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二、關於“兩個凡是”和“反對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有三個版本： 1976年11月30日吳德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講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決定的，我們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去做好”。這是第一個版本。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寫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第二個版本。 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講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這是第三個版本。 三個版本大同小異，而第二個版本被認為是標準的版本。 “反對兩個凡是”就是不同意“兩個凡是”這個命題，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來看問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對把毛澤東講過的話、做出的決定作為真理的標準。

“兩個凡是”與“反對兩個凡是”就其原則意義來說，含義很清楚，並無歧義。 但是從提出“兩個凡是”起，“兩個凡是”與“反對兩個凡是”的含義又有具體的內容。由於並沒有明文確定它們的適用範圍，因此它們的原則意義都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在實踐中，它們的運用又只限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特別是對於處於重病狀態中的毛澤東的指示而言的。 在那個時候，毛澤東年老衰弱，病情嚴重，不能正常地思維和工作。而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又做出許多重要的決策，比如決定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又比如在發生“天安門事件”以後，又由他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等等。華國鋒是處在重病狀態中的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需要強調這樣的“兩個凡是”，來維護他的地位，而廣大的干部和群眾則要求平反由毛澤東定性的“天安門事件”錯案。

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錯誤指導思想，也就是要反對那時候提出的“兩個凡是”。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這時候他所說的“兩個凡是”的具體內容就是如此。 我把毛澤東的一生分作三個時期：一、少年時期的毛澤東——也就是尚未成熟的毛澤東；二、成熟的、正常狀態下的毛澤東；三、重病時期的毛澤東。兩頭的時期都比較短，中間的時期比較長，中間這個時期又可分為若干時期，同時第三個時期究竟從何時開始，我正在研究。 處在重病狀態下的毛澤東是什麼樣子的？ “天安門事件”後，傳出了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天安門事件”期間做的筆記。當時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一個“聯絡員”，毛澤東想了解外面的情況，或者想對別人說些什麼話，就通過毛遠新來進行。毛遠新在1976年4月7日所做的筆記當時並不保密，因為“四人幫”願意把這樣的材料傳播開來，好讓人相信為“天安門事件”定性這樣的決定是毛澤東作出的。因此我也不特別困難地便得到了，並且把它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從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完全根據毛遠新一個人的匯報來對如此重大的問題表態，而且大多只是用“好”、“是”、“對”、“快”、“嗯”一個字，或者“是的”、“不是”、“登報”兩個字，以及“趕出去”之類三個字來表態，成句的話不多，在70分鐘的時間說話不到100字。另據我看到的張玉鳳寫的材料，在清明節前後毛澤東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毛澤東身邊的人對外面的情況也一無所知。

關於這一時期毛澤東身體的情況，在毛澤東身邊照顧他的張玉鳳寫道： 1975年8月後，主席身體越來越不好，情緒很煩躁，不願講話，也不見人，每天都吸氧，講話更聽不清了，吃飯飲水也十分困難，每天吃飯和服藥都由我一口一口地餵，原來每天還能吃一二兩飯，到1976年四五月間，每餐只能吃一兩勺了。而且常常因吞嚥不好，嗆著咳嗽不止，也就是這期間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長地說：“我是供展覽的偶像。”一次，主席患支氣管周圍炎，咳嗽很厲害，護士給主席試口表，結果主席咳嗽把溫度表吃掉半截，吞下了水銀，三天后主席把半截溫度表便出來了。 在1978年反對的就是把這樣的毛澤東的話奉為神明和對之實行“兩個凡是”。當時中央工作會議反對“兩個凡是”是堅決的、沒有顧慮的，但是對毛澤東其他的言行就沒有能堅決反對。比如在農村中實行包產到戶，就因為毛澤東多次明確地堅決反對，因而在三中全會決定下發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和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中，還寫了“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這樣的兩個“不許”。

在當時大家生怕損害毛澤東的形象，也不敢反對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的提法，只說到這樣的程度：究竟是翻來覆去地重複毛主席的話是高舉呢，還是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也有某些錯誤是高舉。在三中全會開過一段時間之後，才在比較寬的範圍內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衡量毛澤東的觀點是正確和不正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