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在眾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影響最大，流傳最廣。 《南京知青之歌》反映了南京知青下鄉之初，萬分複雜的心情。它是當時社會思潮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廣闊的社會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生活被剝奪，對命運的無奈，生命活力被箝制，以及由此導致的失落、壓抑、迷茫和幻滅感。 《南京知青之歌》詞曲：任毅 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彩虹般的大橋，直上雲霄，橫斷了長江，雄偉的鐘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跟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啊～用我的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告別了你呀，親愛的姑娘，揩乾了你的淚水，洗掉心中憂愁，洗掉悲傷。啊～心中的人兒告別去遠方，離開了家鄉，愛情的星辰永遠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處無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別離的情景歷歷在目，怎能不傷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此歌原作僅有三段，傳播過程中增至七段。流傳最廣的當屬第三段，“跟著太陽出，隨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雙手繡紅地球繡紅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這首歌在1971年之後被入伍的知青帶入軍營，又在軍隊的城市兵（他們大都下過鄉）中流傳。在石家莊×軍，此歌名為《我的家鄉》，在南京湯山炮校，南京知青又將此歌傳入軍營，歌名《可愛的南京》。歌曲被批判，以及作者入獄，仍然不能阻擋歌曲的流布傳播。

任毅（1947-）南京市五中66屆高中畢業生。從小就興趣廣泛、愛好藝術。在上小學時參加過聞名全國的藝術團體：南京市小紅花藝術團，學習唱歌。中學時又參加過南京市中學生藝術團，學習二胡和吉他。在中學時，因為他是個活躍分子，同學都喚他：“11號”。 11號就是鈉——化學元素中最活躍的一種。 “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為創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張春橋下令逮捕，判刑10年。 1968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紀念日，南京市五中下鄉知青，乘坐著卡車穿過新建的南京長江大橋，來到插隊落戶的地方：江蘇省江浦縣。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個生產隊。後來，任毅的知青點成為全公社知青經常聚會的地方。 在剛下鄉時，知青們相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勞動都很賣力。由於任毅幹活肯下死力氣、肯拼命，工分掙到了9.7分，這在當地農村都算是高的。但是，不久，知青們便開始產生懷疑，知識青年似乎給農村帶來了新的負擔，而農民也並不歡迎他們。

幾乎所有的生產隊在蓋知青住房時都偷工減料，一般農家蓋房要七架梁，而給知青建房只用五架，剩餘的木料都被生產隊幹部私分了。當時知青中間流傳著個順口溜：“幾根木頭梁，泥巴糊成牆。一把爛稻草，蓋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際，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瀰漫著一種下鄉後的失望情緒。任毅在知青點的門上貼了這樣兩段毛主席語錄：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經常跑到任毅的知青點來聚會，知青們情緒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當時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彈吉他。吉他在“文革”中是資產階級的標誌，任毅在“文革”後期當“逍遙派”時彈起了吉他。 “文革”中不少家庭因懼怕抄家，紛紛將吉他拍賣。任毅等人的吉他都是在拍賣行買到的，價錢便宜，質量卻不錯。 1969年夏天，由於普遍的失落感，在知青點彈吉他的人又逐漸多了起來，知青們甚至把這裡稱為“吉他之鄉”。大家聚在一起，彈著吉他歌唱。有一首歌知青們唱得特別動情，叫《流浪人歸來》：

“流浪人歸來，愛人已離去。” “內心無比淒涼，我活著為什麼？應該怎樣活我不敢想，也不願想，前途在哪裡？”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們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戶的小茅屋裡，把過去的歌輪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後，大家仍然覺得心中空虛。這時，任毅的一個朋友唐又龍站起來對任毅說：“工人有工人的歌，農民有農民的歌，任毅你就寫一首我們知青的歌吧。” 他的話對任毅觸動極大。當晚任毅抱著吉他譜寫了《我的家鄉》，整整搞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時候，終於完成了。他在歌譜上寫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緩慢、思念家鄉的。”然後，又註明：“南京市五中集體詞曲。” 這首《我的家鄉》是有雛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畢業生志願去新疆。在戈壁灘上，他們中間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鄉》。這首歌傳回南京，五中的學生們聽了後很感動。任毅在這個歌的基礎上做了較大幅度修改，節奏也搞得複雜一些，有2/4、3/4、1/4拍。使它能更好地表達知青思鄉的情緒，歌詞也重新填寫。當任毅寫到“告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運……”時，他的心情很沉重，同時又覺得吐出了胸中塊壘，當時有種很複雜的心情。

《我的家鄉》一歌，作出後當即被人拿去傳抄，以驚人速度在知青中間流傳開來。夏收之後，任毅在回南京的輪船上聽到有人唱這首歌，於是他走過去，故意問“你們唱的是什麼？”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樣兒像是知青，怎麼連這個歌都不知道，這叫《知青之歌》！” 當初任毅寫這首歌時並不敢稱為《知青之歌》，因為這裡既沒有豪情壯志，也沒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達了知青的一種思鄉情緒，表達了知青作為一種非工、非農、非軍、非學的特殊階層的強烈失落感。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公開表現的，只允許歌頌領袖，只允許歌頌上山下鄉，甚至只允許表達歡樂。任毅的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正是因為它以一種憂鬱的調子表達了人的處境和真實情緒。

曾有一夥上海知青在去黑龍江的火車上，一路吟唱這首歌。江西有一個縣的知青在開會前的拉歌比賽中，居然也唱起了這首歌。當時任毅的一些朋友學著列寧評價《國際歌》的口氣說，“憑著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處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 任毅有個同學叫鄭劍峰，因身體有點殘疾，駝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鄉，任毅班上同學中只有他留在了南京，於是鄭劍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聯絡點。鄭劍峰手很巧，愛裝半導體收音機，一天他正在調試時，忽然聽到莫斯科廣播電台在播放任毅所寫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趕去找任毅偷偷告訴他，並約任毅第二天在同時間再次收聽。 第二天下午4點鐘，任毅來到鄭劍峰家，兩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將半導體收音機撥到莫斯科廣播電台的頻率上，果然很快收聽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蘇聯把它稱之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採用男聲小合唱，配以小樂隊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錯。當時任毅聽呆了，這是他頭一次聽到自己這首歌正規演唱的效果，沒想到感染力竟有這麼大，同時他也意識到莫斯科廣播電台的演唱，實際已經把他置於死地。他有不可脫逃的罪責。

後來任毅越聽越怕，感到一場大禍即將降臨。鄭劍峰也為任毅擔心，不過他一直安慰任毅，勸他不要緊張。鄭劍峰後來也遭到厄運，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死去。因為他曾經送了十幾個半導體收音機給下鄉的老同學，其中一人因“收聽敵台”而被抓，審查中牽扯到鄭劍峰。他身體本來不好，加上驚駭，不久就發病而死。 任毅的預感很快被證實，一個月以後，南京街頭的大批判專欄上貼滿了批判這首歌的文章，它已經被定為反動歌曲，“說出了帝修反想說的話，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聲音。”也許是還沒有查明作者，當時只是批判歌曲，還沒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萬分恐怖，差不多成了驚弓之鳥。他立即回到知青點，把所有文字燒毀，包括女朋友寫給他的信。她在另一個地方插隊，兩人經常書信往來，當時兩人都對上山下鄉產生懷疑，在許多方面有共鳴，只是兩人關係還未明確。連同女朋友書信焚毀的，還有一本《聖經》，這是任毅從外婆那裡拿來的，《聖經》被抄出來也是要定一個罪名的。

任毅等待著厄運降臨，他無數次做夢，夢見自己被抓起來，想像中的災難比現實中的災難還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時間任毅幾乎不敢睡覺。他實在不願在這種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著個書包，裡面裝著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橋監獄門口，對接待人員說：“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們把我抓起來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說：“這裡也不是想來就能來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級指示，現在你先回去。” 當1970年到來時，形勢更為緊張。南京市到處刷滿了標語：“該管的管！該關的關！該殺的殺！”空氣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氣。正月十五那天，任毅被捕。這是根據張春橋的一個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此前，任毅已敏感到周圍氣氛更加嚴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離開了南京，他不願意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於是一個人悄悄回到了江浦縣農村的知青點。回到知青點四天后，就是元宵節。正是這一天，任毅開始了長達九年的牢獄生活。

1970年2月19日（陰曆正月十五）夜，荷槍實彈的軍人砸開了知青點的房門。茅草房被四麵包圍，窗外手電筒雪亮的光柱四處掃射。任毅不知睡在隔壁的同學黃力高、齊克、陳建中醒了沒有，他的箱子被軍人打開了，他們什麼也沒搜到，因為之前任毅燒完了所有的文字，說也可笑，竟燒開了一鍋水。一個士兵發現了任毅的吉他，使勁搖晃，實在搖不出什麼東西，他便失望地拉斷琴弦，A弦發生沉悶的崩斷聲。他急狠狠地說：“這是他這小子的犯罪工具。” “帶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們走！” 任毅舉起戴著手銬的手，輕輕摘下已經準備好的放滿牙刷、牙膏、手巾和換洗衣服的書包，就手套在頭上，他邁出了知青點的大門，從而莊嚴隆重地結束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歷史重任。

深夜，汽車在南京內橋附近拐了一個彎，忽然放慢速度、悄然駛進了一個大門。沉重的鐵門“咣啷”一聲打開了，彷彿是天空裡炸了一個響雷，耳膜都震痛了……任毅突然醒悟了：這不是“娃娃橋”嗎？那不知什麼年代就傳開的南京人民家喻戶曉的“進了娃娃橋，小命就難逃”的話倏地閃現在他的腦子裡。 任毅被嚴格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褲帶、鞋帶，據講為了防止自殺。 “簽名！”抓任毅的人出示了逮捕證。 “按好手印，寫好幾點鐘。”依然是威嚴的聲音、無表情的臉。 “拿去，以後不准講你的名字，這是你的代號。”看守說著將一塊一寸寬二寸長的雙層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遞給任毅，上面印著正楷的阿拉伯數字：3427。 從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獄，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這五個月時間裡，他天天被提出去審訊，而且經常是在夜裡。審訊人員逐字逐句地審查歌曲的歌詞，光一句“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他們搞了任毅好幾天，一定要逼他承認當時寫的不是“深淺”，而是“深陷”。任毅因為自己確實寫的是“深淺”，所以拒不承認。雖然是一字之差，可是在此時分量大不相同。關於“深淺”，任毅還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為知識青年身上還存在著沒有得到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沒有工農兵那種一往無前的、腳踏實地的精神，所以腳步是深深淺淺的，而“深陷”豈不是成了對上山下鄉的一種污衊嗎？這雖然僅是一字之爭，卻關係到任毅的命運，所以審訊過程氣氛十分嚴肅。 為了攻下“深陷”這個堡壘，專案組在任毅面前拋出幾十個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計是從全國各地搜查來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復寫紙的、有手抄的，各種樣式的都有，其中確實有不少都是寫的“深陷”，大概在流傳中人們覺得這個詞更能說明知青的狀況吧，不過就是這個詞把任毅當時搞得死去活來。 就是在這五個月期間，他們還三次拉任毅“陪綁”。當時的“公判大會”氣氛很恐怖，每個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頭上的將是什麼命運，在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下，有可能因為一個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殺身之禍。 根據當時專案組對任毅的審訊，似乎任毅也已有足夠殺頭之罪。運動的恐怖氣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參加公判大會的人都有一種末日將臨的感覺。不過，隨著“陪綁”次數的增加，經驗告訴任毅，要被判處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細麻繩紮住褲管，據說是為了防止他們聽到判決後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只有這個細節可以預先暗示人的命運，而一個人被判處死刑在當時是不需要任何通知的，根本不存在什麼上訴。 就是在這種氣氛中任毅被拉去開了三次公判大會，心理承受能力也一次比一次加強。給他刺激最大的是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體育場開的那次大會，宣判的是70年代轟動南京的“2.12反革命案”的主犯。首犯叫陳卓然，還有個同夥，姓安，他是任毅小學同學，當任毅在這種場合下見到他時，任毅幾乎要驚愕地喊出聲來。 他們都是南京市八中的高中生，後來到蘇北插隊當知青，家庭的不幸和個人的經歷使他們長期積壓在心中的憤恨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 1970年2月12日，《新華日報》破例出了下午版，頭號黑體字的社論《堅決鎮壓反革命》，預示著又一場大恐怖大鎮壓要開始了。但是反抗者畢竟還有，這兩個知識青年用剪刀剪下報紙上的字，用這些字組成所謂“反動標語”，然後再用膠水貼在紙上……當天夜裡，他們一個放哨，一個戴著手套把這60多條標語貼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標語內容有“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查金華烈士永垂不朽！”等等。查金華是南京市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頭一個被槍斃的人，僅僅因為他自己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小組，用馬列的觀點對現行政策提出了一點懷疑，於是這個認真的年輕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些標語出現後，頓時南京城炸開了，公檢法忙成一團，召開緊急會議，發布通緝令，全市刷滿了大標語，排查線幾乎落到了每一個人的頭上，尤其是回城的知識青年。兩個月後，這個案子還是給破了，因為有一個知情者為了保護自己而揭發了他們。 在公判大會上，任毅看到他們兩人神情都很鎮定，當陳卓然看到那個告密者時，他大聲罵道：“總有一天要跟你算賬！”突然他叫不出聲音來了，看守勒緊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龍繩，陳卓然被勒得眼珠都要被擠出來。這就是70年代的新刑具。 就在這一天，陳卓然被槍決了，時年20歲，和他一齊處決的還有其他10人。任毅的那位小學同學被判了15年，而那個告密者卻當場釋放。這就是當時的“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的政策。 就是在這個宣判大會上，有個主持公判的省革委會副主任，當他宣讀判決書，扯開嗓子高叫“判處死刑”時，全場人的心彷彿都被提了上來，大家都屏著氣在等下文“立即執行”，只見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開茶杯蓋，抿了一口茶，麥克風里傳出他開蓋、喝水、關蓋子的聲響，然後他平靜地說“緩期二年執行，拉下去”人們的心又給放了下來。不清楚他這種驚人的揪動人心的停頓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理。 在審訊任毅的五個月期間，隔三差四地將他拉出去批鬥是家常便飯。對他至少開了有30多場批判會，他是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裡階級鬥爭的一個典型”，專門有一個批判任毅的小分隊，將他拖來拖去巡迴批鬥。場面最大的要算是南京體育館召開的那次。 為了肅清任毅在知青中的流毒，還把他拖到插隊所在的江浦縣，一個公社一個公社地批鬥。不過在知青中召開批判任毅的會，就不那麼便當了。當小分隊的人念批判稿時，底下常有人起哄，會場上始終沒有他們想要製造和達到的氣氛和效果，只能走個形式，草草收兵。 知青們對任毅懷有很大同情。有一次，在開完任毅的批判會之後，很多知青都湧到前面來，有人示意任毅到廁所去。在那裡，他們擋住了看管人員的視線，往他的上衣口袋裡塞了80元錢和50斤糧票。 當時的知青都是一貧如洗的人。這80元錢不知是由多少人湊集起來的，而任毅從來不認識他們。這些舉動使任毅感到極大溫暖，本來他已經很絕望了，覺得隨時結束自己的生命都不足為惜。但是知青們的同情頓時使他感到活下去還是有希望。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參加一次全省的公判大會，這次被宣判的人中間也有任毅。當判詞讀到任毅的時候，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經作好了最壞的打算，從死刑到無期徒刑全都想到了，唯獨沒有想到會給自己一個10年。 10年在當時草菅人命的年代簡直算是一個輕刑。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自己旁邊的一個犯人，問：“這個10年判的是不是我？”那個人正緊張地聽著對自己的判決立刻也用胳膊捅捅任毅，叫他不要作聲。 從8月3日這一天起，任毅離開了整整禁錮了他65個日日夜夜的娃娃橋監獄、“西29”囚室，被押到勞改農場去服刑。在那裡等待他的是黑暗漫長的3000多個日日夜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