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 初升的太陽柔情似水，沉睡了一冬的大地散發著泥土的芳香，身著戎裝的軍人和穿戴樸素的農民和諧相處，軍號聲和牛羊的叫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道獨特的小村風景。 若干年後，當你走進這個很不起眼的北方村莊的時候，你一定會聯想起當年那動人的情景。 中國的政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曾經風光一時的國民黨政府處在搖搖欲墜的境地，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代表中國勞苦大眾的中國共產黨手中。 蔣介石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他一手導演的內戰中，國民黨軍隊已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消滅了一多半。 在遼沈戰役中，國民黨軍隊死傷8.3萬，被俘30.6萬，投誠8.3萬，起義2.6萬，共計47.2萬。 在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隊死傷17.1萬，被俘32.7萬，投誠2.8萬，起義2.85萬，共計55.5萬。

在平津戰役中，國民黨軍隊死傷2.8萬，被俘23.3萬，投誠0.87萬，接受改編25萬，共計52萬。 大勢所趨，歷史將開始在這個時候改寫了。 毫無疑問，改寫這部歷史的重任已落在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肩上，確切地講，三大戰役的勝利更加堅定了毛澤東推翻蔣家王朝的信念。 蔣介石和他的軍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隨著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及時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的報告，正式提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務。 隨後，各個戰場又烽煙四起，中國人民解放軍拉開了向全國進軍的序幕。作為中國共產黨首腦機關的所在地西柏坡顯得比往日更加熱鬧繁忙，許多戰將滿身硝煙來往於北方這個古老而又貧窮的小村和打游擊出身的最高軍事統帥機關的軍事家們謀劃著徹底消滅國民黨軍隊的策略。

那時毛澤東是相當繁忙的，隨著全國戰略形勢的轉變，他已經開始著手考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大事了。為了了解更多的情況，他和他的戰友們接待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有一天，當毛澤東送走一批剛從前線歸來的幾位戰將後，發現書生氣很濃的王稼祥已大步朝他的住所走來。他身著一套洗得幾乎發白的灰色卡嘰布中山裝，腳穿一雙圓口黑色布鞋，給人一種精明幹練的地方乾部形象。或許是他見了主席有點激動，或許是因為他的體態過於臃腫，他邁著碎步往前急走時只有動作，卻沒有速度，這種走法遠看上去相當感人。 毛澤東笑著說：“好哇！你這個知識分子幾個月不見，如今走起路來也有了氣勢，看樣子東北的水土養人哩……” 王稼祥來到毛澤東身邊，憨厚地笑著。他抬起右手在光亮的額頭上擦了一把，說：“主席，我有事要向你匯報。”

“好嘛，我天天盼著你來呢！咱們進去談。”毛澤東十分親切地拉著王稼祥的手，又說又笑地進了小屋。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經過幾十年的戰爭之後，不但愛橫戈馬上的戰將，也愛胸懷韜略的文人，王稼祥屬於知識分子型的革命家，時任中共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主要負責接管城市工作，他的才幹是頗得毛澤東賞識的。 這是一間十分簡單的農舍，幾乎沒有什麼擺設，除了一張用兩條長凳搭起的木床外，最顯眼的就是靠窗戶放著的那張小木桌和幾把椅子了。室內乾淨整潔，煙味很濃，透過從窗戶射進來的縷縷陽光，能清楚地看到淡藍色的煙霧，可以猜想毛澤東在這裡抽煙的頻率有多高啊。 毛澤東將王稼祥讓到一個長條凳上坐下後，順手拿起一包駱駝牌香煙說：“來，抽一支吧。”

王稼祥接了一支，眯縫著眼睛說：“主席，這可是正宗的美國貨呀！” 毛澤東點燃一支吸了一大口，說道：“這是戰利品，陳毅同志在前方打了勝仗，給我送來的，這還得感謝美國佬，他們不遠萬里，將這些東西飄洋過海送到中國的蔣介石手裡，現在又讓蔣先生送給我們了，盛情難卻哩，不抽對不起美國朋友嘛！” 王稼祥說：“這是美國人沒有想到的事啊！” 毛澤東說：“不見得，我看現在美國人是想到了……” 他們兩人都笑出了聲，濃烈的煙霧在室內瀰漫，一束陽光從戶外照射進來，映照在毛澤東那張寬闊的大臉上，看上去顯得格外精神。 衛士長李銀橋端來一杯熱茶放在王稼祥的面前點頭一笑，轉身出去了。毛澤東輕輕地彈了一下煙灰，望著王稼祥問：“你現在是東北局城市工作的主管，那裡的情況怎麼樣啊？”

“主席，東北的情形總體來講是好的，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接管城市，生產已開始恢復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很高，但從全局來看，經濟狀況還不是很好。”王稼祥邊說邊從衣袋裡掏出一個筆記本。 “是的。”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解放一個城市容易，要管理好一個城市就有難度了，主要是建設問題，這麼多人口要吃飯，要穿衣，這個困難首先要解決，在國民黨手裡時，人民沒有飯吃，不要在我們共產黨手裡，人民還吃不飽。” “請主席放心，我們正在著手抓經濟工作。” “這個做法很好，應該大力提倡。” 毛澤東突然站起來，背著手講道：“我們現在雖然已解放了大半個中國，但還有半壁江山仍握在蔣介石手裡。我們這個民族苦難深重啊，戰爭給人民帶來了什麼呢？我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

“我們共產黨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幸福日子。”王稼祥身子向前一傾，打算站起來，毛澤東揮揮手，示意他坐下。 毛澤東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現在想，今後與蔣介石作戰在爭奪城市上，尤其是在大城市上，應盡量減少用武力解決，還是主張採取和平的途徑解放較好，如能這樣，人民的財產就可以免遭損失。” 王稼祥說：“這個主張很好，但這並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啊。” 毛澤東說：“完全有可能，這可是一個大問題喲，想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蔣介石本性難移，是抱著與人民為敵的打算的，他會頑抗到底。” 王稼祥說：“如果對一些大中型城市採取和平解放手段成功，意義是很大的，不僅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能保護工業、商業，這對於我們今後的建設有益處。”

毛澤東點點頭，沉思了一會兒，講道：“內戰三年，老百姓的財產受了多大損失啊！我們解放軍傷亡總人數已達一百多萬了，尤其是那些犧牲的同志如果不倒在戰爭的血泊之中，將是建設新中國的強大力量……” 毛澤東說到這裡時那雙大眼睛濕潤了。 王稼祥問：“剛才我看見徐向前將軍來過了，不知太原的戰局如何呢？” 毛澤東說：“太原看樣子是一塊硬骨頭。我同向前同志談了，我軍的準備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但要充分考慮到那裡的實際情況，那是閻錫山苦心經營了一輩子的老窩，打起來是有難度的，不能太自信。” “有沒有和平的辦法？” “希望不大，據向前講，前幾天曾請閻錫山的恩師進太原做閻的工作，希望能採取和平的方式解決，但閻錫山頑固不化，根本不聽勸阻，竟把那個年已七旬的老秀才給殺了。”

“這個閻錫山是要與人民永遠為敵了。” “是的，這一仗非打不可，也沒有什麼，我們一定奉陪到底，一切反動的傢伙是沒有好下場的，歷史會做出判決。好了，稼祥，我們不談這個了，你到我這裡來，我很高興，今天咱們談談大事吧！我還要請教你哩。” “主席是我的老師，我永遠是你的學生。” “唉，不要過謙嘛！你是我們黨內的大秀才呀！你是我最信任的同志，我們的交往是有年頭了啊……” 是的，毛澤東與王稼祥的關係是不一般的，準確地說他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31年春，地點是在龍岡地區。那時王稼祥剛從蘇聯回國，年近25歲，他十分渴望把在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和掌握的馬列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之中。當時王稼祥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和四中全會的經過，毛澤東也向他詳細地介紹了紅軍中有關的歷史以及當時爭論的問題，並拿了一些文件給他看。這次會面給王稼祥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毛澤東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同，他是獨特的，他講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有說服力。毛澤東對王稼祥的理論功底也頗為讚賞，認為他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論文寫得有理有據，頗有見地。毛澤東很興奮地揮筆寫下一副蘇區軍民人人會背的對聯送給王稼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裡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王稼祥欣喜地接過對聯，才知道蘇區軍民就是靠毛澤東的這種戰略戰術打贏了敵人，發展了自己。此時他感到自己選擇回國參加革命鬥爭是正確的。

從此，毛澤東與王稼祥為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壯大，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1933年初，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時，王稼祥同朱德、周恩來一道指揮，取得了黃陂大捷。不久，他們又在樂安縣谷崗村研究了擴軍計劃。 4月的一天，敵機狂轟濫炸，王稼祥為掩護身後前來開會的戰友，不幸被炸成重傷，彈頭打進右下腹。雖經全力搶救，但限於戰爭環境和醫藥條件的困難，未能治愈，後來傷口惡化，只好住院治療。長征開始時，王稼祥被人用擔架抬著上了路。毛澤東因長期患瘧疾，身體很虛弱，也只好坐擔架行軍。他和王稼祥都被編在幹部休養連，朝夕相處，一起商談有關黨和軍隊的前途問題。 後來王稼祥才知道，在研究轉移傷病員的安排時，博古曾想把王稼祥作為重傷員留在老百姓家養傷，同時以身體不好為藉口將毛澤東也留下甩掉。許多同志為他們力爭，說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絕對不能留下。毛澤東等同志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時，也馬上為他爭辯，說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須隨軍行動，堅持要一起走。後來了解到這些情況的王稼祥，既為自己終於能參加長征而慶幸，又為毛澤東等同志在關鍵時刻這樣關懷和幫助自己而感激。

長征路上，王稼祥的傷口經常發炎，流著膿血，腹部還插著一根四五寸長的管子，忍受著病痛的折磨。但他和毛澤東為了挽救中國革命一路交談，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後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並列前進躺著談。 為了統一中央領導同志的思想，毛澤東首先爭取到王稼祥的支持。由於“左”傾領導人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部隊不斷受到損失，士氣十分低沉。王稼祥也為此十分憂慮，認為這樣下去不行。廣昌戰役失敗，紅軍傷亡5000多人，王稼祥對錯誤的軍事指揮非常氣憤。他指責說，像李德這樣指揮紅軍，哪能不打敗仗。他認為必須改組軍事領導。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決定按王稼祥的說法：“到時候開會，把他們'轟'下來！” 在黨和紅軍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王稼祥不顧傷痛，從各方面積極活動，爭取大家的支持，以圖挽救危局。他首先找到張聞天，談了毛澤東的主張和自己的想法，認為“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來領導”。隨後，他又利用各種機會，找了其他一些負責同志，一一交換意見，取得他們的支持。聶榮臻過湘江時腳負了傷，也坐擔架行軍，王稼祥就和他一路走，一路交談，堅決主張“毛澤東出來統帥部隊”，聶榮臻聽後贊成他的看法。朱德和周恩來也毫不猶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見。 此時，中央紅軍突圍過湘江，由於指揮失誤，傷亡慘重。蔣介石已察覺到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在湘西佈置了5倍於紅軍的強大兵力。如果紅軍再不改變前進方向，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但是，李德仍堅持按原計劃行動。在這危急關頭，中央軍委召開了會議，周恩來、王稼祥等支持毛澤東的“改變戰略方向……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的建議。李德對中央紅軍的絕對指揮權由此喪失，毛澤東又開始參與軍事指揮。 後來毛澤東曾多次講到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他說：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周恩來也曾說過：“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錯誤路線，事實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那時遵義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正確與錯誤兩種觀點的激烈交鋒。博古首先在會上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片面強調失敗的原因是客觀上敵人力量強大，我們“不可能粉碎這次'圍剿'”。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他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是我們以陣地戰對付敵人的陣地戰。他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表現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態度。 毛澤東是嚴厲批評“左”傾錯誤的第一個發言人。會議上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互相抗衡的局勢。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緊接著發言，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嚴厲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軍事指揮上的失誤。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王稼祥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從仲裁的角度，駁斥了“左”傾領導人試圖推卸責任的辯護之辭，使正確意見一開始就以三比一的絕對優勢佔了上風，壓倒了“左”傾人物一貫狂妄自大的氣焰。會議最後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結果，也體現了王稼祥所倡議的兩項內容：一是撤銷李德中央軍事顧問的職權，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把李德“轟”了下來。二是在黨中央領導機構中，毛澤東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並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的組織召開過程中，始終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陳毅在中共“七大”會議上談到遵義會議時，形像地把王稼祥比作楚漢之爭聽韓信：“韓信歸漢則漢勝，歸楚則楚勝。” 人們可以看出陳毅的這句話對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中的關鍵作用做了準確的評價。 當然毛澤東對王稼祥的器重在黨內也是人人皆知的…… 一個機要秘書從外面進來，手裡拿了一份電文請主席簽字。毛澤東拿起毛筆瀟灑地畫了一個圈說：“送交恩來同志再閱。” 機要秘書走後，毛澤東又點了一支煙，望著王稼祥說：“全國勝利指日可待，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的工作重心也應該開始轉移，要進城指揮。全國勝利了，你說說，我們這個政府應把國都設在哪裡好呢？” 王稼祥眉頭一皺，講道：“這個問題我還沒有認真考慮過，恐怕說不好。” 毛澤東說：“中國歷史你是清楚的，歷代的國都不是在開封、西安，就是在北平、南京，我們就準備在這幾個城市裡選。” “中央是否已定了？” “還沒有最後定，你看在哪裡最好？” 王稼祥不再拘謹。他隨口說：“依我看選在北平為宜。” 毛澤東很感興趣，問道：“好哇，你說說理由嘛！” 王稼祥說：“這只是我的一點淺見，主席見笑。我認為選西安不好，這個城市雖然古老，但太偏西了，是不利於將來發展經濟的。” 毛澤東點頭。王稼祥繼續說：“開封，包括洛陽雖有九朝古都之稱，但都地處中原，坐落在黃河岸邊，地勢較低，常遭水患，經濟發展也很落後，不適宜建都了。” 毛澤東說：“南京怎麼樣？” “也不合適。” “為什麼？” “這個地方更不適合了，縱觀歷史，都說金陵是個好地方，但大凡是在這裡建都的王朝氣數都不是很長，我這樣講當然是有一點迷信色彩，這又是事實，我們共產黨人也不能一點都不講究這個，再說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設在這裡，面臨的實際問題也很多，從戰略上講離沿海太近。” 毛澤東說：“根據目前的形勢來看，這個地方也不合適。最後就一個北平了，你的意見肯定要選這裡了，是不是啊？” “是的。” “很有見解，說說你的想法。” “北平是連接關內與東北的中心紐帶，也稱得上一個古都了。戰略地位很重要，它接近蘇聯，利於發展，也是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 “可是接近山東，這個地方可有大海呀！” “這個問題不大，渤海是我們的內海，有山東、遼寧做屏障，一旦有點海戰也無妨。我以為人民還是願意將新中國的首都建在北平的。” 毛澤東對他的回答很滿意，又給他遞了一支煙，笑容滿面地說：“你講得很有道理，看來我們新中國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 “主席，你的意見呢？”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觀點的，蔣介石把首都建在南京，那是以官僚、地主階級為政權基礎的，我們不選那裡，我們政權的基礎是人民，我們就定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