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應須求一明了之知解，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則上古探索，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一、史前遺物之發掘。二、傳說神話之審訂。史前遺物發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此事始於民國九年，在甘肅慶陽為首次。此後陸續發現甚多。
（1）早期舊石器時代
民國十八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發現古代猿人之完整頭骨，考古學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約五十萬年，中華民族當為其直屬後裔，其時北京人已知用火，當早於歐洲人用火三十萬年以上。其它遺物，周口店發現亦甚豐。其後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藍田猿人，與北京人時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與西侯度村等十三處。其中芮城兩址時代更早，後有廣東曲江馬壩村發現“馬壩人”，時代稍後於“北京人”與“藍田人”。則是在遠古時代，吾中華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華南、北。
（2）、中期舊石器時代
在華北發現者，多在山西、陝、甘高原一帶。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緣橫山山脈。甘肅慶陽發現，亦屬此期。華南有湖北長陽出土“長陽人”。
（3）晚期舊石器時代
此期據今約不過一萬年。遺址發現，遍及南北，惟黃河、長江下游各地，則尚未發現在此等遺址。
（1）黃河中下游
一為民國十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報發現，稱為“彩陶文化”。其分佈地區，以豫西、晉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西至渭水上游，東至豫中，南至漢水中上游，北達河套。遺址發現，多在河流兩岸之台地，分佈極稠密，已發現者約達千處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六千年。陝縣廟底溝早期遺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時已經原始鋤耕農業，兼事漁獵。
二為龍山“黑灰陶文化”。分佈地區較“仰韶文化”為廣。西起陝西、東至海濱、東北至遼東半島，東南江蘇，發現遺址三百餘處。此一期文化，乃自仰韶文化發展進步而來。又可分為較早“形成期”與較晚“典型期”之兩期。如河南陝縣廟底溝，即在仰韶文化上層。安陽後岡則在殷墟之下層。此層皆屬“龍山文化”之較早形成期。如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鎮諸地，是為龍山文化之較後典型期。此時期之文化，鋤耕農業已甚進步。陶器開始採用輪制，並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殼陶為其特色。並已有城堡建築，以牛、羊、豬之肩胛骨為卜。
（2）長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縣屈家嶺之發現。其分佈範圍，為長江及武當山、桐柏山、大別山所環繞之江漢地區。其時期晚於仰韶、而早於龍山。其中如淅川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區之文化，已普種水稻、狩獵、紡織均相當發達，有豐富多彩的繪畫藝術。
（3）其它
如黃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區，東南沿海，塞北草原及東北地區、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處，皆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在此不備及。
由於此等發現，遂使國人之觀念，漸漸脫離了三皇五帝之舊傳說，轉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尋，此不可不謂是近六十年來吾國人古史知識上的一大進步。
國人此六十年來之發掘考古工作，因於材料陸繼發現，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論亦陸繼改變。如仰韶、在龍山兩期文化，以前認為其各自獨立發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學者早有中國民族與中華文化西來之臆測。民國十年發現仰韶彩陶上繪幾何花紋，西方學者仍認為其與中亞、南歐一帶有關係，但今亦無人置信。據最近考古學家一般之意見，綜合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大體認為中國文化最早開始，應在山、陝一帶之黃土高原。東至太行山脈，南至秦嶺山脈，東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區。自此逐步向東南發展。及至新石器時代，當轉以渭水盆地及黃河大平原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東發展，形成龍山文化。向西傳播，乃至黃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發現中尚不見西北地區有舊石器時代之遺址，則中華文化西來之說，可以不攻自破。
遠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陽發掘殷代所用龜甲占卜文字，而發現其地為古代之殷墟，此一遺址之年代，已遠在有文字記載之歷史以後。在此遺址所得器物，已遠後於石器時代，而代表了很進步的青銅時代。其間有一部分遺物，可證其直接因襲於龍山文化而來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後岡，上層有白陶，今稱之為“小屯文化”。中層黑陶，即代表“龍山文化”。下層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斷有陶文化。
目前關於考古發掘之成績，大略可言者止此。
傳說神話之審訂，近人為之尤力。
然中國民族為一歷史的民族，中國古史早已經古人不斷努力，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與司馬遷之為《史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恆、晉文”，已為一部極謹嚴的編年史，歷史觀念至是已絕對超出“神話”之範圍而獨立。
司馬遷為《史記》，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自負以《史記》繼《春秋》之後。五帝首黃帝，三皇傳說早未列入。至《史記》所載五帝帝系，後人亦多駁辨。故三皇五帝之舊傳說，在中國歷來史學界，本未嚴格信守。
今求創建的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
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後人層累的遺失而淘汰。層累之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的真古史，尤應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起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此其二。
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此其三。
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系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此其四。
欲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否則此傳說即不能斷其必偽或必無有。亦有驟視若兩傳說確切相反，不能並立，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新的解釋，而得其新鮮之意義與地位者。此其五。
而中國古代歷史傳說，極富理性，切近事實，與並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滿神話氣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此等名號，本非古所本有，乃屬後人想像稱述，乃與人類文化演進階程，先後符合。此見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早於人文演進，有其清明之觀點與合理的想法。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應之限度，凡及年曆、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不夠按年逐月推求。後世如劉歆三統歷以下迄皇甫謐帝王世記、邵雍皇極世經等書，無論其推算不可信，即謂推算無誤，亦往往歷數十百年無一事可考，豈不於研治古史仍屬徒勞。
二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人物個性活動之事業尚少，若事從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則仍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套舊觀念，不免多帶有神話與教訓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則古代文化之演進尚淺，並不如後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之並起，若從此方面研尋古史，則不脫漢代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範圍，所謂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凡古書傳說中某王某國起某地、都某城，與某國某君戰於某地，某氏族來自某方等，實為研尋古史地理之較有線索者；然亦有須經審細考訂處。如史記言黃帝：“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後人遂疑其行踪之超逴，近於神話。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與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荊山，與華潼為近，所謂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荊山”是也。
黃帝又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然則黃帝故事，最先傳說只在河南、山西兩省，黃河西部一隈之圈子裡，與舜、禹故事相關不遠。
司馬遷自以秦漢大一統以後之目光視之，遂若黃帝足跡遍天下耳。此就黃帝傳說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釋，而其神話之成分遂減少，較可信之意義遂增添。將來若能與各地域發掘之古器物相互間得一聯絡，從此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實為探索古史一較有把握之方向。
現在講比較可靠的古史，姑從虞、夏起。
唐、虞時代的情形，決不能如尚書、堯典所記之美盛。
堯典虞廷九宮，禹為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為士，垂共工，益掌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納言，較之秦、漢九卿，意義深長遠矣。此正見為儒者之託古改制。否則唐、虞時中國政制已如此完美，何以二千年後至秦、漢之際，轉倒退乃爾。
大抵堯、舜、禹之禪讓，只是古代一種君位推選制，經後人之傳述而理想化。
唐、虞當為今山西南部之兩部落。
陶唐氏殆為今山西南部一精於燒窯的氏族，有虞氏則為一山澤漁獵的氏族，而與陶唐氏居地略相近。
而夏人則起於今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謂中原華夏之地。
鯀與禹則又別為一族，其居地殆起於河南嵩山山脈中。曰“有崇伯鯀”崇即嵩也。山海經“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禪渚在河南陸渾。禹都陽城，陽城在嵩山下。華夏連稱者，嵩山山脈亦得華名。
國語“前華後河，左洛右濟”，華在洛東，即今嵩山。又史記魏有華陽，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周禮職方豫州“其山鎮華”。皆其證。
即舜之故事，亦先起於與夏氏族相近之地。世本“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舜二女為湘神，湘即襄水，乃今漢水也。四岳、三塗齊稱，亦皆在嵩山山脈。夏氏族自此北向移動，河南、陝西、山西三省相交環黃河西部之一隈，有幾許天然之渡口，殆為古代虞、夏氏族活動之區。史記虞夏皆顓頊後，明其血統相近。
當時尚未有國家之組織，各部落間互推一酋長為諸部落之共主。
此如烏恆、鮮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選漸變而為世襲，唐、虞時代之禪讓，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後有啟，蓋至是而始進於君位世襲之時代，則已儼然有國家之規模矣。
啟以後因君位世襲之製既定，遂有夏朝之建立。
史記夏本紀紀載夏帝王名及系次，而無年數。
大體夏代年曆在四百、五百年之間。
夏代帝王系表：
史記僅謂：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
劉歆三統歷則謂夏四百三十二年。竹書紀年謂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記商本紀所載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為證，知其不虛。商本紀諸帝王可信，夏本紀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以三十年一世計許之，則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餘年，亦略近似。孟子云：“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於歲”是也。
虞、夏大事最要者，厥為舜、禹與苗之鬥爭。
舜、禹徵三苗，屢見尚書、戰國策、墨子、荀子、韓非子、賈子新書、準南子、鹽鐵論、說苑諸書，必為古代一大事。
舊說三苗為九黎蚩尤氏之後。又謂三苗、九黎皆顓頊之後。若然，則三苗與虞夏同族相爭矣。史記謂：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顓頊。蜀山殆即涿鹿之山，涿鹿又即蚩尤故國，然則虞、夏與三苗這爭，正猶黃帝與蚩尤之爭，皆近在今河南西境北及山西兩省黃河中游之兩岸也。
魏策吳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後世誤渭在湖湘之間。惟洞庭、彭蠡地位即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當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江北漢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春秋河東有茅戎，又有陸渾蠻氏，亦稱戎蠻子。杜注云：“在河南新城縣。”苗與茅、蠻同聲。古三苗疆域大率以此為度。正與虞、夏壤地雜處。舜、禹驅逼苗民，漸遷而西，所渭“竄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也。若三苗在湖湘間，不應驅至今甘肅境。舊說又謂：三苗，姜姓之別。尚書呂刑言及苗民制刑，呂國河南南陽，正古代四岳姜姓居地，本古昔苗土，故引以為誡耳。
又有禹、啟與有扈之戰事。
啟伐有扈，見尚書甘誓、呂覽先己諸篇。鄭玄以為在魏。大戰於甘，即左氏王子帶邑也。地在今洛陽東南。尚書甘誓，墨子引作禹誓，莊子人間世亦云：“禹攻有扈。”呂氏召類雲：“禹攻曹魏、屈鷔、有扈以行其教。”是禹時勢力東侵已及於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有扈國。特以同音說之，恐不如鄭玄以為在東者為信。是舜、禹、啟以來，虞、夏氏族驅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有扈以擴東土也。
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脈中，在伊、洛上游，其勢力逐次沿伊、洛向東北下游而移殖。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黃河而達今山西省之南部，東及太行山南端盡頭之迤西。
故其地皆稱大夏。史記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又云：“齊桓公伐大夏。”左傳祝佗曰：“唐叔封於夏墟。”昔人又謂禹都安邑，皆指山西南部中條山經南沿河一帶而言之。
又一方面則沿河南岸東下，漸次達於今山東、河北境，遂與東方黃河下游諸民族勢力相接觸。
此可以后羿、寒浞與少康中興之事說之。后羿本國在鋤，入為夏朝之卿士而遷有窮。因太康之畋於洛表，拒太康而入居斟尋。代夏為王，又為其臣寒浞所滅。寒國名，本在東方。浞即代羿，又滅夏之斟灌。使其二子澆處過，豷處弋。而夏后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殺寒浞。而少康自綸復國。此一事見夏代國家規模已頗擴大。有共主、屬邑、分國、敵國等關係，不得僅以游牧民族看待。
而其間自太康失國迄於少康復國，綿延數十年，戰爭蔓延及於大河南北兩岸，誠古代一大事也。又有夏人與東夷之交涉。夏之放武觀，滅寒浞，逐東夷，皆見其勢力之逐步東伸。
商民族亦在東方，初以服屬於夏人勢力之下，繼則起而革命，遂代夏為當時之王朝而稱商代。
若以虞夏時代為中國上古史之第一期，則殷商可謂中國上古史之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