個月發動戰爭，也斷無準備不足的問題。
歷史是無情的。張學良想通過一種“徹查”的姿態，用四兩撥千斤的手法再一次避過日本對東北發動的戰爭，這一次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