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二、一審谷壽夫
對“南京大屠殺”另一名主犯谷壽夫的審判是在南京進行的。
1947年2月6日是谷壽夫案件公開審判的日子。這天，南京勵誌社禮堂門前戒備森嚴，道路兩旁站著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的憲兵。禮堂大門的樓坎上，高掛著“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巨大橫幅。從禮堂里拉出來有線廣播的大喇叭，吸引了成千上萬前來旁聽的群眾，許多人席地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激動、興奮地議論著，等待著即將到來的歷史性時刻。
審判大廳裡坐滿了黑壓壓的人群，下午2時，法官們出庭坐定。台中端坐著審判長石美瑜，他臉色威嚴，氣度非凡。他的右邊坐著審判官宋書同，谷壽夫一案的承方法官葉在增坐在石美瑜左邊，英俊的臉孔透著嚴厲，清秀的眉宇凝著冷氣。法官李元慶、葛召棠則分坐在兩頭。
開庭以後，審判長石美瑜大聲傳喚：“帶被告！”
隨著威嚴的喊聲，谷壽夫被憲兵押著穿過人群讓開的通道，走進了法庭。大廳裡所有的人都把眼光投射過去。
只見谷壽夫身穿黃軍服，外著灰呢大衣，手提黃皮包走了進來。他身材矮胖，體格結實，嘴上蓄著八字鬍子，臉色陰沉地來到了法官面前。谷壽夫走上被告席以後，直挺挺地立著，接著朝審判台上的法官們恭敬地鞠了一躬，隨之低下頭去，裝作若有所思的樣子。
石美瑜對被告進行例行問話以後，宣布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檢察官陳光虞神情嚴肅地站了起來，以悲憤的語調大聲宣讀起訴書。這是南京人民充滿血淚的控訴，這是中華民族義正詞嚴的聲討。起訴書以確鑿的事實，詳細陳述了谷壽夫率領侵華日軍於1937年12月13日至21日，大肆屠殺南京人民的種種罪行。讀畢，由日文通譯又念了一遍給谷壽夫聽。旁聽席上，靜得沒有一絲聲響，只有記者們不時按動快門，弧光閃閃，耀人眼目。
宣讀完畢，審判長大聲訊問被告：“谷壽夫，你對起訴書中所列罪狀是否認罪？”
谷壽夫沉著地說：“無罪！”說著馬上從皮包裡拿出早在拘留所裡就準備好了的辯護詞，滔滔地講了起來。他說自己儘管歷任軍界職務，但從未參與國策之研究和決定，本人一向認為中日乃兄弟之邦，力主中日親善。最後，他竟矢口否認說：“本人兩次率兵來華，均係奉天皇之命向中國作戰，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此乃常識中事。至於說我率領部下屠殺南京人民，則是絕對沒有的事。”
聽眾席上一片嘩然，不時響起憤怒的斥罵聲。法官們極力控制自己的情緒繼續審問，然而狡猾的谷壽夫一再抵賴，他甚至給自己塗脂抹粉說：“我的部隊乃日軍精銳，軍紀極嚴，部屬皆是有文化教養的軍人，我可以保證他們不會有燒、殺、淫、掠之事。”
聽到劊子手一再地狡猾抵賴，旁聽席上響起一片叫罵聲。那些大屠殺中的倖存者，那些死難者的家屬，一個個憤怒至極，恨不得立刻撲上去，將這個狡猾、頑固的惡魔撕成碎片。法庭裡氣氛相當緊張，憤怒的叫罵聲使外面的擴音器響成一片轟鳴。審判長趕緊搖鈴示意聽眾安靜，然而憤怒的狂濤久久才平息下來。
審判長隨之拍案厲聲道：“傳證人！”
聽著戰犯一再地狡辯抵賴，早就想衝上前去的證人一個個氣得咬牙切齒，旁聽席上站起了黑壓壓一片人，他們都爭著要上前去，當著法官的面，哭訴心裡的悲憤和痛苦。石美瑜用手捺了捺，示意大家先坐下，一個一個來。
最先控訴日軍暴行的是家住江東門的劉世海，劉世海說：“日軍攻打南京的時候，我是國軍第五軍士兵，部隊在雨花台被打散以後，我跑到下關想過江又找不到船，我們50來個弟兄只好又來到江東門，計劃抄近路去蕪湖。我們一路走一路看，見路上到處都是屍體，有一根電線桿上倒掛著七八個死人，都用鐵絲穿著連在一起，有男有女，還有孩子。
“到了江東門，我們被一隊日軍攔住，於是我們連忙把白旗舉起來，大聲說我們不打了。但是日本兵不問青紅皂白，把我們趕到模範監獄旁邊的菜地裡，要我們排成隊。周圍有五六十個日本士兵，十幾個人提著軍刀，其餘都端著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聲吶喊從四周衝上來，對著我們亂砍亂殺，我頸上被砍了一刀，便倒在血泊中什麼也不知道了。
“等我活過來時，天已經黑了。乘天黑，我掀掉壓在身上的屍體，用手摀著刀口，走了半里多路，來到一個防空洞，才算撿了一條命。大家說，日本鬼子惡不惡？我們弟兄50多個，全死在他們刀下了，如今我脖子上還有好長的刀疤。”
說完劉世海原地轉了一圈，手指著後頸上長長的刀疤讓所有人看。
從死屍堆中僥倖活下來的唐廣普，特地從江北趕來作證。
當年他作為教導總隊二團三營的勤務兵，混雜在被日軍機槍掃射後用汽油焚燒的屍體堆中，他用親身經歷，講述了我軍民57000餘人被日軍屠殺的悲慘遭遇。一家被日軍殘殺五人的周鳳英走上了證人席，她早就哭得以淚洗面，日軍進城第三天，她家叔公週必富、夫兄永春、永壽、永財、永林五個男人統統被日軍機槍掃死。那一天，正是三哥永財30歲生日。周鳳英沒講完，就哭得聲淚俱下說不出話來，只好由兩人攙扶著回到座位。一位叫陳二姑娘的苗條女子終於盼到了洗刷恥辱的日子，她掩著面哭，掩著面講，哭訴了日軍侮辱她的罪行。
被稱為南京烈女的李秀英走上了證人席，她的大嗓門蓋過了許多人的抽泣。她講述了自己因抗拒日軍侮辱被剎殺37刀的經過，接著憤怒地走到谷壽夫近前：“你這個狗日的日本佬，聽說是你帶兵殺進南京的，我問你，我身上挨37刀的賬如何算？我那沒出世的小孩的仇如何報？你說！你不說我一巴掌打死你！”李秀英說著亮起巴掌就要打過去，憲兵急忙把她攔住，連拉帶勸勸回了證人席。
李秀英的舉動像一根導火索，點燃了人們心頭的怒火，旁聽席上觀眾紛紛站起來怒吼著。
“揍死他！揍死谷壽夫！”
“揍死這個殺人魔王！”
“為死難的同胞報仇！報仇！！報仇！！！”
……
整個法庭喊成一片，喊聲震得人心中噴火。審判長石美瑜好不容易搖鈴止住了憤怒的群情。倖存者、目擊者、知情者一個個走上法庭，許多人展示了自己身上留下的慘痛傷痕，或者親人留下的血淚遺物，一個個聲淚俱下，泣不成聲。
80餘名證人講述之後，證人席上，竟被淚水濕了好大一片地方！
被告席上的谷壽夫驚呆了，陰沉、老練的臉上，也露出隱隱的驚慌和不安。令他吃驚的是，當年部屬們處理俘虜，徵用生肉時，都報告說沒有留下活口，他相信歷史永遠不會翻開那殘忍的一頁。可如今，時間過去還不到10年，那些死裡逃生的“活口”，居然一個個都站到了審判他的證人席上。這種有血有肉的實證，是誰也難以推翻的，但他依然說了一句令人髮指的話：“戰爭一開始，雙方都要死人。至於百姓的傷亡，那可能是別的部隊所為，對此我深表遺憾。”
寥寥數語，將自己罪責推得一干二淨，可見谷壽夫老奸巨滑，陰險之至！
2月8日，公審進行到第三天，在法庭鐵證如山的嚴厲審問下，谷壽夫開始改變策略，他不再否認日軍的暴行，而是把這些暴行推給別人，他狡辯說：“攻城部隊尚有一一四師團，十六師團，十八師團，直屬及特加部隊，出庭作證諸人均把對日軍的怨恨施加被告一身。既指不出加害人的姓名及部隊番號，在地點上，又都在我部管轄範圍之外；在時間上，也多在本部隊調遣之後，故此種證明，並不能作為有力之罪證。”
針對谷壽夫這一狡辯，石美瑜大聲傳喚：“將雨花台萬人坑中之頭骨搬上來！”只見憲兵每兩人抬一個麻袋，把在中華門外發掘的頭骨，一袋一袋搬到審判台前。法醫潘英才和檢驗員宋士豪馬上走上前去，將麻袋一個一個朝著聽眾打開，又取出八具頭顱擺到審判席前的長條桌上。
法庭裡靜得沒有一絲音響，所有的聽眾都屏住呼吸，將目光投向審判台前。但見八具頭顱沉甸甸地立在長條桌上，黑洞洞的眼眶圓睜著，宛若在怒視著那沾滿他們鮮血的劊子手；乾枯枯的嘴巴裂開著，宛若要厲聲喊出他們心裡的悲憤！他們是代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冤魂前來法庭作證的。 10年過去了，多少痛苦，多少悲傷，他們要控訴！要呼喊！要報仇！要申冤！數十萬冤魂的代表沉甸甸地立在長條桌上，這無聲的控訴，這沉默的吶喊，比所有生者的訴說更震撼人心！藍幽幽的鎂光燈忽閃忽閃，更增添法庭此時的陰森和悲憤！
法醫潘英才大聲報告：“麻袋中所裝頭骨，俱是從雨花台萬人坑中取來，大都有刀砍鐵器所擊之痕跡。桌上的八具頭顱，經檢驗有三具屬於女性，俱留有刀砍的切痕。”
旁聽席上響起一片哭泣之聲，那些雨花台萬人坑中死難者的家屬哭得最為悲慘，眼前的頭顱，也許確是他們死去的親人啊！
只有谷壽夫還是無動於衷，他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低頭沉思。審判官葉在增嚴厲地：“被告，你抬起頭來仔細看看！”
谷壽夫慢慢抬起頭來，眼睛裡掠過一絲驚恐，但馬上裝作很鎮靜的樣子。
葉在增法官隨即質問：“被告，剛才法醫已經報告，這些頭顱都是從你部轄區萬人坑中挖出，其中有三名女性，難道女性也會成為戰鬥人員嗎？”
谷壽夫被問得一時語塞，瞠目結舌，無話可答。審判長石美瑜隨之宣布：“下面請外籍證人出庭作證。”
金陵大學教授史密斯走了上來，高聲說：“我作證！我是美國人，我以上帝的名義發誓，日軍在南京製造的大屠殺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南京安全區成立時，本人即為該區委員會之秘書。日本軍隊進城後，安全區人民曾受十分之虐待，本人不得不向日本大使館抗議。日本人曾要求以事實證明，乃開始作報告，並將每件事實付諸抗議書中。”
“下面讀一段我寫的《南京戰禍寫真》一書中對於不同性別、年齡的傷亡分佈：假如按照性別和年齡來分析一下遭受暴行和被抓的情況的話，我們會發現，在所有年齡的傷亡者中，男性佔64％，而年齡在30至40歲的傷亡者，竟高達76％。身體強壯的男性被懷疑是逃兵，因為他們手上有老繭，這就被當做是他們握槍的證據，所以遭到殺害。被傷害的婦女中有65％的人年齡在15至29歲之間，然而，在這些傷害的調查提問中，還排除了由於強姦造成的傷害。
“更為悲慘的是，有大批60歲以上的老人遭到士兵的殺害，在全部60歲以上的老人中，如此慘死的男性佔28％，女性佔39％……我的證詞完了，上帝證明我的誠實。阿門！”史密斯用手在胸前比畫著，虔誠地畫著十字。
另一名金陵大學教授，美國友人貝德斯隨後疾步走了上來，他用手比畫著神情激動地向法庭陳述：“我站在公理和人道的立場上作證，自日本軍隊進入南京城以後，在廣大範圍內放火、搶劫、殺死、刺傷與強姦平民百姓，並槍殺彼等認為曾充中國軍隊之非武裝人員，情勢萬分嚴重，達三星期至七星期之久。前三星期內，尤其是前七天至十天內，對損害生命所犯之罪惡無可指數，本人曾親見日軍槍斃中國平民，滿城各街盡是屍體……”
陳述完畢，貝德斯教授拿出一本英國記者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之日軍暴行》呈交給審判長。石美瑜把史密斯和田伯烈當年所寫的日軍暴行實錄，當庭令人交給谷壽夫閱看。法西斯分子顯得慌張了，他只翻了幾下，便歸還給通譯官。
兩位正直的美國學者陳述以後，明亮的法庭裡突然窗簾緊閉，光線黯淡，審判台上拉出一塊銀幕，一道白色的光柱從大廳後面直射到銀幕上。
十年前血腥、恐怖的場面，一幕幕又重新出如今人們的眼前：
街頭上橫七豎八的屍體，烈火中焚燒倒塌的房屋，江流中漂浮不絕的死者，被姦後腹破腸流的女屍，遭輪姦後痛苦不堪的女孩，劫掠後馱著贓物的日本士兵……這些影片分別是《紐約時報》記者都亭和派拉蒙影片公司攝影師孟根冒著風險偷偷拍攝的，還有日軍自己拍攝的宣揚皇軍武威的得意鏡頭。被告席上的谷壽夫，此時額頭上沁出了一粒粒汗珠。當初拍攝這些影片，都是為了要在天皇面前顯示皇威武道，可無論怎麼也沒有想到，十年後的今天，這些影片竟成了中國法官們手裡緊緊攥著的鐵證！
這些鐵證是無論怎麼也難以抵賴的，但老練狡猾的谷壽夫依然想出了拖延的方法，他向法庭提出，如今出庭作證的都是中國證人，他要求讓日本證人出庭作證，否則“將無公理可言”。法官們經過合議以後，接受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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