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X小組的覆沒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據萬里之子萬伯翱回憶，其身高一米八零，在101中讀書時曾是校足球隊的門將。他不僅熱愛運動，體力充沛，而且聰明過人。 20萬言的默讀兩遍就可以基本背誦下來。 1962年郭世英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全國掀起學哲學熱潮，基層單位也紛紛成立學哲學小組，報刊上不斷登載各行各業運用哲學思想，主要是“一分為二”觀點解決從政治到軍事，從生產到教學的各種各樣問題和矛盾的文章。 “一分為二”被視為解決一切矛盾的萬能法寶。在這種氣氛下，郭世英同幾個同學組織起來向哲學“禁區”進軍，天真加認真，使他們提出了許多敏感的哲學上的未知數，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小組命名為：X小組。 他們研究的問題包括：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 “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什麼是權威？有沒有頂峰？等等。他們的討論常常是通宵達旦，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討不斷提出的X。 X小組的言論和活動，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門的注意，有關部門從截獲的書信和油印刊稿上，掌握了他們“嚴重的政治問題”。因為，赫魯曉夫的俄文拼寫的第一個字母也是X，X小組便“順理成章”地被視為“赫魯曉夫集團”。在當時中共“九評”公開信論戰的氣氛中，在強大政治攻勢下，X小組土崩瓦解，紛紛落網。郭世英被定性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性質屬敵我矛盾”，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在周總理親自過問、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華農場，以“下放勞動”名義到農場勞動。

郭世英X小組被破獲，使當時張郎郎、董沙貝、張文興、張新華、於植信、張振洲、張潤峰等人的“太陽縱隊”（詩歌沙龍）如驚弓之鳥，才活動不幾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六時，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農業大學私設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綁在椅子上，輪番批鬥，連續三天三夜，受盡人身凌辱。最後，人反綁著從關押房間、一個三層樓上窗口中“飛”出來……肝腦塗地，血染紅了樓前的土地。死時年僅26歲。對於他的死，萬伯翱說是，“血的抗議”自殺。張郎郎說是，他殺。 郭世英也擅長寫詩，但極少傳世。萬伯翱保存了他當年在西華農場黑板報上寫的一首兒歌《小糞筐》。 小糞筐，／小糞筐，／糞是孩兒你是娘。 ／迷人的糞合成了堆，／散發五月麥花香。 ／小糞筐，／小糞筐，／你給了我思想，你給了我方向，／你我永遠在齊唱。

才華四溢的郭世英僅僅給我們留下這麼一首歌頌糞筐的兒歌，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來的。沙龍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這一案件投射的陰影之中。 1966年，張郎郎因為“太陽縱隊”、秘密聚會、袁運生的畫等罪行被關押。張郎郎逃跑，在和朋友分手之際，在王東白本子的扉頁上寫下四個字：相信未來。 當張郎郎逃往南方時，甘恢理寫下傷感的別離詩《我不相信：你已離去》（題目不確）。而郭路生則寫下那篇名作《相信未來》。所以，郭路生曾對張郎郎說：“我那首《相信未來》，題目得自於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導致了郭路生的“早熟”。當他寫作《相信未來》一詩時，在他身上已積累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學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詩歌運動的第一人。 僅僅憑著《相信未來》一詩，食指（即郭路生）名滿天下。他的詩在當時的青年中秘密流傳甚廣。無論是在山西、陝北，還是在雲南、海南島、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傳抄食指的詩。當時人們對食指有種種猜測，傳得神乎其神。甚至被關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張郎郎也在大獄中聽說了這首詩。郭路生在“文革”後期，逐漸精神崩潰，成為精神病人。據李曉峰在《海南紀實》上撰文說，他的病與他同賽少華的悲劇性戀愛有關。他的好多詩都是寫給賽少華的，但賽家不同意他們好。李曉峰迴憶當年與郭路生見面的情景，對他印象特別好，說他為人謙虛，也很大方。每當聚會的時候，大家說：“你他媽寫得不錯，給咱們來一首。”他一點也不忸怩，說：“好！我給你們朗誦幾首吧！”朗誦完，還自謙地說：“寫得不好，請多提意見。”李曉峰當時還煞有介事地給他的詩提出了些意見。郭路生挺耐心地聽著。那時的人都很狂，而且聽眾裡還真是藏龍臥虎。後來成名的詩人北島在法國回答記者提問，回憶說他當時為什麼寫詩，就是因為讀了郭路生的詩。

“白洋淀詩派”的多多後來對郭路生評價說，他是“自朱湘自殺以來所有詩人中唯一瘋狂了的詩人，也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新詩歌運動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從流傳的極少的幾首詩中，依稀可以看到他愛情生活的痕跡，以及心靈的碎裂狀態： 火紅的酒漿彷彿是熱血釀成， 歡樂的酒杯溢滿瘋狂的熱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顫栗， 波動中仍有你一雙美麗的眼睛—— 眼淚幻想啊終將竭盡， 繆斯也將眠於荒墳。 是等愛人拋棄我呢， 還是等我也拋棄愛人—— 《還是乾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時已經精神崩潰，他寫下了《瘋狗》： 受夠無情的戲弄之後， 我不再把自己當成人看。 彷彿我就成了一條瘋狗，

漫無目的地遊蕩在人間。 我還不如一條瘋狗， 狗急它能跳出牆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瘋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這是一首能恰當形容當時知青心態的詩歌，更意味深長。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實在已經不堪壓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來”的勇氣。他們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團，在黃沙迷茫中他們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詩中的“瘋狗”。徐敬亞在評價《瘋狗》時說，“辛酸的詩句真令人心靈顫栗。”“當多少人在頌歌中暈眩，在'主人翁'的口號中陶醉的時候，”他“卻對蒙著紅光的暗夜發出了反叛的嘶叫。這不是喪失理智的哀鳴，恰恰是最可寶貴的清醒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