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雙清別墅。
這是一個天高雲淡的上午，周恩來陪同張治中又一次走進這個小院。
毛澤東紅光滿面，神采奕奕，身著灰色中山裝站在門口的一棵紅葉樹下迎接他們，紅日映照著紅葉，紅葉映襯著毛澤東，當他們三人站在這裡互相握手時，富有詩情畫意。
毛澤東笑著說：“今天請你來，一是談論新疆的問題，二是觀賞紅葉，你看這裡的紅葉多麼壯觀啊！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張治中說：“主席不愧是大詩人啊！”
“什麼詩人，與大家比還差得很遠呀。”
他們三人說說笑笑進了那間書屋。
毛澤東側身對張治中說：“新疆和平解放，是你幫了我們的大忙。”
張治中擺手說：“主席過獎了，我只不過做了一點應該做的事情。”
周恩來接著說：“文白先生功不可沒，我們共產黨永遠忘不了你。”
“這麼大一個地方，沒有放槍砲就解決了問題，沒有你文白先生的努力是不行的。”毛澤東開始抽煙：“事實證明，新疆各族人民是擁護我們共產黨的嘛。”
“這都是你們的政策英明，離開這一條，就不行。”張治中接過警衛送來的茶說道。
毛澤東將煙從嘴角拿下來，夾在手指上，講道：
“你對新疆的情況很熟悉，我們共產黨要經營好這塊地方，就得聽取各方面意見，今天咱們三個人就談新疆問題好不好？你有沒有什麼設想，我想是有的。”
張治中放下茶杯，望著毛澤東說：“想法是有，但不一定合適。”
“沒有關係，我們是談嘛。你先講，我和恩來聽。”
“還是主席先提一個問題，我順著你的思路談。”
“還是請恩來提問題，我們一起商談。”
張治中回憶說，在這次談話中，他與毛澤東、周恩來主要談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是關於民族自治問題。我認為最好先組設民族自治籌委會，至於籌備工作需要的時日和具備什麼成熟條件就實行自治，可由改組後的新疆省政府妥商呈請中央人民政府核定。
毛主席表示可以這樣做，原則上一切根據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去處理。
第二是關於改組省政府問題。我建議由陶峙岳、包爾漢和伊寧三方面會商提出新名單，由中央核定發表。毛主席表示這件事由彭德懷副總司令和我到新疆去研究再提名單，現在不必著急。又說，新疆要設置軍委委員會，綜理軍政事務。我說似可不必。關於省主席一職，毛主席週總理已和我談過幾次，仍定以包爾漢繼任，我說很好，很妥當。
第三是關於軍隊改編問題。我建議，駐新官兵服役多年，大多思歸心切，最好資遣返鄉從事生產。毛主席不同意，他笑著說：最好由政府把他們的家眷送去或多動員些婦女去，就使他們在新疆成家，從事生產，永遠紮根下去。
第四是關於財政問題。我陳述了新省財政、軍隊糧餉、被服、經費的困難，建議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會同政務院迅即派員前往實地調查，分別處理。毛主席表示就是請彭副總司令和我到那邊去解決。
第五是關於經濟建設問題。我建議還是由中央派遣建設輔導團到新疆去，大量供應人才和經費，至於西北民生實業公司和西北文化建設協會是否繼續存在，還請考慮。毛主席對這一點沒有明白具體的表示。這是要等待稍後一步來決定吧？
第六是關於對蘇條約問題。我先提問：中蘇在新疆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是否繼續商談簽訂？中蘇航約是否可以修訂把航線延長到蘭州或西安或至北京？抑或等將來整個中蘇新的條約中包括進去？毛主席表示也許包括在整個中蘇條約裡頭，現在還不能作決定。開飯時間已到，毛澤東笑著說：“今天就談到這裡，先解決我們的肚子問題，文白先生如有時間，就新疆問題，可以寫些書面東西給我看。”
張治中當場表示：“我一定照主席的意見去寫。”
毛澤東又交待：“可以寫些帶有歷史資料性的，也可以寫你對新疆將來建設的想法，總之可不拘一格嘛。”
後來，張治中就新疆問題連續給毛澤東主席寫了幾份報告。
其中他在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成立和中國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中民族政策與外交政策確定之後，新疆過去問題所有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已不存在了，其他一切當然就沒有多大的問題了，不過目前還有若干現實性或事務性的問題，亟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解決，特分述意見如下：
1.民族自治問題。 (略)
2.省政府改組問題。過去的省政府，雖然是民族的聯合政府，不過內部還容納了若干保守分子。在這次解放後，其中一部分已出走，其餘的也要有淘汰。不過改組時對委員名額、人選等項，可否事先徵詢伊方代表和陶峙岳、包爾漢的意見，由中央人民政府斟酌批准。當然中央人民政府也必須派人參加。
3.軍隊改編問題。政府駐新軍隊，在今年三月前，原有兩個整編師，每師三個旅，每旅兩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一個整騎兵師，下轄兩旅，連師直屬部隊共五個團。另有兩個騎兵旅，每旅二團。又四個獨立騎兵團（蒙、哈、回、漢）及炮、工、輜重、通信等部隊若干。但各部隊都有缺額。伊方三區的民族部隊原規定六個團，但現在確數不詳。新疆解放後，改編工作亟待進行。我看，對政府駐新部隊方面：（甲）原屬本地民族組成，改為地方公安部隊。 （乙）其餘由內地調去的，改編為人民解放軍。至於改編辦法、部隊數額和如何改造思想和技術，由陶峙岳秉承彭德懷副總司令指示妥商。 （丙）官兵中有戍邊多年的，思歸心切，情緒不安，如其家鄉已經解放，准予志願退役，並資遣回家，分給田地，從事生產工作。 （丁）改編後的部隊，由中央資助，就地從事水利開墾，增加生產，以減少軍糧籌運的困難。 （戊）今後戍邊部隊，應規定一種輪調的辦法，以免日久思歸，影響士氣。至對三區的民族部隊，原則上仍應依照解放軍的製度加以改編，或改為地方公安部隊，似可一詢伊方代表的意見。
4.財政（包括軍隊糧服經費）問題。這是一個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新疆是一個貧瘠的省份，清代就由內地十八行省協餉，過去均賴獨立的發行製度（自發省幣）維持，目前財政似已到山窮水盡的境地了。 ……軍糧方面，每年例由中央政府撥款在新疆、甘肅採購接濟，現秋收已畢，亦應早日著手進行。可否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會同政務院迅即派員前往作實地調查，就近分別處理，使這些問題都得到切實的、順利的解決。
5.經濟建設問題。新疆是一個落後的省份，廣大人民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生活的改善。新疆資源雖然豐富，物資卻極缺乏。例如有廣大的土地而缺乏水利交通，有豐富的羊毛（也有相當產量的棉花）而缺乏紡織業，有興盛的畜牧而缺乏皮革工業……省內糧食（特別是北疆）既不夠吃，輕重工業毫無基礎，日用品和一切工業用品，幾乎完全靠蘇聯和內地供應。物價既高，人民生活之苦，自不難想像。如何加緊進行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確是當前之急務。不過，本省的人才、技術、設備、經費都辦不到，連一個普通的工程師都可以說沒有，最好由中央政務院組織一個建設輔導團，大量指派專家和經費，到新疆去輔助促進經濟建設。這一切當然要配合全國性的經濟建設計劃，不過在新疆現在來說，首要的是水利、交通（特別是鐵路）、農林、畜牧、醫藥衛生、民生工業、市政等。這個輔導團也可以聘蘇聯專家工程師參加，不過仍應以做老大哥的漢人專家工程師為主，因為這對少數民族的觀感來說，是具有恆久的政治意義的……
6.對蘇條約問題。新疆和蘇聯具有極密切的關係。在歷史上，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帝俄曾在伊犁駐兵十年，並且有過伊犁條約。在地理上，蘇新接壤達三千公里，而且從新省到內地的交通，遠不如到蘇境的方便。在民族上，新省的七個突厥語系民族，蘇聯都有，而且有五個組成了共和國。在經濟上，新省的日用品和工業品，大多來自蘇聯。在文化上，省內各民族受蘇聯文化的影響，受過蘇聯教育的也較多。這種種因素構成了新疆和蘇聯的特殊關係，我們對新疆問題的處理，如果忽略了這點，那是很不妥當的。在過去，中蘇有關新省的條約裡，第一個中蘇航空條約，航線由蘇境阿拉木圖經迪化到哈密。到去年九月期滿，經雙方協議延長五年，現在是不是可以把航線延長到蘭州或西安，或徑達北京，要請中央決定。另外一個重要的條約，是中蘇在新省的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雙方代表在迪化已獲協議，惟最後廣州政府忽然不肯簽訂，這是很可遺憾的一件事……
毛澤東對這個報告很重視，看完後立即批給有關部門參考。
這時候張治中的工作熱情更加高漲，與彭德懷取得聯繫後，辭別家人，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奉命去了大西北……
這時候的張治中已經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了，但黨中央考慮到他在西北的影響，特別是在新疆方面的作用，於是又給他加封了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頭銜。
臨行前毛澤東主席又將他叫到香山雙清別墅談話。
當時周恩來也在場，毛澤東對他說：“這次請你去西北任重道遠，彭德懷將軍是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你來協助他，這有點委屈你了，不過請你不要多心。”
張治中說：“主席啊，彭老總是我敬佩的將軍，我早就想與他一起工作了，哪會覺著委屈呢。”
“這就好。文白先生高風亮節，值得稱道嘛！”
“主席又過獎了。”
“你也是老資格了嘛，你到了那裡，可以先陪同彭老總去一趟新疆，將那裡的事情處理一下。希望你今後多在西北做事，也可以往來西北與北京之間。有事可以給我講，也可以給恩來講。”
“請主席放心，我一定盡力去做。”
“到了西北，如有事要多與恩來同志聯繫。”
“我一定向周副主席報告情況。”
毛澤東將張治中送走後，對周恩來交代：“文白先生也是很講究的人，你要盡快安排專機送他起程，早去有好處。”
周恩來說：“這事我親自落實，近日即可讓他動身。”
“要事先給蘭州方面通氣，做好歡迎工作。”
“規格如何定？”
“他現在是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副主席，要讓彭總、賀總等人出面多組織一些軍政高級人員到機場迎接，這件事有政治意義哩！”
張治中的專機起飛，周恩來就給蘭州打了電話。
三小時後，飛機徐徐降臨蘭州機場，彭老總、賀老總、習仲勳等幾十名高級將領迎了上去。
此情此景，使張治中深受感動，他沒有想到會用這麼高的規格來歡迎他，當彭總拉著他的手，解釋說：“我們正在開會，聽說來了，就全都來接你了，我們歡迎你來啊！”
張治中的手有點顫動。他望著彭總說：“哎呀，我影響你們開會了，來個人帶路就行，你們都來，我很不安啊！”
賀老總笑著說：“理應都來，張將軍現在是我們的副主席了嘛！”
“我是來向大家學習的。”
“我們初到西北，對這裡還不是很熟悉，日後請張副主席多指教。”
“賀老總也太謙虛了，你的大名如雷貫耳呀！”
“你是西北問題的專家嘛！”
在彭老總的介紹下，張治中與大家一一握手。
一大批新聞記者前呼後擁，圍住張治中，有的照相，有的即興採訪。張治中精神抖擻，從容自如地回答記者的提問。
他在蘭州住了三天，參加了幾次會，就陪同彭德懷去了新疆。
他們兩人此行的目的是以西北最高領導者身份視察，籌備改組新疆省人民政府，擬訂新疆省的施政方針。
看了幾個地區之後，彭德懷對張治中說：“你來新疆反響強烈，意義非同一般，光參加小會，接見高級官員還不行，我建議讓陶峙岳司令召集所有起義軍官，讓你出面給大家講講話怎麼樣？”
“講可以，但我現在的心情很激動，覺著要說的話太多，不知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
“有什麼說什麼嘛！”
“新疆部隊面臨的是改造問題，我就以怎樣改造為主題，談幾點看法，你看如何？”
“很好。不過主要談大家關心的話題，比如說你參加和談沒有回南京去，留下來了，這其間有什麼感受，可以將所聞所見也談一談，這對我們改造軍隊有利。”
“這個提議好。”經過一個晚上的準備，張治中就自己寫好了講話稿。第二天上午，當陶峙岳將近千名起義軍官集合起來後，張治中在熱烈的掌聲中向大家作了題為《怎樣改造？ 》的講話，長達四個小時，在軍官中及後來在全新疆所有官兵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篇講話的內容在張治中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可以查到。現摘引如下：
怎樣改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對駐迪化起義部隊機關幹部講話）
陶峙岳將軍、各位官長同志們：
今天我來到迪化，和駐新疆的在陶將軍領導下參加起義的部隊同志們有見面的機會，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這次我陪同彭副總司令到迪化來，不過是來看望同志們的。我知道，同志們常常在關懷著我，而我也同樣的常常在關懷同志們，今天有這個機會見面，尤其在這個時代轉變之後來和大家見面，這真是一個很難得的幸運的機會，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向同志們表示慰問之意。
（一）我留平八月的經過
今天和大家見面，話從哪裡說起呢？我想，首先把我這幾個月來的經過，就是今年四月一日從南京飛到北平和中共舉行和談，以至和談破裂後留在北平的將近八個月來的經過報告大家。當然，從報紙上，從廣州、台灣中央社發出的消息裡，他們都報導了不少說我留在北平這樣那樣的話，大家大概都看到，這都是一派的胡言誑語。今天在大家面前，我應該做一個真實扼要的報告。這當然是大家所最關懷的問題之一。
大家知道，我從今年一月底回到蘭州以後，就決心不再到南京去，並且決心不參加國內和平商談的問題了。但是：南京方面兩次派飛機來接我，天天來電報和長途電話，非要我到南京去不可，而且非要我參加和平商談不可。到南京後，經過相當時間的研商，我以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的名義於四月一日由南京飛到了北平。經過二十天的商談，最後終於破裂了。其中經過，大家從報章上、傳說上已經看到聽到一些。我可以告訴大家，那個時候，南京方面負責人對代表團所表示的態度，對全國人民所表示的態度是什麼？就是真正的謀取和平，並且正式發表了給毛主席的信件，承認以毛主席所提八項為商談基礎；但是反复折衝的結果，我們所爭持的很多，中共方面所讓步的也很多，代表團經過多次鄭重的研討之後，決定接受中共最後所提的《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派黃紹？代表和屈武顧問回到南京，建議政府接受。可是他們回到南京後，南京政府方面的態度和從前對我們所表示的真誠謀取和平的態度完全兩樣，他們拒絕接受。同時有些頑固派對代表團，特別是對我個人大肆攻擊。因此我才看出來，他們過去要我們到北平來參加和談不是真誠的，根本是一種欺騙——不但對代表團是一種欺騙，對全國人民更是欺騙。今天，人民解放軍全國性的勝利事實，已經證明了我們代表團的意見是完全符合全國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就拿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實來看，也可以證明我們主張和平，主張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的意見是正確的。
和談破裂以後，代表團當然要回到南京復命，南京方面也派飛機來接我們回去，但是，我們又接到南京的指示，要我們飛到上海——那時候他們已經決定放棄南京了。當時中共朋友對我們說：
“代表團不必回去，請你們還是留在北平。現在南京政府雖然沒有接受和平協定，不過隨著情勢的推移，等到解放軍渡過長江以後，只要他們願意簽訂協定的話，我們還是隨時可以簽訂。”
同時還有些朋友另有一種看法，就是代表團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廣州，國民黨的特務和反動分子，不見得不加害於我們，危險性很大。對於這一點，在代表團，特別是我個人方面沒有這個計較，但是如果真的隨著情勢的推移，還能恢復和談簽訂和平協定的話，當然是我們代表團同人所願意的。這樣，我們就在北平留下來了。
在留平期間，我自己常常在想，在考慮一些問題。當然，和談一停止，我就變得很悠閒了。最少三十年來我沒有這樣休息過。家裡的人還和我說笑話：“老天爺看你這許多年來太辛苦了，所以才特別給你這一個休息的機會。”不久，中共統一戰線工作部為我準備了一所在北平是相當講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園，有草地，有新式設備，比這裡的新大樓還要好。這房子過去是一個德國人蓋的，後來給一個當交通總裁的日本人住，抗戰以後成為孫連仲的公館。在那裡，我住了六個多月，直到上月二十二日我方由北京飛到蘭州。二十六日陪同彭副總司令由蘭州飛酒泉，二十七日飛到這裡。
在留平幾個月的生活，本來不足報告。大致地說，在最初三個月裡，北平的風景名勝都一一逛過，北平的大鼓，我是常聽，京劇的四大名旦——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我也領教過。有一段時期，差不多每天晚上去聽大鼓。 （在這時候，駐新的同志們正在用心思，考慮問題，研究做法了吧？）中共朋友們也常常到我家裡談天，像周恩來先生，林伯渠先生諸位，特別像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他們百忙之中，還要親自來看望我。他們常常表示，惟恐我在北平有什麼不方便，有什麼招待不到之處。這種友誼，這種熱情，實在令我感動！
往後的兩三個月，就不是那麼悠閒了。中國人民政協開會以後，中央人民政府跟著成立，各方面來的朋友也多了。會議多了，應酬也多了，那幾個月里大鼓就很少聽到，只有偶爾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兩三回晚會罷了。
以上這些生活片斷的報告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我現在要特別報告的，就是我留平的四、五、六三個月內，心情陷於極度的苦悶中，腦海裡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沒法解答，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很自然想到的問題。比方第一個問題，我是為和談來的，而且是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和談既然破裂，為什麼不回去？留在北平幹什麼？算怎麼一回事？難道在北平天天聽大鼓就可以解決問題不成嗎？這些問題天天在想。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來先生，我們是二十多年的朋友，無話不談，我的苦悶他當然也早看出來。我們兩個人常常抬起槓來。
他批評我說：“你是封建道德，你為什麼只對某些人存幻想，而不為全中國人民著想？你為什麼不為革命事業著想？”
像這類話他說得很多，我們抬槓也很多。
我說：“革命道理我也知道，不過革命也要做人的。”
後來我多次向周先生提出：“我久住北平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到蘇聯去吧？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我早就想去都沒有去成，現在機會正好。”
他說：現在蘇聯和我們還沒有建立邦交，你以什麼立場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此外，他還說了好些理由，說明一時還不能讓我去蘇聯的原因。好吧，既然去不成就住下去吧！想下去吧！吃飯在想，睡覺在想，一天到晚在想，非常的苦悶！
經過整整三個月之久的苦悶，光是想，光是苦悶不是辦法。一天到晚想也不是辦法，於是看看書吧。 《毛澤東選集》看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也看了，幹部必讀的書也看了幾本了，但是腦子裡的具體問題並不見得解決。直到六月十五日廣州中央社發出一個電訊，標題是《張治中在平被扣詳情》，二十、二十二兩日又發出兩個電訊，說是我在北平又策動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離開北平行踪不明，對我開始攻擊了。不久在廣州的國民黨黨部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他們分成兩派：一派說張某人是叛黨，應該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一派說張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暫時等一等再說（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開除我的黨籍並通緝）。這些地方，給我的啟發不少。我在中央社發出了三個電訊之後，不得已於六月二十六日發表了一個對時局的聲明，原文大概大家在報上都看到了。當然，這篇聲明主要部分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講的，在南京很早就講過，在重慶抗戰時也講過，而且不僅隨便和朋友們講，更是多次和國民黨的領導人講，和政府的負責人講，是我多年來對時局的看法和主張：國民黨這樣的一個黨，還不應該失敗嗎？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創立的，是為革命的，是為實行三民主義的，遠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裡就通過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可是國民黨執政以後怎樣？執行革命政策了嗎？不，不革命！反革命！實行了三民主義了嗎？政府哪一個部門是在實行三民主義的政策？完全違反了三民主義！
拋棄了三民主義！一個以革命做號召的黨，後來變成不革命反革命，“掛羊頭賣狗肉”，不失敗還有天理嗎？他們說張某人叛了黨，究竟誰在叛黨？誰在背叛革命？誰在背叛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義？這些話過去我很少機會和一般同志們說過，對高級幹部同志們是說過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也不少聽過了。在南京重慶的黨的會議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說過，並且很多次用書面提供給黨的領導人，將來有機會，我預備把這些文件摘要發表出來。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風和乾部、黨員的精神，再回看看我們國民黨的作風和乾部、黨員的精神，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慚愧！我是國民黨的一個負責幹部，看到人家是怎樣地為國家為人民而艱苦奮鬥，而我們過去是在幹的什麼？還不夠我們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慚愧嗎？大家知道，我一貫的主張和平，對國共兩黨問題主張以政治方式解決，反對打內戰，但是我的主張不是站在中共立場提出來的，我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提出來的。我很早就認為國民黨這樣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這不僅是對國家對人民的利害問題，也是國民黨本身的利害問題，都值得我們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見，是主張恢復聯共政策，由國共兩黨的合作來刺激國民黨本身的改造，來影響國民黨的進步；在兩黨合作之下，來把國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們徹底地失敗了，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國民黨軍事的失敗所造成。他們只看到問題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沒有理解問題的癥結。其實，國民黨的失敗，表面上看是軍事的失敗，國民黨自廣東和中共合作誓師北伐，取得全國政權，假使貫徹革命推行三民主義的話，假使堅持第一次全代大會所通過的政策的話，中蘇兩國的親善，國共兩黨的合作，不是很自然的嗎？
國家的進步不是很自然的嗎？中國革命事業的完成不是很自然的嗎？到了今天我們國民黨的失敗，絕不能怨天尤人！這是我們自取之咎，自食其果！一個以革命為號召的黨，而變成不革命，假革命，當然要被人民所唾棄；當然要被歷史所淘汰！這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北平雖然有三個月的極度苦悶，幸而我最後能以自我批評的精神，嚴格地反省檢討之後，終於在思想上初步搞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最初，中共朋友們希望我能夠參加政協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來先生都多次對我說過。對於他們的好意，我心里當然很感謝。不過我自己一再在想，在過去的階段，我是負責人之一，這一階段已經過去了，當然我這個人也就成為過去了；過去的責任是我們負的，我們失敗了，今後的責任是他們負的，我希望他們成功，擁護他們成功；但是要我再來做事負責，我沒有這個志趣了。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那邊，有朱總司令和幾位中共高級幹部在座，毛主席又提到這個問題，我把上面的話回答了他。他笑著說：“過去的階段等於過了年三十，以後還要從大年初一過起！”他的話很幽默，他的態度很使我感動。以一個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的毛主席，把我這個渺小的張治中看得這樣重，這樣開導我，安慰我，鼓勵我，我實在沒有話說。還有其他朋友也來勸我：“張某人是不是革命的？”我當然不能說不革命！別的可以放棄，革命是不能放棄的。
他又問：“好吧，中共是不是革命的？”我能說中共領導的政權是不革命的嗎？不能，我當然承認他們是革命的，他又說：“好了，你承認是革命的，也承認中共是革命的，承認新政權是革命的，你為什麼不參加？”對於這一類的話，我當然沒有什麼可說，最後我接受了。
好，參加吧！以後被選舉為政協全國委員，又被選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後並被推為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這三個委員會都是毛主席直接領導的。我以過去國民黨政府乾部之一的地位，應該對國家、對人民負責引咎告休的，而中共和毛主席執行民主統一戰線的政策，加以推重，還要使我參加新中國建設的事業。這使我感到慚愧，也使我感到榮幸！
新疆和平解放之後，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將和我過去具有同樣的思想，同樣的苦悶，所以特別把我過去如何作自我思想鬥爭的經過告訴大家，作為大家的參考。大家不會說我這樣想這樣做是錯誤的吧？告訴大家，這是正確的，完全正確的！這是我思想鬥爭的結論。
在中國人民政協開會之前，毛主席表示將來還要我到西北去“和彭德懷合作”，做彭副總司令的“副手”。他對他的干部很親切，一點沒有虛文，而且常常流露出他的幽默感。他對高級幹部常常當面喊名字。他當時很幽默地說：我們再來一次國共合作吧！我說：
“今天是你的領導，說不上什麼國共合作。不過西北人民和部隊常常懷念我，我也常常懷念他們，你如認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話，我願意去做彭老總的顧問”。
他說：你去做彭德懷的副手，委屈了吧？你過去是西北四省的軍政長官，現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他這麼一說，弄得我很窘。我們革命者是向來不會也不應該計較地位的。
他還說：我已邀請程頌云先生來做林彪的副手，我是覺得他有點委屈。林彪這樣年輕，程頌云先生資格那麼老，怎能做他的副手？但是你知道，林彪現在指揮一百萬大軍，程頌云先生能夠指揮嗎？但是程先生已經滿口答應了。
他這樣一說，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只有誠意接受，表示聽命令，聽吩咐。我這次陪同彭副總司令到新疆來看望大家，算是了卻了我在道義上的心願，不久就回蘭州去。今後我們雖然天各一方，希望大家好好地努力，奔向遠大的革命前程吧！
（二）國內外大勢概略
其次，我要說一說國際國內的情勢。在國內，現在人民解放軍全國范圍的勝利是必然的，肯定了的。繼貴陽、重慶、南寧解放之後，整個西南是沒有問題的。在蘭州我送賀龍將軍上飛機的時候，問他什麼時候到成都，他說：“到成都過年吧！”成都解放以後，昆明連西康都是不成問題的。至於西藏和台灣，今後解決的方式，我們還不必作過早的估計，不過都是時間的問題，不管是用軍事的或者政治的方式去解決。所以全國范圍的勝利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了。這就等於說，今天中國的問題，軍事上已經沒有問題。
至於政治上，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今天誰不擁護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誰不擁護毛主席的領導？誰不擁護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是什麼？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兩者的基本要點是相符合的。關於這點，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裡說得很清楚，不過他認為這是中共的最低綱領。今後新中國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拿我們的眼光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
至於今後新民主主義推行到什麼時候才到社會主義，現在還很難估計。毛主席有一天和我們說：我們五十多歲的人，也許看不見社會主義的中國了。意思就是說，也許是幾十年，是三十年？還是二十年？不敢說。在北京時，有人說是預定十五年。到蘭州，彭副總司令說：“也許二十年，還要中間不發生錯誤。”當然啦，像我個人今年六十歲了，要再過二十年，就是八十歲了，我能活到八十歲？我的一生，前期約四十年是奉行三民主義的，今後的二十年，奉行新民主主義，對於我的革命思想和信仰也並沒有多大差別吧？今天全中國人民所信仰的、所擁護的是新民主主義，這是沒有問題的。老實說，中共所倡導的所推行的政策，就我看來，實在是很穩健、很溫和，甚至帶有妥協性的地方。 （國民黨六全大會在重慶召開的時候，我曾經提了一個政治綱領的案子，當時中共在重慶的朋友問我：“通過了沒有？”我說：“修正通過了。”他又問：“是不是兌現的？”我說：“希望能兌現。”他說：“假使其能兌現，那國民黨就是左派，而共產黨反變成右派了！”雖然提案是修正通過了，結果我們提的政治綱領，又等於對人民說了一次誑話了！）但是，今日新政權所推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完全適合現階段中國國情和需要的，所以從政治上說，也是沒有問題的。
軍事沒有問題，政治沒有問題，還有什麼問題？財政經濟問題。在目前，我們並不諱言，財政經濟是有問題的。現在全國物價都有波動。拿迪化來說，過去銀元券一元換現洋一元，現在要二三十元換一元，人民生活當然受到影響，部隊也是一樣。怎麼辦？我從北京來的時候，政府正在縝密地研究這個問題。在明年這一年，也許還是一個不能完全解決的困難。
但是大家要知道，這種困難和過去國民黨政府時代的困難本質上是不同的。過去的法幣、金圓券把人民拖苦了，這種困難是走下坡路的困難，失敗的困難；今天的困難是勝利的困難，是多年內戰所遺留下來的不可避免的困難。失敗的困難就沒有辦法，勝利的困難是可以解決的。當前的困難，明年度也許還不能完全克服，後年開始相信就沒有問題了。在中央的財經負責人也說：沒有什麼，還是有辦法解決的。譬如交通方面，幾條大鐵路津浦、隴海、京漢、粵漢都通了，南北東西的物資都可以交流無阻，生產工作，不管是工廠或農村，都在推行民主管理，工農生產的情緒都大大地提高。再加上明年的軍隊生產，更可補助軍隊本身的消耗了。所以說，財經也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的。
此外就是國際問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首先得到偉大友邦蘇聯的承認。跟著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也相繼承認。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還在觀望中，還暫時抱著一種討價還價的態度。有人說過：“他們要承認就是無條件的承認，要不承認就拉倒！”在目前看，英國可能先承認，其餘跟在英國後面的各國是沒有問題的。當然，英國的承認與否，對我們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如果他們願意無條件的承認，我們當然也並不拒絕。當前的國際問題還不在此，是在現在世界上分成兩大陣營：一個是以美、英為首的資本帝國主義的集團，一個是以蘇聯爲首的和平民主的集團。這兩大集團的對立，在世界人類中造成一種印象，就是戰爭，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終不免出之一戰。反動派方面就持這種看法，認為三次世界大戰快要爆發，中國問題等到那時候就會解決，把所有希望寄託在世界戰爭上面，以為到那時還可以獲得便宜，還可以捲土重來。這種看法不僅是幻想，並且是含有罪惡性的幻想，也是愚妄的、欺騙人民的拙劣宣傳！對於三次世界大戰問題，當有人問我的時候，我一貫的答復是：
靠不住，我們希望也許永遠不會有；即使有，亦不是最近期間的事。現在國際的大勢，不但不是趨向戰爭的道路，相反的，是走向和平的道路。換言之，世界情勢的發展不是主張走向戰爭之路的人的勝利，而是主張和平的人的勝利。尤其是現在增加了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的巨大無比的力量投到和平民主陣營來了。這一因素，足以促進和保障世界的和平，是值得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重視的，亦是當人們估計世界大戰問題所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軍事沒有問題，政治沒有問題，財經沒有多大問題，國際問題也是沒有什麼嚴重和破裂動向的。所以就國內外情勢來看，我們都是樂觀的。但是不管情勢如何，我們最要緊的要有準備，要有充分的準備，就是和平建設。我們太落後了，我們要經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必須先使中國從農業的國家推進到工業化的國家。今後在全國來說，就是在西北、在新疆來說，我們都需要和平建設，長時期的和平建設：把新疆和整個西北變成大工業區，把全中國變成大工業國，我們一切才有辦法，才能使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階段。我們相信，我們新中國是具有這樣各種基本條件的，一定可以穩步有計劃地達到我們全國人民所共同希望的目的。
（三）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
再次，講到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這次新疆所以能夠避免流血犧牲和平解放，原因很多。首先當然是人民解放軍全國性勝利的影響。這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以新疆部隊的情形和解放前後的某些文武高級幹部以及地方或民族領袖的人們的思想與觀點來說，如果沒有解放軍全國性的勝利，具體地說，要不是解放大軍解放蘭州後直逼張掖、酒泉，要說是靠了陶峙岳將軍及少數高級幹部的策動就可以得到和平解放，當然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全省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渴望和平的普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