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西漢文治政府之意義，先應注意到當時的一般情態。
古代封建社會，到戰國已逐步消失。軍人、遊仕、商人，不斷由平民社會中躍起，他們攀登政治舞台，而攫得了古代貴族之特權。
秦代統一政府在此種劇變過程中產生，因其歷年甚暫，那時的社會情態現在無可詳說。
就漢初情況而論，似乎秦漢之際雖經歷了幾次戰亂，而戰國以來社會變動的趨勢，依然照樣進行。
社會上一般生活，都起了絕大變動，只有農民，還比較呆滯在陳舊的狀態下過活。
封建時代的農民，對其上層統冶者，約有如下幾種負擔：
一曰稅。
此即地租。農民耕地，在政治觀念上，係屬於其地封君之所有，故農民對其封君每年應納額定之租稅。
二曰役。
因土地所有權的觀念，轉移到農民的身分，耕地者對其所耕地之封君有臣屬之關係。因此每年於農隙，又須對其封君為額定的幾天勞役。
三曰賦。
遇封君貴族對外有戰事，農民須對其封君貢獻車牛，或勞力。
四曰貢。
此出農民情感上之自動，如逢年節，向其封君獻彘、兔、雞、鵝或絲、布之類。
上四項，一為粟米之徵，二、三為力役之徵，四為布帛之徵。一一沿襲到秦漢無變。就漢初情形言，農民對政府負擔大體如次.：
一、田租。
戰國以來租額無考，惟孟子屢言什一之稅，知戰國租額決不止什一。漢制則什伍稅一，又時減半徵收，則為三十稅一。
二、算賦。
“賦”本出車牛、供夫役之義。戰國以來，兵爭連年不息，於是非常的、無定期的賦，漸變為按年的經常項目。亦不必真出車牛、夫役，而徑以錢幣替代，各處按人口輪派，遂成後代之所謂“人口稅”。漢代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其未滿年齡者，出口賦錢人二十。
三、更戍。
古代農民本無武裝，戰國以下，既徵共賦，又編其丁壯為軍隊，於是農民於納賦外又須從軍；而“從軍”與“從役”兩事，在當時觀念上，往往不易分析。故漢人更戍凡分三項：
（一）中央政府之防衛此名“正卒”，年二十三乃為之，以一年為期。又郡國材官、騎士，亦稱“正卒”，期亦一年。
（二）邊疆戍守此名“屯戍”，亦名“繇戍”。天下人皆直戍邊三天。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
漢兵出於民，往來繇戍衣裝皆自補，遠征則食其郡國之粟，惟衛士得衣食縣官，罷遣侑享。因此，漢無養兵之費。
（三）地方勞役此名“更卒”。一月一更。次直不往，出錢僱貧者，月錢二千。親服役曰“踐更”。
此種負擔，在當時已為極重。
漢書食貨志在李悝盡地力之教，謂：“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嚐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董仲舒則謂：“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戌，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
農民在無可聊賴中，苢先是出賣耕地，出賣耕地後生活不免更苦。
董仲舒雲：“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其次只有出賣妻子乃至於出賣自身。此為漢代奴婢盛多之來源。
漢代公私皆盛畜奴，蜀卓氏至僮千人，程鄭亦數百。武帝時，楊可告緡，得民奴婢千萬數。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蓋有犯法沒為奴者，而不能完租賦、踐更役亦屬犯法。則自賣為奴與沒官為奴亦正等耳。自賣為奴猶較自由，有樂生之望，毋怪漢民自願賣身之多。
否則亡命。舍匿亡命有罪；而或則冒罪藏匿，是為“任俠”。商賈必盛蓄奴婢，任俠必多匿亡命，二者形成漢初社會之中層。
當時商賈經營事業，約可分為採冶、製造、種殖、畜牧、運輸諸項。這些事業，第一有待於山澤禁地之解放，第二則有賴於大規模之奴隸運用。
貨殖傳所舉當時大富，如鐵冶、鼓鑄、燒鹽、轉轂諸業，均有待於眾多之人力。即其所言末業為貧資，如種樹果菜，如畜養豕魚，如屠沽，如販糴，如製器漆髤，如皮革雜工等，亦待奴役以為操贏之算。大抵其時所謂商賈，以工虞農牧為本，以轉販居積為副，故奴婢為治產一要素。漢樂府：“孤兒命當苦，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王褒僮約，列舉操作項目。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則作於家賈於市者，皆奴也。
以錢幣買奴力以逐利長產，經營貨殖者為商賈。以意氣情誼收匿亡命共為奸利，甘觸刑闢而市權勢者則為任俠。
任俠之所舍匿，則曰“賓客”，然賓客與奴婢身分無殊。任俠既以意氣肝膽匿亡命，則亡命者亦出肝膽意氣感激相報，乃至作姦剽攻、鑄錢掘塚之類，無所不為。而此一團體之生活亦得維持。任俠之權勢與富厚，乃與商賈亦略相當。
任俠與商賈，正分攫了往者貴族階級之二勢.。皆以下收編戶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嚴，只要政治上沒有一個辦法，此等即是變相的貴族。
現在再看上層政府裡面的人物。
漢高得天下，大封同姓及功臣，並明約“非劉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所謂有功，大體上只指軍功而言。此為政府的最上層。其次的官僚，則大半由郎、吏出身。
郎官是隨從在皇帝近旁的一個侍衛集團。其製度略近於戰國時代國君乃至於貴族卿相門下的食客與養士。
郎官來歷，不出下列數途：
一蔭任。
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如蘇武、韋玄成皆由此出身。此即戰國策趙老臣觸簪見趙太后，願其少子“得補黑衣之數”之類也。
二、貲選。
家貲滿五百萬，得為常侍郞，如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貲為郎。蓋高貲者得上書自請宿衛，祿不豐而費大，故張釋之為郎十年不得調，謂其兄曰：“久宦減仲產”，欲自免歸也。
三、特殊技能。
衛綰以戲車為郎，荀彘以御見侍中，此如戰國策馮煖欲為孟嘗君客，孟嘗君先問“客何能”也。東方朔上書自衒鬻，用三千奏牘，武帝讀之，輙乙其處，二月乃盡，得為常侍郎。然史謂東方朔“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其先東方朔侍遇乃與侏儒等。文士之與誅儒，同樣為皇帝一時好奇心所愛好，而畜之宮中，則與戲車、善禦皆一例也。
第一項是變相的貴族世襲，第二項是封建貴族消滅後的新貴族，第三項則是皇帝私人。郎官集團性質之分析，不過如此。然而政治上之出身，卻正在此。
郎以外有吏，吏的來歷，亦無一客觀標準，大體仍多為富人所得。
漢制吏途凡三：一曰郡縣吏，不限資格，平民自願給役者皆得為之。然韓信“以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則小吏亦復有貲選也。二曰中都官掾屬，自丞相以下各官府皆可自闢署，或先為郡吏，或本為布衣，亦不限資格，優者則薦於朝。三曰獄吏，猶今時法官，以明習法令名。然景帝后二年詔，謂：“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宦，減為貲算四得宦。”董仲舒言：“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是當時吏途，亦大率為富人也。
如是則當時的政洽組織，第一層是宗室，第二層是武人，第三層是富人，第四層是雜途。
要論漢初學術，必推溯及於先秦。
從另一觀點言之，則先秦學術可分為一古官書之學，又一百家之學。
若以時期言，古官書之學在前，百家言在後。若以地域言，古宮書之學盛於東方齊、魯，百家言遍及中原三晉。
秦代焚書，最主要者為六國史記，其次為詩、書古文，而百家言非其所重。
焚書本起於議政衝突，博士淳于越稱說詩、書，引據古典，主复封建，李斯極斥之，遂牽連而請焚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而又附禁令數項：一、趕偶語詩、書棄市。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三、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可見當時重禁議政，輕禁挾書也。
漢興，學統未嘗中斷。
秦雖焚書，史官、博士官仍未廢，著述亦未中輟。下迄漢惠。除挾書律，前後只二十三年。漢廷群臣，亦多涉學問，名人巨德，雜出其間。
惟漢室初尚黃老無為，繼主申韓法律，學問文章非所重，學術尚未到自生自長的地位，於是遊仕食客散走於封建諸王間，以辭賦導獎奢侈，以縱橫捭闔是非，依然是走的破壞統一的路。文學之與商賈、遊俠，同樣為統一政府之反動。
漢初諸王招致遊士，最先稱盛者如吳王濞，有鄒陽、嚴忌、枚乘諸人。吳既敗，繼起者為梁孝王，鄒、枚諸人皆去吳歸梁。又有羊勝、公孫詭之屬。
再下則有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士數千人，著淮南王書，已在武帝世。此為南方之一系，大抵皆辭賦、縱橫文辯之士也。曹參相齊，召齊諸儒以百數，而得蓋公。景、武之間，有河間獻王德，盛招經術士，多得古文舊書。蓋河間偏重於古官書之學，而淮南則慕百家言，南北兩王國，正分得先秦學統之兩系。
中央王室恭儉無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氣。在此種種不安定不合理之狀態下，中央政府覺悟到必須改變其態度，而要一積極勇敢的革新。於是遂有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為西漢文治政府立下一規模。
西漢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先已由賈誼發其端。
賈誼陳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見解，除卻裁抑諸王國和捍禦匈奴外，尤要者在教育太子，尊禮大臣，闡揚文教，轉移風俗。此諸點均針對當時病象，其議論漸漸從法律刑賞轉到禮樂教化，此即由申、韓轉入儒家。以後之復古更化，賈誼已開其先聲。
賈誼雖以洛陽少年為絳、灌功臣所抑，然賈誼的主張，一一為漢廷所採用。景帝師晁錯；武帝師王臧。王臧乃儒生，武帝即位，大興儒術，其早年所受教育亦是一因。
先秦諸子注意教育問題者莫如儒。故苟主幼小必教，則儒業必興。中國無宗教，儒士本自友教貴族子弟起，故漢文用賈誼，則以為長沙王太傅，又以為梁王相，武帝之用董仲書亦然。儒家在漢初，仍以友教青年貴族為第一任務。
武帝英年即位，即銳意革新，謀興禮樂。其事雖經一度挫折，終於走上復古更化的路。
這時最重要的人物是董仲舒。
武帝一朝政治上重要改革，舉其要者，第一是設立五經博士。
博士遠始戰國，齊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類。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備問對。漢承之。
博士為太常屬官，太常掌宗廟禮儀，史官、博士官皆屬太常，即古代“學術”統於“宗教”之遺制。
博士並無政治上實際任務，只代表著古代貴族政府、軍人政府下一輩隨從的智識分子。因此其性質極雜，占夢、卜筮皆得為之。
秦廷以博士議政興大獄，伏生之徒抱書而逃。主复封建，固為不智，然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抑低學術，提高法令，教之复封建，亦相去無幾。東方學者之失在於迂闊，而中原三晉之士，則失在刻急。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自此迄於漢初，博士暗淡無生色，而政府益少學術之意味，此則李斯之大錯。
武帝從董仲舒請，罷黜百家，只立五經博士，從此博士一職，漸漸從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出來，純化為專門研治歷史和政治的學者。
六經為古官書之流傳民間者，秦火焚之不盡。漢儒所謂“通經致用”，即是從已往歷史與哲學裡來講政治。法家只守法令，經學則進一層講道義。法家只沿習俗，襲秦舊，經學則稱古昔，復三代。
他們雖不參加實際政務，但常得預聞種種政務會議，因此他們對政治上漸漸會發生重大的影響。 。
第二是為博士設立弟子員。
額定五十人，一歲輒課，能通一藝以上，得補吏。高第可以為郎中。
自此漸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蔭任與貲選，士人政府由此造成。
第三是郡國長官察舉屬吏的製度。
博士弟子考試中第，亦得補郡國吏，再從吏治成績升遷；又得察舉為郎，從此再走入中央仕途。此制與博士弟子相輔，造成此天下士人政府之局面。
第四是禁止官吏兼營商業並不斷裁抑兼併
漢武一代鹽鐵官賣制度，均由此意義而來。從此社會上新興的富人階級，漸漸轉向，儒林傳中人物，逐次超過貨殖傳。實為武帝以下社會一大轉變。
第五是開始打破封侯拜相之慣例，而宰相遂不為一階級所獨占。
自秦以來，中央最高首領為天子，而實際負行政之責者為丞相。以字義言，“丞”、“相”皆副貳之意，丞相即“副天子”也。天子世襲，而丞相不世襲。天子為全國共戴之首領，不能因負政治責任而輕易調換；丞相乃以副貳天子而身當其衝。
最好固為君、相皆賢，否則天子以世襲不必賢，而丞相足以彌其缺憾。縱使君、相不皆賢，而丞相可以易置。如是則一代政治不致據壞。此秦政之又一特色也。
漢初政治，往往有較秦為後退者，如宰相必用封侯階級，即其一例。如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皆軍人也。陶青、周亞夫、劉舍，皆功臣子嗣侯，其先亦軍人也。則漢初丞相，顯為軍人階級所獨占。
武帝始相公孫弘，以布衣儒術進，既拜相乃封侯，此又漢廷一絕大轉變也。其先惟軍人與商人，為政治上兩大勢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此尤見為轉向文治之精神。
此為漢武一朝復古更化之最有關係者。
其實所謂“古”者亦非純粹盡本於古，學校、察舉、黜陟諸制，貴族世襲時代另是一套。漢所襲，其論雜出於先秦諸子，而備見於王制篇中；王制乃漢文時博士所為。然則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正是當時一種嶄新之意見也。
漢政府自武帝后，漸漸從宗室、軍人、商人之組合，轉變成士人參政之新局面。
公卿朝士，名儒輩出。
仍舉丞相一官言之，昭帝時有王訢、楊敞蔡義。宣帝時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於定國。元帝時有韋玄成、匡衡。稱帝時有王商、張禹、薛宣、翟方進、孔光。哀帝時有朱博、平富、王嘉、孔光、馬宮。蓋自宣帝后，儒者漸當路。元、成、哀三朝，為相者皆一時大儒。其不通經術而相者，如薛宣以經術淺見輕，卒策免；朱博以武吏得罪，自殺，皆不得安其位。
且即庶僚下位，亦多學者。
即前舉丞相亦多由下僚進身，其外如王吉、鮑宣、韓延壽、王尊、蓋寬饒、諸葛豐、孫寶、谷永、梅福之儔，皆名臣也。
士人在政府裡漸漸占到地位，一半是憑藉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諸人所創建的種種制度，一半是讀書博通之士在政治上所表現的成績，究竟比貴族軍人和商人們來得強。
武帝時，兒寬為廷尉奏獻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見重。昭帝時，雋不疑為京兆尹，以春秋義縛訊偽衛太子。宣帝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引春秋義主吊匈奴喪。皆為一時推尊。霍光廢昌邑王，先問於古有否先例，可見士人學者逐漸在政治上占到地位和勢力，實為當時一種自然之趨勢。
自此漢高祖以來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民政府，現在轉變為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有教育、有智識的士人政府，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
士人們在政治上逐漸得勢，他們所抱的政治思想，要逐漸發揮效力。
漢儒論政，有兩要點。
一為變法和讓賢論。
此派理論遠始戰國晚年之陰陽學家，鄒衍五德終始說下及董仲舒公羊春秋一派“通三統”的學說。大抵主張天人相應，政治教化亦須隨時變革，並不認有萬世一統之王朝，亦不認有歷古不變之政制。
他們根據歷史觀念，主張如下一套之進程：
一、聖人受命。
二、天降符瑞。
三、推德定制。
四、封禪告成功。
五、王朝德衰，天降災異。
六、禪國讓賢。
七、新聖人受命。
武帝以前，漢儒鼓吹變法；武帝以後，漢儒漸漸鼓吹讓國，始終是循著上述的理論。
眭弘、蓋寬饒均以請讓漢室讓位伏誅，然其後谷永等仍主天運循環、漢德巳衰之說，漢廷乃無從裁抑。
二為禮樂和教化論。
另一派漢儒，認為政治最大責任，在興禮樂，講教化；而禮樂和教化的重要意義，在使民間均遵循一種有秩序、有意義的生活，此即是古人之所謂“禮樂”。要達此境界，不僅朝廷應恭儉自守，又應對社會一般的經濟不平等狀態加以調整。
此派理論，亦遠始戰國晚年之荀卿。直至漢儒賈誼、董仲舒，下及王吉、貢禹等皆是。前一派於漢為“齊學”，後一派於漢為“魯學”。齊學恢奇，魯學平實，而皆有其病。齊學流於怪誕，魯學流為訓詁，立論本意非不是，而不能直湊單微，氣魄、智慧皆不夠，遂不足斡旋世運，而流弊不免。
王莽的受漢禪而變法，即是此兩派學說之匯趨。
王莽受禪，一面循著漢儒政治理論之自然趨勢，一面自有其外戚的地位及王莽個人之名譽為憑藉。
王莽姑母為孝元皇后。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壽，莽諸父鳳、音、商、根相繼執政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書生本色，治禮，務恭儉，迂執信古而負大志，又恰合時代潮流。漢儒群主讓賢，而苦無一種明白的選賢制度，王莽在政治上、學術上均足膺此選格，遂為一時群情所歸向。
王莽居攝及受禪後之政治，舉其尤要者，如王田、廢奴、用意在解決當時社會兼併，消弭貧富不均，為漢儒自賈、董以來之共同理想。
其他如“六筦”、“五均”，有似武帝時之鹽鐵、酒榷、算緡、均輸。實亦一種如近世所謂之“國家社會主義”，仍為裁抑兼併著想。
王莽又屢次改革貨幣，使民間經濟根本發生動搖，極為擾民。然原其用意，仍為求達裁抑兼併、平均財賦之目標而起。
王莽政治失敗，約有數端：
一、失之太驟，無次第推行之計劃。
二、奉行不得其人，無如近世之政治集團來擁護其理想。
三、多迂執不通情實處。
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冶。
王莽的失敗，變法禪賢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漸變為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絕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這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是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