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晚上。
劉少奇開完中央經濟委員會召開的工作會議，就到雙清別墅見毛澤東。此時毛澤東正在讀報，燈光昏暗，煙霧繚繞的書屋顯得更加幽靜。
劉少奇邁著碎步入室，毛澤東放下報紙，笑著揮手說：“請坐下，聽說你回來了，我一直在等你。”
劉少奇說：“我是今天上午到的，下午開了一個財經方面的會，所以來遲了。”
毛澤東說：“中央開這個會，主要是研究解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產、金融、稅收、外貿問題，你參加一下是對的。”
毛澤東又抽起煙來。
劉少奇簡單地向他匯報天津之行的視察情況。
毛澤東邊聽邊點頭，他最後說：“你在天津的活動情況是華北局報給我的，很有成效嘛，特別是一些有關恢復生產、聯合資本家的講話很有政策水平，很好，我同意，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啊！”
劉少奇又幫毛澤東點了一支煙，然後說：“天津的問題有一定代表性，我認為解決好了，會對全國工作有促進作用。”
“對的。”毛澤東輕輕地彈了彈煙灰，說：“對資本家我們目前就是要採取聯合的政策，全國人民要吃穿，這是現實問題，不能讓人家說我們共產黨上了台還不如國民黨，依舊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啊！”
劉少奇說：“我們雖然還有許多困難，但這是暫時的，難關一定會渡過去。”
毛澤東說：“人民是偉大的，他們才是創造歷史的英雄。”
劉少奇說：“是的，人民是可愛的，也是偉大的。”
一個衛士提了個壺走進來換水，毛澤東指示他退下去，這個戰士給他們倆換了一杯水，正欲退出，毛澤東卻有點不高興，揮了一下手，講道：
“你這個小鬼啊！就是會搞浪費，把我的茶葉倒掉幹什麼？不是還能喝嘛。”
小戰士很委屈，站在那裡不知說什麼，毛澤東茶杯的茶還是早晨沏的，說實在的已經泡不出茶色了，可是毛澤東卻不喜歡倒掉。
劉少奇望著那戰士，笑著解圍：“小同志啊，講艱苦是主席一貫的作風，你今後也要養成習慣。”
那戰士直挺挺地站在門口點頭。
毛澤東的臉上又出現了笑容，他望著戰士講：“你去吧，要記住，日後不能再倒我茶杯的茶了，那是寶物，不能喝，還可以放在嘴裡嚼哩。”
戰士離去了，劉少奇笑著對毛澤東說：“你這個人，還是在延安的那種生活習慣，對自己太清苦了。”
“我這個人是什麼苦都能吃，但不是享福的命，穿件好衣服都有點捨不得呢，革命幾十年，一無家產，二無錢財，我常想，日後我百年了，子女該繼承我點什麼呢？也許那時候他們還不理解我哩。”毛澤東說這話時神情很獨特。
一個秘書走進來給毛澤東送來一份急電讓簽發。毛澤東大筆一揮簽完名，對劉少奇說：“南京政府不讓我們軍事過江，我對和談代表講了，我們不但要政治過江，而且軍事也要過江。現在我們的大軍已過江了。”
這時劉少奇才問：“主席，你叫我回來有什麼大事要交辦？”
毛澤東說：“有一件重要任務要交給你。”
“是什麼事？”
“現在我們的百萬雄師已過了長江，全國大部分國土都解放了，是著手準備開國大典的時候了，準備讓你帶一個代表團去訪問蘇聯，尋求他們的幫助。”
因為此事來得突然，劉少奇思想上並沒有什麼準備，但他還是挑起了重擔。他知道這次蘇聯之行，意義非同尋常，是為日後毛澤東與斯大林兩個偉人會見架通橋樑。
毛澤東對劉少奇講：“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做準備，這次出訪是秘密的，你要抓緊時間與蘇方聯繫。這次去蘇聯意義重大，是中蘇兩黨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會談，據說斯大林這個人不好見，他們的共產黨是老大哥了，你一定要謙虛一點。”
劉少奇問：“是否要簽訂一些協議？”
毛澤東搖頭：“先不忙，看看情況再說，你的主要任務是先去融洽一下關係，就我們開國的事向斯大林通通氣，請他提點建議。”
劉少奇問：“不知代表團成員主席有何考慮呢？”
毛澤東說：“可由你選定，我建議政治局委員高崗，中央委員裡可再選王稼祥做你的助手，工作人員由你酌定，人不宜多，要精幹。”
……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準備，劉少奇一行於6月21日從北平啟程。
代表團成員有王稼祥、師哲、戈寶權、鄧力群。
陪同中共代表團的還有蘇聯專家組組長柯瓦廖夫。
當時戰爭還在繼續，代表團迂迴繞道而行，幾天后到達瀋陽，又帶上高崗從大連乘飛機離開了中國。途經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六天后才抵達莫斯科。
當天，中共代表團住進了莫斯科奧斯特洛夫卡亞街的一個公寓裡。這是一個非常講究的小院，建築物不僅有歐洲的古典風格，而且院內綠草如茵，小橋流水，讓人聯想起中國建築格局的園林特色，據說這是斯大林的私人別墅。
劉少奇一行在這個別墅裡住了幾天，蘇聯高層領導人卻沒有露面。劉少奇的心情很複雜，連續幾日他怎麼也睡不著，他急於想見到斯大林。
斯大林始終沒有露面，此時劉少奇坐不住了，他連續給斯大林寫了兩封信件，在信中除通報了有關中共解放中國的情況外，並提出了這次他來蘇訪問的方案，希望能夠早日見到斯大林。
斯大林接到劉少奇的信後，提出了中共代表團訪蘇期間的活動安排意見。劉少奇的心情仍不平靜，他在著手準備與斯大林會見的文件時，又讓王稼祥同志起草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
6月28日，斯大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一行會見中共中央代表團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等人。
劉少奇一行回到住所後心情都很愉快。王稼祥說：“沒想到斯大林同志這麼熱情，遺憾的是他對會談的有關問題沒有說清楚。”
劉少奇說：“也不能太著急，今天他只是為我們設宴接風，一些事情也不好在這個場合談開。”
高崗將綠色軍大衣脫下來往床上一扔，說道：“斯大林此人難以琢磨，我們還是應該多與他接觸，以便融洽感情。”
坐在沙發上吸煙的劉少奇有點不高興，因為到蘇聯後高崗的言行不是很得體，個人主義嚴重，而且不按組織原則辦事。
高崗一屁股坐在軟床上又在發表高見。
劉少奇的臉色始終很嚴肅，王稼祥回頭問：“下一步工作怎麼辦？”
師哲順手倒了一杯茶遞給劉少奇。劉少奇喝了一口茶，說道：“這樣吧，今晚都加加班，準備材料。”
王稼祥問：“是不是分分工？”
劉少奇說：“我們現在就開會，研究一下分工問題，高崗同志主要負責聯絡，稼祥同志幫我起草有關會談材料，別的同志協助工作，我們這次來蘇聯是受命於中央來的，因此人人都要講組織原則，要遵守黨的紀律，不要亂發表言論。”
其他人員各自回到房間，王稼祥沒有走，劉少奇說：“稼祥，你是外交專家了，在這方面有經驗，我想听聽你的意見，斯大林想全面了解我們的情況，你說應該寫個什麼材料給他。”
王稼祥說：“下次會談是很重要的，我認為咱們應該向斯大林寫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書面報告，這樣做既可以使會談有章可循，也可以把問題談得更全面一點，同時還可以在會談過程中討論研究問題時以這個報告為基礎把問題談清楚，使斯大林對中國的問題有一個比較全面、正確、系統地了解，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會談內容不重複。”
劉少奇點頭，王稼祥又接著說：“當然在會談中如果涉及到的有些問題他們不明白，我們可以解釋得更細一點。”
“很好，”劉少奇望著王稼祥講，“我們的會談應該進行得有計劃有步驟，要分清輕重緩急，我看這個報告還是由你來寫。”
“寫幾個問題，”王稼祥問，“還是由你來定吧。”
“可以，我看就分四個部分。”
“好，你說我記。”
劉少奇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第一部分首先介紹中國目前的形勢，第二部分講一下我們中國成立新政府開展的一些工作，第三部分講關於新中國的外交問題，第四部分講有關中蘇關係問題。你看這樣行不行？”
王稼祥合上筆記本，說：“我看可以，前兩個部分要盡量寫得詳細一點，以便使斯大林心中有數。”
夜已經很深了，王稼祥獨自坐在書桌前寫這個報告。
第二天早晨，劉少奇看完報告後，又召集代表團成員開會，研究這個報告。幾經修改之後，最後終於將定稿交給了斯大林。
斯大林看完報告後，立即派人向中共代表團傳達他的意見，此時劉少奇提議要正式會談。
這個報告可以說是雙方會談的最基本的原則性文件，斯大林還是比較滿意的。報告的第一部分寫道：
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現在已基本上取得了勝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勝利。報告以詳盡的數字說明幾年來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截止1949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解放了29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富庶地區，佔全國總面積的30％；解放區的人口已有2.75億，佔全國總人口的57％。被解放的縣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漢在內，有1043個，佔全國縣城以上城市的51％。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起的3年來的戰爭中，消滅了國民黨軍隊550萬人；國民黨軍隊，包括它的後方機關人員在內，現在只剩下150萬人左右，其中稍有戰鬥力的大約只有20萬人。而人民解放軍則已發展到390萬人，其中四個野戰軍240萬人。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夏秋兩季，可望繼續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陝西等省，冬季可望繼續解放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西康、甘肅、寧夏、青海等省。這樣就可以基本上結束對國民黨的戰爭。剩下有台灣、海南島、新疆和西藏。西藏須用政治方式去解決，台灣、海南島與新疆須待明年解放。我們完全同意可能早地去佔領新疆，而最大困難是掃清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
在中國革命中，有組織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經驗，土地改革的經驗，在鄉村中長期進行武裝鬥爭、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及在城市中進行秘密工作與合法鬥爭以配合武裝鬥爭的經驗，以及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內建設馬列主義政黨的經驗。這些經驗，對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可能是很有借鑒作用。
報告的第二部分中寫道：
我們已決定在今年8月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成立聯合政府。現在積極進行各項準備工作。政協籌備會由23個單位134人組成。將召開的新政協由各黨派、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及海外華僑45個單位500餘名代表組成。
新的中央政府的組織尚未決定。除開軍事委員會之外，在內閣之下，將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及政治委員會（管理公安、內務、司法等），並設立各部。在內閣中，準備設立鐵道、農業、林業、商業、金屬、紡織、燃料、交通、郵電、工業等部。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為總理，劉少奇、任弼時不參加政府。
這部分還特別闡述了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性質與政權性質，它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工人階級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工人、農民與革命知識分子的聯盟，是這個專政的基礎力量，同時，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別參加這個專政。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與列寧在1905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有其共同點，也有區別點。以無產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這是共同點。中國人民民主專政包括願意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和派別在內，這是區別點。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會議制，這不是資產階級式的議會制，而近於蘇維埃制。但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制也有區別。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參加人民代表會議的。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有它的外部矛盾與內部矛盾，有它的外部鬥爭和內部鬥爭。所謂外部矛盾與外部鬥爭，就是它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矛盾和鬥爭。這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以後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是存在的，並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鬥爭。所謂內部矛盾和內部鬥爭，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內部各階級間各黨派間的矛盾和鬥爭，這在今後將會逐漸加緊，但與外部矛盾比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將仍然處於次要的服從的地位。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之後，或者說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後，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便立即成為主要鬥爭。”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這將把目前尚能與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趕到帝國主義那一邊去。這在目前的中國實行起來，將是一種危險的冒險主義的政策。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之後，勞資間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並將逐漸地加緊起來。因此，工人階級要向資產階級進行必要的和適當的鬥爭，才能保護工人階級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利益。但同時，還要和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必要的和適當的妥協與聯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對付外部敵人和克服中國的落後現象。在中國從現在起到實行一般民族資產國有化，還需要經過許多步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這要看國際和國內的各種情況決定。估計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報告的第三部分對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作瞭如下說明：
所有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不論是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控制權，均須徹底地加以摧毀。這個決定是載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是堅定不移的……各國在中國的外交人員，都不承認，只當僑民對待。各國在華僑民12萬，集中在上海、東北兩地。這樣執行的結果使人們覺著中國已站立起來，中國共產黨是不怕帝國主義的，也使我們免去許多麻煩。
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即發生和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問題，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與國際會議的問題。各帝國主義國家有可能一段時間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縛手足的條件來作為承認的代價，這當然不能答應。如果各帝國主義國家採取承認新中國的政策，我們就準備與之建立外交關係。那時希望蘇聯能在這些國家之前承認新中國。
對於國民黨與外國訂立的各種條約和協定，我們準備重新審查，分別處理。其原則是：凡是對於中國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們都準備加以承認和繼承。
有的黨外人士曾批評我們的政策是向蘇聯一邊倒，毛澤東同志答复他們說：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如果不和蘇聯一起，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一邊，而企圖走中間路線，那就是錯誤的。
在經過這些聲明解釋後，各民主黨派和中共聯名發表了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的聲明。
報告還指出，中國新政府今後的外交活動，將根據下列幾項原則進行：
（一）和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以便實現中國民族的完全獨立；（二）在國際事務中和蘇聯及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站在一起，反對新的戰爭危險，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三）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四）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發展中國與外國的通商貿易，特別是發展與蘇聯及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貿易。
報告的第四部分是關於中蘇關係問題，這也是蘇聯方面關注的焦點。報告曾這樣寫道：
中蘇兩黨關係，中蘇兩大民族的鞏固的友誼，對於兩國，對於世界都有重大意義……關於新中國與蘇聯通郵、通電、通航等問題希望速辦理。
我們長期處在鄉村的游擊戰爭的環境中，對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現在要來管理一個如此大的國家，進行經濟建設與進行外交活動，我們還需要學習許多東西。在這方面，蘇共給我們的建議和幫助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迫切地需要這種幫助。
為幫助培養新中國的建設管理人材，除了派專家外，還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國講學，並由中國派一些參觀團到蘇聯參觀學習，派一些留學生到蘇聯留學。為密切中蘇兩黨關係，應該相互派遣政治上的代表，以便處理兩黨間的問題，並增進了解。毛澤東準備在中蘇建立外交關係時公開訪問莫斯科，希望蘇聯考慮時機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