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李兆麟，轉戰東北血沃中華

中共北滿省委主要領導人之一、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兆麟同志，生前曾以“'運思出奇，橫掃千軍'……奪回我河山”的豪言壯語，作為“振興中華”的座右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黨的領導下，李兆麟戎馬馳騁在遼、吉、黑，率領抗日將士歷盡艱險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配合我軍和蘇聯紅軍消滅日本關東軍，解放了全東北，終於奪回我河山。他無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奉獻給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的英雄業績將永遠為中華民族所讚揚，他的英名將永遠銘記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李兆麟，原名李超蘭，化名張壽籛，1910年11月2日出生於遼寧省遼陽縣小榮官屯一個農民家庭。李兆麟少年時入本村私塾讀書。

1922年畢業於遼陽縣高級小學，隨後又在榮官屯的私學館念了兩年書。 1926年因其父親去世，李兆麟輟學回家，邊務農邊自學。 李兆麟自幼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又擅長繪畫、書法和吹簫，頗受老師和家長的喜愛。輟學後仍經常手不離卷，刻苦自勉。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占東北、而腐敗無能的政府卻一再推行喪權辱國的外交政策的嚴酷現實，李兆麟感慨萬分，他曾在書箱上刻下了“運思出奇，橫掃千軍”8個大字，用以表達其收回祖國河山的雄心壯志；還畫了一幅《大禹治水圖》，寄託自己效忠於人民解放事業的崇高理想。這時，李兆麟已成婚。他的夫人李淑香對他從事革命活動曾給以很大支持。 1930年，李兆麟的姨父張一吼在中國大學讀書，回家探親時，李兆麟常到張一吼家詢問國家大事。他們彼此暢談國事，抒發情懷。李兆麟還如飢似渴地閱讀張一吼從北京寄來的進步書刊。這對李兆麟開闊知識視野、增長才幹有很大幫助。

1931年5月，張一吼在東北講武堂的同學翟樂全（甘肅人，東北陸軍北大營軍官訓練班畢業生，在東北陸軍暫編第一旅王以哲旅長手下當參謀，是我地下黨員），因患肺病到遼陽李兆麟家附近的二龍山雙龍寺（興隆寺）廟上養病。由張一吼介紹李兆麟結識了翟樂全。翟向李講述“五卅慘案”等震驚中外的大事，兩人常來常往，感情融洽，志同道合。在翟樂全的幫助下，李兆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決心要走革命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土淪喪，山河破碎，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處於危急之中。為了拯救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祖國和人民，李兆麟說服了母親，自己賣一車大豆作路費，毅然告別了家鄉父老。 1931年11月，李兆麟來到北平，化名李烈生。經張一吼介紹參加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反帝大同盟”，結識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擔任常委的我地下黨員馮基平（馮乃革）和擔任執委的夏尚誌等同志。李兆麟熱情洋溢地介紹了東北遼陽一帶的抗日武裝鬥爭形勢，迫切要求黨去領導這些鬆散的抗日武裝隊伍，表示自己重返家鄉抗日的決心，博得馮基平、夏尚誌等同志的讚許。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作掩護，李兆麟在北平私立華北大學交了學費，成為這所學校的註冊學生。年底“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派李兆麟和張俊波到遼西義勇軍第四路軍耿繼周部工作，李兆麟任文書處處長，張俊波任文書處主任。不久，李兆麟回遼陽從事抗日活動。

1932年初，李兆麟去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匯報工作，請求黨組織派人去遼陽組織抗日武裝力量。同年2月8日，根據中共北平市委和軍委的指示，由地下黨員馮基平帶領李兆麟、楊壽天到東北遼陽縣鏵子鄉小堡一帶組織建立抗日義勇軍。 3月，林郁青（李春發）奉胡喬木同志的指示也來到這裡。接著張一吼、孫志遠、夏尚志、王守賢、丁濟陽、魏名勝（關有為）、小周、田黎平、孫乙太、侯新等同志相繼來到小堡一帶。因為人、地兩熟，決定由李兆麟公開出面組織抗日隊伍，他騎著家裡的白馬聯絡了遼陽、奉天、本溪一帶的“長江隊”、“燕子隊”、“天地榮”、於志超和“平日隊”等山林隊。在“為了祖國、民族要打鬼子……”的口號下，這些山林隊紛紛表示願意聯合起來抗日救國。同年3月，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名義，在三家子陳楚英院內，由李兆麟主持，召開了約有50多人參加的各隊首腦會議，宣告正式成立東北義勇軍第二十四路軍，下設5個支隊，總司令蘇景陽，總人數達3500多人。定以小堡為中心，馳騁在東至歪頭山，南至鏵子溝，西至煙台（燈塔），北至陳相屯方圓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與日寇作戰。

東北義勇軍第二十四路軍成立不久，於3月底攻克鏵子溝礦警，活捉前日本關東軍工兵司令、8大礦礦長“久留島”。在韭菜台殲滅投靠日寇的土匪隊“洪盛團”300餘人。擊潰霸據東至唐家堡子、南至小旋、西至鏵子溝、北至柳河子方圓30裡、危害人民的地主武裝“南大會鄉團”千餘人。在這一節節勝利、軍民振奮、反日烈火燃遍遼沈大地的大好形勢下，蘇景陽受日寇的引誘投敵叛變，李兆麟機警地將其騎兵隊帶出堅持抗日。 1932年7月，義勇軍已發展到六七千人，李兆麟又聯絡了奉天的林子升和遼陽各地的山林隊及東北義勇軍第二十四路軍近萬人，於8月28日深夜攻打奉天，衝入南關和飛機場，敵偽公安隊、城內偽軍警和便衣隊紛起內應，破壞了航空處、兵工廠、電台，燒毀飛機庫並燒毀飛機7架。這一壯舉，重創了日寇，轟動了全中國。

1932年11月，由於日寇加緊“圍剿”義勇軍，從上海等地調集重兵實行“鐵壁合圍”，加之義勇軍內部良莠不齊，以及倖存的最後一支“燕子隊”首領沈寶林叛變，李兆麟被迫離開遼陽去奉天特委。 李兆麟和其他同志在遼陽縣小堡一帶組織義勇軍，積極從事抗日武裝鬥爭的同時，還建立了許多抗日鬥爭組織。如先後建立了“反帝大同盟”、“農民大同盟”、“窮人會”、“少年先鋒隊”、“婦女會”等組織，開展“抗租抗息”、“分糧吃大戶”、“高粱鬥爭”、“苞米鬥爭”、“罷鋤”和破壞敵偽鐵路、電訊設備等鬥爭。他還帶領叔兄弟等親屬印製以抗日救國為內容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軍閥、土豪劣紳”、“反對壓迫，反對剝削”、“工人要罷工，農民要罷耕”、“工農群眾團結起來，不當亡國奴”等傳單標語，組織兒童借各村“廟會”之機到雙龍寺、曹官寺、柳河子、三塊石、十里河、鏵子溝等地散發。影響波及周圍八九十里地的村莊。李兆麟還非常關心兒童、婦女工作，親自教唱抗日鬥爭歌曲。

1932年12月，李兆麟受奉天特委的指示，化名孫正宗，與孫乙泰（王子明）、侯新（侯維民、侯國棟）到本溪煤礦從事抗日活動。由於工作需要，在煤礦成立了“臨時工作委員會”，李兆麟任支部書記。不久建立了團支部，發展了楊堅白（楊玉典）、陳向古、徐倫言入團。他們以挖煤、扛木頭、推礦車等勞動為掩護，在工人群眾中宣傳抗日救國的思想。在三坑、五坑短短的幾個月裡，李兆麟親自經歷了舊中國礦工的悲慘生活，與礦工同甘共苦，開展對日鬥爭。遇上了工人弟兄頭疼腦熱，他犧牲自己下工後的時間去照顧，有時用自己的錢接濟困難工人的生活，把工人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由於李兆麟積極的工作，礦工“抗日救國會”的組織發展到300多人。

1933年2月，根據中共奉天特委的指示，礦“臨時工作委員會”改名為中共本溪特支，李兆麟任支部書記。不久，他由於沉重的勞動，緊張的工作，以及惡劣的生活環境，肺病越發嚴重，被組織調回奉天養病，住在一位同志的家裡。組織上還派人把他家遷往奉天皇姑屯，後搬到小南關。從此，這個新居和原住址遼陽小榮官屯，便成為我黨秘密從事革命活動和轉送骨幹力量的重要聯絡紐帶。同年3月初，黨組織派他去奉天造兵所。中旬，經韓錦華（韓學仁）介紹來到奉天造兵所當工人。以龐志勇家為據點，李兆麟常給韓錦華、葉智民、白金凱、龐志勇、龐志猛、王兆利、王紀寬等人講抗日救國的光明前途和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史實。還常到南關東北大學、東山咀子講武堂等地活動。又通過張學良部下、警務處處長黃顯聲的關係到靖安軍中從事抗日活動。 5月初，任中共奉天特委軍事委員會幹事，又擔任團奉天特委下屬的青年士兵委員會負責人。李兆麟經常冒險深入肇新窯業、造兵所和靖安軍積極從事黨的地下活動，秘密散發抗日傳單。

1933年6月22日，李兆麟通過有愛國心的崔軍醫，以“看病”為掩護來到了靖安軍兵營，正在同偽軍幾個決心起義的官兵商議起義行動計劃時，由於叛徒告密，中共奉天特委被破壞，李兆麟家也被查封，母親和妹妹被捉走，幸虧鄰居一位大娘慌忙跑來報信，李兆麟才免遭被捕。之後，李兆麟潛回遼陽二台子姑表弟喬保珍家籌集路費，從十里河上火車，路經奉天前去中共滿洲省委所在地哈爾濱。 李兆麟到哈爾濱化名張玉華。兩天后，在道外天泰客棧與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馮仲云同志接上了關係，被分配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負責人。他曾先後到北滿的海倫、巴彥等地巡視工作，宣傳抗日救國政策，幫助當地建立抗日組織。 1933年秋，李兆麟到珠河巡視工作時見到了趙尚志同志，並在珠河縣三股流正式成立珠河反日游擊隊，趙尚誌任隊長。不久李兆麟回哈爾濱任幹訓班負責人兼任教員，經常在省委交通員張宗偉家里和馬家溝公園上課，把打敗日寇、建立新中國的宏願化作春風細雨，澆灌、滋潤著訓練班裡的每一個學員。南滿游擊隊的張瑞麟（張秉文）曾在李兆麟辦的訓練班學習過，由於李兆麟的耐心教育，他的政治思想覺悟提高很快。

1934年初，中共滿洲省委遭到部分破壞，李耀奎書記不幸被捕。李兆麟遂到珠河趙尚志領導的游擊隊，化名張壽箋任副隊長，6月改編為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趙尚誌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員。支隊下設3個總隊，有450多人，分別由趙尚志、李兆麟、韓光率領活動在賓縣、珠河縣鐵道南和鐵道北一帶，痛擊日寇。 1934年秋，趙尚志、李兆麟率哈東支隊300多人，攻克五常堡，殲滅500多日偽軍，繳獲大批槍支彈藥和軍需物品。這一仗是哈東支隊誕生以來取得的最大勝利，它大大地鼓舞了東北人民的抗日鬥志，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到1935年初，開闢了賓縣、珠河、延壽、方正、五常、雙城等縣新的抗日游擊區，鞏固了珠河縣三股流一帶的游擊區，打擊了由於“黃炮”、“鐵軍”等山林隊叛變出現的叛逃逆流，使義勇軍、山林隊更加靠近黨所領導的哈東支隊。珠河反日武裝鬥爭形勢已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1935年1月28日，以哈東支隊為基礎，吸收地方青年義勇軍成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李兆麟任二團政治部主任，團長是王惠同，活動在珠河鐵路南和五常、雙城一帶，2月在孟家店打死偽軍團參謀長，擊退日偽軍向帽兒山進犯的“討伐隊”。 4月又聯合道北義勇軍二三百人進攻老三區，佔領敵人重要據點小黃燒鍋，又進攻大亮子河，將敵人剛修建的軍用農場完全燒光，打得日寇驚恐不安。 1935年9月，日偽集中千餘人的“討伐隊”，瘋狂地對我珠河游擊區進行“掃蕩”。敵人所到之處一片煙雲火海，游擊區被破壞了不少。三軍司令部和二、三團主力部隊，奉命向湯原一帶遠征。這時李兆麟已從二團調到一團，與劉海濤團長率一團200餘人到依蘭、勃利一帶活動。在方正縣大羅勒密地區三家子屯與李延祿同志領導的四軍會師。 9月16日，聯合四軍攻克南雕翎鎮，偽保安隊100多人反正。又趁林口日偽軍來援未至、鎮內空虛之機，以一天120裡的急行軍奇襲林口，鞏固和擴大了湯原抗日根據地。不久，李兆麟任三軍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調到六軍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月28日，在湯原境內召開了北滿抗日部隊和軍政領導人聯席擴大會議，李兆麟被選為擴大會議的執行主席。 2月10日，中共中央為建立全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作了決議（草案），決定將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為抗日聯軍。根據這一決議，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趙尚志同志為司令，不久，根據《統一軍隊建制宣言》，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六軍改編成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為鞏固湯原根據地，以李兆麟為臨時總指揮，率隊除掉了為日寇效勞的“於四炮”森林警察隊，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當時大部隊隨六軍軍長夏雲傑去打鶴崗。駐地僅有二三十人的警戒人員。經戴洪濱同志提議，讓窪區區委書記李鳳林同志把游擊連和青年義勇軍帶來，集結了150餘人。由李兆麟、戴洪濱率領，從浩良河東面上山出發，冒著零下三十多攝氏度的嚴寒，沿著湯旺河走了一天。當走到岔巴氣地方，夜幕降臨，趁黑夜活捉了木製崗樓裡的兩個偽警察。從中了解東岸有40多偽警察都住在大院套裡，東院住有中隊長黃毛、丁山、張保安，僅有一個崗哨。經過教育，這兩個偽警察願意為我軍帶路，六軍四團團長戴洪濱、區委書記李鳳林、連長劉世傑、窪區青年義勇軍排長王鈞等人押著這兩個警察分別率部隊摸到了北岸的警察大院，巧妙地解決了偽崗哨。李鳳林機警地帶著30多人衝到西院封住門窗，與此同時李兆麟、戴洪濱帶著20多人闖入東院，敵黃毛等人見勢不好，放下大煙槍（吸鴉片的工具），隨手去取掛在牆上的匣槍，當即被李兆麟“砰”的一槍，把煙燈打掉在地，並用槍指著他們說：“不許動！你們的槍要拿出來打日本。” 這時窗外抗聯戰士的槍都從窗戶伸了進來，同志們跳上炕取下來敵人的匣槍。幾個曾威風一時的森林警察大隊的中隊長黃毛、丁山、張保安乖乖地當了俘虜。此時，西院的敵人也被順利地解決了。李兆麟決定留少部分兵力守住岔巴氣，封死山口，切斷敵人的聯繫，餘者直向南岔挺進。李兆麟讓先頭部隊換上敵人的服裝，乘著幾張爬犁（雪橇），押著黃毛、丁山、張保安向南岔進發。途中迎面來了一張爬犁，走近才認出是戴洪濱家鄉陳永山的兒子陳貴（是五炮宋喜彬派出來的哨兵），他告訴我軍說五炮已帶6個人出來巡視，很快就到。李兆麟決定叫黃毛、丁山坐在最前邊的一張爬犁上，繼續向前趕路。不大功夫，迎面來了一張爬犁，在距200米的地方停住了。對方高喊：“是什麼人？”李兆麟用手槍頂著黃毛的背後，指令他回答說：“是自己人，你是老五嗎？”五炮宋喜彬又問：“後邊那麼多的爬犁是乾什麼的？”黃毛忙答：“是山下送糧的。”瞬間李兆麟等乘坐的馬爬犁有如離弦的箭一樣奔向五炮。五炮還沒有清醒過來就做了俘虜。經過我軍教育，宋喜彬同意帶路去繳南岔。到南岔，我軍順利地繳了南岔營地警察的械。在此地部隊稍加休整，於次日3時，用最快的速度直搗距這裡有500里路程的老錢櫃。 這是在數九寒天裡的一段艱苦的進軍路程。戰士們手腳凍麻了，就跳下爬犁跑一陣；餓了就啃幾口凍餅子。由於宋喜彬（後參加我軍，1938年9月在南岔一帶被日寇包圍，英勇戰鬥，壯烈犧牲）在前面起到了掩護作用，李兆麟同志指揮部隊順利地拿下老錢櫃，森林警察一個個舉手投降。後續部隊到達後，迅即直搗老錢櫃後邊十幾里路的日寇指揮部，消滅了森山大尉等7名日寇指導官。我抗聯將士兩天兩夜，行程800裡，徹底拔掉了在伊春溝裡猖獗一時的森林警察大隊這個釘子，勝利地結束了這場戰鬥。除於四炮（大隊長）外出沒有抓到，其餘全被生俘，共繳獲100多支槍、30多萬發子彈，100多磅大煙土和幾萬斤米麵。燒了敵人的大本營，遣散了伐木工人，從此抗聯六軍威名大震，湯原一帶的抗日形勢出現了新局面，成為我抗聯三、六軍的根據地。 為了鬥爭的需要，從抗聯三、六軍抽出一部分力量組成留守處，建立了許多密營，設立小型兵工廠、被服廠、倉庫、醫院。同時還設立了軍政幹部學校，趙尚志兼任校長，教育長是李兆麟。在3個地點辦了3期學爬山、渡河、射擊的訓練班。除學習訓練軍事科目外，還學習馬列主義政治課。三、六軍師、團以上乾部和地方主要領導人，都得到了輪訓，為北滿抗聯各軍培養了許多幹部。 1936年9月18日，在湯原帽兒山北坡召開了珠河、湯原中心縣委及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李兆麟被選為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委員。同年冬，日本帝國主義為加緊對下江地區人民的反動統治，妄圖撲滅正在興起的人民抗日鬥爭的烈火，集中了大量偽軍，抓了數百名民工，在鐵力縣境內的神樹建造了一座大兵營。六軍聞訊後，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深夜，李兆麟率六軍200多名戰士奇襲和破壞了這個兵營，打死日寇指揮官，消滅了這股偽軍。 1937年，根據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決定，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改為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包括三、四、六、九、十一軍，趙尚志仍為總司令，李兆麟任總政治部主任兼六軍政治委員。 “七七”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狂妄地制訂了3年內消滅我抗日聯軍的“肅正計劃”，在司令長官山田乙三大將率領下，調集了日寇31個步兵師團（相當於軍）、10個步兵旅（相當於師），還有偽軍15個步兵師、15個騎兵旅等幾十萬人的兵力，又憑藉兩個航空軍和兩個裝甲旅團的支援，以及漢奸特務警察來對我抗日聯軍和根據地人民實行瘋狂的“圍剿”及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我抗日聯軍損失嚴重，根據地黨組織也受到極大的破壞，人民遭到殘酷的屠殺。為保存實力，中共北滿省委決定三江地區的抗聯主力部隊到小興安嶺西麓開闢新的根據地。李兆麟積極認真貫徹這一正確的西征決定。 7月，抗聯六軍派出了西征先遣部隊，六軍軍長戴洪濱率領二師、三師、四師和軍部王鈞為首的保安團開始進行西征。李兆麟率六軍司令部和一師、五師及地方部隊仍在下江地區堅持鬥爭，迷惑敵人，掩護部隊西征。為了安定軍心，他耐心幫助十一軍軍長祁致中和他領導的隊伍，堅定地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六軍西征先遣部隊因與敵人力量相差懸殊，在海倫活動一個月後返回三江平原。 1938年初，李兆麟帶領六軍騎兵二師和梧桐金礦譁變出來的隊伍，解決了東西梧桐河、東西杜魯河、東西火燒營和老溝等7處敵人金礦區的重要據點，繳獲許多戰利品。在行軍作戰中他和戰士們同甘共苦，替體弱戰士背大槍、挎背包，休息時給大家講故事、上文化政治課和教唱歌。 在敵人追圍十分緊張、到處都有險情的情況下，一天，李兆麟對警衛員王琨嚴肅認真地說：“小王，我若是犧牲了，你千萬要記住，不要讓敵人得去我身邊的皮包，你要把它送到北滿省委去，因為皮包裡有許多重要的黨內文件。”為保護1938年4月在依蘭縣四塊石西北青山里召開的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第七次常委會議全體同志的安全，李兆麟率一部分隊伍把敵人引向自己的方面來，邊打邊退，最後甩掉了敵人。之後又在率六軍教導隊向蘿北、綏濱地區轉移途中，在格金河打退了三四百名追擊的敵人。 這期間，日本關東軍又集中10萬多兵力掃蕩三江平原。抗聯部隊傷亡很大，曾先後有3名軍長（趙尚志、戴洪濱、祁致中）過境而被蘇軍押審；有兩名軍長（謝文東、李華堂）投敵。北滿抗聯軍以上乾部只剩李兆麟一人。在遭受如此嚴重挫折的情況下，李兆麟獨撐危局，擔負起各軍的指揮責任。他日夜奔波於松花江兩岸，鞏固了抗日聯軍的各部隊並先後組織了3批部隊西征，為保持抗聯實力、創造新的根據地和游擊區，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三江地區抗聯主力於1938年7至8月間由馮志剛、陳雷、王鈞、王明貴、金策等同志分別率領抗聯隊伍開始陸續西征時，為保證部隊順利西征，李兆麟率六軍司令部仍在三江活動。他曾率領抗聯戰士在富錦境內，為四軍留守處、十一軍一師師長李景蔭領導的300多名同志解了圍。 1938年11月，黨決定李兆麟率六軍軍部教導隊和十一軍李景蔭部最後一批由富錦出發西征，當時不少戰士冬服還沒有穿上，李兆麟派部隊襲擊鶴崗市郊區的日本倉庫，用繳回來的棉布、棉花帶領同志們趕製棉衣100多套。山區鄉親們又送來不少套棉裝，看到戰士仍有沒換上冬裝的，不少鄉親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脫下給子弟兵穿上。抗聯戰士感動得直流淚，更堅定了西征抗日救國的決心。西征途中，在百里不見人煙的林海雪原裡，沒過多久，戰士們身上帶的糧食就吃光了。李兆麟鼓勵大家說：“同志們，為了抗日，我們必須保住生命。”他和大家一起吃乾蘑菇、皮帶和發霉的爛馬皮。飢餓、嚴寒及長途跋涉，戰士們都疲憊不堪，不少戰士還沒有到達西征的目的地，就長眠在皚皚白雪的林海裡。有一位小戰士小陳同志，平時好說好笑，這天在齊腰深的大雪裡走著走著就一聲不響地屹立在風雪中死去。每每出現這些不幸的情景，李兆麟都含著淚水小心翼翼地用雪掩埋好這些戰友的遺體，悲痛地在風雪中繼續率部前進。一天，零下40多攝氏度，在森林裡露營。一個戰士由於凍得神經錯亂，一頭撲到火堆裡，當同志們把他拉出來時，這位戰士已經犧牲了。以後每到露營時，李兆麟總是提醒大家不要離火堆太近。當大家入睡後，李兆麟不顧自己疲勞，在篝火旁一邊同其他領導同志研究第二天的行動計劃，一邊往火堆裡加柴。有時怕凍壞已經入睡的戰士的身體，還把熟睡的戰士叫醒起來活動活動再睡。在征途遇到困難的時候，他經常鼓勵大家說：“我們的西征就快要到達目的地了，大家要堅持鬥爭，度過這黎明前的黑暗！”英雄的抗聯戰士在李兆麟率領下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衝破敵人重重包圍，戰勝飢餓和嚴寒，翻越崇山峻嶺，踏平林海雪原，終於在1938年12月底到達小興安嶺西麓海倫境內的六軍三師後方白馬石，與王明貴等同志率領的西征先頭部隊勝利會師。在硝煙瀰漫的抗戰烽火中，在西征的艱苦歲月裡，李兆麟親身經歷了抗聯戰士在春、夏、秋、冬四季變換中的艱苦作戰生涯，於戎馬倥傯中編寫了一首用古曲《落花》調填詞的《露營之歌》。這首歌，表達了全體抗聯戰士無論是在“暴雨狂風”的惡劣天氣裡，還是“足潰汗滴氣喘難”的艱苦行軍中；無論是處在“敵壘頻驚馬不前”的重重包圍下，還是“冷氣侵入夜難眠”的雪地露營時，都動搖不了誓同日寇血戰到底“奪回我河山”的鋼鐵意志。 “鐵嶺絕岩，林木叢生，暴雨狂風，荒原水畔戰馬鳴。圍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同志們！銳志哪怕松江晚浪生。起來喲！果敢衝峰。逐日寇，復東北，天破曉，光華萬丈湧。……” 戰士們高唱著《露營之歌》，馳騁在抗日烽火的歲月中，拼搏在抗日救亡的疆場上。這首歌在當年成為激勵抗聯勇士報國雪恥、英勇殺敵的有力的精神支柱。 1939年4月，李兆麟被選為中共北滿省委常委兼任組織部長。 5月，根據北滿省委的決定，將三、六、九、十一軍合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李兆麟任總指揮，馮仲雲任政委。三路軍成立不久，李兆麟又編寫了一首《三路軍成立紀念歌》： 三路軍全體將士高唱著三路軍成立的戰歌，在李兆麟指揮下馳騁在龍江北和龍江南一帶，依靠山區，對日寇開展平原游擊戰爭。歷經40幾次大、小戰鬥，先後襲擊和攻克通北縣警察署、紫霞宮警察分署和飛機場、老龍門車站、三合屯，李桂芳屯、曹乃修屯、火紅雞警察分署、北興鎮、訥河縣城等地，衝破了日寇所謂“黑（河）、北（安）、龍（江）3省會攻計劃”。日寇大吹大擂的“五大連池會師”的預謀遭到了可恥的破產。繳獲敵人各種輕重武器500多件，殲滅和俘虜敵人750多人，牽制了大量的日偽兵力，在訥河、克山、依安、拜泉等縣建立起抗日救國會和黨團組織，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鬥爭。 1940年春，三路軍縮編為三、六、九、十一等4個支隊，繼續在北部堅持抗日游擊戰爭。這是抗聯戰士最艱苦的時期，李兆麟利用一切機會對抗聯戰士作政治思想工作。同年5月1日，李兆麟在通北山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說：“今天正是敵人瘋狂不顧一切地向我們進攻、襲擊我們的時候，但這是敵人的最後掙扎，是俗語說的'天剛要放亮，小鬼齜牙'的時候，革命越接近勝利，敵人就越要拼命掙扎，我們要更加艱苦奮鬥，勝利已經不遠了！”李兆麟堅信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他的堅定的革命意志和無畏的革命精神，感染著每一個抗聯戰士。 1940年7月，辰清偽森林警察大隊長董連科率警察給日寇引路，偷偷地闖進我朝陽山的指揮部。當時僅有教導隊40餘名戰士，打退敵人一天數次的衝鋒。在多於我十幾倍的日偽軍圍攻下，三支隊政委趙敬夫率部突圍護送李兆麟等7名同志，在返回的路上不幸犧牲；其餘同志包括北滿省委委員張蘭生，總指揮部機要秘書兼電台台長崔清林也在砸壞電台後壯烈犧牲。在這次戰鬥中，打死偽森林警察大隊長董連科等許多日偽軍，但我方損失也不小。 1940年秋，由王鈞、王明貴率三支隊去平原開展游擊活動，後方只留下李兆麟和年老體弱的戰士及女同志照顧十幾名傷病員。一場暴雨使河水猛漲，低窪地變成一片汪洋。李兆麟等二十幾名同志被困在南北河的東部森林里達50多天。身上乾糧吃光後，殺掉戰馬，連馬皮都吃光了，河水仍沒退，就揀些野菜、樹葉和“大耳朵毛”充飢。男同志餓倒了，女同志堅持爬出去找榛子、蘑菇等食物，誰也不肯往嘴裡放，都是帶著它爬回來，雙手捧著它交給總指揮。李兆麟每次分這些食物時，總是先分給傷病員，然後給年老體弱的戰士和女同志，輪到他自己，已經是一點點了。同志們不忍心，就把自己分到的送給他些，但李兆麟堅持不要，說：“你們到外邊活動應當多吃點，我在駐地活動少，應當少吃，只要不餓死就行了。”當他自己餓得實在不行了，還忍受著飢餓的痛苦樂觀地給大家講古代伯夷、叔齊兄弟兩人，寧願餓死在首陽山，也不食週粟的故事，鼓勵大家克服困難。由於深秋天氣漸漸涼了，一些“野物”也找不到了，同志們情緒低落。這時李兆麟鼓勵大家說：“我們寧肯餓死，也要忠於祖國，絕不能動搖抗日到底的信念。”還詼諧地說“：同志們！等到打跑了鬼子，我請你們吃餃子，咱們一塊到哈爾濱去看京戲。你看怎樣？”逗得大家都笑了。他又說：“同志們別喪氣，我們就是餓死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們就是餓死也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我相信，我們的後代不會忘記我們今天的挨餓，是為了他們明天過得更幸福。”聽了這一席話，同志們含著激動的淚水，點著頭，表示贊同。就在這20多個同志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刻，一個姓藍的交通員由中蘇邊界給李兆麟帶來重要文件，又帶來些炒麵和糧食。李兆麟怕同志們一下子吃得過飽會斷腸喪命，就親自監督大家先是喝稀的，然後才慢慢增加進食量。就這樣，保住了20多名同志的性命，度過了50多個艱苦卓絕的日日夜夜。 1941年初，在伯力召開東南滿、吉東、北滿3個省委代表會議，決定統一東北黨的組織領導，由周保中、×××、張壽箋（即兆麟將軍）組成東北黨的臨時領導機構，即：“三人團”，領導東北抗聯武裝鬥爭。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之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加緊增兵東北，兵力達76萬，妄圖消滅東北抗日聯軍，配合德國法西斯牽制蘇軍兵力，瘋狂地“圍剿”抗聯部隊，殘酷地鎮壓游擊區人民。東北人民的反日鬥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為了保存實力，黨組織決定向蘇聯境內作戰略性轉移。李兆麟於1941年11月率部隊到蘇聯境內，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即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長、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長。 1942年8月，成立中共東北黨委會時，李兆麟任常委。從此，進入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和緊張的政治學習。有時還不斷派出小分隊潛回祖國內地，痛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通過這次訓練和學習，部隊軍事素質和政治覺悟有很大提高，為抗日聯軍迎接抗日勝利，配合八路軍、新四軍和蘇聯紅軍解放東北奠定了基礎。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9日，毛澤東同誌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動員令。 8月11日，朱德總司令發布進軍東北反攻日寇的命令：原東北軍呂正操、張學思、萬毅等部分別向察哈爾、熱河、遼寧進發；冀熱遼李運昌部向遼寧、吉林進發。於30日攻克山海關，隨即經錦州、瀋陽開抵遼陽、鞍山、本溪等地。東北抗日聯軍在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等領導下，向黑龍江、吉林進發。 3路大軍配合蘇聯紅軍縱橫拼殺，“橫掃千軍”，擊敗日本關東軍，解放了淪陷14年的東北，終於“奪回我河山”，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1945年“九三”勝利後，黨中央派大批幹部進入東北，9月15日建立了以彭真同志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從此中共東北黨委會在東北局領導下，開始了為“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鬥爭的新時期。 東北光復後，李兆麟受黨的派遣到濱江省政府任副主席，住著十分簡陋的舊房間，連張床都沒有。警衛員李桂林要去搞一張床，李兆麟拍著李桂林的肩膀說：“老百姓還沒有翻身，咱們要艱苦奮鬥啊！來，想想辦法看。”李兆麟和警衛員李桂林把兩個舊木箱子一併，上邊放一個草墊子說：“這不是挺好嘛，打游擊的時候，我們哪裡睡過這麼好的床啊！”同志們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十分陳舊，想搞套新的，也被李兆麟拒絕了。 1945年11月中旬，以陳云同志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北滿分局成立，李兆麟任委員，在陳云同志領導下開展戰後恢復生產和對敵鬥爭等活動。 11月22日，蘇軍駐哈爾濱司令部為履行“中蘇友好協定”（因當時蘇聯同國民黨政府有外交關係），讓我黨退出哈爾濱。蘇方要求我黨政機關和5000人保安隊撤出哈爾濱開展農村工作，留一部分同志在城內從事地下工作。國民黨於12月下旬接收了哈爾濱和濱江省政府（後改松江省政府）後，李兆麟即辭去了濱江省副主席職務，以公開的共產黨員的身份出任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會長。他非常關心青年人的成長，成為哈爾濱一些青年人的知心朋友。在哈爾濱軍醫大學畢業典禮時，他曾贈書信一封，信中寫道：“同學們，你們現在已毅然踏上了進步的途徑……探求真理的大道。……我們決不能以此微微的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我們要加倍警惕……在斗爭中來鞏固既成的和平，……取得真正民主和實現我們遠大的理想。”李兆麟在中蘇友好協會工作期間，正是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後的停戰階段。由於特殊環境下的工作，經常與國民黨的上層人物打交道。他時時無情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平、撕毀停戰協議的陰謀，敵人對他又怕又恨。為了謀害他，在中蘇友協門前曾發生過國民黨特務錯殺李兆麟的“李鈞事件”。為了李兆麟的安全，同志們經常告誡他要提高警惕，李兆麟卻把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堅強地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 1946年3月8日，哈爾濱市第一次慶祝“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在馬迭爾飯店召開了慶祝大會。李兆麟為大會題了詞：“女同胞們！團結起來為自己的解放而奮鬥！”國民黨的“省長”關吉玉和“市長”楊綽庵在會上分別講了與大會無關的“三綱五常”和譏諷東北人民當了14年亡國奴的陳詞濫調；李兆麟則代表中共哈爾濱市委熱烈祝賀哈爾濱婦女這樣大規模地慶祝自己的節日。他從東北淪陷時期祖國人民的悲慘遭遇，講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抗戰的艱苦奮鬥，才贏得今天的勝利。他以大量事實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為建立新中國而鬥爭，並振臂領呼口號，博得與會人的熱烈掌聲。國民黨特務更加仇恨，狗急跳牆，加緊策劃謀害李兆麟。當天晚上，李兆麟又參加了蘇軍慶祝“三八”節日活動，回到家裡已經很晚。李兆麟有點感冒，他的愛人金伯文同志（中國民航總局離休老幹部）給他吃好藥後就讓他躺下。不一會兒馮仲云同志來了，坐在床邊對李兆麟說“：常有你的黑信，說要殺你！你要當心！”李兆麟若無其事地說：“殺我幹什麼？我值幾文錢，抗戰這麼多年，日本鬼子的槍子兒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個眼兒，也沒碰到我的肉……” 3月9日早上，李兆麟對金伯文說，今天跟國民黨市長有個約會，請把衣服熨一下。李兆麟抱起振英（卓婭），手拉著振環（阿立克）等著熨衣服。 9點多鐘穿上熨好了的衣服離開了家。下午4時，敵人來信詭稱某要員“有重要事情請李兆麟去水道街九號商談”。當汽車開到離中蘇友好協會不遠的地方，車突然壞了，李兆麟讓警衛員幫助司機李桂材修車，自己步行到了中蘇友協，跟秘書於凱同志說他去水道街九號（此處與中蘇友協相隔百米左右），說完就獨自去了水道街九號。一進門，就被國民黨哈爾濱“市長”楊綽庵的女祕書孫格齡把李兆麟穿著的藏有手槍的大衣脫掉，鎖在衣櫃裡，然後領進似會議室的大房間。李兆麟被騙喝下敵人下有氰化鉀的茶水，當即昏倒在地，一群潛伏的劊子手躥出，趁李兆麟昏迷中將他殺害，周身要害處連刺了幾刀。在黎明即將到來的時候，李兆麟用自己的鮮血換來了億萬人民的覺醒，充分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 國民黨反動派特務殺害了李兆麟後，還無恥地開動宣傳機器編造不少流言蜚語，妄圖詆毀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光輝形象。但日出雲散，天網恢恢，隨著全國的解放，殺害李兆麟的兇手終於相繼被捕法辦。 李兆麟將軍被害，噩耗傳來，廣大群眾悲痛萬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暴行義憤填膺，群情激憤。哈爾濱市舉行了十幾萬人的盛大遊行示威。中共中央機關報和東北局機關報發表了社論和報導，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陰謀，抗議國民黨特務殺害共產黨員的恐怖政策，並召開了3天3夜追悼大會。金伯文同志帶著不滿3歲的振環和不滿周歲的振英為李兆麟將軍守靈。在送葬那天，有十幾萬人為之送行。馮仲雲等領導同志和抗聯老戰士懷著悲痛的心情，重溫李兆麟生前編寫的《露營之歌》。把他安葬在哈爾濱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園裡，命名為兆麟公園，以示紀念。並為他樹起一個高大的紀念碑，上面刻有“民族英雄李兆麟將軍之墓”，他的親密戰友馮仲云同志為他撰寫了碑文。 1963年，週總理曾陪同朝鮮貴賓崔庸健委員長向李兆麟之墓獻了花圈。 李兆麟將軍不朽的英雄業績，將永遠激勵炎黃子孫，為振興中華、捍衛祖國疆土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