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本年大勢

1941年底，中國因為美國的參戰而歡欣鼓舞，相信勝利已經不再遙遠。僅僅過了一年，即到了1943年，人們的情緒卻一落千丈。通貨膨脹已經無法控制，工薪階層營養不良，悲觀失望的情緒已經難以掩飾。 1943年3月間，美國《時尚》雜誌的記者為來訪的宋美齡女士拍攝了一幅沙龍照。她穿著典雅的緊身旗袍，說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語。她伴隨著蔣介石站在光榮的頂峰，在美國國會的演講中，她獲得了國會議員們的熱烈掌聲。這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作為大國領袖與羅斯福、丘吉爾坐在了一起。這是蔣介石夫婦榮耀的頂點，但致命的是，他們在國內統治上的弱點已經在這一年顯露出來。光輝與陰影就這樣結伴而來，顯得極不和諧。 這一年，由於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遭遇車禍去世，蔣介石繼任了國民政府主席。到此為止，他已經獲得了所有的最高名位，還在拼命地強化他個人的權力，但政府的無能並不因此而改變。他面臨眾多問題：他的政治對手共產黨在不斷提高談判的條件；他的參謀長史迪威向他索要更多的軍事權力；美國輿論從上一年的讚美也轉而報導許多對蔣介石政府不利的消息；美國的駐華外交人員主動與共產黨接觸；日本軍隊準備發動孤注一擲的最後攻勢；在野的反對黨派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他們加強了政治活動，要求政治公開。蔣介石的權力開始遭遇到抗戰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他在領導抗戰中積累的威望已經被政治上的無所作為所抵消。

在重慶的美國人都覺察到了社會氣氛的緊張，日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當時正在重慶做情報工作，與當地的知識界多有接觸。 1943年8月他寫道：“現存政權已無多大希望，因為它無法在感情上依賴人民大眾，在行政上又效率太低，實際上無法為民眾做什麼有利之事，而駭人聽聞的苦難和災禍總是跟隨它的踪跡。” 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在美國樹立的美好印像也開始崩塌，就像一個充氣過了分的氣球一樣，處於快要爆炸的危險狀態，幻想的破滅也是在1943年夏。在中國生活長大的賽珍珠曾以《大地》一書榮獲1934年諾貝爾文學獎，《大地》一書就是以中國農村為題材的。蔣介石夫婦喜歡廬山，而廬山也是賽珍珠居住過的地方。但賽珍珠不喜歡宋美齡曾在美國風靡一時的談吐，她評價宋美齡作為羅斯福的賓客，她的舉止如同一個任性的公主。有一次她接到宋的侍從打來的電話，說，請馬上來，夫人要接見你。賽珍珠從賓夕法尼亞的珀卡西鎮匆匆趕來，卻發現自己並未受到邀請。要找她的是宋美齡的隨員陳珍珠，只說了句“對不起”就了事了。 《紐約時報》記者鮑德溫則在《讀者文摘》第8號上以一名軍事記者的身份反映了美國駐昆明的軍人長期以來存在的幻滅感。

對重慶政府來說，危險信號已經不斷發出。中國政府實行統治時一向特別依賴道德的聲望，因為中國的中央政府歷來不過是稀疏而分散地凌駕於廣大民眾之上的行政和司法官員構成的薄薄的一個階層。作為統治者，與其說依靠實力，不如說依靠威信和它的公眾形象，當人們從懷疑發展到確信它是不道德的政府時，這個政權的命運就岌岌可危了。 重慶政府想控制日益升騰的物價，但到1943年，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是越加惡化了。從太平洋戰爭的第二年開始，物價直線上升，1943年的生活指數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城市內工人及公務員、教師等幾乎無法正常生活下去。在所有居民中，城市居民要比鄉村中的農民更加強烈地感受到通貨膨脹的威害，而在城市居民中，軍人、低級公務員、教師階層的生活以致生存受到了最嚴重的威脅，而他們是國民政府權力的重要基礎。在大後方囤積居奇的奸商、貪污的官員、走私的軍官、控制外匯兌換的權貴等階層生活得花天酒地，造成社會秩序和道德的極度低下和混亂。

在1943年發生了奇怪的事，這年已經是抗戰的第七個年頭，戰爭是頭等大事，可是重慶政府下達了緊縮兵工生產的命令，經費減少，人員也要裁去五分之一。金陵兵工廠的廠長李承幹拿出花名冊，告訴上面來的人說：“我這裡沒有閒人，每個人都有工作，一個不多，一個不少，花名冊上個個有保人和相片的。”這一年，美國顧問納爾遜來華調查，結果發現中國兵工生產的水準低下，竟然有的士兵在一年內分配不到一顆子彈。 知識分子逐漸失去對政府的忠誠，考古學家李濟對蔣介石出面支持限價的行動感覺近乎可笑，彷彿經個人要求就會改變經濟規律。在昆明，學者們對蔣介石既做英雄，又充做聖賢進行了尖刻的嘲弄。金岳霖拒絕閱讀蔣介石的新作《中國之命運》。知識分子們認為，如果他們是真正受到重視的，或者在國難當頭之時上上下下的階層是同甘共苦的，那麼即使清貧挨餓也沒有失落和怨恨。但在親眼目睹如此觸目驚心的不平等現象和社會上層的奢侈浪費之後，真誠而敏感的知識分子終於開始心灰意冷了。偏偏自大而麻木的政府對教師們忍飢挨餓顯得很冷漠，但對加強政治和精神控制卻興趣盎然，黨化教育毫不放鬆。

前方戰士們的待遇日漸低落，與物價形成反比。他們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隆冬臘月都是裹著一襲單衣。陸軍上將月薪俸收入甚至不如一些行業的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數計算，只抵得戰前文書上士的收入。軍人的待遇不僅偏低，而且還時常被拖欠軍餉，軍餉到部隊後往往又被一些軍官剋扣。伙食的惡化帶來士兵體質的惡化和衰弱，1943年，中國空運1800名新兵去印度藍姆伽接受訓練，其中有68％的士兵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體質之差由此可見一斑。當時的一位軍長承認，“今日如規規矩矩拿薪水，便要餓飯，而且不能做事，勢必失敗不可；反之，混水摸魚，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說聲夠交情，有了問題大家包涵。這是做好不好，做壞倒好，正義掃地，是非顛倒。”一部分軍官經商，有的甚至鋌而走險進行走私活動，貪污和剋扣士兵的軍餉、吃空額的現象形成風氣，高級軍官精神頹唐，腐化墮落嚴重。蔣介石並不諱言這一事實，他承認，“自抗戰末期以來，我們國民革命軍內所表現的貪污腐敗的內容和實情，真是光怪陸離，簡直令人不敢想像。”但除了以家長式的口氣進行道德方面的訓導，他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來改變這種局面。這些嚴酷的事實不能不影響到軍人的士氣。由於上述原因，軍隊中逃亡的士兵很多，以致各部隊無法有計劃、有系統地對士兵進行有效的作戰技能訓練。這種惡性循環導致部隊作戰能力衰退，而且士兵的大量逃亡加重了軍隊中已經十分嚴重的作戰傷亡以外的損耗。另一後果是軍中軍紀廢弛，士兵中擾民的違紀行為也日漸增多，招致當地民眾產生惡感。國民政府軍隊的虛弱在1944年日軍發起豫湘桂戰役時終於暴露於世。

一個日益老化、僵化、家族化的政府在不知不覺地掏空自己的政治基礎，還誤以為自己真的可以懸空獨立呢。 這年的6月10日，共產國際正式宣布解散。這一消息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國民黨乘機提出，既然共產國際已經解散，那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中共也應該隨之解散。國民黨的內部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共產黨交出軍權、政權，然後組織可以合法；另一種主張是要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併。國民黨軍隊還在陝甘寧邊區附近集中了16個師，用武力威脅延安和陝甘寧邊區。這些行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心理戰，重新造成國共關係的緊張和不安。 到了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席張瀾發表了《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論文，嚴厲批評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要求國民黨立即放棄一黨專政，結束黨治，取消黨化，從速準備實施憲政。他要求政府首先要做到：（1）立即設立一公開法定的協議機關，容納各黨派參政員及參政會外人士，共同審查憲法，促進憲政；（2）立即宣佈人民享有依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身體之自由；（3）立即承認國民黨外各黨派之合法存在與活動；（4）在憲政實施前，各級准民意機關，如國民參政會、省縣參議會等，應具有審核同級政府的預決算及彈劾同級政府不法官吏之權。這篇敢於直言的論文被印成小冊子，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9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對憲政的要求做出了回應。會議表示要在抗戰結束1年後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施憲政。蔣介石在會上指出，中共問題“為一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 10月5日，中共領袖毛澤東也表示了善意，表示“在蔣先生和國民黨願意的條件下，我們願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他要求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和國民黨接觸時應採取緩和的態度。 15日，中共代表董必武重新出席了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陷入僵局的國共關係開始有所緩和。 1942年滇緬路的截斷使得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完全達成，大後方的進出口貿易均告中斷。只有駝峰航線可以使中國得到盟國一點微薄的幫助。 1943年，大後方有5266家工廠，資本總額48700萬元。但從這一年開始，後方的工業全線走向蕭條。新設工廠逐年減少，原有工廠紛紛倒閉。如重慶市原有工廠871家，到1943年停工的達270家。

以大後方薄弱的工業基礎和落後的農業生產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戰爭開支，支撐由眾多的行政與黨務人員構成的巨大官僚組織，國民政府的財政必然難以為繼。