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容走後，李宗仁為了表示和談誠意，就給毛澤東發了一份專電。全文為：
張長官文白兄轉潤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來，排除萬難，決心謀和，悱惻之忱，諒貴黨、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屆和談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蒞平，協談問題亦已採納貴方所提八條為基礎。宗仁懍於戰禍之殘酷，蒼生之憔悴，更鑑於人類歷史演成之錯誤，因以慮及和談困難之焦點，願禀己飢己溺之懷，更作進一步之表示：凡所謂歷史錯誤足以妨礙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攜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
況復世界風雲，日益詭譎，國共合作，尤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義，其他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為玉帛，登斯民於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電布悃，諸希亮察。
毛澤東接到該電後即復電李宗仁，全文如下：
南京李德鄰先生勳鑑：卯陽電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主張，具見本年一月十四日聲明，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則根據此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自不難獲得正確之解決。戰犯問題，亦是如此。總以是否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是否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為標準，在此標準下，我們準備採取寬大的政策。本日與張文白先生晤談時，即曾以此意告之。為著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獨立，為著早日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以利在全國范圍內開始生產建設的偉大工作，使國家和人民穩步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貴我雙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協定，中國共產黨甚願與國內一切愛國分子攜手合作，為此項偉大目標而奮鬥。
接到這份電報後，李宗仁仍舉棋不定，他雖有主和之意，但當時的主要目的在於倒蔣，只是他的個人的權位並不牢靠，辦事又優柔寡斷，不可能作出果斷行動。
這樣一來就難為了在北平參加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張治中對邵力子等人說，現在的局勢發展對我們越來越不利了，李代總統很難當家，蔣先生留居國內，是和平的最大障礙。
於是張治中又以個人名義給蔣介石去信，勸他出國，並訴說了利害關係：……軍隊本身之內腐外潰，軍心不固，士氣不振，紀律不嚴，可謂已瀕於總崩潰之前夕。同時在平十日以來所聞所見，共方蓬勃氣象之盛，新興力量之厚，莫不異口同聲，無可否認。假如共方別無顧慮之因素，則殊無與我談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徹底消滅我方。凡欲重振旗鼓為作最後之掙扎者，皆為缺乏自知不合現實之一種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實由我方黨政軍內腐外潰之情形，積漸所致，由來已久，大勢所趨，大錯鑄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複得。縱以鈞座英明，亦萬難將此腐朽集團重新提振有所作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黨北伐時期北洋軍閥腐潰失敗之經過事實而益可證明。職是之故，惟有鈞座痛下決心，放下一切，毅然決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則腐朽集團經受劇變之深刻刺激，喚起淘汰作用，產生新機，將來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將使失敗之中遭受更大更慘之失敗，而無復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實從任何方面冷靜觀察，皆為必然之情勢與現實，擺在吾人面前，顯而易見，決非張大其詞、危言聳聽之意也！
前與吳禮卿先生到溪口時，曾就兩個月來大局演變情形加以研究判斷結果，認為無論和戰，大局恐難免相當時期之混亂，而鈞座雖引退故鄉，仍難避免造成混亂之責任，此最大吃虧處，亦即最大失策處，惟有斷然暫時出國，擺脫一切牽掛為最有利。當時亦曾面陳鈞座，未蒙示可，謹再將其利害列述如下：
甲、出國之利
（一）不作反對者之攻擊對象——反對者以“天下之惡皆歸焉”之存心，任何問題如不能解決時，即認為鈞座所操縱，所阻撓，橫施攻擊，無法剖白。
（二）對人民表示贊成和平，轉移人民觀感，以恢復人民之懷念與信仰。一年來國人怨聲載道，對於鈞座之信仰，可謂低落至無以復加，甚至認為鈞座如不遠離國門，不但為和平之障礙，亦為戰爭之障礙，且為美援之障礙，此種眾怒難犯之嚴重壓力，何必負擔？故鈞座為恢復信仰計，自以及時擺脫為宜。
（三）避免和談失敗之責任，與在和談中提出有傷尊嚴之要求，並免將未遭遇進退兩難之窘境——證以共黨邇來之態度，可知如鈞座仍留國內，則共方及反對者必將發動更大規模之攻擊，極端難堪，殆無疑問。
（四）避免再負戰爭之責任。蓋如和談成功，則歸功領袖下野出國所促成；即如再戰，亦不負任何責任，而可引起軍民之回憶，並可轉變友邦之觀點——今日之情勢，如和談成功，自是幸事；倘不幸而和談失敗，亦惟有將黨政軍大權，尤其軍事上之全權，交與李、何兩同志負責，乃為最明智之作法。蓋若繼續戰爭，而鈞座或在幕後或徑出面指揮，則桂系必掉頭而去，引起內部之分裂，危險孰甚，真毫無是處也。
（五）對黨政軍幹部之麻木情緒、腐化生活及依賴心理，予以刺激，喚起覺悟，並恢復其對領袖之信仰——現時吾人所失望者，厥為黨政軍人員之麻木情緒、腐化生活及依賴心理為主要因素，而尤使吾人最感失望者，乃為黨政軍一般幹部對於領袖貌似恭順，實則背後均多怨言，牢騷滿腹，皆調今日之失敗，乃由鈞座領導錯誤所招致，尤其黃埔系高級將領，多認鈞座之指揮方法太過陳舊，認鈞座以數十年前之陳舊方法指揮新的軍事，太不合原則，必然失敗。在此種生活與心理狀況之下，焉有恢復信心挽回頹勢之餘地？故為鈞座將來革命大業計，目前惟有放下一切，飄然遠引，靜觀大家之如何作為、如何應付，使之重受刺激，從而引起覺悟，恢復對鈞座之信仰。
（六）在個人方面，增強將來革命事業種種有利因素，如廣益見聞，結交國際朋友等——鈞座曩者雖曾留學日本、遊歷蘇聯，然而時代轉變甚速，閱時既久，自有孤陋寡聞之感。
尤其歐美方面由於科學與工業進步，一日千里，時代之轉變益劇，新的事物與新的潮流有不可想像者，倘能在歐美作一番遊歷考察，廣交遊而益見聞，則對將來之事業將有極大之裨益，蓋可斷言。
乙、出國之害
（一）在國外安全問題不無顧慮，但可設法防范維護。
（二）軍事力量頓失維繫中心，但只須付託有人，似無可慮；且現在軍隊腐爛已極，不足珍惜，何況今後領袖事業，只有恢復信仰，爭取政治上領導之勝利，而不在能否保有若干軍事力量為轉移。
（三）黨的領導，一時遠離，不免更形渙散，但如能組成乾部會議，亦可維持現狀，何況本黨早已解體，尚須徹底改造，始可複興，然此非待大局明朗時莫辦。
根據以上各項分析而言，鈞座倘能毅然出國，將有百利而無一害，蓋甚顯然，甚願鈞座再作一切實周詳之考慮而及時採取行動，且愈早愈好愈有利。
抑更有陳者，此次到平以來，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百感交集。倘使三年以前，甚至去年六月在西安時鈞座採納職之建議，則決不至有今日如是之慘敗，職亦可免今日在北平寫此一篇忍辱受氣一言難盡之痛史也。職素以吾人應擁護領袖成功不應擁護領袖失敗為言為志，倘今此建議仍不蒙鈞座採納，而仍聽信擁護領袖失敗者之言，留居國內，再起再戰，則非至本黨徹底消滅鈞座亦徹底失敗不止。今請再將往者一切失敗經過作一檢討，昔日一切建議獻策者孰是孰非，無不曉然，目前之情勢，豈非鐵的事實證明乎？
這份信是由屈武帶回南京託人轉交給蔣介石的，他看後相當生氣，根本沒有理睬，而是授意白崇禧加緊在長江沿線布防，擺出了與解放軍決一雌雄的架勢。
在十幾天的個別談話中，因為雙方都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也就沒有做出任何結論，當然也沒有形成一個什麼文件。南京代表團的所有成員深感前景不妙。
4月13日早晨，張治中剛剛起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就將一份打印好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交給了他。
周恩來離開時對張治中講：“請你們先看一下，交換交換意見，明天晚上我們正式開會商談。”
周恩來走後張治中立即將代表、顧問和秘書長叫到房間傳閱草案。室內越來越安靜了，半小時過後，人們都面面相覷，神情沮喪，沒有人先開口說話，沉默了一會兒，張治中站起來，臉色蒼白，他說：
“我是一口氣看完的，第一個感覺是全篇充滿了降書和罪狀的語氣，完了啊！和是不可能的，這簡直是一份降書嘛……”
劉裴說：“說實在話，這個草案如果讓南京的頑固派看，會認為是'招降書'、'判決狀'，與他們那種'劃江而治'，主觀幻想相差甚遠。”邵力子也說：“我覺得這些條款，也實在有點苛刻了。雖說和談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項條件做基礎，而且我事前也明知這次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由於我自己主觀上對和平仍抱有痴心，期望會出現奇蹟，可是現在是完了。”
張治中背著手在室內來回走動，瞅上去心情頗為沈重。他最後對大家講：
“中共提出的這些和平條款南京政府怎麼能接受，我看可能性很少。但我們是負命而來，還得耐心地研究下去，周先生通知過了，說明晚就開會研究，大家說我們該怎麼辦？還是商討一下對策吧。”
於是，他們又坐下來開會，共同研究談判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