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本年大勢

進入1945年的中國，大後方還沒有從日軍“一號作戰”帶來的巨大衝擊中完全恢復過來。 1944年9月，毛澤東就延安與重慶間的實力對比做出了一個判斷，他認為國共力量的對比已經是勢均力敵，考慮到日軍在“一號作戰”中的進展順利，也不排除共產黨的力量超越國民黨的可能。這個判斷促使中共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但這個建議被已處在困境中的蔣介石斷然拒絕。他認為召開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 這一年的1月28日上午，衛立煌的滇西遠征軍與孫立人的駐印軍新一軍在芒友附近的山坡上舉行了會師典禮。這兩支與日軍惡戰取勝的軍隊給蔣介石帶來了自信與底氣。更重要的是，隨著滇西緬北反攻的成功，中國、印度間的交通完全恢復，這條從莽莽林海中開闢的道路被命名為史迪威公路。和這條公路同時進行的是中印輸油管道的鋪設，這條1850英里（1英里約合1.6公里）長的管道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輸油管道。美國生產的大量援華物資從中印公路與滇緬公路運到國內，30多個師被迅速用美國軍械武裝起來，而更多的美國援助物資還源源不斷地到來。這些物資都武裝了重慶轄下的軍隊，而共產黨的軍隊得不到絲毫的補充。國、共兩黨的軍力對比在數月之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國民黨依舊佔了上風。

一二月間，赫爾利及魏德邁分別在大使館和美軍司令部訓話，表示美國祇承認國民政府，並讓屬下所有工作人員簽字保證，未經蔣介石同意不得與任何黨派或組織商談軍援和經援問題。對違反這一規定的官員則施加壓力，直至調離中國。這一規定致使了解中國政治，對共產黨比較同情的駐華人員包瑞德、戴維思、謝維思等相繼離職。魏德邁決定，任何武器裝備不管任何用途，未經蔣介石同意不得分發，堅決反對將美國物資供給共產黨或其他集團。 4月2日，他在華盛頓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美國祇同蔣介石合作，不同共產黨合作。 這年3月，日軍發動了湘西之戰，目的是摧毀芷江機場。這次戰役，是在華日軍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攻擊作戰，進攻的日軍第二十軍遇到的對手已經是以美式裝備為主的中國軍隊了。戰事持續到6月，日軍在雪峰山被包圍，死傷近3萬人。經此一戰，日軍在中國戰線改為全面的收縮防守，而中國軍隊開始轉入反攻。反攻的區域是從廣西發起，重新收復了柳州、桂林。收復桂林已經是7月28日，離日軍投降之期已非常近了。

儘管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分別開始了反攻，但考慮到日軍在中國大陸的軍力，國、共雙方領袖都估計到中日戰爭會在1946年左右結束，美國方面在年初的判斷也大致相仿。但隨著美國原子彈的投放和蘇聯出兵東北，勝利迅速來臨了。可嘆的是當時的中國因為工業化的薄弱，只是有大國之名，並無大國之實，雖然頑強地堅持到了最後，但真正的勝負卻不是在中、日軍隊之間決定的。 中國當時號稱四大國之一，與英國、美國、蘇聯並列，但國際間最後還是憑實力講話。西方的政治家和政治原則在傳統上就是尊重實力，根據實力來分享權力。落後不僅挨打，就是成了勝利者還要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已經有此教訓，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時簽訂的《雅爾塔協定》更是明顯的例證。

1945年初，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等在黑海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舉行會議，羅斯福總統最關心的是對日戰爭，他估計如果沒有蘇聯參戰，美國將要付出100萬人以上的死傷代價和以更長的時間擊敗日本。斯大林表示可以參加對日作戰，但同時提出了參戰的條件。 2月11日，英國、美國、蘇聯三國首腦在克里米亞半島簽訂了《雅爾塔協定》，主要內容是，德國投降後一兩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對日本作戰。條件是：外蒙古保持現狀；恢復俄國1904年以前的所享權益，即庫頁島歸還蘇聯，大連港國際化，蘇聯有優先權；蘇聯恢復租用旅順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由中蘇共管，蘇聯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這個條約的特點便是犧牲中國的利益，而且在簽訂時中國政府完全不知情。直到6月15日，美國特使赫爾利將《雅爾塔協定》的內容告知蔣介石，蘇、中才開始談判。後來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實際上認可了《雅爾塔協定》，但條件是蘇聯將援助物資和軍用物資全部供給、支持國民政府。國力羸弱加上內部分裂，在國際權力的大格局中，中國難免仰人鼻息了。

7月26日晚9時20分，美、中、英三國向日本發出由杜魯門、蔣介石和丘吉爾簽署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27日，東京時間早晨6時，日本廣播電台播出《波茨坦公告》的全文。當天，日本首相鈴木主持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用一整天時間討論日本政府對《波茨坦公告》的立場問題。最後日本決定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這一決定導致的直接後果，一是招致8月6日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二是招致8月8日蘇聯正式出兵中國東北。 8月10日下午8時，日本廣播宣布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正式照會已經托瑞士及瑞典政府轉致中、美、英、蘇四國。重慶的中央廣播電台播送這一消息時，播音員感情激越，在播音結束時，他激動地說：“諸君，請聽陪都歡愉之聲！”此時，收音機中傳出響亮的爆竹聲、鑼鼓聲以及外國盟友“頂好、頂好”的聲音，歡呼聲如春雷般炸響開來。那是個歡騰的夜晚，那種氣氛會讓拘謹的變得放縱，沉鬱的變得豪放。市民自發結隊遊行，高呼萬歲，狂飲高歌者比比皆是，辛酸而艱苦的日子總算沒有白過，被壓抑8年之久的神經需要痛快地宣洩，慶祝活動通宵達旦。

就像一場足球賽，比較起過程，更重要的是結果。生存和勝利永遠是最重要的。中國利用持久戰略生存了下來，堅持到了勝利的到來，從而一躍成為世界四強之一，奠定了今日在聯合國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基礎。國、共代表出席了在美國召開的舊金山會議，共同見證了這一光榮的時刻。 勝利之後，流亡到西南的數千萬移民蜂擁東進，喜歸故鄉，無人能夠遏止這股耐不住鄉思之苦的奔騰人流。勝利帶來了無窮的歡樂，歡樂到最後集中到了復員與返鄉。勝利之初的那幾天，許多人在明月升空的時候爬上重慶位置最高的地方，三兩成群的人靜靜地坐著，默默地俯視著月光下的山谷與河流，向戰爭、向重慶做最後的告別。 中國政府根據盟國的協議，接受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歸蘇聯軍隊受降）、台灣與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內日軍全部陸、海、空軍的投降。中國政府對待戰敗的日本，採取了以德抱怨的政策，在國內政局動盪不安的情形下，僅用了1年時間就把日俘與日僑遣返回日本。

但勝利的光輝因為國內政治爭端的白熱化而晦暗了許多。在受降之時，國、共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因此共產黨被排除在了受降的行列之外，對此，共產黨的反應就是公開藐視重慶的權威而自行其是。後來，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有過會談，雙方達成了“雙十協定”，在協定簽字後的第二天，毛澤東才返回延安。但和平是脆弱的，第二年，大規模的國、共內戰重開。國民黨政府如果將對待戰敗了的日本軍人與僑民的寬厚精神施於國內的政治對手，許多悲劇和慘劇將不會上演；如果它能夠深刻領會抗戰8年之後國、共之間力量對比的巨大轉換，就不會過於妄自尊大，輕用武力，也就不會失敗得那麼迅速、那麼淒慘。在日本軍事機器的打擊下，這個政府支撐了8年，但面對從農村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軍隊，僅僅4年就土崩瓦解了。 4年在歷史長河中是極短暫的一瞬，但中國的命運從此改變。

抗日戰爭讓中華民族付出了無比沉重的代價——親人被野蠻屠殺，家園被夷為廢墟，財產遭受掠奪，顛沛流離的逃難，戰場上的流血犧牲。抗戰的勝利給了中國豐厚的回報：台灣、澎湖列島的收回，國際地位的恢復並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不平等條約的廢棄，一場真正的勝利。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偉大的民族戰爭，在抗戰的那個大時代，千千萬萬的士兵倒下了，千千萬萬的民工倒下了，當時他們像螞蟻被踩在腳下似的一點聲息也沒有，但戰爭是靠他們才能夠堅持下來的。大公報記者徐盈在抗戰勝利前後，曾經走訪了大後方的許多地域，也接觸到各種不同的人群，他感慨地寫道：“我在中南和西南走了9省，最大的收穫就是從廣大人民的面孔上，發現了我們韌性的民族同時也是一個會笑的民族，就是再有多少愁苦，我們的民族也能夠用笑將它沖淡了。會笑的民族是不會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