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是“文革”中流行比較廣的“手抄詩歌”。這首政治幻想詩，集中體現了當時老紅衛兵的狂熱。此詩產生的背景是整個社會對毛澤東的極度崇拜。 《人民日報》以通欄篇幅不斷登出世界各國人民熱愛毛澤東，手舉毛主席語錄、畫像的大幅照片和事蹟。 南越、印度、緬甸、泰國的革命戰爭勝利捷報頻頻傳來。 1968年5月，西歐、北美爆發了廣泛的學生運動，巴黎大街築起了街壘，與軍警連環“浴血搏鬥”（《人民日報》語）八天，用棍棒、石頭、燃燒瓶……這一運動波及紐約、波恩和羅馬等城市。在羅馬的街頭貼出了毛主席語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整個中國對此的反映是欣喜若狂，5月25日全國1700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聲援西歐、北美人民鬥爭。 《人民日報》載文說：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害人蟲“他們被埋葬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不僅是狂熱的中學生，包括當時社會上的許多人，都確信自己正生活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當時的造反組織有的就起名為：世界革命紅衛兵造反總部、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 有一段最高指示，在當時的青年人中影響很大：“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鬥終生。為了我們的偉大歷史使命，我們這一代要下定決心，一輩子艱苦奮鬥。”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就是對完成這一歷史使命而作出的熱烈而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具有巨大的社會思潮背景。為了讓讀者廣泛了解《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一詩的時代背景，有必要將當時一些中國紅衛兵的越國界進行“世界革命”的行動，作一些簡要介紹。

1966年9月，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了一次紅衛兵大會。就在這次會上，北京市第100中學（這實際上是一所飛行員預備學校）的高二學生趙建軍、任熱河與北京市第56中學的高二學生孫智忠、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瞿紹東相識了。接著，他們又把各自在“串聯”和造反中結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六人一一介紹。 趙建軍提出，紅衛兵不但要拿起筆批判舊世界，而且要拿起真槍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一米八二的大個子任熱河是這些人裡的“長者”。他認為，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經燃遍全國，紅衛兵要繼續在革命路上打先鋒，就應該到國際舞台上經風雨、見世面。那麼到哪兒去呢？十個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五年多以來，那裡的游擊戰越打越猛，規模越來越大。國內的報紙、廣播，幾乎每天都要報導游擊隊的戰績，這不由得使他們心裡發癢——“對，到越南南方去，到叢林游擊戰中大顯身手！”

十個人開始了緊張而簡單的啟程準備。每個人買了一塊指北針，天天晚上學著在夜間根據星座辨別方位。請人教幾句必要的越語，把“同志”、“繳槍不殺”這些詞背得滾瓜爛熟。趙建軍不知從哪兒搞來一張標有中越邊境的軍事地圖。王菊生、李小倩採購了麵包和十幾斤糖。任熱河、孫智忠帶上了幾把鋒利的匕首，以便防身。當時已近深秋，大家顧不上天涼水冷，一星期幾次到頤和園、八一湖去練習負重泅渡。 10月30日，這十名紅衛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裡，帶上幾十塊錢和百多斤糧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寧的列車。 出發前，誰也沒有告訴父母，連一件換洗的衣服也沒帶。 臨行前，十人聯名給周總理寫信，表示“不怕死在戰場上”。 趙建軍當時就攤開日記本寫道：“再見了，年邁的父母，等到越南統一之日，再回來見你們！”

在廣西邊境憑祥，他們被扣留，送回北京。只有趙建軍、任熱河、孫智忠、瞿紹東最終越過了邊境線，穿越叢林，深入越南。 在去河內的公路上，四個人截住一輛卡車，一個勁兒地說：“巴亭、巴亭。”越南司機立刻明白這四個中國人要去的是河內巴亭廣場。巴亭廣場就像中國人熟悉的天安門廣場一樣。趙建軍、任熱河、孫智忠、瞿紹東一上車，不顧車廂的劇烈晃動，呼呼大睡了起來。 第二天晚上10點，河內到了。藉著路燈，他們看見了巴亭廣場、主席府和隱在樹後的高射砲。 街上行人稀少，四個人用學過的幾句越語問路，又費了一番周折，總算來到了中國大使館。望著使館上的五星紅旗，他們又高興，又懊喪。正在想著，使館二等秘書走出來，親熱地握著他們的手說：“歡迎！歡迎！你們到家了。”

趙建國、任熱河向駐越大使朱奇文陳述了越境過程，然後不厭其煩地重複說：“我們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遠，困難多大，我們都能堅持下去。”朱大使聽後有些激動，按照這些娃娃們的說法，可以算出，他們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頓飯。他一面讓廚師趕快去準備飯，一面耐心地勸說他們先休息幾天，等使館向國內請示後再說。 第二天上午，聽使館的同志說，朱大使特地為此事約見越南總理，並向越方表示了歉意。四個年輕人這才感到了問題的嚴重，一整天坐臥不安。 11月8日，使館機要員忽然闖進他們的房間。 “有好消息，快到大使辦公室去！” 原來是周恩來總理打來了專電。根據任熱河、瞿紹東的回憶，電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並告四位革命小將：

他們未經中越雙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們感到為難。但他們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議先到我援越部隊鍛煉一個時期，待部隊輪換時回國。如胡主席接見革命小將，請大使陪同。另外請將他們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併報來。此事下不為例。 經過幾天集訓，趙建軍、孫智忠分到316大隊2分隊，任熱河、瞿紹東分到320大隊2分隊。四人都是預備供彈手。 經過兩個月的訓練，師長批准他們的參戰。當天晚上，趙建軍向連黨支部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時，指揮所接到敵情通報，美航空母艦北移，溫縣防區可能會出現“大型攻擊波”。下午4時11分，刺耳的防空警報撕碎了空氣，大地也微微顫動起來。 20多架敵機向交通線撲來。為了壓倒高炮火力，四架F-105雷公式飛機對我砲兵陣地瘋狂轟炸。

戰鬥結束後，在一班砲位上，二砲手、三砲手、五砲手倒在血泊裡，預備砲手趙建軍滿臉滿身的泥血，倒在砲輪裡側。在他汗涔涔的臉上，一雙失去光澤的眼睛凝視著遠方…… 趙建軍犧牲後，師黨委決定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並追記二等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通電全體援越部隊，號召所有指戰員向趙建軍烈士學習。 不久，趙建軍的父母收到了兒子生前所在部隊的一份紀念品：一個用有機玻璃做成的盒子裡，放著一架用美製F-105飛機殘骸製成的小飛機。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舖成的底座上，鐫刻著一行小字。上面寫著：“父輩英雄兒好漢”。 趙建軍的父親是我軍某部司令員，母親也是一位部隊幹部。兩位身經百戰的老軍人含著淚給部隊回了一封信：

“……建軍是我們最疼愛的大兒子，我們老了，組織上不會批准重返前線。為烈士報仇，為千百萬越南人民報仇的重擔要由你們挑起來。孩子們，勇敢地戰鬥吧！我們要在越南統一的那天，等候你們的凱旋。” 幾個月後，兩位老人又把趙建軍的弟弟趙奠軍送到了哥哥曾戰鬥過的部隊。在友誼關南面63公里處，弟弟把一個燦爛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時隔多年，當那最後的音符在邊境那邊的山地叢林漸漸沉落，有人才在一份舊日的檔案裡讀到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1969年6月，因各種原因逾境參加緬共游擊隊的紅衛兵達300餘人，他們的籍貫包括雲南的昆明、保山、潞西、騰沖、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佔一半。也有少數原屬建設兵團的北京、四川知青。

黃堯在《最後音符》一書中追憶當年的越國境行動時寫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們出境幾天，返回中國時就身著簇新的草綠色緬共游擊隊軍裝，軍帽正中嵌著用薄氈製成的紅色五星），帶來了一份“緬甸共產黨黨章”。這份油印的《黨章》迅速地在知識青年中傳播，成為中國紅衛兵了解異國共產黨的第-份有憑有據的材料： “……緬甸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緬甸共產黨認為，必須堅決沿著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解放城市，廣泛地進行游擊戰爭，消滅敵人壯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戰爭道路前進。 “緬甸革命戰爭正在經歷著長期的艱難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著勝利前進……”

這些文字，對一個中國紅衛兵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了：這是純粹的馬列主義！ 選擇的困難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動。 黃堯、趙力、毛昆明、寶章在乘車前往中緬邊界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縣。保山專署安置辦公室姓藍的軍代表宣布：“你們有嚴重政治問題，按規定不能到邊境五縣插隊……”並派民兵看押他們。黃堯回憶說： 當晚，我們認真策劃：由趙力即刻與芒市長途電話接上聯繫，速派一名緬共人民軍戰士帶軍裝及證件趕到保山接應。四人分兩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喬裝一番，相信可混過關卡。如若接應失敗……把行李都扔了，泅過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節，聽說有知青“無證”過橋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別人。各自報了一下情況，水性都還不錯。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選好灘頭，測準流向流速，估計有六成以上把握。 第二天，在已加入緬共人民軍的中國知青紀隆帶領下，黃堯等四人偷渡成功，到達緬共游擊隊兵站。 “我們一腳踏在那濕潤的土地上，空氣是綠色的，遠處的大青樹上有成群的白鷺飛過——夢中自由的領地。” “瞧，都來了！”紀隆點了一支煙。 都來了！沿著公路，在濃濃的林蔭裡，在中央大道陽光潑灑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擁而來，喊著、叫著…… 時間：1969年7月5日。 黃堯記錄下了幾個中國紅衛兵陣亡時的情景： 他背著槍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後，當他再次走出來時就是一個死者——戰爭的魔法變幻似乎只間隔了一秒鐘！ 他的兩條腿自腹股溝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槍彈打斷了兩側動脈，幾乎整個地截斷了他的腿——敵人使用的是達姆彈，彈口處撕去大塊肌肉，他的綠色軍用挎包和衝鋒槍彈夾上塗滿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頃刻就流光了，在將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像湧泉一樣噴灑。那樣地慷慨、無私、迅疾。 在馬恒昌犧牲後，游擊隊軍中曾有這樣的流傳：是兩個克欽族戰士（其中一個是救護員）將他從槍彈下搶出來的。馬恒昌當時還清醒。他的上身還在拼命掙扎，要挺起來向前衝。過後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靜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紅木樹下，他伸手往下一按，整個下肢完全浸泡在血窪裡，被槍彈撕碎的破布筋下，熾熱的血柱突突地噴湧，像由他無端地捧著的血的泉眼——“我的血！我的血！”他興奮地大叫，兩頰出現淡淡的紅暈。他從未見過這麼多血！這是他的血！中國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獻了。 “衝啊——” 躍出戰壕，向濃煙滾滾的坡下撲去。看不清敵人，只管摟死了扳機，潑水般潑出子彈。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國人的喊聲，一個戰士將槍一扔，摀住眼睛在陣地上亂撞——一發敵軍的槍榴彈在他的槍體上爆炸，他兩眼一黑，沒有倒下，他往左側衝，又往坡下衝，他高舉著兩隻血淋淋的手去撲殺看不見的敵人…… 一個紅衛兵在越南作戰犧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紅衛兵中間悄悄地流傳，在這個傳說中還有一段，關於烈士墓前擺放著一個血染的紅袖章的細節。這個故事令紅衛兵們為之神往。昆明、北京的紅衛兵越過中緬邊界，在緬共人民軍中作戰的事情，也確實曾經在“文革”中在全國范圍流傳。 關於當年投身“國際共運”的紅衛兵是否有什麼文學創作，還不得而知。但據當年廣州中山大學學員陳建軍（原雲南軍區某醫院護士）提供的情況，1968-1972年間由緬甸遷至國內醫傷的緬共游擊隊員中，有不少中國紅衛兵。緬共派過來慰問傷員的文藝宣傳隊，也大部分由中國紅衛兵組成，當時，就有護士發現說：“報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嗎？”演出節目全是中國“文革”中的節目：《×部隊戰士想念毛主席》、、《遠飛的大雁》和《望北斗》等。不過歌詞有相應改變，也許這就是他們的“創作”吧。 《望北斗》一歌出自歌舞劇《井岡山的道路》，在1966-1968年，是紅衛兵中最走紅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這麼一段歌詞：“贛江邊你領導我們反圍剿，打敗蔣匪百萬兵……”在演出時被改為：“伊洛瓦底江邊你指引我們反圍剿，打敗奈溫百萬兵！” 自云南省革命委員會1968年8月成立之後，江青、林彪直接下令搞清查運動，大批老幹部及紅衛兵被判為“站錯隊”，僅昆明地區的中學生紅衛兵兩萬人，被判“站錯隊”。到處“劃線站隊”，刑訊逼供，街上貼滿“槍斃”佈告。在緬共部隊中有不少“黑幫”子弟，因為無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鋌而走險。在游擊戰中陣亡的紅衛兵，許多沒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姓名的則發一紙陣亡通知給其家庭，政府對其家庭並不給予“軍烈軍屬”待遇。 陳建軍向中山大學的朋友描述了當時一些傷愈出院，重返緬共游擊隊的紅衛兵含淚向她們道別時的情景。還有人讓昆明籍的護士向家人轉告自己還活著的信息。 以上這些事實及各種傳聞，是否直接影響和導致了《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一詩的創作，現在還不得而知。但這一切，必然與此詩的誕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早在《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之前，已有不止一個、兩個紅衛兵詩人，發出了“世界革命”的吶喊： 呵，涅瓦河，你為什麼這樣歡騰，你看見， 克里姆林宮當年的紅星閃耀在中南海。 …… 讓阿芙樂爾的砲口再對準新沙皇的寶座， 開火，轟出新蘇維埃的河山—— 《涅瓦河之歌》 四川趙荷華 井岡山的土鋪出中國革命勝利的大道呵， 全世界革命列車都在這條大道上奔走！ —— 《捧一捧井岡山的土》北京？夏春華 當代，我們的毛主席立在馬列主義的珠穆朗瑪峰巔， 文化大革命的號角調遣了全世界無產者的革命大軍， 從中國這塊紅色根據地出發，向舊世界舉行全面圍殲！ …… 整個地球必將在斗爭的烈火中煉得紅光閃閃！ —— 《神聖的十月》河南東方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政治幻想詩）不過是這些詩歌的登峰造極之作。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的作者是北京101中學老紅衛兵藏平分，至少在1969年秋，就已經從北京傳出，開始在全國各地流傳。 全詩共240餘行，共分5段。在詩的開頭，詩人——一位參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毛澤東的戰士，在戰後向自己的戰友、紅衛兵、老同學的墓前獻花： 摘下發白的軍帽， 獻上素潔的花環， 輕輕地 輕輕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誠摯的語言啊， 傾訴我深深的懷念。 北美的百合花開了 又凋謝 你在這裡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時刻， 我們就要返回那親愛的祖國， 而你 卻將長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異國的陵園。 詩人由此回憶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園裡一起'打游擊'，井岡山一起'大串聯'。”並一起“在那令人難忘的夜晚”，收聽國防部的宣戰令。 “在這最後消滅剝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編在同一班。” “在戰壕里，我們分吃一份麵包；含吮著一把咸鹽，低哼著同一支旋律，同蓋一條舊軍毯。……” “在沖天的火光中，我們肩並肩突進敵人的三百米防線，衝鋒槍向剝削者噴吐著無產階級復仇的子彈。” 還記得嗎？ 我們曾飲馬頓河岸， 跨過烏克蘭的草原， 翻過烏拉爾的高峰， 將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再次點燃。 我們曾沿著公社的足跡， 穿過巴黎公社的街壘， 踏著國際歌的鼓點， 駛騁在歐羅巴的每一個城鎮、鄉村、港灣。 瑞士的湖光， 比薩的塔尖， 也門的晚霞， 金邊的佛殿， 富士山的櫻花， 哈瓦那的烤煙， 西班牙的紅酒， 黑非洲的清泉。 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們留戀！ 因為我們有， 鋼槍在手， 重任在肩。 經過了無數“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戰”，我們不可戰勝的隊伍“緊跟紅太陽，一往無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最後，世界一片紅，只剩下“白宮一點”。 “夜空中升起了三顆紅色信號彈，你拍拍我的肩膀：餵！伙計，還記得不，'中美戰場上見娃娃們的紅心'——這20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員的發言？” “記得！”我說：“這是最後的鬥爭，人類命運的決戰！”軍號響了，我們紅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綠葉， 一手是毒箭—— 這橫行了整整兩個世紀的黃銅鷹徽， 隨著人們勝利的歡呼， 被扔進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國的統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總統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緊舔著拼花地板。 衝啊！ 攻上白宮最後一層樓頂， 佔領最後一個制高點。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你撲在我的身上，用身體擋住從角落射來的一顆罪惡的子彈，你的身體沉重倒下了…… 白宮華麗的台階上 留下你殷紅的血點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著 是那樣的安詳坦然 你的嘴唇無聲地蠕動著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樓頂上 一面赤色的戰旗 在呼啦啦地迎風招展 火一般的紅旗 照亮了你目光燦爛 旗一般紅的熱血 濕潤了你的笑臉 “我將你緊緊抱在懷裡，痛苦直滲進我的心田，空間——消失了，時間——停止了，胸中仇恨在燃燒，耳畔雷鳴電閃。山岳沉默、大海嗚咽，秋葉飄落，濕雲低緩……” 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勇士的墓前，詩人向戰友告別：“安息吧，親愛的朋友！戰後建設的重任有我們來承擔，共產主義的大廈，有我們來創建！” “海洋上，天水相連；胸懷中，激情萬千。毛澤東的戰士們返回祖國。他們將向祖國莊嚴匯報：母親啊，你優秀的兒子，為了人民的幸福、歷史的必然，而長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異國的陵園”。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一詩，充滿了對共產主義“新世紀”的美妙、純真的憧憬。 太陽啊 從來沒有這樣暖 天空啊 從來沒有這樣藍 孩子們的笑容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甜 毛澤東的教導 尹里奇的遺囑 馬克思的預見 就要在我們這一代手中實現 這是一種聖潔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當成他們的紅色聖經。毛澤東早已向他們發出了號召；“我們這一代青年人要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他們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國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相信共產主義的勝利會在有生之年到來。他們滿懷著對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積起自己的全部勇氣，準備迎接一場隨時會到來的戰爭。他們盼望著這一天。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集中表現了整個群體在1967-1978年期間的一種“夢境”：迫不及待、浮躁、革命飢渴、興奮、渴望犧牲與自我昇華、期望從運動困境中解脫、純而又純的世界、永遠年輕……各種情緒都曲折地折射在這首並不復雜的長詩中。所有不同的種種願望和解脫，都可以通過“世界革命”——國際間戰爭的方式達到。希望打仗，在眾多青年心中往往是一種“下意識”。反映出他們對周圍環境開始產生出一種焦慮、拒絕、憤怒。 《獻給》一詩適合了當時的思潮，它應運而生，並且紅極一時。形式上，它吸收了賀敬之政治抒情詩的手法，韻腳綿密，朗朗上口。它的忽發奇想，它的敘事性，它的通俗風格，都注定了它會是一首走紅的詩歌。 它作為一個思想標本留存下來，已超出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學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