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知青“幼稚病”與童話詩

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進入低谷期，北京的沙龍則開始活躍起來。在這段時期誕生了《金色小號》、《星星、雪花、微笑》等新詩歌。各種沙龍中流傳的詩歌，通過不同渠道匯聚到趙一凡的沙龍。出入趙一凡沙龍的文學青年們大多都開始學習寫詩，幾乎人人是詩人。徐曉也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悄悄寫下小詩，她把這些詩稱為“兒歌”。 新詩歌在此時成為一種時髦。這些詩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一種朦朧狀態。共同的脫離現實生活的夢幻色彩、兒童心態成為這些詩歌特有的標誌。經過趙一凡的收集、保存，後來這些“遊戲”之作，在“文革”後多數得以公開發表。正是這樣一批詩歌，後來影響和改變了“文革”後中國詩壇的面貌。 帶我走吧，風

到海和天空的邊緣 去追尋夢境—— 《帶我走吧，風》 我看到浮動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願望 忽然被頑皮的風喚醒 今天又來到我的心上—— 《海邊兒歌》 這些詩，已失去食指式的對未來無保留的信任。它們是“童話”，虛無縹緲、稚弱，經不起現實陽光的照曬。尖刻地講，這是一種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醫學精神病理學中稱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裝、唱兒歌、做兒童遊戲。在北京的沙龍中，一些知青詩人準確地表述了他們的這種心態，或者說“夢態”。這是一種強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話世界”。 “夢態”與“現代主義”的會合，這就是被後來理論家們稱之為唯美主義“朦朧詩”的創生。 詩人顧城有這樣一段話：萬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夢，每個夢，都是一個世界。沙漠夢想著雲的陰影，花朵夢想著蝴蝶，露珠夢想著海洋……

“我也有自己的夢，遙遠而清晰。它不僅僅是一個世界，它是高於世界的天國。它，就是美，最純淨的美。當我打開安徒生童話，淺淺的胸海裡就充滿光輝。” “我向它走去，我漸漸透明。拋掉身後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顧城這段話是對“童話詩”最好的解釋。 小路上 一顆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藍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搖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測的眼睛—— 《迷途》 讓我躺在白雲上做一個夢吧 我——想——你—— 《夢之島》 如果風會指路 所有小鳥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沒有門牌 罩上水霧的玻璃窗 畫著心形標記 太陽的噴壺 把露珠灑在台階上 桌上紫丁香開了

關在鐘裡的歡樂 發出陣陣鳴叫 那時 我們是孩子或老人 都無所謂——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陝西，在內蒙、雲南、北大荒……下鄉知青們已處於十分嚴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尋出路。知青們已自己宣布與貧下中農相結合失敗。返城風正在悄悄刮起來。在城市中，知青們在自己創造的小氣候中，躲避政治運動的衝擊。此時知青們龜縮在盡可能避“風”的地方，渴望寧靜、純真的生活。正是這種渴望創造出了這批“童話詩”。現實的嚴酷是“童話”存在的充足理由。 這是一個真正的奇蹟，郭路生曾徵兆的純淨，通過另一種方式為一批知青詩人所繼承。這表明了知青身上為歷史所賦予的共有的品性：純潔。 一小塊葡萄園，

是我發甜的家。 當秋風突然走進哐哐作響的門口， 我的家園都是含著眼淚的葡萄—— 《葡萄園》 當然，誰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將從另一個早晨開始 那時我們沉沉睡去—— 這種安徒生式的“童話世界”與“文化大革命”硝煙滾滾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與工農兵配合政治形勢的“氣勢磅礴”的詩歌，形成尖銳的對比。在江青集團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下，文網織密。文學青年們生存環境十分險惡，他們的新詩歌隨時會遭到文字獄。 1974年，政治局勢發生變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來臨時，“童聲”合唱也隨著政治壓迫的來臨而很快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