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本來是很平靜的。
可以說自從程潛競選國民黨政府副總統被李宗仁擊敗，回到湖南主政以來，出現了日新月異的繁榮景象，這種現狀在當時是很獨特的。
可是當白崇禧丟掉武漢來到長沙之後，人民安居樂業的情景很快就被打亂了，出現了氣氛越來越濃烈的戰爭。
白崇禧與程潛、陳明仁之間的矛盾日漸惡化。
作為國民黨元老之一的程潛當然不會輕易屈服於這個敗兵之將領導。還是讓我們了解一下這個特殊而又開明的國民黨元老的歷史吧！
程潛，字頌云，1882年生於湖南醴陵縣一個耕讀傳家的農民家庭。 1904年被政府選送到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在這裡他接受了資產階級進步思想，後與黃興、宋教仁等同學組織了革命同志會，走上了反對清朝政府的道路，後來又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
回國後追隨孫中山革命，先後在四川陸軍中供職，主要負責軍事訓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已任湖南軍事廳廳長，毅然率部討伐袁世凱。被推舉為湖南護法軍總司令。
孫中山出任國民政府總理，他又被委任為陸軍大本營講武學校校長。國民黨軍隊中的許多戰將都是他的學生。
在北伐大戰中他又率部馳騁沙場，先後出任軍長、方面軍指揮等要職。後因與蔣介石不和，離開了軍隊。日本侵略東北時，他重返軍界，就任國民黨軍隊總參謀長。
1938年，他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統率十多萬人馬到鄭州一線指揮抗日。還因為與蔣介石的關係，職務數次變更，很不得志。
但他手下始終有自己的隊伍。對於他這種老資格的人，蔣介石也不敢太過分，將他排擠出中央，當一方諸侯了事。
可是程潛又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1948年春天，國民政府召開行憲大會，蔣介石效仿美國，要全國公開競選總統、副總統。當然，他必然會選為總統，但什麼人充任副總統，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競選的。
於是，程潛又和李宗仁、孫科三人參加副總統競選。因蔣介石在後面搗鬼，他雖在第一輪選舉中得票最多，但還是落選了，結果也出乎蔣介石預料，他支持的孫科又被桂系當權派李宗仁擊敗了。
程潛落選後回到老家當上了父母官。他是一個很開明的老牌軍閥，早年就和共產黨有過接觸，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當年在他手下當過兵。當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程潛還特意趕去看過他，毛澤東的偉人風範當時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沒有想到已成了共產黨頭號人物的毛澤東對他是那麼尊敬，後來競選國民黨政府副總統時，他又徵求毛澤東的意見，當時毛澤東是支持他競選的。
他雖說失敗而歸，並沒有中斷與共產黨的聯繫，但不能否認，他還沒有背叛國民黨的意思，只是從心裡佩服共產黨罷了。他就任湖南省主席沒有幾天，湖南地下黨就開始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站到共產黨一邊。當時人們認為他早年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時期曾和林伯渠合作，受過共產黨較多的影響，抗戰時曾率部參戰，是擁護國共合作的人。他與蔣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都有矛盾，這次回湘蔣介石又委任了忠於他的湘籍黃埔親信李默庵為綏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綏署司令，駐常德，黃杰為綏署主任兼第四編練司令，駐衡陽，劉嘉樹為綏署參謀長，這其實是對他的監視，白崇禧擁兵武漢，對他施加了不少壓力。在我軍揮師南下，國民黨政府岌岌可危之時，程潛處境也艱難，只要爭取就有可能率部起義。
於是，共產黨對程潛的統戰工作開始了。
湖南省工委負責人周裡決定讓共產黨員、湖南師大老師余志宏來擔任這項重要使命。當時公開出面做工作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方叔章，他是國民黨湖南省政府顧問，同程潛私交很深，他本人也同地下黨早有聯繫。另一個就是程星齡。此人身份也很特殊，擔任過國民黨福建省政府秘書長，與共產黨有過接觸，後來遭到國民黨拘禁，還是由程潛出面保釋出來的，當他來到湖南後，程潛先委任他為省物資調節委員會主任，後又任命他為黨政軍聯合辦公室副主任兼政務組長。
可以說這兩個人對程潛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有一次，方叔章來到省府與程潛會面，他直截了當地說：“現在時局不穩，國民黨大勢已去，頌公你準備走哪條路，是和共黨合作，走和平道路？還是去香港、台灣？”
程潛笑而不答，方叔章又說：“你的家口很大，到香港或美國去生活怎麼辦？很難維持生活。”
“不去那裡的。”
“是去台灣？當然你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來，怎麼辦？大軍已過江了，你去打游擊吧？”
“打游擊？我已年近古稀，不行啊！”
“出路倒有一條。”
“出路何在？總不能投降呀！”
“不投降，跟共產黨拼你有多大本錢？”
“投降我是不干的。”
“你不投降？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日本天皇還無條件投降呢。”
“是啊！我和天皇比，有多大能耐？”
“你應該與共產黨合作嘛。”
“是的，看樣子要投降，就得找共產黨啊……”
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節節敗退，程潛已開始動搖，他深感國民黨不是共產黨的對手。就在這時蔣介石聲稱願與中共商談“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體辦法”。
毛澤東主席對蔣介石發表的“關於時局的聲明”很不滿意，認為這個求和聲明是虛偽的，所提出的條件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並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結束戰爭，爭取真和平的八項條件。
毛澤東的聲明很快在全國引起反響。三天之後，蔣介石只好宣布“引退”。
1月24日，李宗仁就任代總統，從表面看桂系倒蔣是成功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主席，願意以八條為基礎和共產黨進行和談。
程潛面對湖南人民的和平呼聲，產生過脫離南京反動政府的意念，有投向光明的決心。
但是，他深感處境艱難，無軍事實力，惟恐力不從心。特別是毛澤東主席的八項聲明，弄得他很不安。因為其中有“懲辦戰爭罪犯”一條，而且去年12月25日中共新華社在陝北發表消息，公佈了全國各階層人士根據事實共同擬定的中國內戰罪犯名單，列出了43名首要戰犯，其中就有他。
中共發表和談條件之後，有一個記者採訪程潛，讓他談點看法，他卻回答說：“此為共產黨故作之難題，足見其無悔過自新與和談的誠意。”
記者說：“不管怎麼說，和平還是有希望的嘛。”
他說：“和平既無今日全體人民的希望者，惟個人所見，共黨所提條件，索價過高，意即原價不過一元者，今叫價數以億兆共計之，如此交易勢難接近。”
“程主席對共產黨有何看法？”
“對他們我是了解的，共產黨一貫做法，今見諸所提條件，益排其絕不止於所標榜之經濟革命，而謀根本否滅我國5000年曆史，來一個總清算，倘今日為渴求和平，不異根本否滅我國5000年的重大代價，此則否以人民之公意如何以為定，吾人此際似不宜多作主張，不過個人之意，深認今日社會上並存的不好的事，無疑地力予改革。例如共黨條件所提清官僚豪門資本，實行土地改革，應為吾人所贊同，但歷史上文化上所應保存的東西，仍應予以保留。總之，中國共產黨具有深厚的國際背景，其自身殆無獨立的性格與意志，故根本無國家無民族的觀念，其最後目的無非藉武力的威力以奪取政權，以送其毀滅我國歷史的企圖，至所提和平條件，不過是繼續擁兵倡亂而已。”
為什麼他當時對記者說這些話呢？也許他不願過早暴露自己準備起義的立場。
後來，行政院長孫科來電詢問他對和談八項的意見。程潛立即召集綏署和省府大員進行研究，主和主戰兩派各持己見。以劉嘉樹、楊繼榮等為首的主戰派認為中共八條要價太高，堅決主張與共產黨打到底，他們說：
“是和是戰，事關重大，我們決不背叛黨，不背叛總理。”
以肖作霖、鄧介松、鄧飛黃等為首的主和派則認為：“總理生前告誡我們要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我們和共產黨講和，使三湘人民免遭戰火塗炭，正是繼承了總理的遺志，也是民心所向。況且和共軍作戰，我們也無實力。”這時劉嘉樹突然站起來說：“如果抵抗不住，我就上山去打游擊。”
程潛笑了，他對劉嘉樹說：“打什麼游擊嘛！你這麼大的屍坯子，四個人抬都抬不動，吸煙要吸'三五'牌，還講打游擊，真是尋死。”
沒有人再說話了。
程潛大手一揮：“你們不必爭了，和談是大勢所趨。共黨所提條件中，關於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吾人自甚贊同。但是，如果懲辦戰爭罪犯係指和談對象而言，則和談無從談起。其他七條，我們也是可以磋商的。”
程潛將他對和談看法電告了孫科，其電文內容還公開登在了湖南《中央日報》上：“中共所提條件，其所謂戰犯如果系和談對象而言，則和談將無從談起。二、三兩項是合二為一者，憲法非修改不可，所謂廢除亦不過修改憲法之極至。改編軍隊之事，如果有必要，吾人不如進一步要求廢除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三項，可以全部接受。至於召開政務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此為和談之必然結果，惟程序與技術問題仍當應先商討。”
有人對他的舉動不理解，因為他向來是一個提倡和平的人。可他卻解釋說：“我都成了戰犯了，還談什麼和平？況且，我們一表示接受中共八條，蔣介石肯定會先拿我們開刀。”
鄧介松不同意他的看法，說道：“依我看也不見得，只要頌公願意接受八條，當然就不能算是戰犯了。至於蔣介石，他現在自顧不暇，不但奈何不得共產黨，而且奈何不得桂系。對於我們，量他也不敢開刀的了！反正我們豁出去了。”
此時，程星齡找上門對他說：“頌公，各界對你23日所發電文反映不一啊。”
程潛沉思一會兒，說：“你有所知，我就是被中共方面列為首要戰犯之一啊！懲辦就意味著算老賬，我可是負債深重的人啊！”
可以看出當時他的內心是相當矛盾的。
余志宏代表地下黨對程潛說：“只要頌公堅決站到人民方面，共產黨不會算舊賬，而且還會優待你。”
程潛還是沒有明確表態。他將余志宏送到門口說：“我當然是有疑慮的，我考慮假若和談破裂之後，湖南獨樹一幟可以，但軍事力量極為單薄，況且我擔心執掌兵權的人，到時能否跟我們一致行動。”
“頌公的想法是對的，所慮極是，不能再受人左右了，應設法把陳明仁調到湖南來，他手下有2個軍，又是你的學生，在四平街與共軍打過硬仗，蔣介石和白崇禧都不會懷疑他的反共決心。”
“子良這個人是可靠的，就怕調不來呀！”
後經劉斐出面說情，白崇禧才同意他調陳明仁到湖南來。
這是1949年2月的事。陳明仁以華中“剿總”副司令兼一兵團司令官的身份，親率二十九軍和七十一軍全體官兵開進湖南。
陳明仁對程潛很敬重，到長沙後，便來拜見這位老上司。
程潛很高興，他的計劃實現了。當他見到這個學生已是赫赫有名的兵團司令時，雙手緊握，真是悲喜交加，他握著陳明仁的手深情地說：
“子良啊，你很有出息，我們是同鄉，你來了我們在一起可以乾一番事業了！”
陳明仁笑著說：“您是我的知遇恩人，儘管人事滄桑，時過境遷，我不會忘記師生之情，您永遠是我的老師。”
陳明仁說這番話是有由來的。那是1924年的春天，擔任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校長的程潛，派教育長李明灝到湖南招生，因報名者很多，沒過幾天就滿員了。
有一天，李明灝向程潛報告：“又來了一個湖南青年報名，一定要上學。”
程潛揮揮手，很不客氣地說：“名額滿了，不要！”
李明灝忙說：“他叫陳明仁，是你醴陵的老鄉。”
程潛說：“醴陵的更不能收，收了有些人會說我家鄉觀念嚴重。”
“頌公，他帶有陳周的信。”
程潛語氣略有緩和。他說：“你把陳明仁帶來吧。”
陳明仁英俊威武，善於談吐，程潛笑著說：“是將才，先收下啊！”
他破格錄取了陳明仁。
幾十年後的今天這個學生果然是成了一員戰將。
光蔭荏冉，歲月如梭，20多年過去了，兩人重逢，感慨頗多。
程潛為陳明仁洗塵之後，陳明仁把蔣介石令他秘密監視程潛的手令交給他。程潛接過密令，那張蒼老的方臉上明顯地顯出慍怒。
他苦笑說：“子良，你意如何？你兵權在握，要殺要抓聽便。”
陳明仁笑了，他說：“頌公哪裡話？我陳明仁絕不聽蔣介石的，聽你頌公的。”
“那就好。”
吃過飯，平日本不勝酒力的程潛，露出滿意的笑容，但在性格深沉的陳明仁面前，他的談話還是留有餘地的，那天晚上，他們兩人談論的話題主要是政治上，分析了蔣介石下台後的政局，也談到湖南的情況變化。
程潛說：“湖南是我們的家鄉，地處中南腹地，是華東溝通西南的捷徑之一，又是由南通向兩廣的門戶，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我回湖南時就講過，'吾湘面臨危機，應以加強自己和安定民生為兩大中心工作。我已兩次主湘，要為桑梓父老乾一番事業。'”
陳明仁點頭說：“頌公不愧為湖南家長，德高望重。我是一個軍人，曾聽到一位文人的名言：'作為一個炎黃子孫，儘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處世哲學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但熱愛滿目瘡痍的國土，忠誠多災多難的民族，則是中國人的起碼道德。否則，應當受到長江的沖刷，遭到人民的唾罵。'我倆是湖南人，應該為湖南人民造福，才不愧對家鄉父老。”
陳明仁來到湖南後，局勢也在變，形勢每況愈下，國民黨政權覆滅已成定局，湖南和平運動的空氣日益濃厚，他傾向和平的心理也與日俱增。他覺著只要能夠救人民，救湖南而犧牲小我以成全大我，是心甘情願的。
於是，他也下了與程潛共同走和平道路的決心。
一個月之後的一個晚上，他登門拜見程潛。他來到程潛臥室，兩人密談。陳明仁不苟言笑，性格內向，心裡想的事情，從不輕易外露，有點神情莫測。
程潛當然理解他的用意，只好直截了當地說：“子良，我已思謀良久，打算和共產黨合作，走和平的道路。”
陳明仁沒有馬上表態。程潛繼續說：“我這樣做，可以縮短戰爭進程，影響大西南，保存國家元氣。尤其可以使家鄉人民避免再受戰火塗炭之苦，不知您意如何？”
陳明仁望著他興奮地說：“頌公，我倆想到一塊來了，決心投向共產黨，和你一道走和平的道路，不過……”
“不過什麼？”
陳明仁沉思了一會兒說，“現在情況非常複雜，既要對付白崇禧，又要對付蔣介石，軍、警、特盤根錯節，人物面孔千姿百態，我們也得有應變措施，不能書生氣。這件事，我只和你頌公保持聯繫，不得和任何人發生關係，在公開場合，我還要以反共的面貌出現，這樣可以取得蔣、白的信任，減輕武漢方面的壓力。”
“是的，此舉非同小可，千萬不能洩露。”
陳明仁也是經過了思想鬥爭的。當時他回到湖南後，國共正在和談，程潛與陳明仁共同附和李、白所倡導的和平，湖南各界更是廣泛響應，陳明仁應付自如。但是，和談破裂後，李、白出爾反爾，不僅他們自己主戰，並且不讓別人再談和平。原來，白崇禧之主張和談，不過是“藉以擺脫困境，創造新機”，企圖延緩時間，伺機再起。當4月15日中共代表團把經過各方面商定的國內和平協定8條24款交給南京和談代表團時，雖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和談代表同意這個協定，但李宗仁拒絕簽字，白崇禧是第一個站起來反對簽字的人。
南京政府拒絕簽字。人民解放軍一定要過江。
4月23日，解放軍攻占南京。
蔣介石又出面指揮戰爭。白崇禧積極擁護，把“和平”的假面具撕得粉碎。
在這種局勢下，程潛表面上不公開反對李、白，暗中卻支持社會人士，繼續呼籲和平，並把促進和平改名為自救運動，積極倡導湖南人民搞局部和平。
解放軍主力過江之後，南中國戰局越來越緊張，程潛公開發表言論：“本省應變最高原則，端在避免炮火。”4月初，當記者就湖南應變態度叩詢程潛答复時，鄧介松以堅定爽朗的語調轉告程潛的表態說：“無論大局如何變化，本人（程自稱）基於行政長官之立場，決心至誠至正，力求湖南人民免於炮火之災害，地方免於流血與糜爛。本此最高原則，克盡個人力量，排除萬難，悉力以赴，所有外間揣測之詞，諸不足信。”
鄧介松也聲稱：“根據程主席此番言論，其以3000萬人民福利為依歸決定其安定應變之懷抱與堅定立場，如此可見一斑。”
接著，程潛又在《湖南日報》、《中央日報》、《中央社訊》上發表了一些贊成和平的文章。 3月29日，他又親自主持青年紀念會，發表演說：“……在以往指揮一般青年從事政治和從事軍事，總不做基層的實際的工作，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使青年不能走出一條正當的出路，只在政治與軍事中鑽，政治與軍事本身發生毛病，對國家沒有貢獻。現在，我們必須糾正這種錯誤，不是從政治和軍事去進行，而必須要向農工進行，從農工學習，我們要以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為努力的目標，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國家謀福利。我們從農工學習，這就是徹底實行民生主義，從事最基本最實際的工作，革命才能完成。我們要認清國家的需要，認識人民的需要，個人與環境的需要，走到農村，走入工廠，學習農工，我們今後要開闢一個新境域，從農業、工業、商業去努力進行，這才是真正的革命。”
陳明仁兵權在握，從表面上看，他擺出一副堅決反共面孔，表示服從南京政府，暗地裡卻和程潛準備起義。
程潛在湖南黨政軍首腦會議上曾說：“現在和談破裂了，共軍已打過來，我們湖南處境不好，大家說怎麼辦？”
這時有人對長沙發生的大規模群眾遊行示威活動不滿。程潛望著他說：“子良將軍對現在的時局有何看法？”
陳明仁本想大發感慨，又覺得長沙綏靖參謀長劉嘉樹，高參楊繼榮等在座，他們都是蔣介石安排在頌公身邊的坐探，便靈機一動，大聲說：“我是個軍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時至今日，只有聽從中央指示，南京說打就打，說和就和，至於我個人，還沒有什麼打算。”
說畢他立即離開會場，當晚驅車回到老家醴陵去了。
程潛沒有明白他的意思，認為他變了。
第二天早晨，程潛派程星齡、張嚴佛來找李君九，問陳明仁是不是變卦了？他們對李君九說：“從昨晚陳明仁在會上的發言來看，很成問題呀。頌公把陳明仁看作湖南和平起義的一張王牌，現在擔心這張王牌難以打出去了。”
李君九說：“不會變得這樣快吧，其中必有別的原因，等我找他問一下，再告訴你。”
他們有點不放心，只好驅車趕到醴陵。
陳明仁見到他們三人，很生氣地說：“你們都沒有頭腦，昨天晚上開會的什麼人都有。我一看到劉嘉樹、楊繼榮這些軍統、坐探在場，心裡就煩躁。開會也不看場合，丟了性命還不知道如何死的！我能說什麼呢？”
三人默不作聲。
陳明仁接著解釋：“我說的話，對於'和'和'打'的界限，我認為還是明確的。蔣介石要打，但他已經下台，住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代理總統，表面倡導和平。我說是聽命於南京，不是聽命溪口。”
至此，他們三人才放心了。
第二天，陳明仁獨自來見程潛。他說：“頌公，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處境，有些話我只能說給別人聽。”
程潛笑著說：“當時我有點擔心，還以為你不干了。”
“起義之事關係到大家的前途和命運，我不會不干。”
“這就好了。”
“前幾次我同您商談的事，向您所講的話，始終是算數的。但只要有任何第三者在場，即使是您的太太在旁，我都會表示不承認。你應該理解！”
“理解，你是我們湖南人，我老了，希望就寄託在你們年輕人身上了，我想法將你調回來用意也是如此。”
程潛對白崇禧的做法越來越不滿了。
他進入湖南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搜刮和搶奪民財。他一張口就要300萬銀元，程潛當然不會給他，可是他卻劫走了湖南中央銀行的700多萬兩黃金。
他手裡有軍隊，程潛只能忍氣吞聲。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直接插手省政府，合併非蔣、桂系軍隊，派大批特務打進湖南的各級組織、地方部隊和土匪中，使之變為自己的爪牙。為了更方便地吸吮湖南人民的膏血，他們提出了所謂“軍政一元化”，以師長兼行政專員，團長兼縣長。
在這種特殊環境下，程潛與陳明仁配合默契，巧與周旋。程潛表面對白崇禧惟命是聽，巧妙應付，暗地裡卻通過程星齡與湖南地下黨聯繫，並通過黃雍掩護的秘密電台與中共中央聯繫。陳明仁則大唱花臉，跟著白崇禧大聲疾呼要“剿匪”、反共到底。
白崇禧卻得寸進尺，於4月29日接替肖作霖兼長沙警備司令；5月16日接鄧介松兼省府委員；最後於7月21日代理省主席。
程潛針對白崇禧讓華中長官公署交通處強迫湖南省船舶總隊派民船200只、小火輪4艘，運送搜刮來的財物去衡陽的指令，立即宣布沒有他的命令一切船舶不得亂動，還宣布由白崇禧任命的臨武、耒陽、江華、湘潭、靖縣、會同、通道、東安、平江9縣縣長，立即更調或罷免。
從此，程、白矛盾公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