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受降的榮光：從芷江到南京

日本政府決定投降的時候，正面戰線的中國軍隊的反攻才初露端倪，廣西方面，已經收復了全縣到達黃沙河一線；江西方面，正在追擊贛江下游之敵，日軍則退到豐城一線。因此，勝利以後，處理敵軍受降及接收淪陷區成了重慶政府非常吃力的工作。 中國人無法忘懷1937年的嚴冬，中國軍隊在一片混亂中放棄首都南京，日本市民湧向東京街頭提燈遊行，慶祝、狂歡。日本的軍隊在用超出想像的野蠻屠殺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戰俘、強姦無辜的婦女，他們把一場佔領變成了野獸的大餐。驕縱的日本侵略者在得意地等待被他們傷害得百孔千瘡的國家低下高傲的頭顱。在那些愁云密布的祭日，準備馳援東南沿海的滇軍將士正在集結，有位叫魯道源的師長當時冷冷地說：“誰會笑，誰最後笑。”8年後，中國人在笑。

8月20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抵達湖南芷江，整個受降工作從那裡發端。 21日上午11點，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副參謀長一行8人乘非武裝的運輸機到達芷江機場。這架飛機的機尾拖著兩條3米長的紅色布條。在飛行途中，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今井發現飛機內殘留著一挺機關槍，顯然是飛行員疏忽了，為了表示日軍遵守命令絕無反抗的意圖，今井趕緊讓人將機關槍從洞庭湖的上空扔入湖中。 在飛臨芷江時，今井發現6架中國飛機出現在日軍專機的上下左右，監督日機的飛行。今井乘坐的飛機雖然是岡村寧次司令官的專機，但它外面的漆皮已經脫落，彈痕累累，寒酸之極，象徵著日本軍隊沒落的命運。 芷江是中國指定的接洽日軍投降的地點。當時芷江万人空巷，人們爭著前往機場，一睹日軍投降使者的神色表情。中美官兵都舉起照相機，留下這等待已久的時刻。勝利者互相豎起食指和中指，以V字形歡呼勝利。今井一行乘坐的吉普車上插著小白旗，這是戰敗者的標誌。今井武夫的回憶錄記載了當時他的心境：“戰敗的我們，有如被一堵黑暗的牆壁隔斷了前途，絕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淨盡的。”

也許是上帝的意思，要讓今井代表日本軍人體驗他們在中國人面前前倨而後恭的滋味。當日軍製造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今井就在鄰近盧溝橋的北平，而當抗日戰爭結束時，又由他到芷江投降，最後，他還出現在南京的日軍投降儀式上。 今井武夫在戰前就一直在中國從事特務工作，對日軍情報機關而言是一名勤勉優秀的情報人員，戰爭後從事謀略工作。但他並不比其他日本情報人員高明，屬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愚人。 他們看到的都是中國的弱點，他們了解中國將軍、政客們的惡習，社會的混亂。他們注意到了中國的革命中新生力量的成長，但看到的是革命的渣滓、對理想的背叛、革命黨內部人際關係的緊張。他們無視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害了中國人，也害了日本人自己。由這個號稱中國通的日本高級特務來接洽投降，是件最有趣、也最有諷刺意味的事。

23日下午，何應欽召見今井，要日本軍隊做好投降的一切準備。對何應欽來說，他對日本投降有著更深切的感受。從1933—1935年的兩年間，在北平，何應欽官居上將，卻受盡日本酒井隆等校尉一級軍官肆無忌憚的要挾和羞辱。酒井等終於在不久後被作為戰犯審判槍決。 不過，中國將領仍然給前來洽降的日本軍官以最起碼的禮儀，今井從陸軍總指揮部參謀長肖毅肅處領到了有關日軍投降指令的第一號備忘錄。想起日本佔領南京後宣布不以中國政府為對手的傲慢；想起1928年“五三”慘案時，日本師團長拒絕讓中國軍使賀耀組將軍就座的狂妄，中國方面的寬厚是出乎今井一行的預料的，以至他後來回憶說：“我深深感激中國軍人對戰敗軍使節那種令人懷念的態度，同時，並深深認識到這裡面隱隱蘊藏著日本戰敗的原因。”

當時在場的美國空軍軍官對待日本人的態度，遠比中方嚴厲得多。而日本對美國的傷害與日本對中國的傷害根本不成比例。回顧日本軍隊戰爭期間對待中國戰俘和平民的野蠻與殘暴，回顧他們對中國國力與精神的傷害，中國將領對這些降將太過於溫和了。往好裡說，是中國文化的氣度；往壞裡想，重慶的受降工作已經讓位於國內的政治鬥爭，他們希望日本人的行動能夠完全遵照重慶的指示，而不接受延安的指令。 對何應欽來說，最榮耀的時刻是在南京。 9月8日，何應欽的飛機在明故宮機場降落。中國選擇了“三九”（9月9日上午9時）這一良辰吉時。 這一天早晨，按規定時刻，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及其幕僚的專車在中方引導之下，通過扎有“和平永奠”、“勝利和平”等金色字樣的牌樓，沿著打掃整潔的中央馬路前進。進入黃埔路，來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舊址，寬闊的院子裡，飄揚著盟國的國旗。

岡村寧次一行預先在車裡把佩刀摘掉，解除武裝，並把軍帽拿在手中，走進會場。 場內，在四周的牆壁上張掛著紅、白、藍三色布，懸掛著中、英、美、蘇四國國旗，有“和平”兩個字和一個“V”字，正面牆上懸掛著國父孫中山的照片，對面牆上掛著四國元首的照片。在會場正面的桌子中央，坐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在他的左、右並排坐著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陸軍副總司令顧祝同上將、空軍代表張廷孟上校、總部參謀長肖毅肅中將等將領。來賓席上坐有盟軍將校以及中國政府高級官員等。 日本方面的桌子擺在中國方面桌子的正對面。中央是岡村寧次的席位，兩旁是日軍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福田良三中將、台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法屬印度支那軍代表參謀三澤大佐、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參謀小笠原清中佐和今井武夫。

根據中國軍方的命令，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改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總部。受降者審閱證明書後，取出投降書一式兩冊，小林淺三郎趨前敬禮，領取後交岡村寧次用毛筆簽字並蓋章。小林淺三郎捧著投降書再向受降者敬禮，送請審閱。其中一冊交還日軍，儀式即告結束。在中國的日本軍隊全部解甲，成了戰俘。 在許多城市，中國將領在接受當地日本軍隊的投降，其中也有那位決心笑到最後的魯道源將軍，當時他已經升任第五十八軍軍長。 1945年9月14日，他在南昌主持勝利大典，接受了日軍第十一軍團長笠原幸雄中將的投降。魯道源在晚上以私人身份招待笠原，詢問他對中日戰爭的感想。笠原幸雄回答道：“我來華之前，在東京建有一座小洋房，滿植櫻花，自從美國空軍轟炸東京後，房子和櫻花同時毀了，我的軍人生命也跟著房子、櫻花完了。”在勝利者面前，他說得很委婉。他實際上是暗示，是美國軍隊摧毀了日本本土，在中國大陸的日本軍隊才跟著投降，他們沒有敗在中國軍隊手中。

在中國戰場上的許多日本軍官，包括岡村寧次，一直對他們頻頻取勝，最後卻徹底輸掉了一場戰爭無法理解。作為頭腦狹隘的軍人，岡村寧次並不承認他統帥下的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上被擊敗。他投降只是服從了天皇的命令。 1932年，岡村寧次是日軍上海派遣軍的副參謀長，曾簽署《淞滬停戰協定》。 1933年，他調任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曾簽署《塘沽停戰協定》。這兩次他都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所以，日本皇族鳩彥到南京傳達停戰詔書時，曾對岡村寧次說：“我在東京風聞這裡陸、海軍態度最為強硬，有被扣留的危險……閣下要扣留我嗎？”現在，他率領120萬日軍投降，他承認，“這總是從未意料到的痛苦處境”。當他步入受降儀式現場時，不知道他是否回憶起了1933年《塘沽停戰協定》那一幕，那時他是目中無人的勝利者。 12年後，他必須在降書上親手畫押，而勝利者就是以前的失敗者。岡村寧次承認他進入會場後，就採用“白隱禪師”的“內觀法”，“把往來行人當做深山樹木”，藉此來轉移注意力，轉移他內心的絕望。這在他簽降的當天向所屬發布的訓示中表露無遺：“今奉大命，率我武勳赫赫戰史輝煌的中國派遣軍，不得已投降敵軍……萬感交集，無限悲痛。”

確實，從抗日戰爭開始以後，日本軍隊展現了自己的效率，儘管遭遇中國軍隊的抵抗和民眾的敵意，儘管也有挫折，有延誤日程的時候，但還是應該承認，他們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佔領東京大本營要他們佔領的城鎮、鐵路、軍事要塞與港口，他們控制了整個海岸和全部工業中心，控制了黃河、長江與珠江的入海口。日軍覺得完成這些戰略步驟以後，中國所有的經濟運輸機構都將癱瘓，中國的政治組織將會瓦解，虛弱無力的中國馬上會自動停止抵抗。他們等了7年，其間，他們看到歐洲的捷克、波蘭，甚至強大的法國都在他們盟友德國軍隊的雷霆一擊之下停止了抵抗。讓日本將軍們納悶的是，以往表現脆弱、現在衣衫襤褸的中國軍人卻執意要堅持到底。 日本大本營討論投降問題時，主和與主戰雙方發生激烈爭吵，岡村寧次曾兩度致電陸相阿南維畿和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要求繼續作戰。 8月12日他向所屬中國派遣軍發布訓示：“必鬚髮揮建國以來最大勇猛之傳統，為維護國體、保衛皇土，只有斷然決一雌雄。”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兩天，東京曾經盛傳“最反對停戰的必然是中國派遣軍”。岡村寧次自供，他曾同日軍海軍艦隊司令福田良三進行策劃，欲糾集所部陸、海軍，退集山東濱海地區，盤踞煙台和青島，作最後的掙扎。後來因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才放棄這個計劃。

1937年的日本人不懂得中國，就像1894年的中國不懂得日本那樣。但這次輪到日本人為他們的愚蠢、狂妄和貪婪付出代價，直到無條件向盟軍投降了。勝負感強烈且感覺敏銳的日本民族，很難了解有著悠久歷史意識的有韌性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