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戰犯審判、日俘日僑遣返與戰爭賠償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裡，蔣介石對全國軍民與友邦人士發表了廣播講話，他說：“……此次戰爭發揚了我們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們互相信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這更足以使今後戰爭的發生，勢不可能。我說到這裡，又想到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實在令我生無限的感想，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慣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擊潰，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可對敵國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們的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复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怨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個演講的精神可以用4個字來概括，就是“以德報怨”。

日本人恢復理智的時候，表現了尊敬強者、服從性很強的另一面，對戰勝者徹底順從並保持了紀律。歷史學家黃仁宇參與並目睹了受降活動，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回顧了當時的氣氛：“我自己於1945年9月初隨第三方面軍先遣部隊抵上海，又隨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將軍赴南京，此時京滬鐵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軍警衛，而一路秩序井然。黃埔路中央軍校舊址為9月9日岡村簽署降書場所，所有會場佈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擔任，他們垂首聽命毫無參差情節。據通日語之同事道及，他們下級軍官對士兵訓話仍保持十足威權，毫無恐懼失控情態。凡我所目睹身受，日軍上至將領下至士兵全部馴順有禮。我與彼等相處數月未曾聞一句不遜之言，亦未見一個抱怨懷憾的表態。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紐約《世界日報》為文稱，彼曾在當日見及日軍憲兵隊尉級軍官。因為日本憲兵平日為非作歹，終戰後此等軍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岡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臉部打腫，仍奉行命令如故。”日本軍隊在投降過程中顯示他們驚人的服從性，中國內部的政治衝突也常使他們左右為難。

從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國各地共逮捕日本戰犯2357名，相繼在北平、南京、上海、漢口、廣州、太原、徐州、濟南、台北、瀋陽等地，設立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經過各地的緊張審判，35名戰犯被執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933名，引渡出國者27名，尚有在押戰犯1137名，轉移到司法機關者數百名。為統一審判在華日本戰犯，中國於194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任命石美瑜為庭長，王家楣為主任檢察官，審判由中國駐日代表團引渡的和從全國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戰犯。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首犯之一谷壽夫、乙級戰犯田中軍吉，在南京紫金山下進行“殺人比賽”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侵華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侵華日軍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田中久一等進行審判，並處以極刑。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東京審判是從1946年5月開始，最後裁決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坂垣徵四郎、廣田弘毅等為甲級戰犯，並處以絞刑。戰爭責任之所在，國際社會早有定論。 根據以德抱怨的政策，從1945年11月第一批遣返船從塘沽港離岸開始，到次年8月21日最後一批日俘、日僑在日本登陸為止，共計有125.5萬餘名日俘，784974名日本僑民從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基隆等港口乘船回國。之後，還有日俘、日僑陸續回國，總數達到310萬人。遣返用了10個月，而當時一些外國人估計，中國的遣返工作需要4年半左右。當時的中國內部並不安寧，但中國政府依然動員大量交通工具和船隻，讓這些曾經在中國犯下暴行的日本人及時回到他們的家園。考慮到日本已成一片廢墟，為減少他們回國後的生活困難，中方還允許他們每人攜帶30公斤的行李。

日本入侵給中國造成的損失到現在還無法予以準確的統計，戰爭剛剛結束時的官方統計結果載在國民政府《關於中國對日要求賠償的說貼》中，僅財產損失就達350億美金，死於戰場的中國軍人達到340萬人，平民直接死於戰爭的有700多萬人。在稍後行政院的一項統計中，中國戰時損失達到620億美元。而從共產黨執政以後的全面性的調查統計看，日本侵略造成的損失更加巨大，1931-1945年間，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數百萬婦女被強暴。 但中國得到了多少賠償，區區2500萬美元！中國接受賠償委員會從1948年1月11日派“海康”號輪船到日本橫須賀接收日本賠償物資，到1949年9月，派船隻22次，運回賠償物資15404箱。全部價值就是2250萬美元。對國民政府提出的620億美元損失，只佔萬分之三。

國民政府並沒有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但國民黨在大陸失敗以後，退守台灣，雖然還在國際上以中國名義進行外交活動，但地位之脆弱已自不待言。而日本坐收漁利，僅以不承認新中國就能夠使得台灣的國民黨人在賠償問題上節節退讓，而美國也要扶持日本對抗共產主義勢力，到1952年《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數小時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放棄了對日本的賠償要求。以致台灣學者余河青評論說：“血戰8年的我國，在日方堅持下，所爭取的只不過是'自動放棄'的極度'寬大精神'罷了”，“該日本代表對我們之寬大精神，似乎毫無感謝之意，反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真是痛心之至”。 外交需要實力，而實力的形成需要內政的和諧與清明，國家分裂是分散國力的大忌。中國在20世紀初的對日外交中飽受其中的痛苦，在對日戰爭中飽受其中的痛苦，在戰後對日索賠中依然飽受此痛苦。可惜這局面還在延續，因台獨勢力膨脹而有愈演愈烈之勢。若抗日陣亡將士地下有靈，也會為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而深深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